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文/清簫 《明夷待訪錄》〈原法〉、〈置相〉之政論，本於「天下為主君為客」、「君臣名異而實同」之思想。蓋〈原君〉、〈原臣〉若先鋒利斧，斬棘開道，破除陋見，以便其後諸篇議論，如萬馬奔騰而至。 〈原法〉庶幾探得中國政治盛衰之根本。「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乃宗羲極透闢之見。 何以謂「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之法為公，三代以下之法為私。宗羲曰：「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明夷待訪錄·原法》） 西周以前之井田制，乃授田制度，〈原法〉曰：「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為之授田以耕之。」三代權力分散；秦漢以下，施行中央集權之郡縣制，官由中央任免。〈原法〉曰：「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宗羲以為，三代以上之法「未嘗為一己而立也」，此真法也；而後世之法，乃「一家之法」，不可謂之法也。 三代以上之法疏，而天下必難安乎？堯舜禪讓，「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史記》）；舜在位三十九年，二帝悉深得民心，不能孚天下歟？夏享國祚四百餘年，商五百年，西周二百七十年，後世王朝鮮有能及者。三代以下之法益密，足以遏亂乎？〈原法〉謂：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夫亂緣於人歟？抑緣於法歟？法與人固均為要因，而論者之偏重不同。《荀子》謂：「有治人，無治法。」以為治國不可但憑法律。宗羲謂先有治法，後有治人，非法之法可縛善治之人，故善法為根本。〈原法〉云： 「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為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上有猜忌，下輒苟安而不敢有大作為。治本勝於治標，宗羲主張於根處變革，不滿秦之郡縣制、漢之庶孽制、宋之解方鎮之兵、三代以下之學校，盼行為公之法度。 宗羲特為〈學校〉一長篇，既承傳統議政之風，又含選舉之新構想，縱在現代，亦不啻良策。〈學校〉曰：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春秋時，鄉校乃鄉人議政之地，《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子產尊重鄉校言論，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東漢末，太學生與士大夫針砭時弊，品評人物，形成清議。《後漢書》云：「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宗羲繼此精神，明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不得強加其是非於學校。 《明夷待訪錄·學校》又曰：「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託之於君。……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謂學校不當屈於皇帝、朝廷之威勢利誘。宗羲亦建言曰：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為吾師也。』」 郡縣學官不當由官府選除，而應由公眾議論選舉，倘學官干預輿論，學生可群起而罷之。是庶乎賦學生以罷免學官之權。 又曰：「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即謂士子有罷黜郡縣官之權。 宗羲提倡，學官講學時，郡縣官應處弟子之列，「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明夷待訪錄·學校》）是有助公眾知情，政治透明。 限於篇幅，其餘數篇難以盡述。然是書最關鍵之〈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皆已論及。 該書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尤為近人所關注，研究者多探討其觀點與西方近代思想之比較。是書成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西學於中國影響尚微，英國《權利法案》、盧梭《民約論》未問世。宗羲之政論，應為中國本土民權思想之集大成者。清末，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云：「《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原法〉以下諸篇，亦釐然有法治之精神。」陳天華《獅子吼》亦曰：「〈原君〉、〈原臣〉兩篇，雖不及《民約論》之完備，民約之理，卻已包括在內。」均以《民約論》較之。中國傳統思想可與近代西學合流，《明夷待訪錄》可謂一證也。 黃宗羲對後世之影響 宗羲《明夷待訪錄》對晚清思想驟變之助力，前已略敘。茲總結其史學觀念之要者：一曰注重文獻人物，表章氣節；二曰厝懷時事與相去未遠之史事。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宗羲所撰之墓誌銘，本於見聞，乃明末清初之寶貴史料，使不載，恐後無知其風節者矣。碑傳即史傳、重人物氣節，為後之浙東史學派所繼，萬斯同著《明季兩浙忠義考》；祖望撰《鮚埼亭集》，多明人碑文，於南明忠義表章尤力；邵廷采《明遺民所知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記南明史甚詳，以明人氣節為中心。此輩皆上接宗羲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此種重現代、尊文獻之精神，一傳為萬季野，再傳為全謝山，又傳為邵二雲、章實齋，浙東史學，遂皎然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 清代碑、傳頗多，學人傳在清尤盛，前代莫之能及。中國史學之學人傳，可溯至《史記·儒林傳》。正史外，有慧皎《高僧傳》、朱熹《伊洛淵源錄》等。至清初，宗羲《明儒學案》上承學人傳之傳統，下啟三百年之風氣。後祖望補《宋元學案》；錢大昕亦有頗多學人傳；江藩著《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唐鑑撰《國朝學案小識》。其中，宗羲《明儒學案》最佳。莫晉序是書曰：「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若指掌。」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大儒之學，多上接東林。宗羲之父係明御史黃尊素，名隸東林，教子以厝懷時政為重。明社既亡，魯陽難回，宗羲一腔政治理想，付諸《明夷待訪錄》。是書於清末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力焉。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悉重政治，皆有灼見，而宗羲最能探本溯源，「對政治理想之貢獻，則較同時諸老為宏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惜乎是書遭禁，使早日廣傳，中國近三百年之軌跡殆迥然而變矣。 《明夷待訪錄》 明夷，《易經》卦名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紂之親戚也。紂無道，箕子諫，弗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不忍，乃被髮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伐紂，既克殷，訪問箕子。宗羲自比箕子，著《明夷待訪錄》以待賢君採其說。 是書之論政頗完善精闢，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諸篇。 此書主旨，以二字蔽之，抑君也；以五字蔽之，乃復三代之治。其政治構想，乃於復古中創新。或謂此書之精神為反對傳統，謬也，當為恢復傳統。自堯舜以迄明季清初，君臣觀馴變，君愈尊而臣愈卑。是書首篇即〈原君〉，推究君之本源，曰：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君之職責，捨己而利天下也，其勤勞當千萬於天下之人。苟諳之，何庸爭君權耶？《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不當為一人之天下，儒家早已闡明。蓋宗羲旨在重申古人之觀，以俾世人不忘本義。 〈原君〉又曰：「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亦概述今昔之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天下為主君為客，乃全書思想之關鍵。 《明夷待訪錄》第二篇〈原臣〉曰：「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宗羲以為，君臣之聯繫，但取決於社稷，臣非君之奴妾，亦非君之子也。無社稷之責，輒為路人；有社稷之責，則臣為君之師友。〈原臣〉曰：「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視君臣實質無異。均為社稷，故曰同。 此論貌似大膽，實承先秦思想而來。昔晏子不死君難，謂：「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晏、孟均以民、社稷為先，按晏子之意，君不可凌駕於民，為治社稷而存也；臣非為祿而存，亦為養社稷也。若君不為社稷死，非其私暱，臣何須死之？宗羲之思想，與其出同一機杼。 君目臣為師友，早已有之。戰國時，騶子如燕，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座；費惠公師子思，友顏般。漢以降亦不乏，漢明帝以父禮事三老，以兄禮事五更。北周時，三老入門，皇帝迎拜，「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周書·于謹傳》）。迨及明清，皇權盛極，君臣愈懸。宗羲〈原臣〉舉帝師張居正之例，曰：「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之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 中國人對「忠」之認識，與時變遷，吾儕當明其本義。春秋時，據《左傳·桓公六年》，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云：「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僖公九年》云：「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論語》所謂「忠」，多非臣對君，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漢代《說文解字》曰：「忠，敬也。」「忠」，猶盡心誠意也，其對象甚廣。君對民盡心盡力，亦可謂忠也。後世則愈側重臣之忠。 孔孟之君臣觀，不獨重單方之盡心。《論語·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又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言君當守君道，臣當守臣道，君亦有其嚴格規範。《孟子》云：「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失道，則不必目之為君。《孟子》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後人苟熟讀之，深會之，定不致偏離甚遠，亦不致以宗羲之論為奇。而其可貴，正在繼前賢之精華，以淋漓直白之語，振聾發聵。守先不易，變世尤難，不思師古，遑論大業。 夫忠有真偽，儒有大小。儒家本為信仰，既信之，則應修心篤行。傳統中國素不乏勇士直臣，朱雲折檻，元達抱樹，海瑞市棺，皆先社稷而後上意也。傳統思想之主流，豈推易牙、豎刁之倫？倘逢亂世，楚材晉用乃常事，不宜一概目為失節。宗羲曰：「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君〉）兩千年間，士人良莠不齊，吾儕亦當辨清於濁，毋以偏概全。 約言之，〈原君〉、〈原臣〉之要旨有二，一曰天下為主君為客，二曰君臣名異而實同。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學術有浙西、浙東兩大派，前文已論及顧炎武之著述，今期述浙東派之泰斗黃宗羲。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明亡後，宗羲自發抗清，召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清廷累下捕檄，宗羲聞南明魯王在海上，赴之，授左副都御史。後海上傾覆，知復國無望，遂奉母返故里，傾力著述。 宗羲兼擅經史，而史學成就尤著，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著《明儒學案》，述明代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乃中國學術思想史專著之始；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撰《明夷待訪錄》一卷。顧炎武閱之，擊節讚嘆，謂三代之治可復也。《明夷待訪錄》若沉寂百年之火種，乾隆間列為禁書，而復燃於近代，推進清末民主思想之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宗羲亦善天文，撰《大統法辨》、《西洋法假如》、《回回法假如》等。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人盛稱之，殊不知宗羲在其先。 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宗羲辭之。掌院學士葉方藹奉詔同徐元文監修《明史》，徵宗羲，督撫以禮聘之，又辭。宗羲熟稔明代掌故，雖絕意仕清，然亦志於存史，故於《明史》有間接之貢獻。朝廷詔浙撫鈔其關乎史事之書送入京，且史局大議必咨之。曆志出於吳任臣，總裁千里寄書，請宗羲審正而後定。宗羲謂《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亦持此論，湯斌以宗羲書示眾，乃去之。《明史》〈儒林傳〉亦多本於《明儒學案》。 其子黃百家與門人萬斯同均參與修史。斯同以白衣參史局，所以報故國也。後人若以變節苛責，則謬矣。宗羲為斯同《補歷代史表》作序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晚明遺老之心態近乎危素，史家之所以不死，以存國史也。彼時最嫻於明史者，莫過於宗羲，而斯同乃其得意門生。宗羲之肩，豈不如負泰山乎？ 宗羲之文，非以文學成就為的，而尤重詳存史事。其《南雷文定》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事之缺文一也。」 非惟文為史，詩亦可補史之缺。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云：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 桑海之交，讀忠臣之詩，其情之深、事之細、肺腑之戚、浩然正氣，非史書所能盡也。如文天祥、汪元量、黃道周、張煌言之詩，詎非史之補哉？〈萬履安先生詩序〉曰： 「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 又〈詩曆題辭〉云：「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 中國以詩證史之法延續千年，明末清初以還，該理論愈加豐富。錢謙益〈胡致果詩序〉謂：「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詩經》與《春秋》本為一體，三代以前，詩即國史；三代以下，史、詩雖分，然詩中自有興亡治亂，「詩史」至杜甫而大備。 以詩、文為史之觀，為浙東派之後繼者所襲。如全祖望以碑傳為史傳；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歟？」 以下敘宗羲之思想與治學精神。宗羲師承明末大儒劉宗周。《清史稿》謂：「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宗羲深諳束書游談之弊，以經世致用為志。讀史多與求於心，二者不可偏也。 客觀而不輕信，乃宗羲史學另一大精神。〈明名臣言行錄序〉曰： 「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宗羲又考辨《實錄》與文集，選明文近千家，發掘其與《實錄》之異同。經史子集非互相割裂也，吾儕治史，亦可以私家文集為輔，考官家之可疑處。 其〈辯野史〉亦蘊求真精神：「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眥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跡，則是呆人說夢矣。……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時相去不遠，事已面目皆非，倘後人但憑紙上語，以訛傳訛，不啻遺害千年。 欲糾謬辨偽，無管窺蠡測之弊，所覽不可不博。博者，一曰博覽群書，二曰遍訪山川。宗羲〈談孺木墓表〉云：「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現代人喜言捷徑，殊不知學術尤需慢功夫，今之不及古也正如是。 （下期續）
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云，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