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地書寫”、“超地域書寫”與“第三類文化”
何與懷
有一個術語：“在地書寫”。“在地”指的是“在本地”或“立足於某地”；“書寫”在此不僅指文字的寫作，還可以泛指一切表達、記錄和敘述地方經驗的方式，包括影像、聲音、藝術等。這是一個常用於文學、文化研究、人類學、地理學等領域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地域、地方或社區的語境中進行的創作或表達。其特點為：
地方性：以某一具體地域為出發點，關注地方性經驗、歷史、文化、語言、生態、民俗、語言和社會現實。
主體性：由生活在該地的人進行表達，強調“由內而外”的敘述，而不是外來者的俯視或想像。
抵抗性：在地書寫常常反對主流敘事或中心話語，比如反對中心主義、殖民話語、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
多樣性：不同地域的在地書寫各具特色，構成一種文化多樣性的體現。
文學上，“在地書寫”顯然是作品的重要品性，這還不在於書寫的內容，更在於書寫的心態、感情、思想、精神；由此，作品可以更進一步進入新的層次：“超地域書寫”、“超文化書寫”。的確，不論講什麼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情感故事，隨著感情的流動，故事便會超地域、超文化。夏兒的《靜靜的海牙》和《望鶴蘭》兩部長篇小說，是在地書寫、超地域書寫的優秀作品。上海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指出，《望鶴蘭》所觸及的精神元素，儘管表現方式有地域和文化屬性，本質上卻是超地域、超文化的。夏兒屬於這樣一種作家類型：其所努力的乃是打破固有文化的封閉，在人類普遍價值上尋求與其他文化匯通……（郜元寶，《不只是舔痛——評夏兒長篇新著〈望鶴蘭〉》，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關於《靜靜的海牙》，張奧列指出，夏兒的視界，不在於哪裡的故事、哪裡的人，而在於什麼樣的人，發生什麼樣的事。因此，她書中的人物，穿梭於華人、澳洲人、歐洲人之間，筆墨從中國到澳洲再到歐洲又回到澳洲，既有母國往事，也有他鄉我族，還有異邦別裔。這種不同生活履痕、不同地域人文的時空轉換。這既表現夏兒開闊的視野，也是《靜靜的海牙》這部作品地域文化跨越的屬性……寫人，寫心，寫魂，夏兒寫的是精神層面的故事，寫的是還原生存本質的故事，寫的是超越自我超越地域文化維度的故事。（張奧列，《寫人寫心寫魂的夏兒——序夏兒長篇小說〈靜靜的海牙〉》，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澳華文學評論家張奧列在《靜靜的海牙》發布會上發言。
在世界華文文學中，書寫在地故事的傳統由來已久，無論是早期的台灣留學生文學還是後來的新移民文學，都提供了不少經典的作品。如許多學者指出，現在提倡“在地書寫”，除了關涉到世界華文文學的豐富與深化，有助於為當代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提供更多的價值，這也是對過去一些年“講述中國故事”寫作浪潮下的一種自覺回歸，同時也與當前中國國內外經濟、政治格局變化下人們渴望在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展開溝通、對話的願望有關。
“在地書寫”、“超地域書寫”、“超文化書寫”讓我們思考許多有關問題。廣義來說，它們質疑“中心—邊緣”的知識結構，強調邊緣地區或弱勢群體的聲音與經驗也具有知識價值和文化意義，是對知識生產方式的一種反思和重構。在文學領域上，我本人就多次指出，我們今天需要從“多元文學中心”的觀念來看世界華文文學，需要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華文文學中心，而不能再把中國之外的某國華文文學看作“邊緣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文學”。例如，澳華文學和世界各國華文文學一樣，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員，並非什麼支流末節的“海外文學”。關於世界華文文學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無論從創作實際或是理論取向來看，絕非單向回歸而是多元升華。我們贊同“雙重傳統”的觀念。世界各國華文文學會溶合“中華文學傳統”和所在國的“本土文學傳統”這兩個傳統而發展，還會出現一個從母文化過渡到異質文化的過程——東西方兩類文化在不斷碰撞、交融和互補中產生變異，顯示出“第三類文化”的鮮活生命力。
補充說一下，為“多元文學中心”和“雙重傳統”問題，我和1999年出版的四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主編、汕頭大學陳賢茂教授曾進行了長達好幾年的爭論。最初，我在2001年文章《關於華文文學的幾個問題》中，辟有兩節與陳教授商榷（此文曾發表於中國《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並被北京《新華文摘》2002年第4期轉載）。後來，在2004年，我寫下專文《評〈海外華文文學史〉主編的兩個基本觀點》，兩年之後發表在陳教授曾任主編的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刊《華文文學》雜誌上展開論爭。
何與懷博士文章刊登於2006年第5期《華文文學》“爭鳴篇”欄目上。
不久，剛剛東山再起重新走馬上任《華文文學》主編的陳教授在該刊上發表了他的《也談〈海外華文文學史〉主編的兩個基本觀點》，對我加以反駁。之後，我於2008年9月再寫了專文回敬——這回是長達二萬四千字的《看來不僅僅是辯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問題——也談陳賢茂教授的〈也談〉》。郜元寶教授閱後激動地給我來信，說他幾乎一口氣讀完這篇長文。他的評價是：“真是洪鐘大呂，發人深思，不僅理清了海外華文文學許多歷史積累起來的理論糾葛，還進一步觸及隱藏在華文文學背後的一系列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大問題。好多年沒有讀到這樣的大文章了，佩服！”著名華文文學研究專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古遠清教授也認為此文“很有對話價值”，熱心轉給《華文文學》，結果當然不出意料——不能發表。現在此文收進本人《世界華人文學評論集》（下卷）》一書上（世界華人周刊出版影視集團出版，2025年5月，頁264-295）。
《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目錄。
不過，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我於2011年2月又寫了一篇長文，提出“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世界文學”的概念，倒是被作為“理論前沿”發表於《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的確，由於世界各國華文作家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獨特優勢，華文文學作為中外文化、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有可能因中國傳統文化與異質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別於中國文學的文學精品，世界華文文學可以獲得甚至出乎意外的成就。這些優秀作家的具有獨特風格的文學精品是華文文學世界的共同財富。這正是當今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為了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必定出現用華文創作的“世界文學”，出現得到全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為全人類精神文明寶貴財產的傑出的華文文學作品。這是我們齊心致力的願景。
（根據2025年7月6日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會上的發言擴展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