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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月23日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美国、英国、荷兰及瑞士询问港府会否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去年的建议废除港区国安法。 美国之音报导,根据联合国日程,有163个国家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言,加拿大建议中国确保香港执行《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建议,废除港区国安法,以及取消所有针对行使他们的权利与自由的人士的案件。 除了加拿大,另有法国、德国、日本等18国提出与香港相关的建议,法国建议中国保障网路及香港的言论自由,瑞士建议确保港区国安法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而非要求废除。 美国提出的多项建议包括:中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及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及威胁;废除“空泛”的港区国安法;中止对包括在香港及澳门针对女性、劳工、移工的压迫政策;美国亦谴责在新疆进行中的“种族灭绝”。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治安得以回复,重回正轨。他又称,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实施普通法制度,司法权亦独立行使,香港的司法机构广受国际认同。 中共游说非西方国家赞扬其人权记录 对于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在联合国被审议,路透社22日报导,中国一直游说非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赞扬其人权纪录,更提出具体的发言要点,譬如赞扬中国在妇女权利与残疾问题上的纪录。非洲国家一位匿名外交官表示,已收到在会议上支持中国的要求,并会按要求行事。 对此,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日内瓦联合国主任柏华(Hilary Power)毫不意外,她认为中共利用这次审查“作为粉饰其侵犯行为的机会”,并向其他国家施压,要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她说,看到有这么多的其他国家利用其在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的平台来赞扬北京的人权纪录,或面对有据可查的严重罪行保持沉默,“这完全是可耻的”。 人权组织呼吁追究香港责任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研究及政策顾问华穆清(Anouk Wear)感谢这次有空前数量的联合国成员国提出建议,强调2018年以来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寻求补救措施。 她说:“我们敦促成员国将其国内外政策与在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结合起来,并追究香港的责任。这包括审查香港的特殊地位与特权,例如香港经贸办、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席位、特别关税和经济区以及附带的利益。” 联合国专员呼吁释放黎智英 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四位特别报告员22日声明指,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过去几年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的刑事诉讼,似与其批评中共与支持香港民主直接相关,要求港府立即释放他,并撤销针对他的所有起诉。 这些专家指:“我们对黎智英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他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的多重严重侵犯感到震惊,包括他被拒与其选择的律师会面,以及法官是由当局亲自挑选。” 他们又表示: “我们在国安法颁布前就已表达疑虑并将持续关切,因为我们认为它不符合国际法律义务。” 黎智英去年底开始受审,其案子被视为香港政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指标,受到外界密切关注。他在受审前已遭拘押1100多天。 面对国际社会对于黎智英案的广泛谴责,中共将这些批评视为干涉。 根据2020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具英国国籍的黎智英被控与外国势力“勾结”。
中共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如今中国人的“吃饭权”也不保 近日,有广东网友在微信上发文披露:“农村办宴席必须购买保险。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寿,几姊妹商量著为他办个寿宴。正在筹备阶段,就接到村里通知,红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请,还要购买保险,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类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农民容易吗?”农村人办宴席,承担不起到正规酒楼的高额费用,通常是在家办,四川的说法是乡厨办“坝坝宴”。自古以来,农家自己办桌,统治者不会过问。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农民餐桌上。过去,常常听说城市里异议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国保暴力阻止,这是异议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农村人亲友邻里聚餐也要交钱购买“吃饭权”,一个“有粟且不得食”的时代来临了。 人权律师陈建刚引用清末翻译家严复翻译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对此事加以评论:“极之而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说,三权合一就是专制暴政,专制暴政的结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标榜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乃是千秋伟业。江泽民就理直气壮地在国际社会宣称:“民主、自由、人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权观。中国有近十二亿人口,其中八千万人还处于贫困状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这是强词夺理,中国人民向来是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人民没有饭吃的状况,都是统治者造成的,如毛时代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独裁暴政,中国民众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丰富。 中共当局对农民的“吃饭权”横加干涉,绝非广东网友所揭露的个案。中共官媒的正面报道满坑满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报道,当地政府利用数位化手段,开发“农村家宴服务在线”应用,实现场地预订、厨师预订、菜品预订、婚庆预订等办宴事项线上集成办理。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家宴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慧化,湖州还发布浙江省首个《农村家宴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规范》,制定《湖州市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农村家宴从业人员(乡厨帮工)管理规范》等制度,构建办宴预订、备案、审核、监督与评价的全流程监管机制。 又如,广东省中山市成立农村集体聚餐专职小组(仿效习近平“小组治国”模式),宴席开办前对各村上报的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包括承办宴席经营者资质、工作人员健康证件、宴席功能表等,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退回。 再如,四川省仪陇县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坝坝宴”监管机制,与乡镇食品安全“穿透式”监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链条在线监管平台,过程管理全追溯,风险管控全链条,抓住了农村群体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服务指导,引导办宴者减少浪费、厉行节约,还依托智慧在线监管平台,宴席承办者、举办者、村干部、乡镇干部和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五方共同履职尽责,从宴席的申报、审核、检查、复查、整改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管理,实时跟踪宴席进展,确保各环节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由此,中共实现了“天网恢恢,密不透风”,“老大哥”对每一个人吃什么和怎么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众饭桌的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县一户村民在家办宴席,来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监管人员,气势汹汹地声称:“农村只要开火聚餐,就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罚款。”看来,农民连“生火权”都要向政府购买。一时间引发网上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几百年几千年来,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时,都是请有技术的厨师人员帮忙做的,猪是自己养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种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乡里乡亲一起帮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鲜,哪来所谓的卫生问题?反倒是近年来大中小学校园的学生餐饮屡屡发生严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关部门却包庇责任人,打压伸冤的家长。这难道不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吗? 在舆论压力下,“滑县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通报称,他们是接到举报后,派遣四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执法,“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政策解读不规范,引起了群众误解。我局已责令该同志作出深刻检查,并做出停职处理”。政府官员总是能见机行事,推卸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预民众的餐桌,历史上找不到先例。这就是皇权专制与现代极权政治的差别。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宋以后,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的乡土社会另有一种势力或一种文化在起支配作用。县一级或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加以管理;县以下,乡绅或者士绅起主导作用。这两个社会之间有联系,但县以下的社会基本处于“无为”状态。这就叫“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后,党权下县、下乡、下村,还深深嵌入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学者杨继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 如果用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赖希的理论来透视和分析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赖希虽未到过中国,也未专门研究过中国,其论述却切合中国现状。赖希在受纳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国共产党打压,德共将其开除并查禁其著作。所以,赖希是最早洞悉纳粹与苏俄、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学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不仅遭到纳粹盖世太保查禁,还遭到苏俄及若干欧洲国家共产党严厉批判,因为他戳到他们的痛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成为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的经典。 赖希指出,国家机构发源于“送信人”,传递资讯是其最初的、简单的又必需的职能。随后,“邮政系统”成了社会的一个“机构”,再逐渐发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后,邮政系统委托一个送信人负责“检查邮件”的任务,这样一来,邮政的社会管理就拥有了一种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权力。社会的管理机构就转型为镇压机构。比如,警察局开始禁止私人家庭的无害游戏,规定一个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间单独会见一位异性,决定他们何时起床、何时睡觉,那么,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权威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像,这种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在论述群众与国家的关系时,赖希的结论是:“国家的义务不仅是鼓励劳动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它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如果它压制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甚至滥用它,阻碍趋向自治的道路,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LCI专访,在记者追问下,言论失控,竟然说出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毛泽东杀人是八卦等震惊法国舆论的话。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在‘星期天报’发表声明,要求卢沙野立即公开纠正其言论,敦促法国政府召见卢沙野大使。 失控 卢沙野大使接受法国LCI电视台记者Darius Rochebin专访,话题包括马克龙总统访问中国、台海现状,美中冲突,俄乌战争,中国人权。 主持人提问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按照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Thierry Pairault的说法:大使先生最后“陷入死胡同”。 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俄乌战争。记者问:“在您眼中,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吗?” 卢沙野:“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这个问题…..问题没那么简单。” 主持人提醒卢沙野:“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卢沙野称,“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具体定位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 记者追问:“按您的说法,这些前苏联国家的边界还没有划定?”卢沙野:“不要再狡辩了”。记者问,“假如中国的土地被人截了一块,有人说,不要再狡辩了…?”卢沙野突然停住,拿起水杯猛喝,掩饰尴尬。 卢沙野这番言论引起法国舆论震惊,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表示,中国大使不仅否认我们的普世价值,而且质疑国际法。按此说法,14个前苏联共和国,联合国的成员国,竟然被中国官员从地图上一笔涂抹,难道法国能允许说,我们的欧盟政治集团成员,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托维亚,乌克兰没有主权意义上的存在?我们能允许说,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欧盟成员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 中国政府至少截至目前没有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卢沙野此番表态是暗自超前,还是与北京有了沟通?无论如何,卢沙野否定14个前苏联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引发愤怒。 立陶宛外长,拉脱维亚外长已立即要求中方作出解释,收回卢沙野的言论。波罗的海三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法国政治学者邦达兹指出,卢沙野的谈话意外暴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法国欧洲议员Raphael Glucksmann表示,根据中国大使,没有任何一个前苏联共和国根据国际法有着“明确的”地位,因此他们的边界线是“无形的”,不可思议,还让这个独裁政权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有所贡献?想象一秒种都不可能。 欧洲议员,属于马克龙执政党联盟的Nathalie Loiseau女士说,那些认为习近平政权如何关心国际法的人绝对要听听,只用几句话,中国大使告诉我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欧洲高级顾问,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海斯堡(François Heisbourg)说,我们都知道卢沙野大使的语言创造能力,(比如他攻击法国学者小流氓、疯狗),忘记中国曾在1994年签署乌克兰无核化协议时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这件事吧。 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在‘星期天报’发表声明,要求卢沙野立即公开改正其言论。文章说,卢沙野在法国电视台LCI的访谈已超越外交,穿越众多红线,必须修正其错误。他认为,政府也应该传召卢沙野,向其示意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在伦理还是在战略层面是如何运作的。 毛泽东杀人是“八卦” 引起舆论震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卢沙野对毛泽东统治历史的评论。记者提到戴高乐将军1964年与中国建交,称赞世界出现第一个非白人势力,但是当时正是毛泽东掌权,记者说:“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之一,他流放、迫害、屠杀数百万中国人” 卢沙野急忙辩解:“每一次您采访我,总是要拿这些八卦来狡辩”。记者抓住不放,“毛泽东流放,迫害,杀害几百万中国人,您明白许多西方人的感情,他们认为戴高乐当时错了。今天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是不是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 卢沙野,“这是八卦,不公正,不正确。您念过书吗?”,记者问,“数百万人被毛泽东杀害,您认为这是八卦”:卢沙野说,“每一次你问我,都在过时的八卦上面狡辩。”记者再问:“习近平主席的家庭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不是吗?”卢沙野:“我在这里不跟你讨论这些八卦”。记者重复,“对于无数死亡的中国人,你用八卦来形容,这对古拉格的受害者,对中国劳改场的无数死亡者,这样说是可耻的,您明白吗?”卢沙野:“我来这里不是与你来讨论这些八卦。要讲人权,在你们国家,在其他西方国家,存在着许多的人权问题”。 Thomas Friang认为,公然宣扬修正主义是不可容忍的,在问及维吾尔及天安门事件时,卢沙野竟然把这些历史悲剧称之为“这都是八卦”。作者认为,如果法国允许公开宣传这一谣言,等于法国让中国共产极权的受害者死亡两次。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中国存在”专题讲座的教授Thierry Pairault认为,这一访谈既展现了记者的智慧,他如何温和地引导卢沙耶说出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把他引向死胡同,同时也凸显出官僚卢沙耶花言巧语也难自圆其说的尴尬。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Bruno Tertrais 评论,主持人冷静,始终面带笑容。让中国大使彻底崩溃。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经济学家Dominique Reynié说,必须赞扬Darius Rochebin的工作,这一访谈是电视新闻报道的典范,法国媒体需要这样。
8月31日的最后时刻,联合国(UN)一份有关中国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正式出笼,这份40多页的报告从多个层面审视一项执行多年的行动,并发现有证据显示,在反恐和反极端主义幌子下,中国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反驳说,所谓的新疆评估报告是反中势力编造的谎言。 报告没有提及种族灭绝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Michelle Bachelet)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曾到新疆视察,但这趟行程引发人权团体批评,说她屈服于北京精心安排的新疆行。她在那之后表示将因私人因素放弃寻求连任,但承诺会在她卸任前发表一份有关新疆的报告。 在报告发布后13分钟,也就是9月1日零时,巴舍莱4年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生涯也宣告结束。她在致法新社的电邮中说:“我说过我会在任期结束前公布报告,我说到做到。” 这份报告的5项主要指控包括:任意拘押,酷刑指控,强迫节育,宗教打压和强迫劳动。 报告指出,”有理由得出结论,在新疆发生了大规模任意拘留的模式”,”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社区。” 联合国发现,当局使用的策略包括饥饿和注射。”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描述了注射、吃药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以及 “定期采集血样”。”受访者一致描述了所注射的药物如何使他们感到昏昏欲睡”。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根据受访者的叙述,描述了 “可能的强制绝育”。”有可信的迹象表明,自2017年以来,通过强制执行计画生育政策侵犯了生殖权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无法证实新疆所谓的“再教育营”的确切影响人数,但得到的结论是,这个体制在整个新疆地区“大规模”运行。 有关宗教迫害,该报告基于一些媒体文章指出,戴头巾、斋月关闭餐馆,给孩子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兰”、”圣战”等,都被认为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标志,”可能导致”相关的个人承受严重后果。 至于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引用了中国官方文件,其中提到将人们从”职业培训中心”转移到工厂。报告质疑这种方案是否”完全出于当事人自愿”。 但这份报告没有提及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是批评中国的人士提出的关键指控之一,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 巴舍莱建议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培训中心、监狱或拘留设施的人。 中国称报告扭曲中国法律 干涉内政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9月1日痛批这份报告,并表示坚决反对发布报告的立场。 代表团表示,所谓“评估”以有罪推定式的假设为基础,将反华势力编造的虚假信息和谎言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恶意歪曲中国法律和政策,抹黑诬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代表团还坚称:“(新疆)各族人民过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这是最好的人权实践,最大的人权成就。”
时隔三年再访台湾,这期间新冠疫情肆虐、中美角力升级,随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扩大威胁台海紧张,来自法国的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发现,台湾人面对中国文攻武吓普遍仍保持冷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从热爱中国到揭开中共假面具,长期观察中国与亚洲局势的他形容,中国罔顾人权、对资源肆意掠夺无异于“朝自己的脚开枪”继续下去只是掘坟墓。 董尼德新闻资历丰富于法新社效力37年,期间曾派驻北京、东京等城市,但在1984年派驻北京前,他在1981曾住在台湾一年学习中文。董尼德理解毛泽东当年“简体化”是为扫除文盲,但认为,要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与历史,势必得学繁体字。他在新作“中国大掠夺”中,以锐利的眼睛分析中国就人权、环境与科技等,深度剖析中国的掠夺行径及其对全球影响,特别是在习近平掌权后,一更具野心更自信的中国跃上世界舞台中心。 政府严密监控,消费是中国人仅存的自由 致力为受到中国政权压迫的人发声,董尼德并不在乎社交媒体充斥的粉红谩骂声,倒是有中国媒体试图接近“想和我做朋友”为中国美言几句,但为他所拒。董尼德坦言,在中国政权的严密监控下,自己可能不会再踏上中国土地,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中国朋友甚至是陌生人,都可能因此受牵连,“我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 董尼德如此热爱中国,年轻时还曾在房间贴上周恩来的海报,他和那个时代欧洲年轻人一样,对共产党的新中国怀抱热烈期待,只不过很快就幻灭。眼见中国现状令人心如刀割,但最令他失望的莫过于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共产党掌权下彻底改变,仅存的消费自由推升物质主义至上,盲目追逐生活福祉、钱财与社会地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消失。 他认为,如中国共产党所言,填饱肚子固然重要,但思想与见解的培养同样不能少,但在当局刻意塑造的环境下,长久以来的丰富文化几乎消失,京剧等传统文化式微,道教、基督教等宗教遭打压,书籍出版要经审查,文学、节目等创作都须依照党的规范,董尼德不禁感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还剩下什么?”,这对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发展来说非常可惜。 中国掠夺触角肆意延伸四处树敌,无异于自掘坟墓 中共二十大即将到来,习近平将确立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董尼德指出,即使习近平一步步走向“帝王”之路,但他任内所犯错误不会因此平息,包括摧毁香港民主、迫害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族群与对台湾的强势打压。 习近平强推港版国安法等于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时任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中方曾开放外国媒体参与见证这场历史性对谈的前十分钟。 董尼德清楚记得,邓小平人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柴契尔,“柴契尔女士,你是伟大的女性,人们称你为铁娘子,我也尊重你,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柴契尔夫人先是称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接著直截了当表示:“我来只为一个目的,我们英国想要继续保有香港。” “不可能!”董尼德记得邓小平立刻回绝,而且警告铁娘子,若英国执意继续统治香港,中国有能力让香港断水断电,此将引发港人反动到连中国也无法收拾的地步。柴契尔最后签署协议,香港将于1997年权力移交中国,只是这份协议已在2020年遭习近平推翻。 从人权、民主到科技与资源,中国的掠夺触角继续延伸。许多国家都声称握有南海部分主权,但只有中国在当地大肆扩张,建造至少三座军事基地,而中国主张的南海控制权论点难以令人信服,仅以在部分岛屿发现中国古代钱币与瓷器即断言南海本属中国。 董尼德指出,南海不仅面积广袤且富含多样鱼类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更是国际贸易枢纽,但中国在南海的行径是在为自己树敌,无异于“朝自己的脚开枪”自惹祸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2021年调查,世界多国对中国的看法普遍负面且有恶化趋势,即便是与中国较亲近的东南亚、南亚或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习近平将在中国人民与自身利益之间抉择 董尼德认为,过去东南亚国家选择亲中是别无选择,因为中国是亚洲强势经济体,但随著东南亚人民对中国野心愈加反感,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对中立场。董尼德提到,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敲响一带一路国家内心一记警钟,促使各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即便发现自己早落入债务陷阱。 在防疫这条路上,中国与世界多国背道而驰。董尼德表示,中国坚持清零明显失败,突如其来的封城激怒各地民众,有人在自家阳台大喊“习近平下台”,如此景象发生在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当局为消灭病毒不择手段,竟将父母与襁褓婴儿硬生生分离,还有怀孕女性被医院阻挡在外最后只能在路边生产,不仅让人于心不忍,也让人忍不住质问,这难道是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做世界大国的政府应有表现。 世界各国都想厘清病毒来源,但中共不是拒绝就是阻挡调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知病毒从何而来,但可以学习与病毒共存,多数国家逐步敞开国门之际,只有中国坚持走清零道路,把大量外资往外推,更遑论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 但董尼德强调,不论是研发新科技抑或是解决气候变迁、环境危机,全球未来发展都少不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不应切断与外界的合作关系,必须认知到,要生存下去就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若选择孤立只会继续拉大与他国距离。尽管有如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非常需要中国人一同合作”。 董尼德指出,习近平将在中国人民与自己的利益之间做选择,虽然无法预测他的决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都将影响全球局势。他有机会成为历史上那位为中国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把中国人民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他(习近平)很聪明的”。 (全文转自上报)
8月12日于全台各大戏院上映的电影“沉默呼声”,在台湾以及加拿大取景拍摄,反映自1999年以来的中国人权问题,剧中描述一群青年学生,为揭露深藏于集权下,不为人知的巨大谎言,付出努力与勇气的经过,一上映就引起各界关注。 知名导演操刀 东尼奖提名影星跨国演出 “沉默呼声”由加拿大华裔电影制片人兼导演李云翔操刀,戏中饰演清华大学学子的吴沂庭、荷桃、陈映谕和石承镐是台湾新锐演员,而大反派杨书记,则是由演过许多电影的资深演员王自强担纲演出,而戏中,外国记者是一名传播讯息的重要角色,则是由受到东尼奖(Tony Award)提名的美国影星山姆.特拉梅尔(Sam Trammell)所饰。 电影还原真相 述说为正义付出的勇气与坚持 沉默呼声剧中讲述两对清华大学情侣,运用许多办法,冲破各种阻挠,帮助国外记者曝光中国迫害人权的真相于国际,在这过程中,电影诠释了,为了正义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以及背后的种种牺牲。 百万网红深受感动 呼吁民众亲自到戏院支持 制作团队至写剧本到拍摄完成,花费约三年的时间精心制作,许多人看完电影后表示,被电影中的震撼情节深深感动,其中百万网红“波特王”、YouTuber“摄徒日记”八炯也担任嘉宾,到特映会场上支持,并推荐民众到电影院,亲自揭开这沉默已久的故事。 以人权为主轴的沉默呼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是一部在中国无法上映的电影,发行团队在台湾社群平台宣传时也历经被限制、停权、粉丝团降触及等事件,团队依照规定多次申诉,但至今仍未解决问题,虽历经重重困难,但发行团队仍不放弃,也呼吁民众能多多转发、分享电影讯息。
近年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然而结果却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因为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人工智能极权王国”。 全世界目前大约安装了10亿多个监控摄像机,其中一半以上安装在中国。根据著名的信息分析公司IHS Markit公司2019年的预计,到2021年年底,部署在全球各地的10亿以上的监控摄像机,有54%部署在中国,也就是5.4亿个。实际上,这是一个较低的估计数字,而根据最新的统计和估计,中国各地的公共监控摄像机数量可能已经达到6.26亿个。 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Comparitech)2022年7月1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分析,如果以较低的估计数字计算,即中国部署了5.4亿架监控摄像机,平均每千人就有372.8架监控摄像机;如果以较高的估计数字计算,即中国部署了6.26亿架监控摄像机,平均每千人有432.2架监控摄像机。无论以哪个数字计算,其比例都超出世界上其他100多个人口最多的城市数百倍。 例如,全球第一大都市日本首都东京,平均每千人只有1.06架监控摄像机;第五大都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平均每千人只有3.62架监控摄像机。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平均每千人有6.87架监控摄像机;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平均每千人有8.77架监控摄像机。 在中国安装的几亿个监控摄像机中,仅仅公安部门控制的天网监控系统就有两亿个以上的监控摄像机,遍布各个商业区、居民区和公路,几乎是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监控摄像机盯着你。而在全球范围,平均大约每8个人有一架监控摄像机。 实际上,比较技术公司的数字是按照整个中国人口14.6亿的数字平均下来的,如果按照城市人口计算的话,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每个人头顶上的监控摄像机恐怕还要更多。 尽管中国和很多分析人士都说,中国监控摄像机数量迅速增加和治安、打击犯罪有关。然而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2022年7月11日发表的研究分析对全球150个主要城市人口和监控摄像机的数量和犯罪情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总的来说,监控摄像机数量大,比例高,并不意味着犯罪率降低。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安装这么多的监控摄像机? 信息分析公司HIS Markit的分析师奥利弗·菲利普(Oliver Philippou)认为,中国监控摄像机数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力量来自政府广泛部署视频监控以便监视公众。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的题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The AI-Surveillance Symbiosis in China)研究报告发现,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维稳的有效工具。统计发现,购买人工智能监视技术的地方,群体事件减少。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还可以预测某个人下一步可能会做什么,是否会对政府构成威胁。 中国打造了全方位城市监控网络,不仅仅用于维持治安,更是为了监视和压制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人们几年前开始了解到,中国利用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新疆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警方利用由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组成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对人进行跟踪、判断和预测。引起国际关注的还有中国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在西藏和内蒙古对少数民族的监控。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指出,中国的“智慧城市计划”就是和对人的严格监控有关,涉及到视频摄像机监视,然后由计算机处理获得的信息。吴志远表示同意这种说法:即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多都以某种方式与国内安全联系在一起。 吴志远说:“我认为人工智能既可以让军队受益,也可以让执法部门、准军事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受益,给这两个部门解决现代世界中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2020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审查、信息控制和大规模监视一起使中国政府能够对中国公民的生活施加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威胁到网上和网下的人类自由、安全和自我管理。”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监视自己的公民,压制异议人士,践踏人权。这份报告显示: • 2018年中国购买人脸识别的采购合同相当于2014年的2.5倍以上;采购的监视摄像机的数量相当于2014年的三倍。 • 2018年政府采购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采购合同中,大约40%来自安全部门。 • 从2013年到2018年,在政府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采购合同中,来自安全部门的合同占40%-55%。 这份研究报告还发现,每当什么地方发生群体事件以后,当地购买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数量就会增加。在发生群体事件的那个季度之后,公安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采购就会增加。 报告指出,就中国而言,似乎人工智能正在增强这个政权监视国家的能力,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人权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科学家、中国数字时代总编辑萧强说:“中国正在通过大规模的监控系统给整个中国的人口建立一个360度的图像”。 正如有关人士所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极权王国”。 当然,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热情和应用不止是在国内维稳方面。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的研究表明,中国解放军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和美国国防部的投资相当。费瑞安的报告表示,中国军方2020年在人工智能上大约花费了8亿至13亿美元,另外还有17亿至35亿美元用于无人自动驾驶系统。 费瑞安说:“我们研究了美国和中国的军事人工智能采购,我们认为他们每年花费大约相同数量、不到五十亿美元来购买各种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和设备,我们还发现他们都在投资类似的应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用于目标识别的情报和监视系统、以及其他类似应用。” 费瑞安说,人工智能对中国军队来说意义更大。中国军队发出的购买合同有大约2%与人工智能有关,听起来好像并不高,但是这个比例实际上是非常高,这表明中国军方订购了大量人工智能系统设备。相比较而言,美国国防预算中购买人工智能设备的比例要低得多。 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合作相当密切。美国政府和一些人认为需要限制这种合作。 费瑞安指出,美国现在有普遍共识,认为要限制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美国也的确采取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还在考虑如何筛查美国在外国的投资者,包括在中国的投资。美国已经限制与已知隶属于军方的中国大学的某些合作。也在为美国的研究人员(例如能源部实验室的科学家)制定保护措施和程序。 包括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人们呼吁,要避免中国利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压制中国的人权。 费瑞安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个人的道德义务以及你如何看待世界。但我要说的是,除了新疆、西藏、还有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外,美国肯定有人担心中国的总体人权状况。有几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和人脸识别公司因为支持侵犯人权行为而被制裁或列入黑名单,因此这并不是针对中国某个地区的,我认为重点关注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镇压的技术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很好的政策方法,并且可能会继续加大力度。” 2021年9月1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发布的报告《数码时代的隐私权》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对人权构成威胁。巴切莱特承认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帮助社会克服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挑战”,但她表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大于积极意义。她警告说,“国家和私人行为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前所未有的监视”,这与人权“不相容”。她甚至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暂停销售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直到它们带来的“负面甚至灾难性”风险得到解决为止。当然,她的这种呼吁不太可能得到各国的响应。 然而,面对中国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对人权的压制和对自己公民的压制,美国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似乎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我们将在下一篇报道中介绍这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