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韩信用兵如神，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可谓无韩信则汉不能得天下。他被诬谋反，三族遭夷，引无数人同情叹息。韩信之才华功绩光照千古，无人否认，而有争议之处，在于是否谋乱。有人以为谋乱证据确凿，依据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然而，阅读任何史料，都不应尽信之；且《史记》微言大义，司马迁将对韩信谋乱的怀疑与否定隐于文中，需细读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读原文。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之言尤详，均遭韩信拒绝。当时假如选择叛变，是最佳时机，那时尚不忍见利背义，为何到天下一统、最不适宜叛变的时候谋反？ 〈淮阴侯列传〉云：“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当时韩信已被刘邦封为齐王，其地位与才力足以左右楚汉胜败存亡，倘若脱汉而三分天下，亦可实现。且武涉言及项王若亡，则刘邦必将矛头指向韩信，此亦在预料之中。而韩信答复道，汉王“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变，态度坚决如是。   （图：Adobe Stock） 蒯通之言更具说服力，他的辩才很好，而且是韩信身边的谋士。〈淮阴侯列传〉以很大篇幅记述蒯、韩之间的对话：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鬬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闲，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闲，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二人深入交谈前，先命左右之人回避。蒯通之言，虽是挑拨，却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韩信依然不动摇，说道：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通进一步劝说道：“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趋利和避害两大角度，都说得理据充足。韩信此时的回复是：“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图：Adobe Stock） 几天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快做决定，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此时，韩信的回应是：“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最终拒绝蒯通，坚持不叛。 为韩信作传，蒯通劝叛之言不必如此详写，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表现韩信的忠心与知恩图报，言外之意是质疑韩信后来谋反的真实性。对此，方苞〈书淮阴侯列传后〉评论道：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 史书详略鲜明之处，往往是读者需深思之处。方苞认为，司马迁有意在此处含蓄表达自己的沉痛，暗示韩信蒙冤。时机最佳之时，面对如此大的诱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反。 韩信后来被指控谋反，共有两次，第一次的结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结果是被杀。两次都有疑点，疑似均为诬告。 第一次被告前，项羽已败，刘邦收夺韩信的军队，改封韩信为楚王。〈淮阴侯列传〉云： “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项羽兵败，外患既除，刘邦有精力针对功高震主的韩信。韩信生于楚地，被封为楚王相当于衣锦还乡，若从此安度馀生，可谓无憾矣。刘邦这样安排，有防范的用意。且韩信已失兵权，在楚地有何条件与理由谋反？林西仲评论：“大抵淮阴欲反，当在王齐时，至楚则已难矣。”如果韩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备的条件多么不足。 “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告发者的依据是甚么？〈淮阴侯列传〉虽然说“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但没有明确表明因果关系。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道：“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罪名是“擅发兵”，或许与韩信“行县邑，陈兵出入”有关。然而，即使陈兵进出县邑，也不能据此断定谋反。   （图：Adobe Stock） 锺离眜曾是项王的部下，与韩信交好，后来投奔韩信，刘邦对他恨之入骨。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告谋反后，为讨好刘邦，拿锺离眜的人头献媚。此事可信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锺离眜，斩之以闻。”而告韩信谋反的时间在汉六年，之后韩信与锺离眜商量将他的首级献给刘邦，于是锺离眜怒骂韩信，愤而自尽，显然相矛盾。若锺离眜已于汉五年被斩，怎可能活著与韩信交谈？韩信逼死锺离眜一事，真实性颇为可疑。 第一次所谓“谋反”，最后以赦免告终。〈淮阴侯列传〉云：“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如果刘邦掌握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不会赦免他，应只是有人诬告，刘邦大抵也明白韩信未反，但借此机会警告，顺便有借口进一步削弱韩信。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不能到自己的封地，无实权，无兵符，无印玺，心中也清楚刘邦猜忌自己，经常以生病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么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第二次“谋反”，亦颇可疑：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 疑点如下： 1、韩信拉著陈豨的手，令左右旁人回避后说的话，谁听到了？此一疑点，方苞已指出：“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 2、韩信不具备袭击吕后和太子的能力。假传诏书，调动衙门里的奴仆，组成一支军队，韩信不知道这极不现实吗？假使能调动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韩信会那么傻？方苞曰：“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将讨豨也，岂不计及雒阳为根本重地，而使吕后、太子拥重兵以居守乎？……既无兵权，即尽赦诸官徒奴，为数几何？” 3、仅凭一人之辞，证据不足，先斩后奏。韩信有一个门客犯了罪，韩信要杀该门客，其弟向吕后告韩信谋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吗？方苞曰：“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没有审理过程，没有对证，且不待刘邦回来后再判生死。假如韩信谋叛，那么，和他一起策划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陈豨处的送信人下场如何？却未见有逮捕并处置逆党各人的记载。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从令之部署不问也，定谋之家臣不问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问也。岂法可加于无辜之三族，独宽于共事之腹心？无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变，乃吕后阴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词无疑矣。” 可知，韩信第二次所谓“谋反”，也是一起冤案。   （图：Adobe Stock） 《史记·淮阴侯列传》写到韩信之死，尚未结束，后面还讲了一件事。在史书中你会经常看到，按理说应该收束的地方，其后又补充事件或细节。〈淮阴侯列传〉写道：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刘邦返回京城后，得知韩信被杀，心情是“且喜且怜之”，此五字值得细品。林西仲评论：“且喜且怜之，亦知其无罪受戮，为可悯也。” 刘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韩信谋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话竟使得刘邦赦了他。司马迁有意透过对比，含蓄地为韩信鸣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谅，屡立奇功而无罪的韩信却不能。方苞评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图：Adobe Stock） 最后就是赞，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亲自到淮阴看过。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还是平民时就与众不同，其母亲去世后，他没钱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后能有千家万户居住。司马迁亲眼见到韩母的坟，确实如此。 之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看似责怪，实则另有深意，是为韩信鸣冤。他说，韩信如果能学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后谋反，导致灭族，岂不是应该的？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反言”笔法，这是中国古书中常见的笔法之一。司马迁并非真认为韩信谋乱，方苞对此解释：“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过方苞的解读后，各位不妨现在再读一遍《史记》这段文字：“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马迁这段“太史公曰”，直击读者内心深处，用“反言”营造的引人同情与讽刺的效果，胜过其他表达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评语：“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复辨论，反不若此言之宛转痛快。” 或问，司马迁为何写得如此隐晦？为何不直接删掉他怀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为韩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刘邦死后，做臣子的也很难为韩信平反，风险太大；其次，史家向来有一原则，即《穀梁传》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己认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传给后人，尽量客观。大抵司马迁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实，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韩信“谋反”的事，也写下来。 《史记》中与〈淮阴侯列传赞〉形成对比的，是〈萧相国世家赞〉。评价萧何，亦是一段微词：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汉初诸功臣，刘邦只能容像闳夭、散宜生那样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辈。韩信诛灭，萧何显赫，有奇节岂不如无奇节？讽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无论学文还是学史，做现代媒体编辑还是研究古书，《左传》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书。从史学角度看，其价值当在《春秋》之上，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云：“《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从文学角度看，《左传》值得每一位想成为作家的人细读，其义法、遣词、章法令古今无数贤才叹为观止。林纾《左传撷华》云：“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 现在华人很少写古文，也不一定都专攻古代史，是否应该对《左传》视而不见呢？若有兴趣，且学有馀力，建议一读。并非教大家以后都写古文，你若想写好白话文，道理和作古文是相通的，《左传》等史书并不过时。后世许多记事文水准不及《左传》，但只要能学得其二三，也足以成为大师了。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云：“虽太史公、韩退之不过能仿其二三，其馀作者皆无阶而升。”   左丘明（图：公有领域） 当然，如果死记硬背地学《左传》，肯定达不到司马迁、韩愈的高度。需要得其法，包括起笔、伏笔、顿笔、顶笔、插笔、省笔、绕笔、收笔之法，此八法即林纾《畏庐论文》总结的“用笔八则”。现在一些人在写作时也会用，可是未必写得好，去《左传》高度甚远，这无可厚非，别说我们，连《史记》也非全都写得出神入化。一般写手，若能讲清楚一件大事，且写得精简自然，已不容易；若人物关系、事件再复杂些，便易自乱阵脚。即使高手来写，也难免有冗词赘句，或不够自然，或中心不明。史家之文，高下不在辞藻，你们看左氏之文，看似不经意的一笔，真乃浑然天成。 例如《左传·庄公八年》〈连称管至父之乱〉省笔之妙，此事尤难以简练文字讲清，而左氏文如四两拨千斤，该详细的地方详，该概括的地方简。 又如〈城濮之战〉，更令人拍案叫绝。一般写手只敢以一义贯穿全篇，因笔力不足，担心写得散漫；而〈城濮之战〉“以德、礼、勤民三义相贯，间见层出，融洽无闲”（《左传义法举要》）。此篇微事两两相对，一面是晋侯有德、有礼、勤民，一面是子玉无德、无礼、不勤民。且此篇将重点放在战争前的小事与对话上，而简写战场上楚军败北之情形，详略得当，亦为今人可学之处。一场战役之胜败，多不取决于战场上交手之时，早在战前，已可透过人物之品性与言行预测到结局。在下笔前，须具备洞见关键因素的能力。   （图：Adobe Stock） 诸位亦可欣赏〈晋灵公不君〉，此篇人物栩栩如生，读之仿佛件件史事皆发生在眼前。看灵辄报恩一事，左氏如何插叙。现在不少作者在文中追溯前因时，也知道用插笔，然而在哪个位置插叙，所插之事在何处收尾，未必恰到好处。而〈晋灵公不君〉就是一绝佳范例。此外，〈鞌之战〉亦是用插叙的佳例，林纾评曰：“文字最难于整片中夹叙琐细之事……左氏之神闲气定，琐事必摭，又安置极有方法。”（《左传撷华》） 另有一点也是我们不可不知的，即史书中的微言大义。拙文〈论如何学好中国传统文化〉曾介绍《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微言大义，《左传》已有阐释。其实读《左传》所叙之事，也能品出言外之意，感受到其重德的观念。 微言大义在乱世中是有必要的。孔子为何作《春秋》？为何隐寓褒贬于史事中？《史记》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时代坏了，道德下滑了，想归正它，可惜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再不挽狂澜，将成什么样子？所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在史书中评判是非。《史记》又云：“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知道，说教作用不大，不如讲述史事。《春秋》是经；《左传》亦是经，以事显义，亦不说空言。《汉书》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图：Adobe Stock） 翻开《春秋》，你会发现它没有评论，就是据事直书。全书只有一句断语，即“郑弃其师”，而这样写也是有根据的，并非妄下判断。那么读者如何透过《春秋》之事看出孔子的态度？看他用何字，不用何字，如何详略，如何笔削。《左传》记事更详，也很少出现评论，往往在“君子曰”后评几句，解《春秋》之义时说几句，其馀都是事。即使读者只读其事，也分得清孰褒孰贬，著史之人当具备此等笔力。不过，前提条件是价值观正，心术正。 记事之文该不该引导读者往某方向思考，现在很有争议。若想绝对客观，就只能机械地记流水帐了，然而即便这样，也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为旁枝末节是永远写不完的。所以应善于笔削，在史学领域，要有章学诚所谓“笔削独断之专家”。章学诚又云：“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撰述即近于笔削独断，从过去的治乱兴衰看到未来，对材料必然有主观取舍，分轻重主次，而且会因时代而变，比如十年后写一部中国通史，与现在的著重点或许大不同，是灵活变通的，所以“其德为圆”。 撰述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要求尤高，特别是史识，万中无一。《左传》叙事，多处可见其史识之高。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记战前晋国反战者范文子与主战者之间的争论，范文子的话至关重要，万不可一笔带过。原文道：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彊，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彊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外无患，必有内患，范文子早已预见晋国的未来。 另一处细节，在晋军获胜后，范文子却忧心忡忡，“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左传·成公十六年》） 此事此言似与主线无关，可插可不插，实亦是一极其关键之场景。 后来，范文子自鄢陵回国，祈求自己快死，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范文子两次警告以及祈死之举，正与日后晋厉公之骄、郤至之矜功、栾书之毒计、晋厉公被弑相呼应。晋国虽战胜楚国，却不能免于内乱与政变，伏笔早在范文子之言埋下。倘若其建议得到采用，晋国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左氏具慧眼卓识，有意突显范文子之言行，引读者思考，并寓重德之义。   （图：Adobe Stock） 读史书时，当留意作者如何写看似可删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内容，作者史识之高下多在这些地方体现。还有一例，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写李泌的部分。安史之乱时，唐肃宗问李泌破贼之期，李泌提出一妙计，建议直捣叛军巢窟。肃宗也觉得此计很好，但因急于收复长安，所以没有采用。他的这一策略，《旧唐书·李泌传》无记载，而《新唐书·李泌传》和《资治通鉴》将其详记了下来。李泌眼光长远，他这番建议倘若实施，或许藩镇之祸不会延续那么久。透过对比，可辨编修者史识之不同。限于篇幅，不在此贴出原文，以后再详谈这个话题。 以上主要介绍《左传》，顺便多聊了一点。总之，良史要有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还得工文；《春秋》、《左传》、《史记》，后世难以超越，尤其是《左传》，真可谓万世文史之楷。 有朋友说，不从事写作，也不打算撰述历史，不想阅读太多。我觉得，无所谓啦，只要自己开心就行，不过，增强阅读理解力及思辨力依然很重要。想到一件事，曾有人对我说：“某媒体改邪归正了。”我说：“它本质上是中共大外宣，不算改邪归正。他们的报导似乎在平衡，也采中共不喜欢的声音，可是整体上的效果是引导华人向中共的思维靠拢。所谓‘小骂大帮忙’就是这一类。其实他们并不高明，立场很明显。”当然，大外宣没资格与《春秋》、《左传》相提并论，它的引导是负面的，它充当迫害人权之政权的鹰犬，怕在西方国家被视为渗透，遂披上一层外衣。尽管如此，我也诚挚地希望他们真正改邪归正。 日后我将继续整理读史札记并发表，涵盖《左传》、二十五史等书籍，节选并解析。欢迎追踪。  

今日讲《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季梁谏追楚师之事，赏读“忠于民”思想之美与左氏笔法之妙。 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武王，楚国要向北扩张，汉水之东的诸多小国是其绊脚石。其中有一块石最难啃，即在诸小国中势力最大的随国。楚国欲节约战争成本，便打算藉谈判不战而胜。 《左传》曰：“楚武王侵随，使䓕章求成焉。” 成，意思是讲和。准备侵略，却先派人去和议，值得玩味。可见楚国此时已有自知之明，知不可以力图之，则须以诡图之，为下文“不得志”与“羸师以张之”埋伏笔。 《左传》曰：“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 楚军驻扎在瑕地等待，随国派少师来主持议和。董成的意思是主持和议，董作为动词时有匡正、监督、管理的意思，如《尚书》云：“董之用威”。楚子即楚武王，因楚国是子爵诸侯国，故称其国君为楚子。楚国国君不应该称王，但因周室衰微，故对其僭越之举无可奈何。《左传》多处用楚子称谓，是春秋笔法。   （图：Adobe Stock） 楚大夫鬬伯比向楚子献上一计：“我们想征服汉水以东的小国，却未能得志，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扩展三军，整顿兵甲，以武力胁迫诸国，他们很害怕，因此团结在一起对抗我们，所以难以离间他们。汉东诸国中，随国最强大，如果随国骄傲自满，必定疏远其他小国。他们若不团结，对我们有利。随国少师很自大，请将我军精锐隐藏，向他展示我军士兵羸弱的样子，使他放松警惕。”原文中用了三个“张”字，有三种不同的意思，“张吾三军”的“张”是扩大；“随张”的“张”是骄傲自大；“请羸师以张之”的“张”是使其更加骄傲自大。 鬬伯比的张随诱敌之计堪称奇策。那么成功率高不高？《左传》云：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楚国另一位大夫熊率且比提出疑问：“随国有季梁在，此计能行吗？”他所说的季梁也是高智商人物，担忧此计被季梁识破。鬬伯比回答：“这是为长远考虑，因为随国国君很信任其少师。”言外之意是成功率应该不低。之后楚武王实施了鬬伯比的建议，下令让楚军表现得散漫羸弱，并接待了随国的少师，故意让他看到。 少师果然中计。《左传》云：“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谈判过后，少师返回随国，建议随君追击楚军，随君差点答应。此时，季梁也果然识破了楚国的诡计，及时劝阻，使随君感到惧怕，暂时为随国化解了这场危机。   （图：Adobe Stock） 左氏在过渡方面处理得很好。假若作者是一般人，可能会把“王毁军而纳少师”写在“请羸师以张之”后面，而跳过熊率且比与鬬伯比的对话。绝佳的叙事文总是能做到环环相扣，一脉贯穿，多一句不得，删一句不得。“随侯将许之”照应鬬伯比所谓“少师得其君”，季梁阻止随侯照应熊率且比所谓“何益”。季梁在此事件中是一关键人物，其登场不应平淡无奇。在他登场前，左氏引用熊率且比的担忧留下悬念并埋下伏笔，可起到蓄势的作用。此文前半部分主线是“张”字，后半部分主线是“惧”字，从“张”过渡到“惧”，“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这句话是一座桥梁。 林纾《左传撷华》评曰：“此篇制局极紧。前半竖一张字，正面决策，对面料敌，均就张字著想，无句无意不是张字作用；下半竖一惧字，与张字反对，见得张则必败，惧则获全。……顾文字极写张随，而楚师既示以羸，少师复增其侈，文势欲拗到惧字意，则万万费力。乃忽插入熊率且比一言，提醒季梁二字，则楚国君臣聚谋，一时皆成瓦解。以戒惧之言，必即出自季梁之口也。” 那么，季梁究竟说了怎样一番话，使随侯恍然大悟而惧怕？请看《左传》原文：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此话有三层意。（1）上天正在眷顾楚国，赐予他们福分。楚军之所以看似羸弱，是想引诱我们中计。请勿上当。（2）我们是小国，他们是大国，一个小国在什么情况下能抗衡大国？在“小道大淫”的情况下可以。“小道大淫”的意思是，小国正义，顺天得道；大国君淫政乱，背道而驰。什么是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信于神”意为取得神的信任。忠，就是治国者要善待百姓，经常想到利民；信，就是祝史在祭祀、祝祷时要说真话，不要欺骗神。祝史，即掌管祭祀的官。（3）现在我们随国是否符合道？百姓饥饿，而君主放纵，祝史祭祀时夸大其辞，臣以为不应该这样做。   （图：Adobe Stock） 随侯听到这里，仍未彻悟，问道：“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祭祀用的牲畜质量都很好，粮食也丰富，为何还不能取信于神？ 季梁回答：“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季梁说，民是神之主，因此圣王先使民富足，而后致力于神。主在这里的意思并非主人，而是本。养民利民是君分内之事，乃国事之本，君若不务本，则祭神只是流于形式。 向神贡献牲畜时祷告说“博硕肥腯”，是告诉神：百姓的生活已经普遍富足，他们养的牲畜很肥，没有生病，且种类繁多。在献粮食时祷告说“絜粢丰盛”，是告诉神：三时无灾害，百姓和睦且农业收成很好。三时指春季、夏季、秋季。在献美酒时祷告“嘉栗旨酒”，是告诉神：举国上下人品端正。祭品馨香，反映的是人无邪念。所以季梁建议：致力于农业，完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九族和睦，用这些成绩来祭神，神才会赐福，做事才能成功。然而现在百姓各怀私心，国家没治理好，只有国君一人在祭祀时献上丰富的祭品，神怎么会赐福呢？所以国君应该勤于修政，与兄弟国家保持亲睦，这样也许就没有灾祸了。 随侯此时方醒悟，“惧而修政”，此后“楚不敢伐”。画龙点睛，耐人寻味。季梁不仅破了楚国张随之计，且指出随国根本问题，若要抗楚，须修政利民，重视教化。   （图：Adobe Stock） 回顾全文，尽管复杂，却离不开“张”、“惧”二字。林纾《左传撷华》云：“不知针对鬼神言，即步步藏宜戒惧之意，惧字写得愈透，则张字撇得愈远。妙在写惧字正面，并不点清字面。” 季梁的进谏对今人依然有很大意义。现在亦有人不明白信与行之间的关系，比如进庙里拜神只是一味求好运福报，而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行善了呢？是否“吾日三省吾身”呢？若身为官员，是否连本职工作都未做好，还常做害民的缺德事呢？信仰不是交易，关键在于信者的德行，神看重的也正是人的内心与平日之所为。信神并非所谓“迷信”，与之形影相随的是修身，若能坚持正信并致力达到心性与言行标准，应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清箫 最近有读者朋友问我中国古代帝王的作息，这个问题很有趣，在此展开讲一讲古代帝王的工作内容和日常。 中国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睡早起，主张作息规律，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帝王的生活奢侈舒服，但实际上不能以偏概全。传统思想对职责的重视胜过权利，有多大的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轻松，历史上善于治国的明君比一般人辛苦许多。我们都知道国君要上朝，《礼记》说：“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先秦时代，上朝时间大约从日出开始，日出前就要做好准备，天微亮时大臣进门，日出时君主正式和群臣相见。需要上朝的日子，起床时间不能晚于日出。   （图：Adobe Stock） 明太祖朱元璋起床很早，《明史》称：“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在天快亮的时候上朝。 再以宋太宗的日常安排为例，据《事实类苑》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他五更起床，相当于凌晨三点至五点之间；上午处理完政事后读书，夜深时才睡觉。宋太宗非常勤政、好学且节俭，《宋史》称：“勤以自励，日晏忘食”，“以慈俭为宝，服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有时到日暮还想不起吃饭，衣服洗了又穿，能抵制声色、奢侈品、安逸的诱惑，试想他那样的地位，能如此自律确实不易。 清朝大部分皇帝都勤政，对早起的要求很严。例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宵衣旰食……亲政六十馀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早上天未亮就披衣起床，更可贵的是，勤政坚持了六十多年。康熙能成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其毅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图：公有领域） 据《国朝宫史》，清朝皇帝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安排如下： “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西暖阁，或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一日之计在于晨，晨间记忆力较好，皇帝要早起，读历史和祖宗留下的治国之道。起床洗漱后不一定直接读书，古人一向重视孝，即使身为帝王也不能例外，在做事前先要向太后问安。“每间二、三日，皇帝夙兴，常服，乘舆，诣皇太后宫，降舆，由寿康左门步入至皇太后暖阁前。宫监传奏，皇帝进暖阁，跪，敬问起居。皇太后赐坐。皇帝兴，进至御榻左，一叩坐。赐茶，皇帝叩受，饮，复叩如初。皇帝奏对毕，辞出，乘舆还宫。”这是皇帝早晨向母亲问安的礼仪。 问安与晨读过后，皇帝开始吃早餐，饭后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国朝宫史》记载：“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答授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官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百官依次序奏事，皇帝知晓后下发谕旨。上午未能处理完的工作，下午继续处理。 清代皇帝通常在下午两点左右吃晚餐，《国朝宫史》称：“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晚餐后还会忙一阵子。但也会做一些娱乐活动，不一定都是紧绷著。   （图：Adobe Stock） 康熙、雍正、乾隆日子都过得很忙。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批阅的奏折至少约有22000馀件，部本、通本超过19万件。与盛清相比，明初的皇帝在忙碌方面不遑多让，例如朱元璋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8天内，送入皇宫的章奏多达1160件。 明代和清代大多数时间没有宰相，而在朱元璋废相前，皇帝不必大小事都管。唐代和宋代有政事堂，唐朝政事堂的权力很大。在了解什么是政事堂前，先讲唐代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分为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举行联合会议的地点叫作政事堂，《旧唐书》记载：“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会议原常在门下省举办，后来迁到中书省。 中书省主要负责发布命令，在唐朝，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最高命令并非由皇帝本人拟撰，而是由中书省拟撰。《旧唐书》称：“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中书舍人先写诏书，之后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出其中一篇，作为正式诏书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画敕。 皇帝画敕后还不能直接执行，而是要发给门下省的官员审核，如果门下省不通过，那么皇帝的命令就不能下达。门下省内有一种官叫给事中，有权对皇帝的诏敕提意见，《新唐书》记载：“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也就是说，门下省可以将皇帝已经同意的政令驳回，做批注并送还，要求重新拟撰。直到门下省通过后，诏敕才能送到尚书省执行。   （图：Adobe Stock） 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起初，尚书左右仆射可以参与政事堂的会议，前提条件是获得“同平章事”等衔，但开元以后不再享有此资格，从此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力。所以唐代真正的宰相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该两省享有参与决定权。 唐朝皇帝的诏敕若要得到承认，除了皇帝本人的画敕外，必须还有政事堂通过的证明，即“中书门下之印”。如果皇帝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则不符合正规流程，官员可以不承认、不执行。总的来说，唐代皇帝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想像的那样随意办事。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皇帝不守规矩，例如唐中宗，他利用了一个灰色地带。因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他觉得心虚理亏，所以装诏敕的袋改用斜封，敕字从朱笔改成墨笔。《新唐书》记载：“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唐中宗私下封官，此等行为不正，古人也反对且鄙视。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和政府是遵守流程的，唐代的三省制总体上是不错的。   （图：Adobe Stock） 到北宋初，对官员任命的严谨态度依然延续。《宋史》记载：“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谷。谷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书敕。’窦仪曰：‘谷之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从之。” 当时三名旧宰相都已不在任，而皇帝宋太祖任命新宰相需要宰相府盖印，正愁找不到人，若没有宰相同意的证明，则此敕无法生效。相位不能一直空著，于是宋太祖问大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陶谷说，以前从没有辅相虚位的情况，只有唐代发生甘露事变那时，数日没有宰相，皇帝要补上这个空缺，于是让尚书仆射盖印，这一事例可以参考。 虽然陶谷的建议有道理，毕竟遇到了百年难遇的特殊状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窦仪认为，陶谷所说的是大乱之际的应对方法，而现在是太平年代，不应该再采用。窦仪建议让开封尹、同平章事来盖印，这样更合适。“同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文提及，有此衔者可以和中书省、门下省商议政事。最后窦仪的建议得到采用。 古人办事也得按照规章，如上述宋太祖遇到棘手的问题，要拿出来谘询、讨论，尽量找到最合适的副署人，因为皇帝一人的敕属于违法文件。   （图：Adobe Stock） 明清之前，治国的关键主要在宰相，皇帝自己当然不可能管所有事，政府的运行也不单靠皇帝的诏敕。唐代宰相可以下令指挥百官，政事堂所下达的文书叫作堂帖，《唐国史补》称：“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 北宋初期曾保留堂帖，《宋史》称当时“堂帖重于敕命”，比敕还厉害。后来皇帝禁止中书省下堂帖，改成了札子，名称变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自宋太宗起，要求凡遇到大事，必须用敕下令，即使用札子指挥，也要上奏皇帝，自此皇帝的权增大了。 然而，宋代的宰相不至于到只顺从皇帝的地步，宋朝皇帝做决策也不是独裁专制，这些细读正史都可以看得出。直到明清，虽失去宰相，但对皇帝的要求也是不能胡作非为。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异，然而皇帝之上还有天，有神，有礼法，有祖宗，众所周知，皇帝也怕无颜到地下见列祖列宗，而且重视祭天，还要自省，传统政治一向和信仰、修身紧密相关。所以当我们回顾及研究古代帝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时，不应忽略修德的内涵。 不同朝代制度不同，皇帝的办公流程不同，今天只举出一点例子给大家看。最后概括两点，一是古代帝王没那么轻松；二是帝王也有要遵守的规矩。  

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时有华人欢迎，举红旗，唱红歌；也有华人抗议中共，表达反迫害与维护人权的呼声。事后一位朋友与我聊天，他说：“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做过坏事，却依然选择助纣为虐，还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国人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却仍执迷不悟，为什么？似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随后问道：“这部分人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 我当时和他简单聊了些历史，并说：“你不必太过悲观。许多人并不坏，冰冻三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蹴而就。”至于他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于是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以此问题为引子展开来谈。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断层，分为两种表现：一是由于中共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可贵精神；二是对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排斥，那些国内翻墙才能看的内容恰恰是非常珍贵的。后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点讲前者。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权等价值观是不相对立的，中国人无需太看轻自己原本的精神财富，打个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黄金，谦虚地取长补短即可，且已建立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何必自卑自辱？但从1915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部分国人激进地反传统，不辨良莠地以为外来一切都好，导致矫枉过正。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一种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国都必然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此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有的国家已然踏上新阶段，而有些国家已然落后。此观点且不论正确与否，首先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证实，然而这一飘忽无根的观念直接导致部分国人以为要立即学习西方所谓“最新阶段”，奋起直追走捷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刚发生十月革命，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若依据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为苏俄已领先世界进入“最新阶段”社会主义。此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加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所凭借的只是一个假定。   （图：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战争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消耗很大，而共产党趁机壮大，敌我不分，为难国民军。这是有根据的，譬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承认：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的战争的出发点。国共内战后，1949年中共篡国，之后系统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革是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空前绝后，力度远比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回头看中国古代，也从未有如此规模的文化摧残。 有人以为中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实不然。我们不妨思考一番，中共为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下详说。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马上就联想到落后一词。然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民权、人文主义、言论自由、科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 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皆认为中国早有民权思想，比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1941年胡适在美国做过一次题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讲，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现代民主的基础：两千年前，中国已经没有严格的阶层之分；自汉朝起，已经建立了客观、公平竞争的选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视批评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评制度，御史、监察官可以抨击皇帝与宰相，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胡适不仅在此演讲中讲过传统中国的可取之处，他还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已有科学精神。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人文领域和考证方面，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西方科学主要在自然领域，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革命，此方面是中国不及的，应该谦虚学习西方。而在严谨程度上，中国古人不见得比近现代差。至于人文主义，儒家就是典型，重视人的尊严、仁爱、理性。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平性，大概会有人表示疑问，我在此补充。   （图：Adobe Stock） 自春秋战国起贵族已受到冲击，此时士发展壮大。自秦朝起中国进入郡县制的大一统时代，普及郡县制本身就是阻止垄断的体现，可谓一大进步。从汉代起虽恢复分封，但诸世袭藩王已被削弱，所以两千年来实际上都以郡县制为主体，依照选官标准任免及升降官员，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流动性。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不宜被定义为封建社会。 汉朝选孝廉，自汉武帝起每年一举，每郡都要推举贤才。自汉昭帝、宣帝以后，宰相几乎全来自地方，由努力得来，不是皇亲垄断。科举制始于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为关键。唐朝尚有门第；而到宋朝时，从魏晋传下的门第已基本上消失。苏辙有一句话：“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可见北宋的社会流动性，士、农、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变化尤为显著，有四民不分的趋势，许多商人家庭培养孩子考科举，也有许多儒生弃科举而从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之后詹景凤回怼说，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无言以对。明朝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多达60%的进士出身于三代未有人当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门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图：Adobe Stock）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言论。尽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价值观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论自由，也有许多士付诸实践，甚至不惜性命。这样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质是极权主义。古人非常看重尊严，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对尊严的践踏，使国民奴化，不敢有异议。儒家是反对奴化的，若传统的议政精神得以延续，并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么中共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毛泽东毁坏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议政的传统早自尧舜时代就有，那时施行禅让制，君主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春秋时，师旷与晋悼公间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议政精神。《左传》记载，卫献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晋悼公听说此事后，觉得卫国人赶走君主的行为太过分。师旷的观点则相反，他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意思是，若国君逆天逆民，当然应该驱逐他。 师旷随后说的一番话更精彩：“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过分之事是辅臣的职责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诸侯要有卿，卿要设侧室，大夫要有贰宗。史官、乐师、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论身分，人人可议政，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精神。   （图：Adobe Stock） 民间议政也体现在学校里。春秋时，郑国百姓在乡校议论执政者政策的好坏，大夫然明觉得不舒服，便问子产是否要毁乡校，子产立即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将批评政府的人视为己师。 士与百姓批评政府和君主的传统此后一直努力传递，西汉的眭弘与盖宽饶、东汉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上书带动百姓抗议，以及明代大礼议之争、左顺门抗议、海瑞上疏、东林书院，都付诸行动，造成很大影响或形成规模。读历史若受中共党文化影响，将其皆视为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便看不出其可贵之处。 譬如宋朝太学生上书，朝野上下皆对童贯、蔡京等奸臣不满，《宋史》记载有一位太学生陈东正直敢言，与众同学齐谏“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辞极为愤切，一呼百应，广受支持。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李纲主战，宋钦宗却要撤他的职，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再度上书反对。《宋史》称当时“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门前支持学生上书，可想其规模。众抗议者“喧呼震地”，奋力敲击登闻鼓，将鼓敲烂了也不肯停。见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彦时，众人激愤痛骂，捡起瓦砾向他身上砸。据《三朝北盟会编》，开封府尹赶来阻止抗议，呵斥他们怎敢胁迫皇帝，而学生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奸佞胁之乎？！”之后宋钦宗在压力之下妥协。   （图：Adobe Stock） 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伤亡，是民杀官，而非官杀民，抗议者“杀伤内侍二十馀人”，宋钦宗也没有调军队屠杀学生。事后，钦宗下诏说：“深谅尔等忠义”，大多数官员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最后只下令惩处杀人者。我不禁联想到六四，虽时代与起因不同，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勇气却相似，然而结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杀有多恶，不言而喻。 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顺便强调，中国古代制度虽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张箝制言论自由，遵守与否是人的问题。譬如，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一个很好的制度，凡天下军民写信给皇帝，无论内容如何，一律不许阻拦。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嘉靖时距开国已近二百年，当时尽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国家有诸多问题，但至少这一规定得以延续及遵守，正因此，长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骂他的奏疏。 还有一制度可见明朝非常重视平民的诉求。自明太祖时就已规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这不是纸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实的。举例说，宣德年间新淦县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丞厉中欺压百姓，县民忍无可忍，便将厉中捆绑，还杀死一名军官。后来明宣宗亲自审理此案，判县丞死刑，公正为民。他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也值得我们留意，见《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罪责在官。各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   （图：Adobe Stock）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也表现出权力制衡与保护言论自由，意识到这一传统的不仅有胡适，还有孙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即增加古代中国原有的监察权、考试权，保留传统政治中的优点，中西合璧。 在汉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称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负责监察的，相当于副宰相。而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不仅能监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能监察皇宫内的事。还有一个官职叫谏议大夫，专门监督并讽议皇帝的言行。唐朝时，散朝后皇帝若要与宰相单独对话，谏官有权随从，他可起到缓解皇帝与宰相矛盾的作用，因为，宰相有时想提意见却不便直接对皇帝说，可以由谏官转达意思，皇帝即使愤怒也无可奈何，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皇帝不能禁止谏官说话。 古代还有一类对言论自由的实践是史书。有人说，中国史书都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歪曲事实。此话言过其实。我们在阅读时，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应严谨考证，综合参考其馀史料，就事论事，最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知史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职业之一，道德标准很高，构成对君主和权臣的制约，像董狐直笔等事例，此类史官属于良史。《礼记》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对天子的监督。某种程度上，帝王可谓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类人，往往不敢随意。有些记载连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断然拒绝，足以说明史官享有很强的独立性。   （图：Adobe Stock） 约束执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应属社会上普遍坚守的价值观，时代可能变得黑暗，但正义的价值观绝不能丢。虽然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不好的事，但整体上大家都在争取正义，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醒悟。上文讲到海瑞上疏，嘉靖虽不算称职的君主，却在看到奏疏后深有感慨。《明史》记载，嘉靖起初非常愤怒，旁边的宦官黄锦想救海瑞，便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听后沉默了，“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就是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气人人认同，嘉靖也知，见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为名誉著想，自然不愿做纣王。黄锦与徐阶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众皆敬佩海瑞，也是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表现。 中国古代最宝贵的，乃正人君子无论身处何境地都坚持原则。《诗经》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独处犹能高标准要求，何况在外。纵然在战场上，也有人坚守底线，绝不忘恩负义。公孙丁与庾公差师徒就是典型一例，《左传》记载，公孙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为其主，一日两军交战，庾公差面对昔日恩师，实在难以动手。他感叹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若他向公孙丁放箭，便是背弃师恩；然而身为军人，这是他的职责，若不射，自己将丧命。最终他“射两軥而还”，故意射偏。忠义难两全，在国事与恩义之间抉择，庾公差的选择是坚守人性底线的。《孟子》也讲到此类难以两全的选择，可见儒家的价值取向。   （图：Adobe Stock） 古时还有忠孝之间的选择问题。譬如鲁国有个士兵经常当逃兵，孔子发现后问他原因，他说家中有年老的父亲，若他战死沙场，父亲便没人照顾了。孔子对他的孝心大加赞赏，并推荐他做官。法家《韩非子》藉这一事反对孔子的行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务相比，当相互冲突时，究竟该孰先孰后？长远看，孔孟的态度或许更值得选择，尽管会一时妨碍国事，却符合人性。儒家主张的顺序是先家后国，现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宜被视为对立关系。至于师恩，这是基本良知，即使浅一点说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坚守儒家价值观，怎会发生文革期间骨肉相残、批斗老师的悲剧？怎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近代欧洲人在读儒家经典时曾产生很深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人文主义，欧洲人文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希腊文化正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可谓交相辉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贵，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也非常喜爱中国古书。自明末隆庆开关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将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引发了欧洲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中国热”。我们大可不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现代化对立起来。   （图：Adobe Stock）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华人在国外反共，当然不等于反华和反中国文化。共产党是真正的极权，它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可贵精神对立，一系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人的骨气、胆识、思辨、信仰、道德，经过思想“改造”后，使人变得听话、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当听到异见时却丧失理智，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经远去，现在看似开放，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谁充当红卫兵已非表面容易识别。不久前有所谓“除三害”（莫言、清华、农夫山泉），此类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维定式、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影响一代又一代。 毛泽东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从民国留下来的专家学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后极可能“不听话”，所以他要将这些人驯化或踩在脚下。 民国之初本来非常开放自由，大师林立，挺共的学者尚不敢肆无忌惮，譬如那时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虽有共产党的意识，却也不敢太过分，毕竟学术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随黄侃学习，受教匪浅。但1949年后，中共愈发肆无忌惮，学术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谎成为常态，并强行用马克思主义洗脑且生搬硬套，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陆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奉为圭臬，不仅使学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经“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严重扭曲了历史研究和真相。并非所有史学家都主张全拿马列主义衡量，譬如陈寅恪。然而中共相当极端，要使所有人“统一”思想，且为政权唱赞歌，修改事实。西方研究可以有许多史观，不会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学术标准，此传统精神也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无论如何变，应有的品德却绝不能变。可惜中共毁坏了学术，也带偏了下一代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讽今，忧世忧民，也能化笔为剑。古代战争有时文武并用，文人一挥笔堪比千军万马，譬如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如惊天雷电，气吞万里，此等文章有先声夺人之效，怎不似千军万马？毛泽东忌惮笔墨的威力与传统文人的骨气，所以他要将所有潜在“风险”除之而后快，经系统“改造”后，莫说骆宾王、徐敬业，连比干、眭弘、盖宽饶、陈东、海瑞、顾宪成都不再出现。   （图：Adobe Stock） 断层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且中共有意过滤外来信息，欲使后人不知不觉间按照“改造”后的轨道行驶。六四镇压、网路审查、迫害异己、打压香港，一步步随时代变化而加固。现在抗议需要举白纸，上网没有隐私，新闻掩盖真相，高压审查使民习惯避开“红线”，教育发展在刚好可以为党利用的程度，让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国确实人才济济，可惜受环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国民纵然成才却降低底线，扭曲价值观，并对败坏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家发现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惨不忍睹，错得离谱。中国的文化悲剧不知仍将持续多久。 遥想张煌言受刑前，眼见神州大地尽失，山河依旧壮丽，惟感叹一声“好山色”，三百多年过去，依然引发共鸣，然此心情又有几人能知？但我并不悲观，因现在越来越多华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里都还保留著传统与普世价值观。回顾反清历史，张煌言后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其后有章太炎、孙中山，精神延续不息，便终有光复日，遗失的好山色终会回归。以史鉴今，书籍犹在，精神犹在，台湾犹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