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

韓信用兵如神，為大漢立下汗馬功勞，可謂無韓信則漢不能得天下。他被誣謀反，三族遭夷，引無數人同情嘆息。韓信之才華功績光照千古，無人否認，而有爭議之處，在於是否謀亂。有人以為謀亂證據確鑿，依據是《史記·淮陰侯列傳》。然而，閱讀任何史料，都不應盡信之；且《史記》微言大義，司馬遷將對韓信謀亂的懷疑與否定隱於文中，需細讀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讀原文。 《史記·淮陰侯列傳》記武涉、蒯通勸韓信叛漢之言尤詳，均遭韓信拒絕。當時假如選擇叛變，是最佳時機，那時尚不忍見利背義，為何到天下一統、最不適宜叛變的時候謀反？ 〈淮陰侯列傳〉云：「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儘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當時韓信已被劉邦封為齊王，其地位與才力足以左右楚漢勝敗存亡，倘若脫漢而三分天下，亦可實現。且武涉言及項王若亡，則劉邦必將矛頭指向韓信，此亦在預料之中。而韓信答覆道，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變，態度堅決如是。   （圖：Adobe Stock） 蒯通之言更具說服力，他的辯才很好，而且是韓信身邊的謀士。〈淮陰侯列傳〉以很大篇幅記述蒯、韓之間的對話：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仆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閑。』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閑，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二人深入交談前，先命左右之人迴避。蒯通之言，雖是挑撥，卻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韓信依然不動搖，說道：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通進一步勸說道：「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趨利和避害兩大角度，都說得理據充足。韓信此時的回復是：「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圖：Adobe Stock） 幾天後，蒯通又敦促韓信快做決定，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此時，韓信的回應是：「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最終拒絕蒯通，堅持不叛。 為韓信作傳，蒯通勸叛之言不必如此詳寫，而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寫，是為了表現韓信的忠心與知恩圖報，言外之意是質疑韓信後來謀反的真實性。對此，方苞〈書淮陰侯列傳後〉評論道：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 史書詳略鮮明之處，往往是讀者需深思之處。方苞認為，司馬遷有意在此處含蓄表達自己的沉痛，暗示韓信蒙冤。時機最佳之時，面對如此大的誘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反。 韓信後來被指控謀反，共有兩次，第一次的結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結果是被殺。兩次都有疑點，疑似均為誣告。 第一次被告前，項羽已敗，劉邦收奪韓信的軍隊，改封韓信為楚王。〈淮陰侯列傳〉云：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項羽兵敗，外患既除，劉邦有精力針對功高震主的韓信。韓信生於楚地，被封為楚王相當於衣錦還鄉，若從此安度餘生，可謂無憾矣。劉邦這樣安排，有防範的用意。且韓信已失兵權，在楚地有何條件與理由謀反？林西仲評論：「大抵淮陰欲反，當在王齊時，至楚則已難矣。」如果韓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備的條件多麼不足。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告發者的依據是甚麼？〈淮陰侯列傳〉雖然說「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但沒有明確表明因果關係。而《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寫道：「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罪名是「擅發兵」，或許與韓信「行縣邑，陳兵出入」有關。然而，即使陳兵進出縣邑，也不能據此斷定謀反。   （圖：Adobe Stock） 鍾離眜曾是項王的部下，與韓信交好，後來投奔韓信，劉邦對他恨之入骨。據〈淮陰侯列傳〉，韓信被告謀反後，為討好劉邦，拿鍾離眜的人頭獻媚。此事可信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載，漢五年九月，「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眜，斬之以聞。」而告韓信謀反的時間在漢六年，之後韓信與鍾離眜商量將他的首級獻給劉邦，於是鍾離眜怒罵韓信，憤而自盡，顯然相矛盾。若鍾離眜已於漢五年被斬，怎可能活著與韓信交談？韓信逼死鍾離眜一事，真實性頗為可疑。 第一次所謂「謀反」，最後以赦免告終。〈淮陰侯列傳〉云：「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如果劉邦掌握韓信謀反的確鑿證據，不會赦免他，應只是有人誣告，劉邦大抵也明白韓信未反，但藉此機會警告，順便有借口進一步削弱韓信。 韓信被貶為淮陰侯後，不能到自己的封地，無實權，無兵符，無印璽，心中也清楚劉邦猜忌自己，經常以生病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麼反？《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第二次「謀反」，亦頗可疑：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疑點如下： 1、韓信拉著陳豨的手，令左右旁人迴避後說的話，誰聽到了？此一疑點，方苞已指出：「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 2、韓信不具備襲擊呂后和太子的能力。假傳詔書，調動衙門裡的奴僕，組成一支軍隊，韓信不知道這極不現實嗎？假使能調動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韓信會那麼傻？方苞曰：「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及雒陽為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既無兵權，即盡赦諸官徒奴，為數幾何？」 3、僅憑一人之辭，證據不足，先斬後奏。韓信有一個門客犯了罪，韓信要殺該門客，其弟向呂后告韓信謀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嗎？方苞曰：「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沒有審理過程，沒有對證，且不待劉邦回來後再判生死。假如韓信謀叛，那麼，和他一起策劃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陳豨處的送信人下場如何？卻未見有逮捕並處置逆黨各人的記載。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從令之部署不問也，定謀之家臣不問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問也。豈法可加於無辜之三族，獨寬於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變，乃呂后陰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詞無疑矣。」 可知，韓信第二次所謂「謀反」，也是一起冤案。   （圖：Adobe Stock） 《史記·淮陰侯列傳》寫到韓信之死，尚未結束，後面還講了一件事。在史書中你會經常看到，按理說應該收束的地方，其後又補充事件或細節。〈淮陰侯列傳〉寫道：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劉邦返回京城後，得知韓信被殺，心情是「且喜且憐之」，此五字值得細品。林西仲評論：「且喜且憐之，亦知其無罪受戮，為可憫也。」 劉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韓信謀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話竟使得劉邦赦了他。司馬遷有意透過對比，含蓄地為韓信鳴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諒，屢立奇功而無罪的韓信卻不能。方苞評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圖：Adobe Stock） 最後就是贊，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司馬遷親自到淮陰看過。當地人告訴他，韓信還是平民時就與眾不同，其母親去世後，他沒錢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後能有千家萬戶居住。司馬遷親眼見到韓母的墳，確實如此。 之後司馬遷對韓信的評價，看似責怪，實則另有深意，是為韓信鳴冤。他說，韓信如果能學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後謀反，導致滅族，豈不是應該的？司馬遷在這裡用的是「反言」筆法，這是中國古書中常見的筆法之一。司馬遷並非真認為韓信謀亂，方苞對此解釋：「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過方苞的解讀後，各位不妨現在再讀一遍《史記》這段文字：「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馬遷這段「太史公曰」，直擊讀者內心深處，用「反言」營造的引人同情與諷刺的效果，勝過其他表達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評語：「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或問，司馬遷為何寫得如此隱晦？為何不直接刪掉他懷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為韓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劉邦死後，做臣子的也很難為韓信平反，風險太大；其次，史家向來有一原則，即《穀梁傳》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己認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傳給後人，盡量客觀。大抵司馬遷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實，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韓信「謀反」的事，也寫下來。 《史記》中與〈淮陰侯列傳贊〉形成對比的，是〈蕭相國世家贊〉。評價蕭何，亦是一段微詞：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初諸功臣，劉邦只能容像閎夭、散宜生那樣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輩。韓信誅滅，蕭何顯赫，有奇節豈不如無奇節？諷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無論學文還是學史，做現代媒體編輯還是研究古書，《左傳》都是一部不可不讀的書。從史學角度看，其價值當在《春秋》之上，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云：「《左傳》是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從文學角度看，《左傳》值得每一位想成為作家的人細讀，其義法、遣詞、章法令古今無數賢才嘆為觀止。林紓《左傳擷華》云：「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 現在華人很少寫古文，也不一定都專攻古代史，是否應該對《左傳》視而不見呢？若有興趣，且學有餘力，建議一讀。並非教大家以後都寫古文，你若想寫好白話文，道理和作古文是相通的，《左傳》等史書並不過時。後世許多記事文水準不及《左傳》，但只要能學得其二三，也足以成為大師了。方苞《左傳義法舉要》云：「雖太史公、韓退之不過能仿其二三，其餘作者皆無階而升。」   左丘明（圖：公有領域） 當然，如果死記硬背地學《左傳》，肯定達不到司馬遷、韓愈的高度。需要得其法，包括起筆、伏筆、頓筆、頂筆、插筆、省筆、繞筆、收筆之法，此八法即林紓《畏廬論文》總結的「用筆八則」。現在一些人在寫作時也會用，可是未必寫得好，去《左傳》高度甚遠，這無可厚非，別說我們，連《史記》也非全都寫得出神入化。一般寫手，若能講清楚一件大事，且寫得精簡自然，已不容易；若人物關係、事件再複雜些，便易自亂陣腳。即使高手來寫，也難免有冗詞贅句，或不夠自然，或中心不明。史家之文，高下不在辭藻，你們看左氏之文，看似不經意的一筆，真乃渾然天成。 例如《左傳·庄公八年》〈連稱管至父之亂〉省筆之妙，此事尤難以簡練文字講清，而左氏文如四兩撥千斤，該詳細的地方詳，該概括的地方簡。 又如〈城濮之戰〉，更令人拍案叫絕。一般寫手只敢以一義貫穿全篇，因筆力不足，擔心寫得散漫；而〈城濮之戰〉「以德、禮、勤民三義相貫，間見層出，融洽無閑」（《左傳義法舉要》）。此篇微事兩兩相對，一面是晉侯有德、有禮、勤民，一面是子玉無德、無禮、不勤民。且此篇將重點放在戰爭前的小事與對話上，而簡寫戰場上楚軍敗北之情形，詳略得當，亦為今人可學之處。一場戰役之勝敗，多不取決於戰場上交手之時，早在戰前，已可透過人物之品性與言行預測到結局。在下筆前，須具備洞見關鍵因素的能力。   （圖：Adobe Stock） 諸位亦可欣賞〈晉靈公不君〉，此篇人物栩栩如生，讀之彷彿件件史事皆發生在眼前。看靈輒報恩一事，左氏如何插敘。現在不少作者在文中追溯前因時，也知道用插筆，然而在哪個位置插敘，所插之事在何處收尾，未必恰到好處。而〈晉靈公不君〉就是一絕佳範例。此外，〈鞌之戰〉亦是用插敘的佳例，林紓評曰：「文字最難於整片中夾敘瑣細之事……左氏之神閑氣定，瑣事必摭，又安置極有方法。」（《左傳擷華》） 另有一點也是我們不可不知的，即史書中的微言大義。拙文〈論如何學好中國傳統文化〉曾介紹《春秋》「鄭伯克段於鄢」的微言大義，《左傳》已有闡釋。其實讀《左傳》所敘之事，也能品出言外之意，感受到其重德的觀念。 微言大義在亂世中是有必要的。孔子為何作《春秋》？為何隱寓褒貶於史事中？《史記》云：「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時代壞了，道德下滑了，想歸正它，可惜自己的言論不被採納，再不挽狂瀾，將成什麼樣子？所以「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在史書中評判是非。《史記》又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知道，說教作用不大，不如講述史事。《春秋》是經；《左傳》亦是經，以事顯義，亦不說空言。《漢書》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圖：Adobe Stock） 翻開《春秋》，你會發現它沒有評論，就是據事直書。全書只有一句斷語，即「鄭棄其師」，而這樣寫也是有根據的，並非妄下判斷。那麼讀者如何透過《春秋》之事看出孔子的態度？看他用何字，不用何字，如何詳略，如何筆削。《左傳》記事更詳，也很少出現評論，往往在「君子曰」後評幾句，解《春秋》之義時說幾句，其餘都是事。即使讀者只讀其事，也分得清孰褒孰貶，著史之人當具備此等筆力。不過，前提條件是價值觀正，心術正。 記事之文該不該引導讀者往某方向思考，現在很有爭議。若想絕對客觀，就只能機械地記流水帳了，然而即便這樣，也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為旁枝末節是永遠寫不完的。所以應善於筆削，在史學領域，要有章學誠所謂「筆削獨斷之專家」。章學誠又云：「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文史通義》）撰述即近於筆削獨斷，從過去的治亂興衰看到未來，對材料必然有主觀取捨，分輕重主次，而且會因時代而變，比如十年後寫一部中國通史，與現在的著重點或許大不同，是靈活變通的，所以「其德為圓」。 撰述對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的要求尤高，特別是史識，萬中無一。《左傳》敘事，多處可見其史識之高。如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記戰前晉國反戰者範文子與主戰者之間的爭論，範文子的話至關重要，萬不可一筆帶過。原文道：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儘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外無患，必有內患，範文子早已預見晉國的未來。 另一處細節，在晉軍獲勝後，範文子卻憂心忡忡，「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左傳·成公十六年》） 此事此言似與主線無關，可插可不插，實亦是一極其關鍵之場景。 後來，範文子自鄢陵回國，祈求自己快死，說：「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左傳·成公十七年》） 範文子兩次警告以及祈死之舉，正與日後晉厲公之驕、郤至之矜功、欒書之毒計、晉厲公被弒相呼應。晉國雖戰勝楚國，卻不能免於內亂與政變，伏筆早在範文子之言埋下。倘若其建議得到採用，晉國的命運會截然不同。左氏具慧眼卓識，有意突顯範文子之言行，引讀者思考，並寓重德之義。   （圖：Adobe Stock） 讀史書時，當留意作者如何寫看似可刪而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內容，作者史識之高下多在這些地方體現。還有一例，是《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寫李泌的部分。安史之亂時，唐肅宗問李泌破賊之期，李泌提出一妙計，建議直搗叛軍巢窟。肅宗也覺得此計很好，但因急於收復長安，所以沒有採用。他的這一策略，《舊唐書·李泌傳》無記載，而《新唐書·李泌傳》和《資治通鑒》將其詳記了下來。李泌眼光長遠，他這番建議倘若實施，或許藩鎮之禍不會延續那麼久。透過對比，可辨編修者史識之不同。限於篇幅，不在此貼出原文，以後再詳談這個話題。 以上主要介紹《左傳》，順便多聊了一點。總之，良史要有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還得工文；《春秋》、《左傳》、《史記》，後世難以超越，尤其是《左傳》，真可謂萬世文史之楷。 有朋友說，不從事寫作，也不打算撰述歷史，不想閱讀太多。我覺得，無所謂啦，只要自己開心就行，不過，增強閱讀理解力及思辨力依然很重要。想到一件事，曾有人對我說：「某媒體改邪歸正了。」我說：「它本質上是中共大外宣，不算改邪歸正。他們的報導似乎在平衡，也采中共不喜歡的聲音，可是整體上的效果是引導華人向中共的思維靠攏。所謂『小罵大幫忙』就是這一類。其實他們並不高明，立場很明顯。」當然，大外宣沒資格與《春秋》、《左傳》相提並論，它的引導是負面的，它充當迫害人權之政權的鷹犬，怕在西方國家被視為滲透，遂披上一層外衣。儘管如此，我也誠摯地希望他們真正改邪歸正。 日後我將繼續整理讀史札記並發表，涵蓋《左傳》、二十五史等書籍，節選並解析。歡迎追蹤。  

今日講《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季梁諫追楚師之事，賞讀「忠於民」思想之美與左氏筆法之妙。 當時楚國的國君是楚武王，楚國要向北擴張，漢水之東的諸多小國是其絆腳石。其中有一塊石最難啃，即在諸小國中勢力最大的隨國。楚國欲節約戰爭成本，便打算藉談判不戰而勝。 《左傳》曰：「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 成，意思是講和。準備侵略，卻先派人去和議，值得玩味。可見楚國此時已有自知之明，知不可以力圖之，則須以詭圖之，為下文「不得志」與「羸師以張之」埋伏筆。 《左傳》曰：「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楚軍駐紮在瑕地等待，隨國派少師來主持議和。董成的意思是主持和議，董作為動詞時有匡正、監督、管理的意思，如《尚書》云：「董之用威」。楚子即楚武王，因楚國是子爵諸侯國，故稱其國君為楚子。楚國國君不應該稱王，但因周室衰微，故對其僭越之舉無可奈何。《左傳》多處用楚子稱謂，是春秋筆法。   （圖：Adobe Stock） 楚大夫鬬伯比向楚子獻上一計：「我們想征服漢水以東的小國，卻未能得志，問題出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擴展三軍，整頓兵甲，以武力脅迫諸國，他們很害怕，因此團結在一起對抗我們，所以難以離間他們。漢東諸國中，隨國最強大，如果隨國驕傲自滿，必定疏遠其他小國。他們若不團結，對我們有利。隨國少師很自大，請將我軍精銳隱藏，向他展示我軍士兵羸弱的樣子，使他放鬆警惕。」原文中用了三個「張」字，有三種不同的意思，「張吾三軍」的「張」是擴大；「隨張」的「張」是驕傲自大；「請羸師以張之」的「張」是使其更加驕傲自大。 鬬伯比的張隨誘敵之計堪稱奇策。那麼成功率高不高？《左傳》云：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 楚國另一位大夫熊率且比提出疑問：「隨國有季梁在，此計能行嗎？」他所說的季梁也是高智商人物，擔憂此計被季梁識破。鬬伯比回答：「這是為長遠考慮，因為隨國國君很信任其少師。」言外之意是成功率應該不低。之後楚武王實施了鬬伯比的建議，下令讓楚軍表現得散漫羸弱，並接待了隨國的少師，故意讓他看到。 少師果然中計。《左傳》云：「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談判過後，少師返回隨國，建議隨君追擊楚軍，隨君差點答應。此時，季梁也果然識破了楚國的詭計，及時勸阻，使隨君感到懼怕，暫時為隨國化解了這場危機。   （圖：Adobe Stock） 左氏在過渡方面處理得很好。假若作者是一般人，可能會把「王毀軍而納少師」寫在「請羸師以張之」後面，而跳過熊率且比與鬬伯比的對話。絕佳的敘事文總是能做到環環相扣，一脈貫穿，多一句不得，刪一句不得。「隨侯將許之」照應鬬伯比所謂「少師得其君」，季梁阻止隨侯照應熊率且比所謂「何益」。季梁在此事件中是一關鍵人物，其登場不應平淡無奇。在他登場前，左氏引用熊率且比的擔憂留下懸念並埋下伏筆，可起到蓄勢的作用。此文前半部分主線是「張」字，後半部分主線是「懼」字，從「張」過渡到「懼」，「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這句話是一座橋樑。 林紓《左傳擷華》評曰：「此篇制局極緊。前半豎一張字，正面決策，對面料敵，均就張字著想，無句無意不是張字作用；下半豎一懼字，與張字反對，見得張則必敗，懼則獲全。……顧文字極寫張隨，而楚師既示以羸，少師復增其侈，文勢欲拗到懼字意，則萬萬費力。乃忽插入熊率且比一言，提醒季梁二字，則楚國君臣聚謀，一時皆成瓦解。以戒懼之言，必即出自季梁之口也。」 那麼，季梁究竟說了怎樣一番話，使隨侯恍然大悟而懼怕？請看《左傳》原文：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此話有三層意。（1）上天正在眷顧楚國，賜予他們福分。楚軍之所以看似羸弱，是想引誘我們中計。請勿上當。（2）我們是小國，他們是大國，一個小國在什麼情況下能抗衡大國？在「小道大淫」的情況下可以。「小道大淫」的意思是，小國正義，順天得道；大國君淫政亂，背道而馳。什麼是道？就是「忠於民而信於神」。「信於神」意為取得神的信任。忠，就是治國者要善待百姓，經常想到利民；信，就是祝史在祭祀、祝禱時要說真話，不要欺騙神。祝史，即掌管祭祀的官。（3）現在我們隨國是否符合道？百姓飢餓，而君主放縱，祝史祭祀時誇大其辭，臣以為不應該這樣做。   （圖：Adobe Stock） 隨侯聽到這裡，仍未徹悟，問道：「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祭祀用的牲畜質量都很好，糧食也豐富，為何還不能取信於神？ 季梁回答：「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季梁說，民是神之主，因此聖王先使民富足，而後致力於神。主在這裡的意思並非主人，而是本。養民利民是君分內之事，乃國事之本，君若不務本，則祭神只是流於形式。 向神貢獻牲畜時禱告說「博碩肥腯」，是告訴神：百姓的生活已經普遍富足，他們養的牲畜很肥，沒有生病，且種類繁多。在獻糧食時禱告說「絜粢豐盛」，是告訴神：三時無災害，百姓和睦且農業收成很好。三時指春季、夏季、秋季。在獻美酒時禱告「嘉栗旨酒」，是告訴神：舉國上下人品端正。祭品馨香，反映的是人無邪念。所以季梁建議：致力於農業，完善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九族和睦，用這些成績來祭神，神才會賜福，做事才能成功。然而現在百姓各懷私心，國家沒治理好，只有國君一人在祭祀時獻上豐富的祭品，神怎麼會賜福呢？所以國君應該勤於修政，與兄弟國家保持親睦，這樣也許就沒有災禍了。 隨侯此時方醒悟，「懼而修政」，此後「楚不敢伐」。畫龍點睛，耐人尋味。季梁不僅破了楚國張隨之計，且指出隨國根本問題，若要抗楚，須修政利民，重視教化。   （圖：Adobe Stock） 回顧全文，儘管複雜，卻離不開「張」、「懼」二字。林紓《左傳擷華》云：「不知針對鬼神言，即步步藏宜戒懼之意，懼字寫得愈透，則張字撇得愈遠。妙在寫懼字正面，並不點清字面。」 季梁的進諫對今人依然有很大意義。現在亦有人不明白信與行之間的關係，比如進廟裡拜神只是一味求好運福報，而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行善了呢？是否「吾日三省吾身」呢？若身為官員，是否連本職工作都未做好，還常做害民的缺德事呢？信仰不是交易，關鍵在於信者的德行，神看重的也正是人的內心與平日之所為。信神並非所謂「迷信」，與之形影相隨的是修身，若能堅持正信並致力達到心性與言行標準，應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文藝作品在中國傳統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現代很多作家拋棄了傳統的觀念，創作出來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說在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來被捧得很高。作為通俗文學的形式之一，小說雖不應受到排斥，但也應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視文學的教化意義，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錢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說，正是因為「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小說特重描寫細節，對大眾的口味，本無可厚非，然有些情節實在不適合描寫細節。為增加點擊量而寫刺激慾望的細節，讀者看後，不自覺地受影響，不好的行為也跟著學。  現在紙質書越來越過時，連小說也要讓位了，人們都愛看短影片。華人圈裡流行短劇，那些劇本真是驚人，千篇一律，算計的、復仇的、低俗的、沒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噓。這個時代有這樣的文藝作品，正反映出此時中共國的社會現實——各種不公、欺騙、信仰缺失、審美崩壞。文藝作品創作什麼都可以，但最忌諱低俗，如黃庭堅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文學當出於性情，自由而本於道德，「思無邪」者，「溫柔敦厚」者，諷諫政府者，或值變風變雅之世而「止乎禮義」者，憂天下者，才是中國人應當推崇的。 許多傳統的經典作品之所以經典，正是因為憂患意識，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憂生」與「憂世」是也。陶潛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如今是何世啊！羲農、六籍多遙遠啊！太需要憂世之作了。文學史上，詞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興，憂患意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諸才士筆墨多著在男女愛情上，然明亡以後，那種文人本該具備的憂覺醒了，試看雲間陳子龍、李雯後期的詞，深度明顯不同。 中國文藝現在這條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必待更多人振聾發聵，體制巨變，方有文藝復興，方能衝破黑暗。  

文藝作品在中國傳統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現代很多作家拋棄了傳統的觀念，創作出來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說在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來被捧得很高。作為通俗文學的形式之一，小說雖不應受到排斥，但也應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視文學的教化意義，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錢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說，正是因為「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小說特重描寫細節，對大眾的口味，本無可厚非，然有些情節實在不適合描寫細節。為增加點擊量而寫刺激慾望的細節，讀者看後，不自覺地受影響，不好的行為也跟著學。  現在紙質書越來越過時，連小說也要讓位了，人們都愛看短影片。華人圈裡流行短劇，那些劇本真是驚人，千篇一律，算計的、復仇的、低俗的、沒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噓。這個時代有這樣的文藝作品，正反映出此時中共國的社會現實——各種不公、欺騙、信仰缺失、審美崩壞。文藝作品創作什麼都可以，但最忌諱低俗，如黃庭堅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文學當出於性情，自由而本於道德，「思無邪」者，「溫柔敦厚」者，諷諫政府者，或值變風變雅之世而「止乎禮義」者，憂天下者，才是中國人應當推崇的。 許多傳統的經典作品之所以經典，正是因為憂患意識，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憂生」與「憂世」是也。陶潛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如今是何世啊！羲農、六籍多遙遠啊！太需要憂世之作了。文學史上，詞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興，憂患意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諸才士筆墨多著在男女愛情上，然明亡以後，那種文人本該具備的憂覺醒了，試看雲間陳子龍、李雯後期的詞，深度明顯不同。 中國文藝現在這條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必待更多人振聾發聵，體制巨變，方有文藝復興，方能衝破黑暗。  

文/清簫 最近有讀者朋友問我中國古代帝王的作息，這個問題很有趣，在此展開講一講古代帝王的工作內容和日常。 中國古人講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睡早起，主張作息規律，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帝王的生活奢侈舒服，但實際上不能以偏概全。傳統思想對職責的重視勝過權利，有多大的權，就要承擔多大的責任，不像我們想像中那樣輕鬆，歷史上善於治國的明君比一般人辛苦許多。我們都知道國君要上朝，《禮記》說：「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秦時代，上朝時間大約從日出開始，日出前就要做好準備，天微亮時大臣進門，日出時君主正式和群臣相見。需要上朝的日子，起床時間不能晚於日出。   （圖：Adobe Stock） 明太祖朱元璋起床很早，《明史》稱：「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在天快亮的時候上朝。 再以宋太宗的日常安排為例，據《事實類苑》記載，「辰巳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他五更起床，相當於凌晨三點至五點之間；上午處理完政事後讀書，夜深時才睡覺。宋太宗非常勤政、好學且節儉，《宋史》稱：「勤以自勵，日晏忘食」，「以慈儉為寶，服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游之非」，有時到日暮還想不起吃飯，衣服洗了又穿，能抵制聲色、奢侈品、安逸的誘惑，試想他那樣的地位，能如此自律確實不易。 清朝大部分皇帝都勤政，對早起的要求很嚴。例如《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帝「宵衣旰食……親政六十餘年，夙夜勵精。始終惟一。」早上天未亮就披衣起床，更可貴的是，勤政堅持了六十多年。康熙能成為康乾盛世的開創者，其毅力是關鍵因素之一。 （圖：公有領域） 據《國朝宮史》，清朝皇帝一天的工作、學習、生活安排如下： 「皇帝每日視事：夙興，御養心殿西暖閣，或乾清宮西暖閣及弘德殿，閱列朝實錄、寶訓一冊。」一日之計在於晨，晨間記憶力較好，皇帝要早起，讀歷史和祖宗留下的治國之道。起床洗漱後不一定直接讀書，古人一向重視孝，即使身為帝王也不能例外，在做事前先要向太后問安。「每間二、三日，皇帝夙興，常服，乘輿，詣皇太后宮，降輿，由壽康左門步入至皇太后暖閣前。宮監傳奏，皇帝進暖閣，跪，敬問起居。皇太后賜坐。皇帝興，進至御榻左，一叩坐。賜茶，皇帝叩受，飲，復叩如初。皇帝奏對畢，辭出，乘輿還宮。」這是皇帝早晨向母親問安的禮儀。 問安與晨讀過後，皇帝開始吃早餐，飯後批閱奏摺，召見大臣。《國朝宮史》記載：「辰刻進膳，閱王公、大臣名牌，頒賜克食。既徹，乃披覽內外臣工奏摺，批答授進，止訖，下所司。隨召見諸臣奏事。太監承旨下，外奏事引進乾清門。以次賜見畢，乃升寶座，宣引見官部旗大臣。引見者各以前後為次，捧名簽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歷畢，退。皇帝降旨以簽授，大臣承旨退。皇帝還便殿。若幸瀛台等處，進膳、辦事亦如之。」百官依次序奏事，皇帝知曉後下發諭旨。上午未能處理完的工作，下午繼續處理。 清代皇帝通常在下午兩點左右吃晚餐，《國朝宮史》稱：「每日未刻進晚膳，閱內閣所進各部院及督撫、提鎮本章」，晚餐後還會忙一陣子。但也會做一些娛樂活動，不一定都是緊繃著。   （圖：Adobe Stock） 康熙、雍正、乾隆日子都過得很忙。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批閱的奏摺至少約有22000餘件，部本、通本超過19萬件。與盛清相比，明初的皇帝在忙碌方面不遑多讓，例如朱元璋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8天內，送入皇宮的章奏多達1160件。 明代和清代大多數時間沒有宰相，而在朱元璋廢相前，皇帝不必大小事都管。唐代和宋代有政事堂，唐朝政事堂的權力很大。在了解什麼是政事堂前，先講唐代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分為三個部門：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舉行聯合會議的地點叫作政事堂，《舊唐書》記載：「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會議原常在門下省舉辦，後來遷到中書省。 中書省主要負責發布命令，在唐朝，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最高命令並非由皇帝本人擬撰，而是由中書省擬撰。《舊唐書》稱：「凡詔旨敕制，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中書舍人先寫詔書，之後中書令或中書侍郎挑選出其中一篇，作為正式詔書交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畫敕。 皇帝畫敕後還不能直接執行，而是要發給門下省的官員審核，如果門下省不通過，那麼皇帝的命令就不能下達。門下省內有一種官叫給事中，有權對皇帝的詔敕提意見，《新唐書》記載：「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也就是說，門下省可以將皇帝已經同意的政令駁回，做批註並送還，要求重新擬撰。直到門下省通過後，詔敕才能送到尚書省執行。   （圖：Adobe Stock） 尚書省是執行部門。起初，尚書左右僕射可以參與政事堂的會議，前提條件是獲得「同平章事」等銜，但開元以後不再享有此資格，從此只有執行命令的權力。所以唐代真正的宰相只是中書省和門下省，該兩省享有參與決定權。 唐朝皇帝的詔敕若要得到承認，除了皇帝本人的畫敕外，必須還有政事堂通過的證明，即「中書門下之印」。如果皇帝繞過宰相直接下詔，則不符合正規流程，官員可以不承認、不執行。總的來說，唐代皇帝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並不像現在有些人想像的那樣隨意辦事。 不過，歷史上確實有皇帝不守規矩，例如唐中宗，他利用了一個灰色地帶。因繞過中書省和門下省，他覺得心虛理虧，所以裝詔敕的袋改用斜封，敕字從硃筆改成墨筆。《新唐書》記載：「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唐中宗私下封官，此等行為不正，古人也反對且鄙視。但大多數情況下，皇帝和政府是遵守流程的，唐代的三省制總體上是不錯的。   （圖：Adobe Stock） 到北宋初，對官員任命的嚴謹態度依然延續。《宋史》記載：「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谷。谷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竇儀曰：『谷之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敕。』從之。」 當時三名舊宰相都已不在任，而皇帝宋太祖任命新宰相需要宰相府蓋印，正愁找不到人，若沒有宰相同意的證明，則此敕無法生效。相位不能一直空著，於是宋太祖問大臣有沒有什麼好辦法。陶谷說，以前從沒有輔相虛位的情況，只有唐代發生甘露事變那時，數日沒有宰相，皇帝要補上這個空缺，於是讓尚書僕射蓋印，這一事例可以參考。 雖然陶谷的建議有道理，畢竟遇到了百年難遇的特殊狀況，但也有人表示反對。竇儀認為，陶谷所說的是大亂之際的應對方法，而現在是太平年代，不應該再採用。竇儀建議讓開封尹、同平章事來蓋印，這樣更合適。「同平章事」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文提及，有此銜者可以和中書省、門下省商議政事。最後竇儀的建議得到採用。 古人辦事也得按照規章，如上述宋太祖遇到棘手的問題，要拿出來諮詢、討論，盡量找到最合適的副署人，因為皇帝一人的敕屬於違法文件。   （圖：Adobe Stock） 明清之前，治國的關鍵主要在宰相，皇帝自己當然不可能管所有事，政府的運行也不單靠皇帝的詔敕。唐代宰相可以下令指揮百官，政事堂所下達的文書叫作堂帖，《唐國史補》稱：「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 北宋初期曾保留堂帖，《宋史》稱當時「堂帖重於敕命」，比敕還厲害。後來皇帝禁止中書省下堂帖，改成了札子，名稱變了，實際上是差不多的。但自宋太宗起，要求凡遇到大事，必須用敕下令，即使用札子指揮，也要上奏皇帝，自此皇帝的權增大了。 然而，宋代的宰相不至於到只順從皇帝的地步，宋朝皇帝做決策也不是獨裁專制，這些細讀正史都可以看得出。直到明清，雖失去宰相，但對皇帝的要求也是不能胡作非為。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異，然而皇帝之上還有天，有神，有禮法，有祖宗，眾所周知，皇帝也怕無顏到地下見列祖列宗，而且重視祭天，還要自省，傳統政治一向和信仰、修身緊密相關。所以當我們回顧及研究古代帝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時，不應忽略修德的內涵。 不同朝代制度不同，皇帝的辦公流程不同，今天只舉出一點例子給大家看。最後概括兩點，一是古代帝王沒那麼輕鬆；二是帝王也有要遵守的規矩。  

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