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亞年內關5店 瑞士母公司坦言高估大陸市場
2026 年 6 月 4 日
为什么今天的中文互联网每况日下？ 与论大致归咎于：1)网管、审核、禁言、销号：2)喷子：3)垃圾算法推送：4)缺乏高质量的对话。 然而，这些因素其实长期存在，并非今天才有，而且非中文互联网也有类似的因素。如果以称冠全球的流量和用户数量来看，甚至可以认为当前的中文互联网似乎蔽日遮天。 的确，审核越来越严、墙越来越高、喷子越来越多、算法越来越垃圾。这些都导致了今天中文互联网上的信息/噪音比例（信噪比)越来越低，获取有用信息的时间成本远高于这些信息本身的价值。这时，信噪比似乎已经趋近一个无法逆转、濒临崩溃的临界点。其系统成本之高逐渐地让使用者知难而退。 我曾经养过一个生态球Ecosphere。这是一个由几只小虾、一片海藻和人造沙粒构成的、自我循环的封闭生态系统。小虾以海藻为食，海藻通过光合作用不断成长，而小虾微量的排泄物也成为了海藻的肥料。说明书上说：只要有光，这个封闭生态系统就可以自我循环，生生不息。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系统里海藻开始过度生长，其中的一只小虾”零落成泥碾作尘”。再过了一阵子，系统里的水“只有香不再”，变得越来越绿浊，小虾们开始在自己的屎尿中挣扎一一种在粪坑里扑腾的既视感。到了最后，这些残存的小虾们也未能幸免，逐一追随那先驱的脚步而去。就这样，一个所谓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就彻底崩溃了。 仔细想来，这个封闭式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的宿命，类似于今天的中文互联网：有人产生内容（海藻）、有更多的人消费内容（小虾）并通过留言讨论（排泄物）反馈内容生产者（海藻）。然而，由于系统是完全封闭的，缺乏新元素，系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将至死靡它，能维持原状已是感天谢地了。 在这个封闭系统里（中文互联网），如果内容消费者（小虾）过快地投杼逾墙（小虾排泄），将势必导致系统超负荷运转，无法及时消化这一众垃圾，最终将污染整个系统（浊水横流）。而算法推送（海藻的光合作用）则加速了崩塌的进程。同时，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系统即便是在最佳状态时也只是在依靠自己产生的垃圾而苟延残喘，无法突破自封在玻璃里的禁锢而成长壮大。最后，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只要系统内部出现一丝不均衡，就能迅速地导致整个系统的崩塌。 简言之，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一个脆弱而呆滞的系统。虽然刚开始时系统似乎风平浪静，但系统的变弱只是时间问题，而它的退化是渐进而无声的。系统崩溃的时间取决于系统内垃圾积累的速度，和一些无法预见的意外因素打破系统内部的平衡。最近，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抱怨中文互联网之内哀鸿遍野、鸟尽弓藏。中文互联网的价值/成本比例，似乎已趋近了临界点。 这就是中文互联网之死。 洪灏 2022.07.20 长文：中文互联网之死 pic.twitter.com/FykWo56YYm — Hao HONG 洪灏, CFA (@HAOHONG_CFA) July 20, 2022 （全文转自推特）
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其中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为32.6%，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4.2%，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1.0%。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32亿，较2020年3月增长3546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较2020年3月基本持平。 从性别结构来看，中国网民男女比例为51:49，与整体人口中男女比例（51.1:48.9）基本一致。 从年龄结构来看， 20-29岁、30-3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9.9%、20.4%，高于其他年龄群体；40-49岁网民群体占比为18.7%；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22.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高龄人群渗透。 学历结构上，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8.8%。 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3.7%;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这，占比为17.4%;农林牧渔劳动人员占比为15.3%。 上述报告中的网民是指：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 月收入定义为： 1、学生收入包括家庭提供的生活费、勤工俭学工资、奖学金及其他收入。 2、劳动人员收入包括子女提供的生活费、农业生产收入、政府补贴等收入。 3、无业/下岗/失业人员收入包括子女给的生活费、政府救济、补贴、抚恤金、低保等。 这项调查一经公布便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有网友留言称：“我看评论老以为全都是月入百万的高学历博士后呢！！”也有网友表示疑问：“月收入1000以下的话有那个时间上网冲浪为什么不赚钱呢？”
中国的亿万网民都深受中国网络审查之苦。封锁网站、销号、删帖、对内容进行敏感词过滤等等，是人们熟知的审查的方式。但是外界很少得知网络审查员到底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审查的。前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刘力朋最近挺身而出，勇敢地说出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细致操作内幕。他告诉中国的网友，”勇敢说话、拒绝作恶”。 在2020年三月来到美国之前，前新浪微博审查员刘力朋一直在试着发出声音，向世人揭露中国审核机制的内幕。 “中国互联网太脏了” 八零后刘力朋在天津长大，大学毕业后，于2011年进入新浪微博任“微博编辑”。 ” 我进入（微博）之前，以为工作像是论坛板主，互联网可能要有人对比如仇恨言论、色情、攻击性的东西把关。”刘力朋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很快意识到这份工作”不对劲”：”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机器，跟中共的宣传系统、安全系统紧紧连着。” 刘力朋提供给本台的资料显示，他的工作内容是每天接受指令，透过细致的操作选项，清除微博上”敏感”内容或账户。他形容自己像是审查工厂里流水线的操作员，工作内容也很快让他感到不安。当时，还有一个网警部门在一旁上班，”（我们）都知道那是恐吓网民、抓人的人，大家都很怕他们。” 一开始，刘力朋消极地反击，默默”解封”或”通知”用户。其中包含了2011年在微博讨论六四维园烛光集会和七一大游行的一些香港用户，以及2012年因“南方周末事件”被全网封杀的作家暮容雪村。 “我后来就开始不删了，在后台看到的都是因为关键词、或是敏感用户群嵌入进来这些社交网站里最黑暗的一面。有时候看微博前台用户骂人，微博小秘书死全家等各种咒骂，一天工作下来，冲击还是挺大的。” 在2013年离职前，刘力朋说自己索性直接”一键通过”所有的审核内容。 ” 我作为审核员的观察，中国社交网络因为言论审查、舆论引导，已经变得太脏、太脏了。他们一边占领舆论阵地，再来是拿鞭子抽着私人企业，把他们不同的意见修理干净。” 2016年，刘力朋把新拿到的微博内部的工作日志交给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匿名接受访问。2020年，刘力朋意识到新冠疫情后政府的全面监控让自己不再安全，携家来到美国，公开日志，并决定走向台前。 刘力朋说以真名、露脸受访，当然衡量过风险，但希望这次能透过实名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如果我不勇敢的话，我怎么能劝告别人别自我审查、别害怕？” 刘力朋于今年三月离开中国，他形容飞机起飞那一刻像是电影逃离德黑兰。（刘力朋提供自由亚洲电台） 刘力朋公开审查员工作日志 萧强：对透视中国审查极为重要 《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任教的萧强告诉本台，刘力朋提供的上百页微博审核工作日志极为重要，《中国数字时代》正在整理核实，目前已有部分在网上公开。 萧强说，反抗审查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持续记录、披露和报道被压制的声音。他赞赏刘力朋”勇敢又高尚的举动”。 萧强：”（审查员日志）对我们过去工作相互印证加强，这不仅是历史上对审查留下证据，更希望中国人能加深对中国社会政权本质、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了解。” 至少三位在北京的微博员工向本台核实刘力朋工作日志的真实性，但上述员工因担忧安全问题，不愿具名。至截稿，新浪微博官方并未回复本台查询。 暮容雪村则在8月29日于推特转发刘力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视频，证实自己曾在2012年收到匿名邮件，告知被微博封杀的消息。”这封邮件给我提供即为重要的讯息，感谢刘力朋先生冒着风险做出勇敢的举动。” 刘力朋一家定居美国。他正与中国数字时代合作，将公开审核员工作日志。（由刘力朋提供自由亚洲电台） 揭密中国内容审核的细致操作 新浪微博是2009年由新浪公司推出、模仿美国推特运作模式的产品，2014年在美国上市。在外国竞争对手被挡在防火墙外的情况下，微博用户快速增长，至今已经超过五亿。 然而，中国互联网公司生存的潜规则，不仅是被动接受政府的审查指令，还要主动壮大自己的自我审查队伍。刘力朋说，中国各互联网公司甚至存在”谁的审查团队更强”的较劲。由于新浪审核团队是较早成形的队伍，其后如字节跳动公司就是直接复制其审查机制。 刘力朋：”核心的敏感词库、审查的架构很容易就从新浪复制过来。” 审查不仅只是私人企业的较劲，还是自保。刘力朋举了2016年被捕入狱的快播科技创办人王欣为例，”审核做不好不只是赔钱而已。” 微博的内容审查是如何进行的呢？刘力朋介绍，第一步是机器审核，高敏感词如”六四”、”法轮功”直接删除，低敏感词如”政府”、”共产党”等则会进入先审后放、或先放后审阶段。第二步才是人工审核。 内容审核员坐在电脑前，面对这些讯息能有五个操作按钮：隐，止，私，删，通。 刘力朋：”一是隐、让你的微博不会被搜索找到；二是止不可以转发；三是最常见的是私，不告诉你帖子被删了，但只有你能看到；最后一个是删，删是很少用了，等于是告诉用户你是触犯规则了。” 微博内容审核员的后台画面，用户被分组进行审核。（由刘力朋提供自由亚洲电台） 用户分组 “大五毛”享有差别待遇 另一个鲜少被谈论的中共审查及舆论控制方式，是针对用户的”分组”。刘力朋提供的日志证实了这种模式。 “相当于一个白名单！”刘力朋点名几位在平台上活跃为共产党带风向的”大五毛”账号，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中国社科院马克思思想教授习五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司马南等。这些账号被特别允许谈论敏感词，且由高层的内容审核员控管。 “他们的评论区都是被筛过的，比如他说到一个敏感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不让讨论的，大家都涌到那儿讨论，每当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的讯息就会被‘单审’，就是过滤评论， 这个评论经过审核会一边倒，形成非常强的舆论场，好像大家都这么想，就被说服了。” 刘力朋观察，在近几年来，微博上纵容某些五毛的”仇恨言论”让他感到不安。他说，类似仇恨香港”暴徒”、仇恨穆斯林、仇恨西方的话语在平台上持续发酵，并对用户达到一种”洗脑”的作用。 利用政令”模糊性”及”恐惧” 中国审查队伍持续壮大 审查机器最怕的是什么呢？ 刘力朋停顿了一下说，审查的根本是利用指令的模糊性和人类因恐惧而产生的自我审查。 “恐惧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如果用户都拒绝自我审查，审查员根本就忙不过来。” 《纽约时报》曾在2019年报道，中国的审查员已成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新生产业，上万的审核员，为中国超过八亿多互联网用户每天看到的内容进行把关。这些审核员可能直属于互联网企业，也有许多是在其它县市的外包公司。 刘力朋：”如果人工智能这么强，为什么外包工厂在一线城市已经雇不到大学生了。只能去西安、重庆、浙江这些小一点的城市去做审核工厂。因为用的人太多、规模太大了。” 在离开中国之前，刘力朋在乐视总编室做质量监控主管。他说自己仍不时会收到猎头的信息，找他到另一个后来兴起的”删都”济南工作。 “拒绝作恶。”刘力朋说，尤其对于那些月领仅三、四千元的审核员，这个差事”根本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