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5开年才一周，春天远未到来，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虽然媒体上不再出现2024年频繁发生的系列社会性报复案件，但是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听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鹅”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情绪似乎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709”案件受害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国际人权组织纷纷表示失望和谴责；陕西渭南地区蒲城因为一桩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犹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补发半年之多；一个不包含进口原研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 虽然中国高层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终于承认需将提振内需放在经济政策首位，但是 与稍早的十万亿国债发行类似，只是作为地方债的置换，救地方政府而已。当全中国处于可见的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雷声大雨点小，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连基本的健康保障药品都被剥夺。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中共面对1976年之后最大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共领袖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者党内新兴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权力，尽管此前已经进行了十年围绕承包制展开的企业管理权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权是学生和知识精英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分权和让步双重问题面临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某种程度上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论中共怎么试图在经济上放松管制，中国领袖就是“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权力分享；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官僚阶级掌控的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有关欠薪、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将镇压常态化。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和底层阶级的经济诉求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学生和知识精英及其党内代理人赵紫阳的代表性博弈，由于当下所有党内外的政治异议代表都被消灭殆尽，中共领袖和官僚集团不得不直接与阶级和公众进行集团性博弈，其范围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1989年的情形，并可能让这场政治危机被表面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所掩盖。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包括其中几桩针对日本儿童的屠杀案件，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即市场经济40年以来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符合过去几年各地平均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则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阶级状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多少。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而中国最高层磨磨蹭蹭释出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们下手轻一点儿：一方面口惠而不实的呼吁善待民企、称其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后抛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机关少去打扰企业、要求“合法捕捞”等等；另一方面，“远洋捕捞”的势头一点不减，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挤满了大批企业家、投资者，还有最新进去的经济学家、自媒体评论人。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几乎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房间里的大象，颟顸、吝啬，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将国家再分配变成了体制内的分赃和对民众拥护与否的奖惩。 这种情形下，当中国人普遍将当下时局比拟为晚清或者明末，王亚南在内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或许更为贴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国的危机所在：官僚集团的空前膨胀、霸占政治和窃据权力，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和官僚社会，不过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渡阶段。 相应的，各地方的“远洋捕捞”最好不过地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并且与条状系统混合，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体系，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历史上，这种吝啬顽固保守的特质从未改变，只有在他们意识到集体存亡困境且有足够强人能够主动让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松动，无论是清末还是1970年代末。 可见的，是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讲方式再度表明心迹，或者以回乡发钱反馈乡里，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惯例的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而类似的自我政变刚刚发生在临近的韩国。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股民1月初大规模抛售股票，使规模达11万亿美元的中国股市，迎来近十年来最疲软的新年开局。 北京三个月前推出经济振兴计画，路透社报导，专炒短线的投资人陆德龙（Lu Delong，音译）为此做好了迎接股市上涨的准备，但其乐观情绪在2025年第一周就迅速消失，还被迫抛售股票计算亏损。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上台，其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大陆股民1月初大规模抛售股票，导致规模达11万亿美元的中国股市受到重挫。 出于对北京经济政策的失望，以及对美国贸易可能加征关税的担忧，许多散户都在抛售股票，恐致中国股市再度陷入长达数年的下行趋势。散户资金约占中国股票交易的70%。 股民抛售股票，意味著投资人再次投下不信任票。投资者在人民币和债券市场发泄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促使中共介入阻止人民币汇率下贬和政府债券收益率下跌。 去年9月底，中共宣布降息并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使绝望的投资人纷纷涌入股市，推动中国股市基准指数沪深300指数在两周内上涨了40%，被称之为“人造牛市”。 随后因投资人期盼政府推出更具体的政策，大盘开始降温。 2025年初，中国股市幻灭的迹象开始出现，在1月14日反弹之前，上海和深圳股市截至13日收盘已下跌大约6%，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市场。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其新年贺词中称“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例如粮食和电动汽车等，却对整体经济面临的重大阻力轻描淡写，比如房地产危机、巨量的债务以及产能过剩等。 中国2025年1月2日恢复交易以来，股市、债市和汇市均大幅下跌。沪深300指数首个交易日重挫2.9%，创下2016年以来最糟糕的新年开局。该指数上周累计下跌逾5%，1月7日微升后继续下跌。 中共证监会1月13日召开2025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五大方向，包括“坚持稳字当头⋯⋯增强A股市场竞争力及吸引力”。
A股继2024年收官放量大跌后，2025年首个交易日（1月2日）又上演“开门绿”，三大指数集体大跳水，创业板指跌近4%。全市场4378只个股飘绿，创下A股近10年来最糟糕的开局。港股则跌掉436点，破20000点大关。 综合媒体报导，新年首个交易日截至收盘，沪指跌2.66%，报3262.56点；深证成指跌3.14%，报10088.06点；创业板指跌3.79%，报2060.44点；科创50指数跌3.4%，报955.33点；跌幅更深于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A股2024年12月31日收盘，沪指跌1.63%，报3351.76点；深证成指跌2.4%，报10414.61点；创业板指跌2.93%，报2141.60点；科创50指数收跌3.11%。 Wind统计显示，1月2日，两市及北交所共924只股票上涨，4378只股票下跌，平盘有76只股票。沪深两市成交总额13965亿元（人民币，下同），较前一交易日的13458亿元增加507亿元。 海外中文媒体专栏作家王赫表示，“中共一直想搞A股开门红，结果这个泡汤了。这说明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对中共去年大规模的动作，对整个经济的走势，总体上仍持悲观的态度。” 去年9月下旬，中共推出一系列的所谓刺激经济措施，股市一度反弹，一时吸引资金大举流入。但巿场对共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挥之不去，对后续刺激措施期望落空，外资随即再次撤离中国。 1月2日的A股表现，无论是题材、科技、还是白马等品种，都呈现下行势头。换言之，A 股上各路资金都在流出，游资被量化收割。这些现象表明，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仍然缺乏信心。 A股市场的投资者究竟在担心什么？中财网的分析称，当前A股最大的利空，可能是人民币近期有新一轮贬值迹象。最近两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连续贬值至7.37位置。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及中国货币宽松预期下，不少分析师认为，人民币汇率今年可能会贬值到7.5-7.8之间。 此外，中国制造业数据疲软，以及美国候任总统川普表示上任后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股市开年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尔街日报》1月1日报导，中国经济正面临沉重的过剩负担，包括过度负债、过度建设以及产能过剩，这些问题犹如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对此，王赫赞同地表示，中共目前仍靠投资支撑经济，结果造成产能过剩，不仅产能过剩，且造成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也使国家的债务、政府负债非常严重。以目前来看，整个中国经济、中共的政策，都已进入一个死循环。 港股跌破2万点大关 与此同时，港股新年首个交易日也遭遇重挫，恒生指数开盘就跌破去年底一度坚守的20000点大关，收盘时下跌436点，报19623点，跌幅2.18%。国企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分别下跌2.73%及2.47%，市场情绪十分低落。
A股继2024年收官放量大跌后，2025年首个交易日（1月2日）又上演“开门绿”，三大指数集体大跳水，创业板指跌近4%。全市场4378只个股飘绿，创下A股近10年来最糟糕的开局。港股则跌掉436点，破20000点大关。 综合媒体报导，新年首个交易日截至收盘，沪指跌2.66%，报3262.56点；深证成指跌3.14%，报10088.06点；创业板指跌3.79%，报2060.44点；科创50指数跌3.4%，报955.33点；跌幅更深于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A股2024年12月31日收盘，沪指跌1.63%，报3351.76点；深证成指跌2.4%，报10414.61点；创业板指跌2.93%，报2141.60点；科创50指数收跌3.11%。 Wind统计显示，1月2日，两市及北交所共924只股票上涨，4378只股票下跌，平盘有76只股票。沪深两市成交总额13965亿元（人民币，下同），较前一交易日的13458亿元增加507亿元。 海外中文媒体专栏作家王赫表示，“中共一直想搞A股开门红，结果这个泡汤了。这说明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对中共去年大规模的动作，对整个经济的走势，总体上仍持悲观的态度。” 去年9月下旬，中共推出一系列的所谓刺激经济措施，股市一度反弹，一时吸引资金大举流入。但巿场对共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挥之不去，对后续刺激措施期望落空，外资随即再次撤离中国。 1月2日的A股表现，无论是题材、科技、还是白马等品种，都呈现下行势头。换言之，A 股上各路资金都在流出，游资被量化收割。这些现象表明，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仍然缺乏信心。 A股市场的投资者究竟在担心什么？中财网的分析称，当前A股最大的利空，可能是人民币近期有新一轮贬值迹象。最近两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连续贬值至7.37位置。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及中国货币宽松预期下，不少分析师认为，人民币汇率今年可能会贬值到7.5-7.8之间。 此外，中国制造业数据疲软，以及美国候任总统川普表示上任后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股市开年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尔街日报》1月1日报导，中国经济正面临沉重的过剩负担，包括过度负债、过度建设以及产能过剩，这些问题犹如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对此，王赫赞同地表示，中共目前仍靠投资支撑经济，结果造成产能过剩，不仅产能过剩，且造成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也使国家的债务、政府负债非常严重。以目前来看，整个中国经济、中共的政策，都已进入一个死循环。 港股跌破2万点大关 与此同时，港股新年首个交易日也遭遇重挫，恒生指数开盘就跌破去年底一度坚守的20000点大关，收盘时下跌436点，报19623点，跌幅2.18%。国企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分别下跌2.73%及2.47%，市场情绪十分低落。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月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出金额达457亿美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今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也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净流出纪录。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自9月底推出的“救市组合拳”虽已推动股市反弹，但也让部分外资趁势获利了结离场。专家进一步分析称，中国内需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再加上美国贸易战2.0的冲击和中国刺激政策效果尚未明朗，使得外企和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观望态度加剧。预计这种悲观情绪可能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 中国商务部星期二(12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在华新设的外资企业累计达52379家，同比增长约9%，但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FDI)却同比下降28%，仅达7,497亿元人民币(1,027亿美元)。 在华外企投资、股市外资双双净流出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多重因素影响，外资企业近三年来持续撤资。今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首次出现负增长。如果12月未能实现显著反弹，全年FDI或将创下自199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年度净流出纪录。 除了外企撤资，今年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热钱也异常波动。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的数据，跨境证券投资于11月流入1889亿美元，但汇出却高达2346亿美元，相当于净流出457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记录，也远高于10月份净流出的258亿美元。 若累计今年1-11月的跨境证券投资总额，净流出赤字已进一步扩大至473亿美元。 中国股市反弹，外资获利了结 对此，一位位于香港、因议题敏感不便具名的大型美国私人银行基金经理人莫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股市经历了近三年的空头行情，外资证券投资者本已持续撤出。然而，自今年9月以来，中国央行与财政部等部门陆续推出“三支箭”等一系列积极救市措施，推动股市迅速反弹。这吸引了一波外资入场短线操作，只不过，“他们很快赚到10-20%后，资金又快速撤出了。”换句话说，中国股市近期的多头行情似乎成了外资的“提款机”。 以A股为例，上证指数自2021年9月上旬达3700点左右的高峰后，就一路震荡走滑，于今年9月中旬跌至2700点左右的谷底，但受到官方景气政策的刺激，近三个月来已快速回弹至3300-3400点左右，涨幅在20%以上。 莫先生说，外资投资人近期虽获利了结，但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悲观，也不认为官方推出的宽松货币或扩大财政支出可以拉抬实体经济或刺激内需来带动内循环经济，尤其中央的放水规模不明。 莫先生说：“这些外资，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用数据来制定他们(经济增长)目标的国家，现在推出这么多财政政策，没有给出一个实体的数据(放水规模)，大家还是会比较谨慎一点。” 他说，外资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前景还在观望，尤其关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动的关税战对中国有多大的杀伤力?中国政府会不会放任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贬15%至8:1，来抵消高关税的冲击?因此，待这些不确定性抵定后，外资的动向才会更明朗化。 这位基金经理人说，外资基金仍觉得，中国是个不错的投资标的，也还是会配置中国股票，但多集中在刚性需求相关和配有高股息的中概股，并走避总经或外需消费相关的类股。 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齐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美国卷商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曾看好中国的“救市组合拳”，因此带动一波热钱入场。不过，中国的经济病灶较深，这套组合拳看来仅有“昙花一现”的效果，尤其放水规模不给力，再加上年底圣诞节因素，热钱现在不仅出场，还可能持续减码或观望至特朗普上台后。 中国救市政策支撑股市慢牛? 但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Blackwell Global Securities)首席金融分析师聂振邦则持不同看法，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低买高卖”是股市获利的不二法则，不应过度解读为外资的投资信心低弱或对中国经济悲观。 他说，港股成交金额分别于10月和11月达5.3万亿港元和3.4万亿港元，减码近2万亿港元，但相较之下，上海A股同期的表现仍佳，成交额则由10月的35.6亿元人民币，走升至11月的40.5亿元人民币，加码近4.9万亿人民币，因此，就此断言外资大量流出中资股或投资前景不佳，理据不充分。 聂振邦还说，内地自9月下旬推出一连串的国策后，随即拉抬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分别收在3,087点和9,514点，两大指数近来又持续走高约一成。因此，他说：“(救市)国策对股市助力成效明显，相信欧美政要和投资者都看在眼内，自然亦不会低估中国股市于2025年上扬潜力。” 外企自中国撤资或不可逆 至于外企撤资问题，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专家黄齐元表示，这似乎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除了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外，特朗普上台后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力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因地缘政治和关税战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中国+1”的布局策略，即跨国大厂要求供应商在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国家设立工厂。随着产线逐渐分散至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自然会逐步减少。 他还说，中国消费市场不振，也迫使赚不到钱的外商撤出，如咖啡零售巨头星巴克(Starbucks)11月底就传出，考虑将中国市场的部分股权出售给中国企业或中国股权基金。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以其三驾马车——出口、内需和投资来判断，黄齐元说，中国出口未来必然面临被打压的命运，虽然新能源相关产业，如以比亚迪(BYD)为首的电动车产业、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备产业的竞争力居全球之首，或仍能缔造出口佳绩。 而扩大内需是中国政府未来一年拉抬的重点，但他说，现在官方的刺激力度和放水规模恐还需加大才能达到成效。 至于投资，黄齐元说，除了外人投资前景不佳外，中企也缩手境内投资，多出海到境外投资。 不过，正因为外企持续撤资，黄齐元建议，外企反而应逆向思考、危机入市。 他说，中国为了刺激经济，现在开大门、放宽外资投资的诸多门槛，因此，有长期布局中国这个全球最大中产阶级市场的外企，反而应有策略性地逆向加码投资。 “如果你觉得，中国大陆的市场要长期经营的话，现在是布局的好时机，但是资本要布局时，定位很重要，要考虑到中低端的市场，适度的选择合作伙伴也很重要，”黄齐元说，“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都是把经营权卖给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由中国人来经营，但是是外资的品牌，所以要有一些创新的手法来经营中国的市场。” 他分析，中国现在特别欢迎两大重点领域，一是尖端技术升级，一是消费升级，前者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倡议，后者指的是做出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高性价比商品或开发三、四、五线城市的下沉市场。 中国经济下行，受创企业主亟需资金周转 不过，全国台商会常务理事徐正文说，中国经济疲软、制造业内卷严重，连餐厅等服务业也因消费降级而出现倒闭潮。他说，他过去一年赴中国各城市开会、参访的观察是，少有企业会选择在此时扩大投资，因为，多数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主亟需中央提供的低利周转金来续命。 徐正文告诉美国之音：“企业有时候就是(财务)要缓过来，才有可能(生存)。它不需要扩大、它需要活下来，很多(中企)现在都是需要周转金的。我生意也是有受影响，可是我也有去(承)作(中国)政府配合的一些贷款跟优惠利率的部分(资金来周转)，我觉得这一块，我是有受益的，对于一些企业是蛮大的帮助。” 徐正文表示，中国官方近期降息降准，释出纾困资金的借贷利率由之前的5-6%腰斩至2.8-2.9%，让企业在资金面有较大的喘息空间。 不过，他指出，中国的消费和经商环境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企导致工人返乡离职潮，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至于部分地方政府被曝以“罚款、查封”等手段逼迫企业多缴税的现象，他表示，中央政府已明确表态将对此严查并遏制，这种行为应属于个别案例，并非普遍现象。 对中央出台的救市方案，徐正文说，“像吃中药一样，不会短期立刻见效”，尤其明年第一季的经济变数仍多，届时市况明朗后，或比较能清楚拿捏明年下半年的趋势。 不过，香港基金经理人莫先生说，他的私人银行客户都是中国企业主或高阶主管，他们的财富来源多是自家公司的股价，包括近两年市值跌了八九成的互联网科技股。他说，据他了解，这些中国高净值富人阶层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更为悲观，也未因中国推出一系列救市政策而出现转为乐观的迹象。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月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出金额达457亿美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今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也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净流出纪录。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自9月底推出的“救市组合拳”虽已推动股市反弹，但也让部分外资趁势获利了结离场。专家进一步分析称，中国内需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再加上美国贸易战2.0的冲击和中国刺激政策效果尚未明朗，使得外企和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观望态度加剧。预计这种悲观情绪可能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 中国商务部星期二(12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在华新设的外资企业累计达52379家，同比增长约9%，但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FDI)却同比下降28%，仅达7,497亿元人民币(1,027亿美元)。 在华外企投资、股市外资双双净流出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多重因素影响，外资企业近三年来持续撤资。今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首次出现负增长。如果12月未能实现显著反弹，全年FDI或将创下自199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年度净流出纪录。 除了外企撤资，今年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热钱也异常波动。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的数据，跨境证券投资于11月流入1889亿美元，但汇出却高达2346亿美元，相当于净流出457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记录，也远高于10月份净流出的258亿美元。 若累计今年1-11月的跨境证券投资总额，净流出赤字已进一步扩大至473亿美元。 中国股市反弹，外资获利了结 对此，一位位于香港、因议题敏感不便具名的大型美国私人银行基金经理人莫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股市经历了近三年的空头行情，外资证券投资者本已持续撤出。然而，自今年9月以来，中国央行与财政部等部门陆续推出“三支箭”等一系列积极救市措施，推动股市迅速反弹。这吸引了一波外资入场短线操作，只不过，“他们很快赚到10-20%后，资金又快速撤出了。”换句话说，中国股市近期的多头行情似乎成了外资的“提款机”。 以A股为例，上证指数自2021年9月上旬达3700点左右的高峰后，就一路震荡走滑，于今年9月中旬跌至2700点左右的谷底，但受到官方景气政策的刺激，近三个月来已快速回弹至3300-3400点左右，涨幅在20%以上。 莫先生说，外资投资人近期虽获利了结，但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悲观，也不认为官方推出的宽松货币或扩大财政支出可以拉抬实体经济或刺激内需来带动内循环经济，尤其中央的放水规模不明。 莫先生说：“这些外资，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用数据来制定他们(经济增长)目标的国家，现在推出这么多财政政策，没有给出一个实体的数据(放水规模)，大家还是会比较谨慎一点。” 他说，外资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前景还在观望，尤其关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动的关税战对中国有多大的杀伤力?中国政府会不会放任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贬15%至8:1，来抵消高关税的冲击?因此，待这些不确定性抵定后，外资的动向才会更明朗化。 这位基金经理人说，外资基金仍觉得，中国是个不错的投资标的，也还是会配置中国股票，但多集中在刚性需求相关和配有高股息的中概股，并走避总经或外需消费相关的类股。 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齐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美国卷商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曾看好中国的“救市组合拳”，因此带动一波热钱入场。不过，中国的经济病灶较深，这套组合拳看来仅有“昙花一现”的效果，尤其放水规模不给力，再加上年底圣诞节因素，热钱现在不仅出场，还可能持续减码或观望至特朗普上台后。 中国救市政策支撑股市慢牛? 但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Blackwell Global Securities)首席金融分析师聂振邦则持不同看法，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低买高卖”是股市获利的不二法则，不应过度解读为外资的投资信心低弱或对中国经济悲观。 他说，港股成交金额分别于10月和11月达5.3万亿港元和3.4万亿港元，减码近2万亿港元，但相较之下，上海A股同期的表现仍佳，成交额则由10月的35.6亿元人民币，走升至11月的40.5亿元人民币，加码近4.9万亿人民币，因此，就此断言外资大量流出中资股或投资前景不佳，理据不充分。 聂振邦还说，内地自9月下旬推出一连串的国策后，随即拉抬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分别收在3,087点和9,514点，两大指数近来又持续走高约一成。因此，他说：“(救市)国策对股市助力成效明显，相信欧美政要和投资者都看在眼内，自然亦不会低估中国股市于2025年上扬潜力。” 外企自中国撤资或不可逆 至于外企撤资问题，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专家黄齐元表示，这似乎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除了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外，特朗普上台后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力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因地缘政治和关税战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中国+1”的布局策略，即跨国大厂要求供应商在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国家设立工厂。随着产线逐渐分散至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自然会逐步减少。 他还说，中国消费市场不振，也迫使赚不到钱的外商撤出，如咖啡零售巨头星巴克(Starbucks)11月底就传出，考虑将中国市场的部分股权出售给中国企业或中国股权基金。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以其三驾马车——出口、内需和投资来判断，黄齐元说，中国出口未来必然面临被打压的命运，虽然新能源相关产业，如以比亚迪(BYD)为首的电动车产业、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备产业的竞争力居全球之首，或仍能缔造出口佳绩。 而扩大内需是中国政府未来一年拉抬的重点，但他说，现在官方的刺激力度和放水规模恐还需加大才能达到成效。 至于投资，黄齐元说，除了外人投资前景不佳外，中企也缩手境内投资，多出海到境外投资。 不过，正因为外企持续撤资，黄齐元建议，外企反而应逆向思考、危机入市。 他说，中国为了刺激经济，现在开大门、放宽外资投资的诸多门槛，因此，有长期布局中国这个全球最大中产阶级市场的外企，反而应有策略性地逆向加码投资。 “如果你觉得，中国大陆的市场要长期经营的话，现在是布局的好时机，但是资本要布局时，定位很重要，要考虑到中低端的市场，适度的选择合作伙伴也很重要，”黄齐元说，“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都是把经营权卖给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由中国人来经营，但是是外资的品牌，所以要有一些创新的手法来经营中国的市场。” 他分析，中国现在特别欢迎两大重点领域，一是尖端技术升级，一是消费升级，前者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倡议，后者指的是做出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高性价比商品或开发三、四、五线城市的下沉市场。 中国经济下行，受创企业主亟需资金周转 不过，全国台商会常务理事徐正文说，中国经济疲软、制造业内卷严重，连餐厅等服务业也因消费降级而出现倒闭潮。他说，他过去一年赴中国各城市开会、参访的观察是，少有企业会选择在此时扩大投资，因为，多数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主亟需中央提供的低利周转金来续命。 徐正文告诉美国之音：“企业有时候就是(财务)要缓过来，才有可能(生存)。它不需要扩大、它需要活下来，很多(中企)现在都是需要周转金的。我生意也是有受影响，可是我也有去(承)作(中国)政府配合的一些贷款跟优惠利率的部分(资金来周转)，我觉得这一块，我是有受益的，对于一些企业是蛮大的帮助。” 徐正文表示，中国官方近期降息降准，释出纾困资金的借贷利率由之前的5-6%腰斩至2.8-2.9%，让企业在资金面有较大的喘息空间。 不过，他指出，中国的消费和经商环境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企导致工人返乡离职潮，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至于部分地方政府被曝以“罚款、查封”等手段逼迫企业多缴税的现象，他表示，中央政府已明确表态将对此严查并遏制，这种行为应属于个别案例，并非普遍现象。 对中央出台的救市方案，徐正文说，“像吃中药一样，不会短期立刻见效”，尤其明年第一季的经济变数仍多，届时市况明朗后，或比较能清楚拿捏明年下半年的趋势。 不过，香港基金经理人莫先生说，他的私人银行客户都是中国企业主或高阶主管，他们的财富来源多是自家公司的股价，包括近两年市值跌了八九成的互联网科技股。他说，据他了解，这些中国高净值富人阶层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更为悲观，也未因中国推出一系列救市政策而出现转为乐观的迹象。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九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来拉动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冲进了股市，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一个月过去了，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这番官方发动的股市拉抬计划究竟有什么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业如何因应，股民又面临何等局面，未来中国的股市乃至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本文试做分析。 一、中国股市为何暴冲？ 在自由经济国家，股市大体上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数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开始起跳。为何如此？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了，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中国股市这次才会起跳。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纵着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两千点，2007年短暂跳到五千点，以后就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千点上下，十年之后，今年8月跌到了两千七百点以下。由于外资纷纷撤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股市一蹶不振。 于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层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资吸进来。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的国庆长假之前，开始了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其设想是，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在国庆长假期间证券业停止交易，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做法是，让中央银行对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一下子投入八千亿人民币，让基金、债券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来炒股票，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结果，从9月2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七百点跳到了三千三百点。这种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如此选择。 中国的上市公司现在都处在财务困境当中，既有经营亏损，又有债务到期，它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趁机出货，捞一笔现金。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让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抛售，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研讨会，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Logan Wright）认为，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变股市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改变经济走向，核心在于，是想通过政策信号来吸引外资。 二、“击鼓传花”没下家 国外的金融投资机构近一年来已基本上不碰中国了，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还是会骗到一些外资。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个投资顾问说，“过去48小时内，我关于中国的Zoom通话比2024年全年还多。”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开Zoom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机会，还是个陷阱。认为可能是机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而是抱着一种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错过）的心理。 但讲风凉话的外资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现在进场买中国股票的风险在于，当前引导中国市场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投机的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幻觉，而中国经济的事实恰好相反。 旅美经济学家Davy Huang则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其实是一个人造牛市，它跟经济没一点关系；股市本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到实体经济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发出警告说，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可能会转为崩盘。这种结果的“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吃足苦头的外资，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却并未大举入场，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诱外资进场的企图，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没有大量外资争购股票，中国股市就只能靠散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批年青的股民冲进股市之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股票，让散户接盘。一开始的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但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股价的持续上涨。随后，在抢进的散户陆续接盘之时，股价便开始回跌，把新进散户套牢了。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平平不动的原因，因为被套牢的散户把潜在入场者的预期撕碎了。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击鼓传花”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国股市暗语：“武则天守寡”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人进场买股票；同时，也有很多讲风凉话的。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股评人要是在这波“政策市”当中唱衰股市行情，会被当局惩处。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此文马上就被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机构封杀。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暗语，用的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典故，还是句歇后语，即“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后长子李治继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无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总揽大权，后临朝称制，改名为曌（日月临空之意），自立为武周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正史承认的女皇。她死前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故史上称其为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这一句歇后语，来比喻今天中国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凶险，现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杀《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证明了中国人还是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这篇文章还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这样的利好能持续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现在赶紧行动，能套现的套现，能捞的捞一笔，谁不抓住这个机会，才是傻瓜。” 其实，中共直接拿钱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样，都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趁机抛掉。这样的股市“热潮”能持续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级政府越来越穷 中共当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贷款来拉抬股市，乃是因为各级财政囊空如洗，连“吃饭钱”都不够了，哪来多余的资金去拉动经济。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的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数额达到几百亿元，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方政府。这些案子如出一辙，地方财政没钱了，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欠下多少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达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总的政府债务水平，这个指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而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00%了。地方政府还制造了很多隐藏起来的债务，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掌握。 现在中共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入不敷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而中央财政也没钱帮地方政府还债，何况债务规模大到跟GDP的规模一样大。这样的债务规模之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一分钱薪水，也不领一分钱养老金，才能把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除了让各级政府机构裁撤冗员，最近还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级人员开刀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每年实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经济如何萧条，这些企业的各级主管干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后10%的卷铺盖走人。中共这么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债务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干部来省钱。 五、银行成为最后的支柱 中共政权现在之所以还没破产，它混日子的秘诀是吃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取钱一样随便。中国有六大全国性国有大银行，还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办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全都被各级政府掏空了。 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虽然无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大银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银行可以随时掏空，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来就是当地政府所创办，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从银行拿钱，是永远不还的，也没钱还，中共的各级政府多年来就是靠掏空银行的居民存款活下来的。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财政危机就不能算是最后的危机。中国真正的最后危机，其实是银行濒临系统破产。由于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融资依靠，则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拖欠各家银行的巨额债务，早晚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当局能够用来刺激股市的资金越来越短拙；何况，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来只产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国股市就微澜不动了。很可能，将来的经济史家会如此记录：2024年，中国股市经历了短暂的最后一波起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