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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台湾网红八炯和曾是小粉红的歌手陈柏源于近期推出纪录片《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片中披露，可能有10万多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引发舆论地震。1月16日，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目前已掌握新北、台中、云林、高雄等地的十多起案例，所有已知案例均已移送内政部进行进一步处理。 综合台媒报导，蔡明彦强调，当局对于中共在台湾的异常与违法活动保持密切监控，并将针对相关情资进行详细确认。他指出，近期有些网路宣传活动鼓励台湾人申办中国大陆证件，这些行为有可能触犯法律，而当局针对中共在台湾的异常、违法活动都有掌握。 上述纪录片披露，中共以优厚条件吸引台湾民众办理“三证”，即中国身份证、居住证和银行卡，以便获得贷款回台创业，还宣称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自身安全较有保障。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表示，获悉事件后极为重视，更认为涉及国家认同等国家安全问题；为避免国安破口，局方立即召开会议了解相关情形，以反制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 台湾公民如果在中国设有户籍、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将由户政机关注销其户籍，丧失在台湾选举、罢免等公民权，以及其他在台设有户籍才得享有的相关权利，诸如健保、长期照顾资格等。 台湾网红八炯和饶舌歌手陈柏源共同拍摄揭露中共统战的纪录片。陈柏源以从前的“小粉红”身份，重返福建厦门等地，进行暗访。影片中，在一座“台湾青年创业园”里，来自台湾的负责人介绍：台湾年轻人只要到当地落户，就能拿到5至2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还有20到40万元的“投资款”。影片中的这位负责人称：“这些都不用还，(当地政府)直接给的”。 据中央社报导，号称泉州台青创业园总负责人的林金城在电话中表示，目前申办完“中国身分证”，仍能保留台湾身分证、台湾护照及台胞证。林金城表示，厦门申办人数多达4000多人，领证要等3个月，已有2000多人申办成功；而漳州申请数较少，可能可以早上办、下午拿证。 影片中一名匿名并未露面的中间人通过电话表示，目前大约10万名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 该影片自2024年12月28日在YouTube频道上线以来，已经突破200万次播放，不但台湾朝野舆论哗然，也引发西方国家关注。
台湾嘉义地检署4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央委员张孟崇及洪姓妻子，涉嫌从2011年起收受中国7400万元新台币资助，透过广播节目及社交平台针对特定公投议题、候选人、政党大肆宣传，遭到当局依《反渗透法》等起诉。 综合台媒报导，张孟崇夫妇在2011年至2023年间，接受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境外渗透来源的指示、委托及资助，收受折合计约7400万元新台币款项，而张孟崇会依照境外给予的讲稿，在所主持的广播电台节目《台湾向前走》，以及社交平台抖音、Facebook、YouTube等播放其录制的广播节目及拍摄的影片。 在2021年台湾四大公投（重启核四、反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及中油三接迁离），2022年某立法委员罢免案，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中，张孟崇夫妇被指为特定公投议题、罢免对象、候选人、政党进行大肆宣传，试图影响舆论走向、公投结果及取信中共官员；同时还帮助中共诋毁香港社运人士及法轮功等团体，甚至频繁宣扬解放军军威，劝降台湾军方于两岸战时放弃抵抗，以及阵前倒戈等统战言论。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嘉义市调查站、屏东县调查站等组成专案小组，去年12月至今年7月期间，分别搜索24个处所，检获行动电话、电脑主机、境外势力金援帐簿等物品，并传唤被告及证人合共49人。 调查局指出，中共利用台湾民主机制对于言论自由、多元政治的保护及包容，指示、委托或资助境内协力者进行统战、渗透、分化、发布假讯息，意图操纵及介入台湾选举，影响民主秩序和国家安全，局方将持续掌握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捍卫自由民主宪政基石，维护国家主权。
前任美国国务卿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莱斯日前在谈及台海问题时表示，比起军事占领，中国还有其他许多选项可以对付台湾，例如他们只需改变台湾政治，促使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府，再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其实，莱斯说的不太对，共产党未必须要一个亲中的政府，它只需要一个亲中的国会，就可以搞到台湾大乱，内讧不止，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政治能动性。 在台湾，“亲中”的背面其实是“抹红”，所以要指控特定的政治团体或政客“亲中”，当然应该要有若干清晰的定义。诸如：这个人或团体是不是“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只为了迎合共产党的价值观？它是不是“仇绿”更甚于“抗红”，时时刻刻展现“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政治倾向？以及，它是不是常常超出政治反对的界线，宁为玉碎，也不惜摧毁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不分朝野所建立的民主宪政价值？从这些标准出发，要说现在这个国会其实是一个“亲中的国会”，已经庶乎近矣，其证据如下： 第一、在美国、澳洲、荷兰的政府与国会相继表态“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不涉台湾主权”的立场后，同样一个动议却无法在中华民国台湾自己的国会通过。民主盟邦努力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发声，但台湾自己的国会却置若罔闻，显得事不干己，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这种把中共的喜怒凌驾于自己国格之上的作法，两蒋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跳起来痛骂这些不肖子孙。 第二、从昔日的“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到“坚持一中各表”，再到只说“一个中国”；从昔日坚持“两岸互不隶属”，到如今指控“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新两国论”，现在的国民党不断地透过挪移自己的两岸立场去迎合中共的态度。赖清德的国庆文告其实只是在覆诵昔日反共国民党的既定立场，却遭诛心式地攻讦他说的中华民国是“不同的概念”，是“两岸动荡的根源”，这种挟外援以内斗的手法，更加深台湾内部政治的矛盾。 第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台湾内部政治混乱，其终极目的在于瓦解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念，不再相信民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正是此时此刻立法院多数正在做的事。从今年二月新国会产生以来，它拒绝排审总统府与行政院依法提名的NCC与考试委员人选（不是否决），以鸡毛蒜皮的理由（26亿的原住民禁伐补偿金）不让3兆的国家总预算付委审查，更搁置新一批的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审查；不仅如此，现在还著手修改《宪法诉讼法》，打算将宪法法庭释宪的可决人数提高到史上新高，将导致司法院这宪政机关无法运作彻底停摆。 立法院多数的作法看似要对宪法法庭屡屡做出不利于它的判决，进行政治报复，但实则在制造台湾内部的政治混乱。一方面，立法院自以为再无司法院节制，可用“一院号令四院”，造成立法院独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行政院同样可以再无违宪审查为由，指控立法院违宪侵权，拒绝公布或执行立法院的三读立法案与预算案。当《宪法》的权力分立遭到破坏，台湾政治随即进入一个互相仇视混乱崩溃的末日景象，而这正是共产党最想看到的局面。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民主得以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所有共同体成员对于民主的无条件信仰，这信仰不只存在于自己中意的政党或候选人胜利时，即使当自己支持的政党与候选人落败时，也始终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台湾的问题在于一个不忠诚的反对党并无意遵守这样的宪政秩序，不惜拆解民主、玉石俱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莱斯说的并不是警世预言，而是台湾所面对的迫切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台港人团体10月1日在台北宣讲，遭两名中国游客破坏旗帜、出言“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挑衅。台湾的移民署3日派员将他们带往桃园机场，强制他们出境。 综合中央社报导，在台港人申请获准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这一天，在台北捷运西门站1号出口广场举办集会活动，借此抗议中共侵害香港等地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宣讲活动开始前，有两名中国游客将港人团体树立的“光复香港”旗帜拔起来丢在地上，其中一名男子高喊“今天是中国国庆节，我不允许有这种旗插著”。在台港人上前阻止，反问：“你现在为什么破坏我的东西？”这名男子仍试图抢下旗帜，还大声咆哮“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场有人告知，这里是台湾，可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不可以破坏他人物品，但该男子继续声称“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旁人则回呛“台湾是台湾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 目睹这一过程的活动发起人之一赴汤表示，起初他感到愤怒，后来感到害怕，很担心台湾是否也会发生言论自由被打压与紧缩；香港经历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港区国安法通过等事件后，香港反对派声音愈来愈小了。 活动发起人之一、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诏天表示会向警察报案，循法律途径追究这两名中国游客，也希望借此让台湾社会知道，这样不尊重他人的中国游客应被列为“不受欢迎”。 台陆委会：台湾人不欢迎奥客 台湾的陆委会3日表示，大陆人士入境台湾后不得发表对台湾自主地位有害言论，台湾人热情好客，但不欢迎不知自重的奥客。 台湾的移民署3日指出，这两名中国游客为姚姓夫妻，他们坦承9月底入境时，就已知道要前往探视的在台亲人已于7月返回中国，明显不符向台湾申请入境的探亲事由，因此注销其入出境许可证，并在3日派员强制将姚姓夫妻带往桃园机场，强制他们出境。 在台港人：谴责暴力行为 在台港人组成的“十一行动团队”2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游客的暴力行为，重申香港、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身分认同。香港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运动是一场全球关注的正义斗争，“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坚定地捍卫这些价值”。 十一行动团队提到，过去几年来，无论是在台湾或世界各地，屡屡见证中共支持者或代理人采取暴力行为，试图以压制、威吓手段打压他人对于中共不满的声音，这是跨境镇压，也凸显中共积极扩张威权主义的企图与野心。 他们呼吁台湾政府和社会大众必须正视中共的跨境镇压与中共代理人渗透行为，持续巩固台湾作为自由与民主堡垒地位；以及呼吁支持自由与民主的人士，面对挑衅也应保持克制，以理性、和平的态度应对冲突。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强调，中国正在透过“代理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打击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却同时力图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相关国家应该警惕、团结以对。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国伦敦指出，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向俄罗斯、伊朗当局以及相关恐怖组织等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博明并提醒，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具备制衡中国、削弱中国打击欧美安全繁荣之能力。 被公认为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中国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势显示民主国家吓阻威胁能力崩坏，例如阿富汗民选政府倒台、美国仓促撤军，大约6个月后就爆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博明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只是巧合”，并且强调欧美确实有能力让中国付出代价，让中国不再能轻易“如寄生虫般”靠着欧美市场滋养茁壮，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沸腾的护城河》关注台湾国防安全 博明即将访问台湾并且发表新书《沸腾的护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对于台湾加强国防方面，认为台湾需要有全新的军队文化，台湾政府也应该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在物质、组织，以及军事知识与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腾的护城河》强调，为吓阻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盟友必须在台湾海峡强化集体合作，让台湾海峡有如“沸腾的护城河”，而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正是台湾的护城河；并且呼吁台湾加强军事吓阻能力，因为国家力量的展现，包括外交、经济、资讯战等等，若无高度可信的（军事）“硬实力”作为坚实基础，就无法奏效。 博明书中以“金城汤池”为喻，表达对台湾国防的高度关切。“金城汤池”意指坚固的城池，要有金属打造的城墙，以及沸水滚动的护城河。而书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之喻——“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沸腾的护城河》共同作者卡纳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事务主任，长期为白宫制定美中台关系政策，也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武官。书中传达三项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胁不但真实，更是迫在眉睫。而进犯台湾，主要是为了彻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 第二，唯有备战才能止战。博明认为二战后，西方自由世界坚实军备的硬实力（hard power），是未让“冷战”升为“热战”的唯一保证。若习近平坚信中国会获胜，就会倾向发动战争。而自由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共认清犯台必然失败，且会对中共及习近平造成灭顶之灾，如此方能确保台海和平。 第三，为有效吓阻中共，民主国家必须立刻行动。博明认为俄乌战争显示“吓阻”的代价要比战争低得多，在书中对此提供许多政策建议。 此外，《沸腾的护城河》主张台湾政府需要全新的军队文化，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提供物质、组织、军事知识与理念等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之不足。 博明建议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深化军事改革，例如其一，国防部门换血改造，拔擢愿意接受新观念的军人，强调“支持国防建设”是台湾社会共同使命。 其二，学习以色列建军备战观念，而非独师美国。借鉴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实后备训练，建立强韧的民防体系。 其三，建立国土防卫部队。以社区防卫为主的国土防卫部队体系有助台湾应对持久战争，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吓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随著川普政府换届，博明自离开公职加入智库之后，似乎在反共志业上更有挥洒空间，也更不遗馀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经亚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国分析家：对台防卫战略模糊需要澄清〉为题报导，指出博明认为美国下任总统应该维持现任总统拜登对于中共犯台会进行军事介入之多次承诺；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当选总统，也应表明不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包括入侵台湾。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大呛中共，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中国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这么清楚的“表明”，连中共军方都急得大骂“丧心病狂”，似乎相当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径，美国的抗中斗争“必须要赢”，而不能只是主导竞争局势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优先考虑解冻与习近平关系，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盖拉格强调，习近平已经对美国发动冷战，华府不该否认美中冷战的存在，反而应该承认，并且坚决赢得这场战争。 4月12日，博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研讨会，敦促美国政府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以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吓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这样做，北京会认为我们只是在吹嘘。”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职时曾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表中文演说，警告西方国家，中共正运用大数据进行统战、干扰各国政治，更应特别提防中共“把当年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坚定挺立在反共阵线，博明的发言以及预言，屡屡振聋发聩，并且印证属实，六月访台之行又将如何为台湾及世人敲响警钟，值得期待与关注。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放弃竞选连任后，一名曾称“记协荼毒记者”、“《国安法》是灵丹妙药”的网媒主编李敏妮，在提名期最后一天递表参选，掀起了一场选举风波。李敏妮的行径引业界忧虑中共正尝试渗透记协。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网媒《透视报》主编李敏妮5月31日宣布，已报名竞逐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但同日记协指，经核实后，因其中一名提名李敏妮的会员决定撤销提名，而李没有在限期前补交提名，因此提名“不能被视为有效”。 李敏妮被记协撤销主席参选资格后，称自己没有收到记协要求补交提名，又一连两天（6月6、7日）经其创办的《透视报》，指控记协前执委“E小姐”与现主席陈朗升合谋阻挠她参选主席，以及指控陈朗升宣布不连任“非真确”、将来他很大机会成为记协的“隐藏董事”，继续操控记协，她已正式向记协选举委员会投诉“有人黑箱作业、操控选举”，并要求记协公开选委会成员的身分、现职，以及交代成员与记协主席陈朗升及执委是否相识。 对此，6月底将卸任的记协主席陈朗升表示，李敏妮的指控很多都是“想像”，他也无意猜测李指控的执委是谁，但相信大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陈朗升说：“大家的目光是雪亮的，究竟新闻界为何会死、为何没有新血入行，究竟是记协还是其他人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她也想指鹿为马的话，我只能表示遗憾。” E小姐：李敏妮骚扰恐吓超越专业界线 自称“资深传媒人”的李敏妮所指的E小姐，是《南华早报》记者及前记协执委。李敏妮指控，E小姐答应提名她成为记协会员后，却谎称其记协会籍到期，认为这是E小姐与陈朗升合谋阻挠她参选主席。 李并指控称，E小姐不愿向她证明自己的会籍到期、未回复她的讯息，反映E小姐“害怕及心虚”。 针对李敏妮的指控，一名前记协执委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就是李敏妮所指的E小姐。她表示，5月16日接获一名传媒前辈引荐，请她作为李敏妮入会申请的推荐人，她爽快答应后，李才透露其入会是为了角逐记协主席，且不断发讯息希望提名她选主席。 E小姐说：“我支持你做会员当然可以很简单、很爽快，但我要支持你做主席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这个候选人。我在传媒界工作17年，我都没有听过（李敏妮）这个人，我亦没兴趣突然在10分钟内了解完你，然后提名你参选主席，所以我不想参与这趟浑水。” E小姐说，之后她接获记协秘书处电邮通知，她的会籍已到期，其后秘书处还根据会章，确认她提名李敏妮入会被视为无效。其后，李敏妮便开始以电话及讯息催逼她要证明自己的会籍已到期，否则便质疑她的诚信。 E小姐说：“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从来没见过你，我这是从一个人的口中知道你的电话，然后你就要求我向你提供记协证件？向你交代会籍为何到期？就算你是警察，你也要当面‘查牌’吧，没理由你要求我WhatsApp影甚么给你我就照做吧。” 尽管提名已因E小姐的会籍到期而无效，但E小姐因无法忍受李敏妮的无理要求及滋扰，仍向记协秘书处正式声明撤回提名。 对于这次的选举风波，E小姐表示，事件使她反思，在现时香港的政治气候下，或者不应“滥做好人”，而事件反映的确有人希望加入记协是另有所图。 对于李敏妮突然热衷于记协事务，又斥责多方面都阻挠她参选主席，E小姐认为，该等指控相当可笑，“如果她可以找到10个人提名的话，她随时可以参选主席。就算一个人拖著她，她也可以参选，所以我不明白为何我的角色这样重要”。 工运领袖：渗透工会乃中共统战手段 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指，中共的统战手法之一是利用渗透形式，“鹊巢鸠占”一些拒绝被收编的组织。而工会作为业界代表，业界从业员很容易就可以加入，成为防止渗透的缺口。 蒙兆达解释：“很多强力部门对你（工会）作出明示或暗示的威吓，因为可能越来越难找到人去承担工会职务的岗位，因为始终会承受一定政治风险。所以当工会不够人参选的情况下，例如出现等额选举，甚至有些工会会章可能不需要投票、自动当选的话，这些岗位就很容易被渗透。” 前记协执委Y先生认为，如果中共要渗透，甚至全面掌控记协，都不是难事。他认为，“宁为玉碎、不作瓦存”，与其留住记协坐视其被“鹊巢鸠占”，倒不如风光地在历史上写下句号。 记协换届选举及周年大会将于6月22日举行，今次只有一名候选人角逐主席，但根据现行会章，候选人仍需经过合资格会员多数票通过方能当选。
《权力：国中之国》（Secrets and Power: China in the UK）的记录片称，诺丁汉大学在北京的压力下于2016年关闭了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该学院的前院长曾锐生教授（Prof Steve Tsang）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CCP），曾教授表示，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大学管理层要求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诺丁汉大学否认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因政治原因而关闭，该事件是最新一期《Dispatches》中记录中国影响力渗透英国社会的众多例子之一，该节目将于12月6日晚十点在第四频道播出。 该记录片还提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称该校一名顶尖的电脑专家与中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人工智慧武器的论文，这些武器可用于提升中国军方战力。 报导称，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创始人郭一科与上海大学的合作者撰写了八篇论文，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控制水面航行器。 2019年，郭一科与这家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研究所签订了相关协议。该协议于2021年终止，帝国理工学院表示将退还与合作相关的资金。 根据郭的说法，他的论文是“基础性的”，“旨在帮助扩展我们现有的科技认知，而不涉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他补充说：“论文中的观点可以造福全球科技界。” 这部记录片还曝光了一起疑似中国间谍针对移居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刘祖廸（Finn Lau）的欺诈采访事件。 刘祖廸是一名在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他被香港警方悬赏100万港币（约10万英镑）通缉。刘说一个名叫理查德．冯（Richard Vong）的人找过他，自称是《多伦多卫报》记者。但《多伦多卫报》的编辑告诉《Dispatches》节目组，他们从来没有雇用过一个名叫理查德．冯的人。 在《卫报》独家分享的一段视讯通话中，冯向刘祖廸询问与Global Detwin with China组织的合作情况，该组织鼓励英国城市断绝与中国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在与刘的通话中，冯还拒绝透露他的姓氏拼写方式，称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Dispatches》团队使用脸部辨识软体追踪到了这名所谓的记者，并断言他实际上是一名曾在上海担任英语老师的美国人。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表示，有关涉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粹是假讯息”，同时也否认试图干预英国大学的内部决策。 前美国中情局（CIA）高级情报官员拉塞尔（Martijn Rasser）在接受《Dispatches》采访时表示，北京在英国肆无忌惮的间谍活动“让英国颜面尽失”。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渗透西方的专著《无声的入侵》之后，又与长期研究中共大外宣问题的学者马晓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一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类著作的写作与出版却面临愈来愈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中共的渗透无远弗届，让多家出版社知难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标榜的“政治正确”，将此类研究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论却畅通无阻。 这两位学者在著述和出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种种困境和阻碍，他们没有屈服，如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勇敢迎战似乎力大无穷的巨人歌利亚，他们深知，中国虽然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书结合了详尽的素材与独特的洞见，揭穿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世界、一统天下的计划，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及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民主期刊》评论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作者的勇气，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满以及不了解当中给戳醒。”两位作者指出：“当前的情势突显了我们在《黑手》中的主张——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斗争，乃是一场理念的斗争。这个世界已陷入意识形态的竞争。一边是坐拥庞大经济实力的一党专政体制，另一边是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本书指出，中国透过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对象间的关系，建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门与中国的“友好”，加上政治献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渐进地影响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各国企业、媒体、大学、学术机构、智库、文化交流，乃至国际组织，越来越向中国卑躬屈膝。比如，欧洲议会有一个“欧中友好小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帮北京政府讲话而非捍卫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助纣为虐、替中国摆平身为瑞典公民的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国多届政府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拒绝承认中国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彭博公然宣称“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相谈甚欢……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川普执政之前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华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士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建设性交往’的价值”。 中共对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国的手段很简单，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吃板子。既然中国有金山银山，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纷纷趋利避害，成为中国的裙下臣。各国总统、总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由此中国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国史书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亿万富豪，争先恐后地沦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断然扭转对华政策。本书作者对川普有很多批评，但诚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是第一个挺身反制中国影响力的美国总统。” 全球媒体，都来姓党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媒体是一个重灾区。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对此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中国用重金购买外国媒体版面，甚至直接在国外设立据点乔装成“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但其研究报告被一家著名人权机构封存八年之后，才以《红色渗透》为名在台湾出版。出版后居然被台湾的旺中集团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开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旺中集团确实是“红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湾知名媒体人简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编辑台》一书，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在台湾的媒体领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统，透过这套机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讯息，建立媒体的“产销生态控制”。一位广播人透露，中方是透过“台湾代理人”来电台联系，资金经中间人无违法之虞，经费充裕所以节目做得精致，甚至直接招待台湾青年去福建游乐参访。中国透过生意、补助、金钱游戏影响媒体老板，传媒生态链则从代理人到现在可直接指挥，甚至记者主动配合噤声。进一步，通过网红直播赞助资金，只要内容倾中就有声量与收入。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预新闻自由。作者举例指出，在共军单日出动九十一架次军机扰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这一天，竟有多家台湾媒体采用中国官媒《央视》的内容角度来报道此新闻。 《黑手》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实施宣传战的诸多方式：比如，所谓“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给西方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巨额广告费，将其宣传品——《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中国观察》——像广告那样夹在正刊中传播。所谓“买船出海”，比如通过香港商人买下美国杂志《福布斯》，然后停掉经常撰写批评中国文章的专栏；又比如马云买下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该报纸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采编人员被迫离职。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挥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钱出人组建“世界华文大众传媒协会”，有超过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这些媒体的老板和高管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享受红地毯、警车开道、五星级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规格接待，并接受中国使馆的补助。 最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逐渐开始自我审查——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俄，都不可能对西方主流媒体指手画脚，中国却成功做到这一点。彭博社封杀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与此同时，该媒体却对美国总统做出最尖锐批评。这一对比耐人寻味。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更是如此，脸书老板的扎克伯格试图讨好中国，在办公室摆上习近平的著作；推特老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多次发表谄媚中国的讲话。在脸书、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谈及六四、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议题，都可能“被黄标”，导致不易触及受众，更遑论盈利。用户无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审查。只有少数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论审查和管制后奋起反击，形成舆论压力，让巨无霸企业暂时退让。居住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因在脸书上发表一张西藏僧人自焚抗议的照片，被脸书封号，遂在传统媒体撰文抗议，得到各界人士声援，脸书罕见地收回处罚。 当全球媒体姓党之时，也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冷酷荒凉的现实之际。现在反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若继续开门揖盗，就是坐以待毙。 大学与智库，分食残羹冷炙？ 大学与智库，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方向的重镇。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和智库的生命。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论述了学术自由的核心精神：“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 然而，“人权观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极权中国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分校也成为棘手问题。美国高等学府为了跻身中国教育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对某些历史、文化和所谓“敏感”话题避而不谈。纽约大学为了让在上海的分校顺利运作，提前终止流亡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访问学者计划。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学生都要上毛泽东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课程——纽约大学校方对此熟视无睹。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渗透西方大学的手段包括通过让特务学生和学者进入西方校园、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使用外国研究发展军民融合科技、雇用顶级外国专家、利用学术外交打造软实力、以及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监控。 《黑手》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国对西方大学和智库的种种渗透手段。他们发现，研究中国议题的各国学者，如未能帮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恐怕是各种威吓、胁迫，或直接拿不到签证，根本进不了中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因批评中共发动“六四”屠杀，“六四”之后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国际学术合作上最著名争议之一便是孔子学院。这个机构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广中国文化，实际上却是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专制主义，它如同一处法外之地，明目张胆地实施学术审查、打压言论自由。书中还点名批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美国最大、最知名的智库，它自称不分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仰赖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明显倾向左派并亲中。其中国研究的经费来自一位知名的“中国之友”、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此人也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门帮中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曾获颁中国政府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红顶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库和大学，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与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因与孙政才关系密切而被习近平整肃，段伟红于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栋出书揭露部分内幕。 沈栋在书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业伙伴、作家和政府顾问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识》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绍加入阿彭斯研究所，并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学人的身份，认识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红得发紫的左派学者），然后向哈佛大学捐献数百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资助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生。由此，他与段伟红成为第一对捐赠哈佛大学的中国商人夫妇。 温家宝家族及中共的脏钱通过此一渠道染红了哈佛大学。 十多年后，段伟红被捕，哈佛大学一直对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学等常青藤名校也成为技术流失的重灾区，哈佛大学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国出卖技术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海外华人是中共牵线的风筝？ 作家哈金写过一首诗：“多少年来我四处流浪，/像一只风筝，从你手上挣脱/那根灵活的线。 /无数次我的翅膀折断，/被雨水浸蚀，被风吹垮。然而，我仍然直冲浮云，/寻找一个面孔，以把我脑海中的火花/变成灿烂的诗行。/我怀着一颗沸腾的心在空中/飞翔，追逐一片壮美的迷雾。”哈金本人奋力挣脱那根线以及拉着那根线的人，飞向至高的天际，拥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却安于做风筝的命运，愿意与拉着那根线的主人建立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他们离开了中国，从未考虑过回中国定居，却将中国当做一处淘金的风水宝地，他们的乡愁是半真半假的，他们需要的是衣锦还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中国政府才能给予。因为中国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移居国的忠诚。如果说海外华人是对移居国最少忠诚度的少数族裔，这种说法可能会被扣上以种族来划线的帽子，但毋庸讳言，海外华人中的亲共的乃至甘当中共走狗、间谍、辩护者的名流贤达比比皆是，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移居美国的越南裔，普遍对越共政权深恶痛绝，但移居美国的中国裔人士，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共政权的马前卒，甚至当年拿六四绿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国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书指出，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到六千万华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数。中国的统战工作原本是以中国国内非共产党组织和群体为对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范畴已扩大到海外华人社群。 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驻外使馆，还有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和机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并不让一个部门或机构完全掌控某一领域，而是让若干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某种竞争机制。这样，即便一个部门或机构受挫，其他部门和机构就能迅速填补空缺，中共就像是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很快就有另一个头长出来。 《黑手》一书中专门列出海外华人参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过华人参政来培育其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部门。作者以英国为例，描述了两名在英国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亲共华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李贞驹，在北京、香港、广州和伦敦都有律师事务所，二零零六年创办“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她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国侨办法律顾问，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英国，她是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曾给工党重要议员、布莱尔政府的部长加迪纳捐过二十万英镑政治献金——后者出任“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家驹的儿子为该机构副主席，另一个儿子则在加迪纳的办公室工作。此人可谓中英两国两边通吃，风光无限：中国党媒《人民日报》高度赞扬她“带人挨家挨户鼓励华人投票”，党的喉舌很关心英国华人投票权，却从不敢直面中国人从没有投票权的事实，推动基层选举、自己出马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被投进了监狱。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梅伊颁发“光点奖章”给李贞驹，肯定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国的李雪琳——在这一年移居英国，拿的是不是“六四”绿卡，暂且存疑。后来，她在英国从事房地产致富，成为全国侨联的海外委员。她的先生贝兹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当过副部长，是英国政界亲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过习近平的亲口赞扬。李雪琳给每个首相都捐款，成为唐宁街十号的座上客，不仅给唐宁街十号门口贴上春联，还为室内装饰各种中国摆设，以营造英国首相也过中国新年的氛围。这对夫妇在访问中国时，曾获得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我很喜欢看“零零七”系列电影，对“零零七”及其服务的英国军情六处深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国的国安和情报部门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对政治核心部门施展美人计，侵门踏户，为所欲为。 中共的邪恶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野蛮扩张。 中共的目标是将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都变成其殖民地，与之相比，希特勒当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持开放社会特质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御和反击机制，乃是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关人类文明的存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闲视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一、甚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二、“白蚁”有甚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甚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域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闲棋冷子”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三、“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提到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1.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1.这次斗争还要注意长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来，都使用上去，三线的力量不要暴露出来，不要使用。 2.已经打进港英要害部门的力量，不要动，比如飞机场已安上的点子，或在港督身边的点子，不要动。 3.安在美国机构和船上的点子不要动⋯⋯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好莱坞、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五、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糭”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完全保密）。“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前《文汇报》 副总编辑，驻京办主任。《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负责首都防卫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惊爆现役与退役校级军官沦为共谍，军民2人被声押禁见，另有4人交保。这是台湾今年的第4起共谍案。 综合媒体报导，陆军航特部601旅有“龙城部队”之称，负责首都与北部保防，是陆军空中火力最强大的部队，此次爆发共谍案引军方哗然。 国防部8月2日表示，这起共谍案是国防部与国安单位接获检举，共同实施反情报调查，掌握具体违法事证，函请司法机关依法侦办。国防部表示，调查过程已针对可能泄密管道与对象，采取严密稽查及损害管控，确维机密安全。 此前两天（7月31日），高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陆军航特601旅，并约谈谢姓中校等6人，经检察官复讯后依外患罪将谢男与中间人羁押禁见，其馀4人交保。检调持续扩大侦办中。 《自由时报》报导，曾任台北、彰化地检署检察官的律师陈宗元表示，近年来大多听闻退役军官被吸收，涉犯国家安全法，由一审地检署管辖，此次传出由专办内乱外患罪章的高检署侦办，且涉案军官已被声押禁见获准，凸显中共吸收手法已大幅进化，现役军官如交付有关国防秘密的文书，将对国安造成严重伤害。 伯衡法律事务所所长翁伟伦表示，过去军方人员涉及泄密或共谍案，大多是退役军官贪图小利，接受中共招待或饮宴，在国外被情治人员抓到把柄，被迫被对方吸收，如今中共触角伸到台湾，甚至锁定现役军士官，以不断进化的多元手法接触，已成为国安隐患。 陈宗元指出，刑法109条规定，泄漏或交付国防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最高判7年徒刑；如接收这些国防秘密的人士是替中共奔走，泄密军官则将面临最高10年的刑责，且未遂犯也处罚。 位于桃园龙潭的航特部601旅，负责首都及北部防卫，堪称陆军菁英，蔡英文总统曾亲赴视察，在阿帕契AH-64E攻击直升机的机棚内，听取简报及观看动态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