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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中全会

聿文视界:中共三中全会,戴着镣铐的所谓“改革”

赚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打“口号”是改革。然而,从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评判,此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戴着镣铐的改革”。 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工作重点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错的改革方案。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看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会,倘按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也因此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猜想。当局则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唱起改革的调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这使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觉得,当局如若举行三中全会,大概会举改革旗号。 中国走到历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断,还不只是当局的文宣,而是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当局必须再次借重改革“名号”,挽救民心,提振士气,走出困境。前面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的器物文明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充其量在现代化的早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准了脉,开出的药方也对症,舆论一度认为,按照这个决定“下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在规定的时段大体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当局高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10年下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没有向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江胡时代处于某种萌芽形态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被完全掐灭,领袖取代党号令天下,党专政和寡头共治走向个人专权。在一人统治下,中国确实如当局所宣称的,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却和改革没有半毛钱关系,或者干脆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其后果也就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前行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有钱人忙着移民,转移资金,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也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便在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体系经过当局10年的强力改造,不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官场、舆论生态,和10年前比,大相径庭,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人们直观体认到,在可见未来,不会有改善。尽管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现状,可对当权者来讲,社会了无生气,民众失去憧憬,也不是其乐见的,因为这对其统治不是好事,即便人们不起来反抗,也表明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不够。而当局如今又特别在乎这点。 当局欲借“改革”给社会打强心针 事情并不止于此。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象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10年从未被扑灭,尽管遭遇压制。这对当局的统治,对它给民众画的大饼,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许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所以,在强力管控的同时,要给市场注入一点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让经济恢复一些活力,在当局看来,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用改革这块招牌,可以给社会打一剂强心针。 另从民众和市场的角度看,三中全会一再推迟,也带来一种幻觉,以为党内存在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被压制的改革派利用当下的经济困境和人心思变,敦促当局顺应民意和历史大势,发动改革,解救目前困局。过去几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出来呼吁,必须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时有两派斗争的消息流出。特别是资深改革派学者周其仁5月被选中参加由习在山东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似乎坐实了三中全会会改革的看法,一些评论把这次座谈会解读成当局为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吹风。 进入7月,中共当局开足马力宣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会比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并特别点名是由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言下之意,在中共历史上,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是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盛会,当局将对改革进行又一个通盘、全面的规划。6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告了这点。从官媒和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这次全会在某些具体领域,会有政策的突破,比如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场自由流转等。 然而,这次改革尽管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氛围有所缓和,基本缘木求鱼。何以如此评判?政治局会议说得非常明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六个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之前习讲过多次, “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用习在企业专家座谈会的话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无论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绝不能动 换言之,当局为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定的基调和划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场、步骤等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跨雷池一步,犯颠覆性错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说白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不能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为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可以有限度地针对具体问题放松某些控制,收缩一点政府权力,但这样一来,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也就成空话。 因此,这次改革实际是戴着镣铐的“改革”,即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三中全会上肯定会有和可能会有的人事异动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绍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的次日即已经有外界媒体质疑“如果李尚福在那么长一段时间有贪腐问题,习为什么还要提拔他?这等于说习没有做到领导人应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善任”的反义词就是“用人失察失误”。“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的规定出自于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习近平亲自主持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条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那么,先后把魏凤和、李尚福和秦刚三人安排到副国级领导岗位,是否属于“任人唯亲”和“突击提拔”先不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只能是习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虽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两个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试问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领导人所占据的不同领导岗位中,又有哪一个能够比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份量更重呢?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因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军事法院的审判,新任外交部长上任数月就被废黜,导致国内外舆论大哗的后果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中共党章规定:“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强调过“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所以如果对习近平本人也严格按照如上《规定》内容执行的话,习近平因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了他即使不被开除党籍,至少也应该受到个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吧?但是,中共党内、军内的上上下下,有哪一个敢于就此对习近平提出质疑呢? 至于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晋升国务委员的过程中,推荐人和“政治担保”人也都应该被视为“用人失察失误”的“直接责任者”。都有谁呢?军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上届加本届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外交系统难辞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负责对秦刚进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以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 当然,因为习近平本人绝无半点可能“罪己”,应该也不好意思“罪人”。不过,不排除张又侠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自扇耳光,主动检讨自己没有替习主席“把好用人关”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闭幕后,新华社分别播发了《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以及《高举伟大旗帜 谱写崭新篇章——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两份长篇报道,两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主体为省部级和军队战区职(级)以上领导骨干……。” 但是,两篇文章的内容中都完全避提军方的“两委”委员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而事实上如果说地方和中央机关里产生的“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还是要经过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话,中央军委实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定了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经过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的,也就是说,出自军队系统的“两委”委员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无论是十九大上的魏凤和还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后面内容中还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习近平一人来负。 在过往的中共党、国领导人中,是否有因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党内轻量级处分(警告或严重警告)者,我们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误”。此人就是薄熙来。 2012年9月28日由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给他开列的多项罪状中,既包括“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也包括“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薄熙来的所谓“用人失察失误”当然是指提拔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而造成的所谓“严重后果”则是指王立军被他薄熙来一巴掌打进了美国驻成都领馆。 那么比照薄熙来,如今习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对整个党国的外交形象及国防事业的巨大损害,绝对不是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到美国领馆过了一夜的“严重后果”所能相提并论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党组)处分批准权限”做了明确说明: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本文之前,又仔细阅读并“认真领会”了《规定》中如上这段内容,才看明白其中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应该是指当届,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所以,对照检查笔者在今2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如下一段叙述有误:“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需要在此纠正的是:如上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丁来杭、李传广和周亚宁以及张振中虽然肯定已经被中央军委在内部宣布了开除党籍、军籍,但是这种对上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处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是同理。 所以说,下周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首先要“追认”的当然是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李尚福开除党籍的决定。与此同时,应该还会正式宣布撤销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同时任命董军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至于魏凤和,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政治局会议上无论对他做出怎么样的处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会“追认”。过去相继被开除党籍、军籍的腐败军头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张阳和房峰辉等人,因为被处分时都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都没有被拿到处分他们之后的中央全会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发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之后,陆续又有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西藏自治区党委前书记吴英杰,司法部前部长唐一军等因“严重违纪违法”罪名接受审查调查,但他们都是上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决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追认”。 至于本届中央委员,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既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 那么在下周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可能出现“追认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李玉超党籍的决定“的说法。 我们不妨以过去处理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黄兴国、李立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杨焕宁、王三运、项俊波、李云峰、杨崇勇、张喜武、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其中的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处理过的首位现役上将,当然也是当届中央委员。而田修思当时虽然已经退役转到全国人大任职,但此前是在空军政委任上“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的。 当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会上再处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无论是田修思还是王建平,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先后被军网或国防部网站公开宣布了他们“正在接受军纪委审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审查”的消息至今还没有被对外公开。 而如上开列的被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宣布党纪处理的那一大堆贪官污吏中,项俊波与如今也可能会在下周一的三中全会上宣布对其进行党纪处理的唐仁健一样,都是在国家机关正部级领导岗位上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 项俊波当年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在“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四年半之后,于2017年4月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任上被中纪委宣布接受审查。当年5月被宣布免职,9月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然后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被“追认”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而如今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唐仁健是在农业农村部部长任上于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40天后,他的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职务被宣布由韩俊接替。 因为中纪委的网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了“严重”二字,就决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有可能也会被宣布“追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他党纪处分的决定。 不过诡异的是,虽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调查”的40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召开了最新一次例会,但会议宣布的国家部委人事异动只有免去马晓伟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同时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项内容,却没有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长职务并任命韩俊接替此职务的内容。害得这位韩俊在本月5日会见外国农业部长时,仍然只能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的身份。 也就是说,到下周召开三中全会时,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还是国务院的农业农村部部长。那么是否会因为中纪委对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尚未决定对他的党纪处分呢。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就不会提及唐仁健的名字。虽然他百分之百不会出席这次会议。 除了上面介绍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会是否会宣布对秦刚和袁洁等人的党纪处分,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

中共三中全会为何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共政治局30日决定,7月召开20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三中全会应在去年秋季召开,为什么拖延如此之久,疑问重重。 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有一个总结:“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那么,拖延半年之久的三中全会终于要召开了,是否意味着“大事”都已敲定,只等开会“讨论”,然后宣布“决议”了? 三中全会终于要召开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如何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做出了选择?或者在表面平静内里暗涌不断的逐斗中达致新的平衡? 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面临的环境绝非“太平盛世”,先是其主导的清零在扩及全国几十座城市的白纸运动抗议声中被迫终止,但是清零结束后原本指望的经济快速复苏的期望很快落空。消费不振,房地产危机,投资停滞,外国企业或观望或撤出。同时,自我封锁差不多三年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加败坏,拜登政府继续其前任对华政策,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的高技术围堵,以至于两大国的关系现在发展到一个需要“管控”的阶段。 在习近平政权内部,自去年2月召开二中全会以来,可谓意想不到的混乱。二十大以后,习政权亲信把持党政军所有重要岗位,然而亲信内部出了问题。首先是担任外长才几个月的秦刚突然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接着是另一位亲信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两人落马的原因至今不详。几乎同时,军内大整肃,习近平十年前亲自授旗创建的火箭军高级将领被一锅端。军队的整肃至今尚未结束,战略支援部队撤销番号,改名信息支援部队就被认为是变相清洗的信号。 政治层面 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至于被赋予什么罪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罪名应尽量排除两人与习近平曾经存在的亲信关系,以免使最高领导人用人不察的形象损上加损。 但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生米煮熟饭,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可能是背后隐藏的一些重大人事。前一段,因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湖南高调调研,关于其可能担任重要职务的说法甚嚣尘上。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年初推测,三中全会难产,或与外界传闻的彭丽媛因素有关,即习近平想让彭丽媛加入中共政治局。不过,自由亚洲载文分析指出,即使习近平要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也要等到2027年召开21大的时候。 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安全问题的忧虑非同一般,这从他多次讲话高谈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大党独有难题”,以及防范黑天鹅、灰犀牛可窥一斑。虽然他的权力堪比毛泽东,而且周围全是亲信,但越是这样,越是孤家寡人,能够真正信任的人就越少。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在适当的时候给彭丽媛委以重任不是不可能的。 经济层面 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新华社通稿说,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在海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开倒车,放弃改革,导致经济萎靡,国际孤立的背景下,重拾改革开放口号,树立新形象,似乎是摆脱困局的重要招数。国务院总理李强紧急会见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可以视作是一个信号。但口号是口号,关键是如何能够提出新的举措,能否减弱所谓“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西方引起的担忧,如何能让民众恢复信心,放心消费,如何重新吸引外国投资者,如何解决房地产危机,这些都是摆在习近平面前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 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国计民生”同地缘政治有着高度的同质性,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按照政治局的说法也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发展经济离不开国际市场,离不开自身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民众的信心,今天的局面并不容易,在国际上,中国“新三样”备遭警惕,在国内,民众宁肯存钱也不愿意消费。 要改善国际环境,第一步需要跟西方尤其跟美国减少紧张,可能最容易见效的首先必须解决西方严重关切的亲俄问题。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把中国不要以各种形式支持俄罗斯作为第一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中国嘴上说支持欧洲,背地里支持俄罗斯,岂非自我矛盾?显然,中国如不远离俄罗斯,则与西方的关系难以改善。但是,对于一个骨子里尊崇前苏联,感叹苏联无一是男儿导致崩溃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难想象会与他的“最好的朋友”普京拉开距离。 中国下一步如何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何演变?中共三中全会能给出某种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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