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中共三中全會
賺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打「口號」是改革。然而,從當局最近一段時間發出的密集信號來評判,此次三中全會的所謂「改革」,可稱之為「戴著鐐銬的改革」。 三中全會和改革劃等號,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並把工作重點從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兩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乃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錯的改革方案。由這個簡單的回顧可看出,不是歷屆三中全會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後來,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會,倘按以前慣例正常舉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確立會期。外界不清楚當局拖延舉行的背後玄機,但也因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對三中全會做出各種猜想。當局則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這使一些敏感的觀察家覺得,當局如若舉行三中全會,大概會舉改革旗號。 中國走到歷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斷,還不只是當局的文宣,而是中國目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當局必須再次借重改革「名號」,挽救民心,提振士氣,走出困境。前面說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本來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中國的器物文明看起來相當現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後,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處於前現代階段,充其量在現代化的早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准了脈,開出的藥方也對症,輿論一度認為,按照這個決定「下藥」,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望在規定的時段大體實現。 然而,事與願違,雖然當局高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實質內容。10年下來,中國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沒有向現代化邁進半步,反而在加速後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黨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時代,中共的黨專政全面惡化,獨裁復辟,江胡時代處於某種萌芽形態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被完全掐滅,領袖取代黨號令天下,黨專政和寡頭共治走向個人專權。在一人統治下,中國確實如當局所宣稱的,在「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可卻和改革沒有半毛錢關係,或者乾脆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其後果也就有目共睹:經濟蕭條,社會迷茫,信心崩潰,官員躺平,無論對個人前途還是國家未來,多數人都喪失了前行動力。 現在的情形是,有錢人忙著移民,轉移資金,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也想方設法,哪怕用走線方式也要潤出這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信心即便在國門重開,生活重回常態後,依然沒有好轉。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的結構體系經過當局10年的強力改造,不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官場、輿論生態,和10年前比,大相徑庭,在這種大趨勢面前,人們直觀體認到,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改善。儘管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現狀,可對當權者來講,社會了無生氣,民眾失去憧憬,也不是其樂見的,因為這對其統治不是好事,即便人們不起來反抗,也表明政權的道德感召力不夠。而當局如今又特別在乎這點。 當局欲借「改革」給社會打強心針 事情並不止於此。中國社會死氣沉沉的表象下,從黨內到黨外,從精英到草根,從官員到農民,不滿的情緒正在孕育和增強,局部抗爭始終存在,這10年從未被撲滅,儘管遭遇壓制。這對當局的統治,對它給民眾畫的大餅,以及和美國西方的對抗,非常不利。當局或許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統治前景堪憂。所以,在強力管控的同時,要給市場注入一點信心,給民眾一點希望,讓經濟恢復一些活力,在當局看來,藉助三中全會,重啟改革信號,用改革這塊招牌,可以給社會打一劑強心針。 另從民眾和市場的角度看,三中全會一再推遲,也帶來一種幻覺,以為黨內存在改革和保守兩種力量的較量,被壓制的改革派利用當下的經濟困境和人心思變,敦促當局順應民意和歷史大勢,發動改革,解救目前困局。過去幾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員和體制內學者出來呼籲,必須進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時有兩派鬥爭的消息流出。特別是資深改革派學者周其仁5月被選中參加由習在山東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似乎坐實了三中全會會改革的看法,一些評論把這次座談會解讀成當局為三中全會進行改革吹風。 進入7月,中共當局開足馬力宣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會比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並特別點名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言下之意,在中共歷史上,二十屆三中全會會是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盛會,當局將對改革進行又一個通盤、全面的規劃。6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公告了這點。從官媒和學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這次全會在某些具體領域,會有政策的突破,比如關於財政體制改革,針對中央地方關係進行調整;在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場自由流轉等。 然而,這次改革儘管號稱進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鬆動,黨的控制力度有所減弱,社會整體的嚴厲氛圍有所緩和,基本緣木求魚。何以如此評判?政治局會議說得非常明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六個原則,其中第一條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並不是當局第一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之前習講過多次, 「改革開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那麼,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用習在企業專家座談會的話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無論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絕不能動 換言之,當局為這次三中全會改革定的基調和劃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根本性問題,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場、步驟等重大原則問題,是絕不允許跨雷池一步,犯顛覆性錯誤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說白了,無論改什麼、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是絕不能變的。在這個前提下,為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困難,可以有限度地針對具體問題放鬆某些控制,收縮一點政府權力,但這樣一來,當局強調的改革要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也就成空話。 因此,這次改革實際是戴著鐐銬的「改革」,即便它在經濟政策上有某些具體突破,由於政治的緊箍咒依舊,不會帶來社會信心的根本扭轉,中國依然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輩之鑒 中共兩位前防長獲判無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紹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職務的次日即已經有外界媒體質疑「如果李尚福在那麼長一段時間有貪腐問題,習為什麼還要提拔他?這等於說習沒有做到領導人應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謂「知人善任」的反義詞就是「用人失察失誤」。「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者」應該受到黨紀處分的規定出自於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習近平親自主持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條內容是:「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封官許願、說情干預、跑官要官、突擊提拔或者調整幹部等違反幹部選拔任用規定行為,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那麼,先後把魏鳳和、李尚福和秦剛三人安排到副國級領導崗位,是否屬於「任人唯親」和「突擊提拔」先不論,「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者」只能是習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雖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員,但兩個是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一個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試問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領導人所佔據的不同領導崗位中,又有哪一個能夠比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份量更重呢?先後兩任國防部長都因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軍事法院的審判,新任外交部長上任數月就被廢黜,導致國內外輿論大嘩的後果已經嚴重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中共黨章規定:「在黨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習近平本人也多次強調過「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黨內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 所以如果對習近平本人也嚴格按照如上《規定》內容執行的話,習近平因為「用人失察失誤造成(的)嚴重後果」,決定了他即使不被開除黨籍,至少也應該受到個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吧?但是,中共黨內、軍內的上上下下,有哪一個敢於就此對習近平提出質疑呢? 至於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晉陞國務委員的過程中,推薦人和「政治擔保」人也都應該被視為「用人失察失誤」的「直接責任者」。都有誰呢?軍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和上屆加本屆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外交系統難辭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負責對秦剛進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黨委書記齊玉,以及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 當然,因為習近平本人絕無半點可能「罪己」,應該也不好意思「罪人」。不過,不排除張又俠已經在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自扇耳光,主動檢討自己沒有替習主席「把好用人關」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閉幕後,新華社分別播發了《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以及《高舉偉大旗幟 譜寫嶄新篇章——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兩份長篇報道,兩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從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員看,主體為省部級和軍隊戰區職(級)以上領導骨幹……。」 但是,兩篇文章的內容中都完全避提軍方的「兩委」委員候選人是怎麼產生的。而事實上如果說地方和中央機關里產生的「兩委」委員候選人名單還是要經過一個中央政治局會議「集體討論通過」的話,中央軍委實行的軍委主席負責制決定了軍隊高層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經過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討論的,也就是說,出自軍隊系統的「兩委」委員中的任何一個出了問題—-無論是十九大上的魏鳳和還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後面內容中還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只能由習近平一人來負。 在過往的中共黨、國領導人中,是否有因為「用人失察失誤」而受到黨內輕量級處分(警告或嚴重警告)者,我們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開除黨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誤」。此人就是薄熙來。 2012年9月28日由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中給他開列的多項罪狀中,既包括「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也包括「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 薄熙來的所謂「用人失察失誤」當然是指提拔王立軍為重慶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而造成的所謂「嚴重後果」則是指王立軍被他薄熙來一巴掌打進了美國駐成都領館。 那麼比照薄熙來,如今習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對整個黨國的外交形象及國防事業的巨大損害,絕對不是一個直轄市的公安局長到美國領館過了一夜的「嚴重後果」所能相提並論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批准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對「黨中央以及各級黨委(黨組)處分批准許可權」做了明確說明: 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處分事項: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給予嚴重觸犯刑律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開除黨籍處分。 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撰寫本文之前,又仔細閱讀並「認真領會」了《規定》中如上這段內容,才看明白其中說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應該是指當屆,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所以,對照檢查筆者在今2月5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補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蟲在等待三中全會發落?》一文中的相關內容,如下一段敘述有誤:「不久前才被從全國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軍頭中的李玉超、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都是本屆或者上屆中央委員,張振中則是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對他們的黨紀處理,都和對秦剛及李尚福的黨紀處理一樣,都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結束時剛剛被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還是需要經過中央全會確認。」 需要在此糾正的是:如上這段文字中所說的丁來杭、李傳廣和周亞寧以及張振中雖然肯定已經被中央軍委在內部宣布了開除黨籍、軍籍,但是這種對上屆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的處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會「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是同理。 所以說,下周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首先要「追認」的當然是已經在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李尚福開除黨籍的決定。與此同時,應該還會正式宣布撤銷李尚福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同時任命董軍為中央軍委委員。中共現行黨章第二十三條規定: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 至於魏鳳和,因為他已經不是當屆中央委員,所以政治局會議上無論對他做出怎麼樣的處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會「追認」。過去相繼被開除黨籍、軍籍的腐敗軍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張陽和房峰輝等人,因為被處分時都已經不是當屆中央委員,所以對他們的處分都沒有被拿到處分他們之後的中央全會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發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補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蟲在等待三中全會發落?》一文之後,陸續又有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西藏自治區黨委前書記吳英傑,司法部前部長唐一軍等因「嚴重違紀違法」罪名接受審查調查,但他們都是上屆中央委員或者候補中央委員,所以對他們的處分決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會上「追認」。 至於本屆中央委員,火箭軍原司令員李玉超上將既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為「嚴重違紀違法」, 那麼在下周的三中全會公報中就有可能出現「追認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開除李玉超黨籍的決定「的說法。 我們不妨以過去處理過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的軍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開的十八屆七中全會的公報中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黃興國、李立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楊煥寧、王三運、項俊波、李雲峰、楊崇勇、張喜武、莫建成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其中的前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處理過的首位現役上將,當然也是當屆中央委員。而田修思當時雖然已經退役轉到全國人大任職,但此前是在空軍政委任上「當選」為十八屆中央委員的。 當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會上再處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沒有。因為無論是田修思還是王建平,在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先後被軍網或國防部網站公開宣布了他們「正在接受軍紀委審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審查」的消息至今還沒有被對外公開。 而如上開列的被在十八屆七中全會上宣布黨紀處理的那一大堆貪官污吏中,項俊波與如今也可能會在下周一的三中全會上宣布對其進行黨紀處理的唐仁健一樣,都是在國家機關正部級領導崗位上被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 項俊波當年是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在「當選」十八屆中央委員的四年半之後,於2017年4月在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任上被中紀委宣布接受審查。當年5月被宣布免職,9月被中紀委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機關。然後就是在十八屆七中全會上被「追認」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而如今的二十屆中央委員唐仁健是在農業農村部部長任上於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開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40天後,他的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職務被宣布由韓俊接替。 因為中紀委的網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有了「嚴重」二字,就決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會上有可能也會被宣布「追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他黨紀處分的決定。 不過詭異的是,雖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調查」的40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召開了最新一次例會,但會議宣布的國家部委人事異動只有免去馬曉偉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同時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項內容,卻沒有免去唐仁健的農業農村部長職務並任命韓俊接替此職務的內容。害得這位韓俊在本月5日會見外國農業部長時,仍然只能以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的身份。 也就是說,到下周召開三中全會時,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還是國務院的農業農村部部長。那麼是否會因為中紀委對他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尚未決定對他的黨紀處分呢。 如果這個分析成立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就不會提及唐仁健的名字。雖然他百分之百不會出席這次會議。 除了上面介紹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會是否會宣布對秦剛和袁潔等人的黨紀處分,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
中共政治局30日決定,7月召開20屆三中全會。按照慣例,三中全會應在去年秋季召開,為什麼拖延如此之久,疑問重重。 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有一個總結:「中共一直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那麼,拖延半年之久的三中全會終於要召開了,是否意味著「大事」都已敲定,只等開會「討論」,然後宣布「決議」了? 三中全會終於要召開了,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在如何解決重大經濟問題上做出了選擇?或者在表面平靜內里暗涌不斷的逐斗中達致新的平衡? 發生了什麼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登上權力頂峰,面臨的環境絕非「太平盛世」,先是其主導的清零在擴及全國幾十座城市的白紙運動抗議聲中被迫終止,但是清零結束後原本指望的經濟快速復甦的期望很快落空。消費不振,房地產危機,投資停滯,外國企業或觀望或撤出。同時,自我封鎖差不多三年的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更加敗壞,拜登政府繼續其前任對華政策,而且進一步加劇了對中國的高技術圍堵,以至於兩大國的關係現在發展到一個需要「管控」的階段。 在習近平政權內部,自去年2月召開二中全會以來,可謂意想不到的混亂。二十大以後,習政權親信把持黨政軍所有重要崗位,然而親信內部出了問題。首先是擔任外長才幾個月的秦剛突然失蹤,至今生死不明,接著是另一位親信國防部長李尚福落馬。兩人落馬的原因至今不詳。幾乎同時,軍內大整肅,習近平十年前親自授旗創建的火箭軍高級將領被一鍋端。軍隊的整肅至今尚未結束,戰略支援部隊撤銷番號,改名信息支援部隊就被認為是變相清洗的信號。 政治層面 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至於被賦予什麼罪名,分析人士認為,這個罪名應盡量排除兩人與習近平曾經存在的親信關係,以免使最高領導人用人不察的形象損上加損。 但有些分析人士認為這件事生米煮熟飯,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可能是背後隱藏的一些重大人事。前一段,因為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湖南高調調研,關於其可能擔任重要職務的說法甚囂塵上。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年初推測,三中全會難產,或與外界傳聞的彭麗媛因素有關,即習近平想讓彭麗媛加入中共政治局。不過,自由亞洲載文分析指出,即使習近平要讓彭麗媛進入政治局,也要等到2027年召開21大的時候。 也有分析認為,習近平對安全問題的憂慮非同一般,這從他多次講話高談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大黨獨有難題」,以及防範黑天鵝、灰犀牛可窺一斑。雖然他的權力堪比毛澤東,而且周圍全是親信,但越是這樣,越是孤家寡人,能夠真正信任的人就越少。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在適當的時候給彭麗媛委以重任不是不可能的。 經濟層面 經濟形勢相當嚴峻,新華社通稿說,三中全會「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在海內外普遍認為習近平開倒車,放棄改革,導致經濟萎靡,國際孤立的背景下,重拾改革開放口號,樹立新形象,似乎是擺脫困局的重要招數。國務院總理李強緊急會見特斯拉老闆馬斯克可以視作是一個信號。但口號是口號,關鍵是如何能夠提出新的舉措,能否減弱所謂「發展新質生產力」在西方引起的擔憂,如何能讓民眾恢複信心,放心消費,如何重新吸引外國投資者,如何解決房地產危機,這些都是擺在習近平面前十分嚴峻的經濟問題。 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國計民生」同地緣政治有著高度的同質性,今天的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按照政治局的說法也是「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 發展經濟離不開國際市場,離不開自身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民眾的信心,今天的局面並不容易,在國際上,中國「新三樣」備遭警惕,在國內,民眾寧肯存錢也不願意消費。 要改善國際環境,第一步需要跟西方尤其跟美國減少緊張,可能最容易見效的首先必須解決西方嚴重關切的親俄問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把中國不要以各種形式支持俄羅斯作為第一條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中國嘴上說支持歐洲,背地裡支持俄羅斯,豈非自我矛盾?顯然,中國如不遠離俄羅斯,則與西方的關係難以改善。但是,對於一個骨子裡尊崇前蘇聯,感嘆蘇聯無一是男兒導致崩潰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很難想像會與他的「最好的朋友」普京拉開距離。 中國下一步如何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如何演變?中共三中全會能給出某種答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