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周进入中国的两会时间。从官方角度来说，可以预期，会把这次两会描绘成团结、奋进和胜利的两会，然而，从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这或许是最近几年最纠结、最难开的一次两会。 稳经济是中国两会的重头戏 毫无疑问，努力发展经济是中国当局的头等大事，这从近日召开的民企座谈会可以看出。将一个以民企为主题的座谈会举办时间放在两会之前，而且总书记、总理、政协主席都出席，规格如此之高，发出的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安抚民营企业家悬著的不安之心，给他们鼓劲，有什么本事都可以使出来，政府不会再找他们的麻烦。 一般来说，官方什么时候对民企摆出这副低姿态，就是它遇到很大困难，最需要民企帮忙，为它解围的时候。而当下，正是中国政府有求于民企之时。 中国经济这几年遇到的麻烦有目共睹。尽管当局也在努力自救，但经济依然没有摆脱疲软状态，各种经济指标，包括财政收入、年轻人的失业率，地方债务、外来投资和进出口等还是处于黄色警戒区域，特别是市场和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仍然很低迷。在中国，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经济不好，包括当局的稳固统治都有动摇的危险，而要把经济搞好，解决市场的信心，这几年下来，证明国企是不行的。这逼得官方把眼光转向民企。此乃当局召开这次民企座谈会的背景。 承认民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性力量，总算是过去几年当局用痛苦买来的教训。这次两会，人大的一个主题是审议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据说该法承诺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法律的形势给民企吃一颗定心丸。总理的政府报告势必也会涉及民企的发展问题。人大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审议当局提出的强经济刺激措施。今年是中国 “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让经济有一个稳定增长，启动民企虽是关键的一步，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使经济在当年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要靠强刺激措施了。所以如何稳经济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 调动官员比调动民企还难 然而，为什么又说今年两会是近几年最纠结、最难开的一次会议呢？领导干部的心态和政治生态，和美国的关系处理带来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这几个因素在会议的议程和实际的讨论中会对经济这个主轴造成很大干扰。 在对中国经济困境的各种分析和讨论中，一个常常说到的因素是干部的躺平。很多人讲，比起民不聊生来，官不聊生实际更严重。不管这是否属实，在反腐和政治高压下，官不好做大概是事实，为少犯或不犯错误，各级官员主动选择不干事或少干事。这不是说官员就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基本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要做的，而且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很繁重。“不干事或少干事”实际指的是，官员不去主动做那些具有某种开创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地方或部门工作打开良好局面，但也可能引来一些争议的事情。这类事情往往存在某些解释的灰色空间，极可能被人抓住小辫子，这就导致官员不愿冒此类政治风险，尤其在动不动就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的政治风气下。 因此，当局鼓劲民企大显身手，要民企放心去干，也鼓励干部大胆去闯，然而，政治风险不除，只靠当局喊话，干部是不会理会的，还是会在“干事”上小心谨慎，不去触碰政治禁忌和雷区。要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比调动民企的积极性还难。市场有利总会有企业愿意去试试，而且民企知道政府要发展经济离不开它，不管真心抑或假意，你政府要制定一部法律来保护我；但官员不同，官员就是党的人，怎么对待和处理官员，不是用国法，而是用家法。家法对官员的保护当然不如国法。何况很多时候家法都不用——毕竟家法也有一定的规矩，直接用一些模糊的、没有明确规定的，却带有领导人很强主观意愿的做法，来规范官员关系和处理问题干部。 故而，在官场的政治生态没有得到大的明确的改观前，即使有当局的政治压力，各级官员尤其地方领导干部，在这次两会上，是否会主动配合当局发展经济的喊话，亲近民企，塑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力扶持民企的地方发展环境，是可以观察的。这其中一个观测的视窗，是地方政府怎样去处理现在社会反应强烈的跨省执法“远洋捕捞”。 川普冲击波 如何处理同川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的关系，是本次两会面临的另一不确定性难题。过去几年，中国虽然和美国的对抗加剧，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打压还属于可预测的美国传统建制派的打法，然而，如今川普不一样，川普表现出的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咄咄逼人做法，让中国当局感受到很大压力，他施压乌克兰接受停战，并试图恢复和俄罗斯的正常关系，其背后的意图是否“联俄抗中”，离间和分化中俄同盟，中国当局对此并无确实把握。 川普上台以来，由于未对中国表达出像在竞选期间的强硬言辞，让外界猜测他是不是要和中国当局达成所谓的“大交易”，外界也从他对待乌克兰的态度，猜测这场“大交易”的一块重要内容是台湾，川普很可能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把台湾卖给中国。然而，即便如此，当局能出得起什么价，可否满足川普的胃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迄今在每个方面都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打压，随著3月4日对中国产品再加征10%的关税的落实，当局是否愿意同川普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无论能否达成“大交易”，川普对中国的施压恐怕都会是空前的。 当局其实已经看到了川普欲让美国从俄乌战场抽身，全力对付中国的可能性正在增大的事实。这使得它不得不好好地来搞经济，练好经济内功；但假如美国的压力大增，直接造成中国的国安风险，那当局也不得不从经济上分心，从而造成对经济的干扰，偏离发展经济的主轴。 外界注意到当局最新举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这场集体学习也被安排在两会前夕，这个时间点不是没有特别考虑的，就是提醒各级官员还有中国社会，虽然经济建设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由此而把安全放在次要位置，经济和安全依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会议指出，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平安中国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仍然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这场集体学习来看，中国的安全风险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政治安全，包括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被当局摆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首位；二是公共安全，包括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路安全、人工智慧安全等。对于这一块，当局在集体学习的前几日发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拓宽了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范围，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在社会、经济、金融乃至科技等领域，都容易出现某种极端事件，酿成社会风险。国安风险崩得越紧，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也就更大，从而干扰到经济优先的发展路径。 上述因素都会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出现，让两会在发展的优先顺序上事实上处于一种纠结、不好抉择的状态。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本文转载自美国之音。
两会开幕至今，国际媒体不断议论的话题，是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中国全国人大，被指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并不奇怪，因为从来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取消举行三十多年，年度仅有、具有很强仪式感的总理记者会。 什么原因？法国世界报分析，从来不屑于回答媒体提问的习近平，可能不满时任总理李克强利用2020年年度记者会的机会，说出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大实话，让宣布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总书记如鲠在喉。李克强2023年告别政坛后不久猝逝，习近平借此机会终结了这一传统仪式。但是如果将这一决定仅仅看作是自负之争就大错特错，它与另一项决定相辅相成：自2020年开始，两会会期从两周左右缩短至一周。 习近平的用心是明显的，其统治下的中国，党国一体，而国家不过是在为党服务。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一些诸如庆祝中共建政日的重大庆典，党旗公然领先于国旗。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陵寝，覆盖其遗体的是党旗而不是国旗。不过，习近平执政10余年来，党愈来愈个人化，通过全党为其量身定做的所谓“习思想”、“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使个人凌驾于全党。党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团体，实质上更近似于习掌控的帮会，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将“党天下”改称“习天下”，凸显习个人凌驾于党国至上的地位。 习的前任一度扩大了国家的特权，旨在向本国人民、向世界证明，毛泽东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一页。但崇拜毛的习近平把八零年代后期相对存在的“党政分开”看作是对党的威胁，终于在2018年突然发动修宪，终止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回归本源，埋葬了邓时代唯一的政改成果—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为其永久执政铺平了道路。 权力愈大，安全感却愈缺乏，近年来，习不断提起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使得中共全党都在不断地与国际的国内的假想敌斗争。李强担任总理后，由于三年清零造成的经济后果十分严重，他利用国际场合表态，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但事实上，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顾及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发展。结果，这个全能政党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自己，任何公民社会的因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可能破坏经济的平稳运行。 这正是习近平面临的现状，中国经济的荣景不再。费加罗报文章分析，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管制令投资者感到恐惧。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3月5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李强的讲话预兆性的做出激烈的反应，开盘时股价暴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反，沪深指数去年下跌11%。 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的侧重点不在经济。“近年来，他已明确表示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不感兴趣。他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这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和顾问们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了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的振兴经济计划，费加罗报认为，李强已经让市场习以为常的失望。在今年 1 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强向世界主要金融强国发表演讲，大肆宣扬中国市场的 “巨大潜力”。以至于他的政府被迫充当救火队员，大规模投资强撑股市，安抚那些希望在房地产危机中另谋出路的中产阶级。 然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印度五倍，尽管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基本盘依然稳固，世界工厂还在成长，为什么投资者对中国越来越不信任？专家认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要素是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在于这位自毛泽东以来最集权的领导人所采取的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转向。2024年，红色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失去信誉，中共官僚与华尔街股市弄潮儿之间不再有此前数十年的默契。股票营销员和外国投资人一样大批撤离中国，引发大规模资金外流，市场正不断与习近平第三任期下的中国分手。 中国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原本可以提供一个安抚投资人的机会，但这一呈现在全世界镁光灯前的仪式性活动被粗暴取消，甚至今后几年也不再举行，让决策者们坠入迷雾之中。费加罗报称，这是全面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最新标志，一个为有创业精神的中国掘墓的新时代。
两会开幕前一天突然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直接的效应便是把媒体的重心全部吸了过去，对李强总理重头戏‘政府工作报告’形成很大冲击。 李强一万六千字的报告完毕后，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召开记者会“扭转形势”，形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形象生动，可惜舆论是另外一种感觉，尤其国际媒体的感觉很异样。所谓“上接天线”，普遍认为一点不假，甚至可以说“直达天庭”也不过分，但要说“下接地气”，许多分析人士不以为然。 “上接天线”没错，李强在16000多字的工作报告中，16次提起习近平，29次提到加强“安全”，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14次提及习近平，25次强调“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等等，总括起来就是国家安全，政权安全，也就是维护习核心的安全。 没有任何一位前任像李强在政府报告中把总书记抬得如此之高：“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一切归功于习近平，类似文革时期最流行的一句话：一切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强从一位地方领导，几年来，青云直上，直至成为中国二号人物，其飞黄腾达归功于习近平一点不假，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如此宣示，形同把理应统筹行政，执掌经济决策权的一国总理彻底边缘化。外媒由此评论，李强的作为更凸显“执行者”角色。 李强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重申要“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形容政府工作报告“充斥‘习近平崇拜’”。 在取消总理记者会，国际媒体失去与中国总理直接对话窗口的情况下，媒体对总理与总书记的互动细节也特别关注。美联社抓拍的一张照片颇为传神，座位上，习近平伸出食指指向李强说话，李强屈身低首前倾聆听…… 还有媒体把李强前几任与时任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互动照片并列贴出，江泽民与朱镕基笑谈；胡锦涛转身与温家宝说笑；习近平与李克强则是“互不侵犯”，两人都在低头认真按电钮投票。 李克强与前任比起来，相当弱势，但仍然保持着“尊严”。 这种瞬间捕捉的镜头有时透出历史意义，20大闭幕时胡锦涛被架走瞬间，胡锦涛拍李克强肩膀，李克强不敢起身，习近平岿然不动，凸显强人崛起，胡氏末路的悲哀。 记者们还捕捉到习近平权力微妙变化的细节。纽时周三报道说，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李强多次向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习近平致敬。与台上的其他人不同，习近平几乎没有碰面前那份工作报告。他偶尔从摆在面前的两个茶杯里喝一口水（在执政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代表一样，他在开幕式上只有一个杯子。但近年来，在自己周围不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有了两个茶杯）。 台湾学者王信贤对德国之声表示，“过往无论是江泽民时期李鹏、朱镕基担任总理，或者胡锦涛时期由温家宝担任总理，国务院都还有一定的决策权”，但从习近平时代李克强出任总理开始渐渐改组，国务院的决策权慢慢流失。如今李强完全主导的国务院，仅是执行的机构。 新冠疫情终结后的两会，表面上恢复了以往的“正常”，官员们握手合影，记者们捕捉镜头，但媒体观察到开放只是表象，“中国在过去四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受管制，更加严格地遵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人统治。” 一些分析认为，取消总理记者会，李强无权也无声。他担任总理后，率先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主动奠定附属角色。中央社援引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过去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担任总理时，发表脍炙人口的“金句”，都是透过记者会包装呈现。取消总理记者会让李强失去发表“金句”，建立个人形象的机会。张五岳还分析，中共总书记与总理的关系，已日益转变成上下隶属的关系。 只管唯上，“上接天线”，动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这何况不是中共各级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是否“下接地气”，已无关紧要，三年清零，全凭习近平一句“坚决清零不动摇”，官员们只管尊奉，那管百姓怨声载道。曾经严厉执行严酷清零的上海市委书记、如今的总理李强，正是这种唯习近平马首是瞻的官员群像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周三这样形容：“中国总理退入习近平的阴影深处”。
中共今年全国人大例会的笑料之一就是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对李尚福目前尚存的代表资格的否定。不过，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被正式宣布终止也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本周一（3月4日），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记者会完工急着退场时回答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尚福是否会来参加两会的追问：“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回答了这两句话后，这位娄发言人就快步离场了。 难得的是，作为不是中共直接出资创办的大外宣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不但敢于抢在娄勤俭快步退场之前“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敏感问题”发难，而且还在娄勤俭的回答内容引发外部新闻界强烈质疑之后，坚持把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包括视频真相依然挂在网上。要知道，这家新加坡《联合早报》“是少有的不用翻墙就可以看的（境外）中文媒体”，而它的记者这次与娄发言人的这两句问答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是被严禁转载的。 笔者注意到，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记者抢在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发稿后，该报网站即于当天晚些时间及时刊登此稿并配发视频，随即被全世界无数媒体转发，也都特别强调如下一段：“去年8月底，他（李尚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月后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防长职务。上月底，李尚福的名字也在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被移除。不过，官方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从本月5日开始，转载并借题发挥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的外界中文媒体数不胜数，有些自媒体业者还非常认真的把网上即时搜索到的，包括李尚福名字在内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截图张贴出来，或为证明中共人大发言人“公然说谎“，或为说明中共当局把自己的法律程序“视同厕纸”。但是，被笔者关注到的自媒体业者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都是出处过时，即使是中共权威的官方网站之一“人民网”截止今日刊登的这份名单，不但秦刚的大名仍在天津团里，去年12月29日被全国人大常委公告因为其原选举单位已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故其代表资格终止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等9人的大名也都还在。 显然，这是因为该人民网的编辑失职，没有把网上信息及时更新。 不过，至少有中共全国人大网做到了“与时俱进“，将“代表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其中注明了包括李尚福在内的代表名单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代表是271名。比“原始”名单整整少了10名，即如上9 名再加上今年2月27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新宣布因被原选举单位罢免而终止代表资格的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中将。 也就是说，这份最权威也是最“与时俱进”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名单里，仍然还有李尚福同志存在。 截止本文截稿，笔者最后一次上网查找。依旧如此！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好事者想要上全国人大网证明笔者所言不虚的话，首先是不要进入全国人大网上输入“李尚福”三个字，这样你只会是做无用功，它只会告诉你很抱歉，未能找到与‘李尚福’相关的内容 “。解难的办法是在谷歌查找“全国人大网 代表信息”，成功进入后再进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即可看到笔者如上所述之结果。 除了最新的代表名单证明娄勤俭所言不实外，更打脸娄勤俭的是中共当局最新官宣，由赵委员长亲口宣布的(截止目前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的数字2956人毫无疑问是包括李尚福在内的。 上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包括秦刚等人被终止代表资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的最后两句话是：“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56人。特此公告。”。 自此至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未有过新一次的代表资格被“终结”的议程，当然也再无代表数字变动的可能。 接下来，本月四日上午，赵乐际主持召开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赵乐际在会上宣布：“十四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56人。截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97人。4日的预备会议，出席2853人，缺席10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无疑，这“缺席”的103人里，就包括了李尚福在内。 那么，本文前面所引娄勤俭被《联合早报》就李尚福是否出席会议问出了破绽的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也就是赵乐际刚刚宣布了“现有代表”人数是2956人之后，身为人大常委会成员之一的娄勤俭本人不应该不知道此时的全国人大“现有代表”的数字2956名还是包括了李尚福在内的。 分析至此，笔者的判断是，首先一个可能是娄勤俭在被记者追问李尚福时脑袋一时短路，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位前国务委员秦刚“已经不是代表”，于是脱口而出了 “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本文撰写到此，笔者再次回看《联合早报》的那段现场视频，娄勤俭在脱口而出“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这句即时回答时，特别加重了“已经”二字，，似乎在回怼发难记者：“这还用问？” 其次一个可能就是娄勤俭自认为李尚福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他当时已经被内定为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才被安排“当选“的。那么既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都已经被免，军委委员身份也已经被剥夺，因此失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是理所当然，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意李尚福正式失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 而这“其次一个可能“的前提就是娄勤俭也是成员之一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根据上面的指示通知了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军委总部或者说解放军驻京机关的选举委员会）对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后上报，但这个程序至今尚未完成。 前文提到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公告时间是去年12月29日。这里提醒注意，这份名单当然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当然也不应该是按职位高低或者罪行轻重排座次，而说是按他们各自所在的原选举单位罢免他们的时间先后为序，也不尽然。其中被罢免时间最早的张振中被联合参谋部召开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具体时间是2023年7月7日，如上名单中的最后一人周亚宁与按姓氏笔划排在他之前的吕宏、李玉超和李传广一共四人都是被火箭军的军人代表大会罢免的，但火箭军分别为罢免他们4人召开过两次军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去年9月26日，一次性罢免了吕宏、李玉超和周亚宁；第二次是去年12月5日，大会只为罢免李传广一人而开。 如上的具体时间内容，笔者最早是在中共全国人大网上看到的，当时还张挂在该网上的标题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文件，如今再进入该网已经调取不出来的。好在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上月6日的报道文章《9名军方将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配发了”全国人大官网截图“，截图说明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笔者举出的如上例证和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秦刚案最终揭晓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中所做的据实、据理分析，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共当局的人大系统的“全过程民主“虽然无比虚伪，但虚伪就虚伪在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章法的。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访时表示，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为何名字出现在与会人大代表名单中，实在让人感到疑惑：“因为每件事都要习近平定夺，把李尚福的事（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忘啦或者压在案头？我搞不清楚。这种程序性错误，按理说不应该发生。” 笔者同意这种分析，错误可能是出现在“程序”上了。 分析到此，也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截止目前的最后一次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召开之后的某一天，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对他罢免的程序，只等下次人大常委会的召开再对外公布。因此也就导致了娄勤俭一时忘记了民主过程还没有走完。 总之，既然前面所具体介绍的9名将领，以及秦刚和一批地方上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者都是被经过了一番“自下而上”的法律流程，那么外界关于“李尚福无缘两会（是因为）人大代表资格被秘密罢免”的分析笔者不能认同。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急中出错、忙中有误，以至乱了章法。 我们知道，与李尚福一样此前已经被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解除了国务委员职务和国务院部长职务的秦刚是被赶在今年的人大（全体）会议开幕之前被紧急“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 上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人大常委会公告内容之一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秦刚……的代表资格终止“。 笔者据此上网查阅了天津人大网站，它倒是及时全文转载了如上包括秦刚内容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但却完全找不到秦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被天津人大本届常委会的哪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辞职的。 笔者不相信秦刚被全国人大常委宣布终止代表资格之前天津市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过是否接受秦刚“辞职”的要求，程序一定要有，过场一定要走。与12年前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每一步都被官方媒体及时公开对外报道所不同的是，如今秦刚被所在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当时，与如上前所列出的先后在不同时间被其所在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9名高将领一样，被处理结果都是要等到“上级单位”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最后一道程序走完之后再统一对外公布。 本专栏本月1日刊登的《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一文中引述了 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中的介绍，……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规定，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可以向原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接受辞职，须经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全体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因执行任务等原因无法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接受各该级选出的代表辞职。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局日前已经安排了李尚福“主动”提出辞去人大代表的话，他所在的选举单位是可以直接由所谓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接受”的，分分钟即可完成的过场。而罢免的话，则一定要等到该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的召开，走一个半数以上同意的过场。如此说来，中共当局在处理李尚福人大代表资格一事恰恰不是在“秘密行事”，而可能是因为完成罢免的程序需要时间。所以结论是：李尚福很快就会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终结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而终结的理由是被罢免的可能性应该是较大于被辞职的可能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召开“两会”，海外中文媒体关注的热点是取消了总理在会议闭幕时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房地产业的崩盘，认为中国政府没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找到出路。其实，所谓“出路”就在习近平提出并被海外中文媒体略带讥嘲谈到的“新质生产力”。此时此刻，美欧认为本国市场正在经历第二波“中国冲击”，并因地缘政治高度复杂化的原因，都将中国商品冲击提高到国家安全层次上来认识并加以防范。 新质生产力是对绿色科技产业的外延扩张 世界上从无不破的房地产泡沫。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危机发生过200多起，包括日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房地产泡沫都破裂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胡温时期努力支撑没破的房地产，习近平又撑了十年，由于他有了第三任期甚至可能第四任期，房地产泡沫的“击鼓传花”游戏玩不下去了，因此，在争论与地方财政告急声中，他选择了支持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 2019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政府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202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就是这类投资的成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8.6%。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不过，这“新三样”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之大，引起欧美国家高度警惕，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正在谋求高筑贸易壁垒。 西方高度重视中国的绿色科技崛起 今年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发表一份题为《绿色科技德国制造》（Green Tech made in Germany）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统计相关专利数量，比较了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间绿色科技的发展。报告指出，过去20年中，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在绿色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这体现在所获得的高质量专利数量上。过去5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世界级”（获得引用多、颁发国家的数量多）专利从11000项增加到了37000项。与之相比，德国2022年的世界级专利数为近10000项。 该报告指出，自2017年以来，在几乎所有被调查的10个绿色技术领域中，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这10个领域包括新能源、能源存储、氢燃料经济、节能机械、高效生产、环保材料和回收利用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新能源这“新三样”定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它们将取代房地产建筑业在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此外，智慧工厂、高铁技术、电池回收等领域也是政府支持的发展重点，未来有可能进军并试图占领国际市场。 欧盟正在考虑设置国家安全壁垒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31%，商品出口占全球的14%。中国被纳入新质生产力的类别是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领域，这些产业价值更高，对技术领先具有更加核心的意义。美欧政府对中国产品设置安全壁垒，主要是针对这类产品。 欧盟于去年推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目前已有11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抵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的行列，拒绝在5G电信网络采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的产品。目前欧盟正开展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考虑是否应该对其征收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包括执行欧盟的碳调整机制。 针对比亚迪和华为计划分别在匈牙利和法国开设工厂，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今年1月18日发表了一份报告，揭示了华为和比亚迪与中共政府的联系，指出比亚迪和中国军工生产也有一定的关系，强调这两家公司被允许在欧洲设厂将引起道德和安全问题。 美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如果说欧盟目前对比亚迪、华为设置国家安全壁垒还在准备之中，美国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发展电动汽车是拜登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以求在与中国竞争中获胜的重大举措。 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专门拨出369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该法案为美国企业提供每辆电动汽车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同时规定享受补贴的车辆中不能包含中国生产的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此外，中国汽车进入美国除了需要缴纳2.5%的常规进口关税外，还需额外缴纳特朗普对华加征的25%的关税。 中国在2023年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比亚迪在2023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车企。针对这波强大的新销势，拜登于3月初命令美国商务部针对海外产汽车软件开启一项调查，公告中明言：“中国的政策可能会让他们的汽车涌入我们的市场。我不会让这种事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调查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联网车辆可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车辆或致其失灵。” 拜登政府于2022年和2023年两次发布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行政令，都宣称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开发可用来对付美国的尖端武器。拜登政府最近还宣布，为了保障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将拨款200亿美元在本土生产起重机，用其代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3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引入《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和《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这两项法案要求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应用程序TikTok尽快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并禁止相关数据代理商向外国对手或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出售美国敏感数据。 第二波“中国冲击”被视同商战 在《“中国冲击”将再次席卷世界》（WSJ，3月4日）一文中，作者比较了本世纪初美国面临的第一波中国商品冲击与目前第二次中国冲击的不同。第一波冲击形成之时，正逢中国打开大门欢迎西方，对美国的冲击主要是生活消费品（鞋帽服装玩具家具箱包等），这些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1999年至2011年间导致美国200多万人失业，但提高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降低了美国的通胀。与本世纪初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现在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经济对手和地缘政治对手，这一轮中国冲击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产业安全，因此美国欧洲日本正将此视为一次新型商战。 中国为适应欧美绿色经济的需要，打造了一个产品主要对外的绿能科技行业。但可能低估了西方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决心。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在为中国经济找出路，但这条出路的通道正开始变得日益狭窄。华为与比亚迪目前遭遇欧美抵制，预示着中国制造在这两大市场的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两会登场，看似平淡无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闻：取消总理记者会。这是由人大发言人在人大开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内外震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两会闭幕后重头戏—总理记者会就这么轻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内外纷纷猜测取消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其一，汲取前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的“教训”，他讲出真话诸如“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当场戳破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习近平害怕李强又讲出什么真话。其二，即便李强不会像李克强那样讲出令习近平难堪的真话，但可能讲错话、说漏嘴，暴露中国社会经济真实情况。其三，反正总理职位已遭虚化、李强已经被架空，他说什么都不重要，记者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取消也罢。 取消总理记者会，意在进一步削弱总理的权力和权威。故上述三条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条：习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风头，不准其他任何人出风头；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准其他任何人置于镁光灯的聚焦下。习近平心胸之狭隘、气量之狭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习近平心思，不仅要彻底架空李强，连一个虚名都不让他捞着。 其实，取消总理记者会，既可以说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意料之外：习近平真敢这么干？把总理职位虚化到底、把李强架空到底、连每年一度唯一的记者会也敢取消？对很多人来说，却并不诧异：习近平大权独揽，从一党专政，倒退到一人独裁，而他权欲熏心，仍不知餍足，得寸进尺；加之疑神疑鬼，毫无安全感，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亲信、心腹，他都处处设防、处处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独揽所有的权力和光环，哪怕有些权力和光环也就那么一丁点。 如今的习近平，不只是权力傲慢，更是权力任性。无限期推迟三中全会，任意缩短两会会期，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都是他权力任性的表现。而这些，只是进行式，还并非完成式。更多的奥步随时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惊奇。 取消总理记者会，习近平自以为得计，又赢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祸所伏。此举，将直接酿成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进一步败坏中国形象。各国媒体报道此事，都是负面评价，认定中国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闭，相当于关闭领导人与媒体交流的最后渠道，关闭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窗口。华尔街投资家甚至直接呼吁：不要再到中国投资。 其二，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己的形象。习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专制、独裁著称，每一次大动作，都加重了这一负面形象。诸如2018年狡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强行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二十大把团派排挤出局以及前总理李克强不明身亡等，都败坏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一回，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必然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进一步结仇，尤其在党内结仇。作为习近平亲信、心腹的李强，固然不会流露不满，但在服从的表面下，失望、不满、甚至怨恨极可能深埋心间。而党内上下，目睹这一骤变，惊异难以言状，路见不平，虽敢怒而不敢言，但极可能埋下不满、反感、甚至仇恨的种子，为日后中共政局变迁留下深远伏笔。 身为驻美大使的谢峰，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变化时，他猛地一愣，一脸愕然，冲口而出的话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口气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和恣意妄为达到何等程度！以他惯有的认知障碍，他对人性底线的反应毫无知觉，对由此埋下的祸事也毫无感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两会刚刚拉开帷幕，却传出今年两会闭幕时不会再有总理记者会，今后也不会有了的消息，这一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情的罕见窗口，就这样被关闭了。 有分析认为可能是李强本人为了不影响习近平的光芒，主动要求取消记者会，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李强得官，全杖习近平，知趣打退堂鼓是可能的。但是，这一举行30多年之久、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岁月的总理记者会，就这样被关上了窗口，一般认为只有习近平本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1987年，中共改革派领袖、前总书记赵紫阳在13大闭幕时率领众常委与中外记者会面，开风气之先。1993年以后，国务院总理记者会趋于常态化。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倍遭压制，唯一的风光就在一年一度的记者会，李克强可以借机发挥，表达自己的某些主张，说出一些高级官员不敢说的话，比如在习近平宣布脱贫事业取得重大胜利的背景下，李克强敢于在总理记者会上警告：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千元，提醒一半中国人还生活在低收入的困难状态。有分析指，习近平对总理记者会早已不满，这次取消记者会，可谓其来有自。 不过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犹如震撼弹，让海内外吃惊。其实，观察人士指出，打破中共政治惯例，推迟、修改，取消，废除中共党规，在习近平时代并不奇怪。其程度也与习近平愈来愈集权，追求永久执政有重大关系。 习近平破规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如何强化个人统治，达到长期统治。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在经过五年选择性反腐，扫平江泽民、胡锦涛布置在军内、党内的势力之后，习近平长期执政的野心凸显，在十九大上打破不成文惯例：“隔代指定接班”。 在打破“隔代指定接班”党规后，2018年1月18日，习突然召开中共二中全会，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是习为实现个人永久执政迈出的重大一步，把邓小平时代政治改革的唯一成果—取消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抛掷脑后，为其二十大开启第三任铺路。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修宪，正式废除国家主席任期。 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以偿，打破邓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两届的规矩，自我接班，开启第三任中共总书记任期。在这次会上，习近平权力更加巩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清一色的“习家军”组成，所谓前朝势力、红二代残余、团派统统出局。二十大闭幕式还出现了惊人一幕，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突然被警卫人员在国际媒体注视下架走。‘金融时报’近日曝料称，胡锦涛当时试图打开红色文件夹遭到阻止，因为文件夹里有政治局委员名单，而曾被胡指定为20大接班的胡春华已被从名单中剔除。 二十大是习近平打破中共政治惯例的高潮：除了实现盘算十年的最高目标—开启第三任以外，也彻底埋葬了诸如“七上八下”“老中青三结合”，以及政治局至少有妇女代表的先例。张又侠已过七十，但因家族与习家渊源很深，继续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毅从前与习近平并无渊源，但在习当政后，迎合习破除邓小平“韬光养晦”及“东升西降”，奋力操盘“战狼外交”，以逼近七旬之年“入局”。政治局常委全是六十以上的“老同志”，政治局打破二十多年的传统，委员中没有一位女性。 二十大是习氏权力的顶峰，但此后似乎开始走下坡路。三年清零，造成的人道灾难难以计数，对经济的破坏至今难以复苏。通常情况下，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设定日程表，但在二十大闭幕后一个月，一场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迫使当局无预警结束清零，其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的经济的后果大大削弱了习近平“亲自指挥”的光环。 二十大习家军全部占据要位，但不到半年，接连发生了外长秦刚失踪，国防部长李尚福失宠、火箭军高级将领连锅端的丑闻，这些高官都是习“亲自过问”，亲自拔擢的爱将，他们的倒台引起对习统治能力的严重怀疑。 经济不振，党内斗争，如何决策，难以定夺，这种种因素或许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打破惯例不在去年秋季召开三中全会的原因，而且，三中全会甚至未能在两会之前召开。 习近平现在又打破了一个政治惯例—两会闭幕之日的总理记者会，舆论哗然，大声传媒创办人吴薇（Vivian Wu）在X平台写道： “取消总理记者会发出了一个终极明确的信息–即除了一个人的声音外，其他人的声音都不需要。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唯一的那个。”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中共的特点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会议，名义上是最大的会，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决问题的会。理论上应该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通过会前的小会以及不开会的方式已经解决。如此说来，外界能从这次全国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剧本演出，逢场作戏而已。 大会召开前夕，有两条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条消息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日中午（北京时间，下同）出席人大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后离场时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两会的提问时笃定地说：“他不能参加（两会），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我们知道，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去年3月两会后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来又被撤去官职。但李尚福和秦刚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理说是该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几天前官媒报道说秦刚已经辞去全国人大代表，但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讽刺的是，就在娄勤俭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经不是代表后，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然还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后总理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始于1988年，自1993年以来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两会历来很沉闷，很封闭。相比之下，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它凸显了总理的地位，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多少有一点开放性，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本来，外界从两会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预定的剧本演出。唯有总理的记者会有一点例外，总理的现场应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预定的剧本，因此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讲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句话等于是把习近平吹嘘的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的说法戳了个大窟窿。习近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今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也意味着今后的两会，外界能看到的一切，连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总书记审查核准的了。 李强本来就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说起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朱镕基的总理和李鹏的总理，并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的总理并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同样的，李克强这个总理也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因为这几个总理都不是由国家主席挑选提名的，而是被元老们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兴也无法撤换。习近平对李克强非常不满意，但却没法撤换，只能等李克强做满两届。只有李强这个总理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李强的权力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所以是最弱的总理。现在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无疑是进一步削弱了总理的权力。 中共的三中全会按惯例是该去年秋天召开的，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开，如今又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扩张他的独裁权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