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民众消费不断降级，多个行业受挫。就连曾经风光无两的医美行业也不例外。10月27日，话题“中产女性不买单了 医美暴利崩塌”冲上微博热搜。 据《南风窗》旗下财经媒体“盐财经”报导，消费医疗行业曾被誉为中国最暴利人，但也最为混乱的生意之一，在以前，无数中产女性愿意为美丽买单，以致该行业备受追棒。甚至市场上还出现了“牙茅”、“医美茅”、“疫苗茅”等知名企业。 但在如今，这个行业却在经历寒冬，业绩缩水，股价应声下跌。比如，曾被誉为“医美茅台”的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爱美客），曾是整个行业的风向标。但其动态市盈率已从2021年巅峰时期的300多倍暴跌至如今的30倍左右。截至10月27日，爱美客总市值约500亿（人民币，下同），与高峰时期相比，蒸发约1200亿。 根据公司财报，2025年第一季度，爱美客营收同比下降17.9%，净利润下降15.87%，为近五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上半年的业绩进一步恶化，净利润同比下降29.57%，扣非净利润的跌幅，更是达到了33.7%。与此同时，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从上年同期的11.5亿，锐减至6.55亿，降幅高达43%。 另外，根据医美行业观察发布的《2025年医美行业上半年机构运营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有63%的医美机构营收下降，仅有14%的机构实现增长；第二季度有58%的机构业绩下滑，其中31%的降幅超过20%。 有调查数据显示，59%的从业者认为未来的经营将“更加困难”，而看好行业前景的仅占16%。 由于整个行业大幅收缩，引发舆论关注。10月27日，话题“中产女性不买单了 医美暴利崩塌”在社交媒体上发酵。 网友留言 …………………不是不买单，是没钱了。 …………………我们这边所有的私立医美机构或者医院都在倒闭，公立医院靠外包苦苦支撑，越来越难…….。 …………………消费降级太明显了，虽然我不是中产，但是我也降级了，之前会买那些医美套餐，现在都不会买。最先降级的还有化妆品。 …………………消费端不行了。大家消费更谨慎，医美作为可选消费，很多人都削减，甚至砍掉这部分支出，2025年打算维持或增加医美消费的人比2024年少了不少。 …………………有不少美容院的医美项目都是没有卫生以及安全保障的，而且现在钱那么难挣，谁还会想着去做医美啊。 …………………医美暴利的崩塌，根源是供需两端的双重觉醒。中产女性消费力收缩，对动辄数千的项目开始精打细算；同时，价格透明化让玻尿酸、瘦脸针的溢价空间骤减。从爱美客跨界求生到机构陷入价格战，这场阵痛早有伏笔。当‘渠道为王’让位于‘价值为王’，抛弃暴利、深耕专业才是行业破局的关键。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高企。在倒闭潮、裁员潮及失业潮的重压下，无论是一线城市的中产还是三、四线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挣扎。他们如何看待失业问题？如何面对失业带来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又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呢？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呈现连续第12个月下滑。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8.2%。而据美国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国企业在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增幅。 这些数据突显出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切忧虑，以及加快速度撤离中国的趋势。而在外资撤出的同时，大量的高端就业机会也随之而去。 尴尬夹缝中的前外企高管 来自一线城市、从事IT（信息技术）行业的陈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中产阶层。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他也亲眼目睹了外企纷纷逃离中国的撤资潮。被问到目前工作状况时，他犹豫地回答说：“啊，freelance吧！” 陈先生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还不时地接些小活，做点企业咨询。他说，伴随外企在中国的整体萎缩，像他一样失业的人还很多：“上周我和过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时候，听到很多人也都没有工作了。” 失业的同时，陈先生也感到，他们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发展隔得越来越远了：“很多东西不采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网络封锁），你不一定看得到、听得到了。” 长期以来，高科技行业一直是外企在华密集投资的领域。而目前，它已变成美中竞争的前沿。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尤其是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一周多前，美国财政部又发布了一项通知，计划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美国投资。 就在美国筑起“小院高墙”的同时，中国官方也在推动所谓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可控”、“能替尽替”等政策。陈先生把这些概括为：“中国想买的东西，美国不卖给它；美国可以卖的东西，中国不想要、想替换。这就很尴尬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了。外资在这边设办公室确实没有必要了。” 几年前，陈先生所在的美企在华撤资后，他又进入了一家欧洲的初创公司，负责亚太业务。原本他们与中国一家“遥遥领先”的企业就一些项目在中东地区展开合作，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 “一天，我记得当时是凌晨几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遥遥领先’厂商的测试部门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政治环境这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项目）暂停了，以后是否有机会合作，那再看了。” 陈先生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这家厂商使用的是从美国购买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百分比限制越来越严。最终，这家欧洲厂商完全撤出了中国，其亚太业务也大受影响。 地缘政治冲击造成国际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外企的在华业务和员工发展，这是陈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存在即合理”，身处这种尴尬夹缝中的陈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们只好纷纷自谋出路： “我原来的朋友、同事，很多要么就是转到这种国营或民营的企业里去做，要么就是进入合资企业。因为很多外资撤走的时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弃这个市场，它会跟国内公司组成一些合资公司，继续做些业务，‘曲线救国’嘛。” 但是，对于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这代人来说，要想适应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环境谈何容易。陈先生说，他也有朋友原来在美企工作，后来转到国有大厂：“进大厂其实应该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干个一年或更短时间就撤出来了。（他）跟我抱怨过说，还是不适应，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是太大。” 由于不能或不愿委身民企及国企，一些人像陈先生这样资深的前外企雇员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做第三方顾问或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是满尴尬的。” 除了再就业上的尴尬，财富急剧缩水也是陈先生这些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困境。过去二、三十年，他们的收入持续积累，有房有车之后，很多人自然会把余钱拿去投资。“但是投资的领域，在国内也是很窄的，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而且这里鱼龙混杂，有很多说白了就像骗局一样的。” 从2018年“P2P爆雷”，到近两年股市暴跌、财富公司纷纷倒闭，陈先生说，他身边就有很多投资失败、失误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也很难追讨或挽回损失，而这些受害的中产也不太愿意走上街头。 对于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陈先生感叹说：“既没有很多就业机会或财富增长的机会，又出现了很多收割财富的机会、陷阱，那不是就往死里整吗？其实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确实很痛苦！” 无法躺平的失业私企白领 年近40、来自上海的刘先生目前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状态。疫情之前，刘先生在一家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任高级助理（该公司近期已宣布破产），后来转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职。 他说：“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后悔，我离开食品公司的时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形势会恶化得这么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刘先生又被这家上市公司辞退了。因为该公司主要是为欧美汽车制造厂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后，应这些客户的要求，订单都被转移到了海外。 他说：“通用、福特这些厂商就要求，未来3年之内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们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资了泰国的一个工厂。产能转移到海外势必意味着国内开工不足，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回家了。” 刘先生表示，很多海外买家现在都有类似要求，即不能把供应链全都放在中国。这一方面是吸取了疫情封城导致供应链中断的教训，也包括对未来西方与中国进一步“脱钩断链”的忧虑。 至于自己为何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工作，刘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我看得上的这种公司或能付得起我的薪水的公司，经济情况都很差。再有，不知从什么时候刮起一股风，好像35岁以上就没有人要。还真的是！” 在当今青年失业率高企、“博士硕士满街走”的时代，刘先生感觉找工作的压力实在很大。一方面，上海的外企基本都在撤离，进入国企、央企基本要靠“世袭”，而民企也处境艰难。他说：“民企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出来；第二，主要还是年龄；第三，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我现在才知道，除了上海以外，外地民营企业哪有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都是六天。” 刘先生说，身边类似他这样失业的中产还不少，尤其是那些没有刚需的岗位。一些人即使还在职场中“死撑”着，过得也不开心，甚至有的人去上班还要“赔钱”，因为各种日常开销更大。 作为一名单身父亲，刘先生目前背负着60多万元的房贷，虽然积蓄还足以维持生活，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他实在无法躺平。“我就强迫自己，每天要出去，不叫西装革履吧，但也都是职场的装扮，去约见不同的人，试着看有什么能突破的地方。我觉得要待在家里，我就要发霉了。” “生存优先”就是刘先生的座右铭，无法就业就自己创造就业。“现在能有Cash（现金）进来，只要不违法，我都愿意去尝试。”现在，他正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生意机会，无论是光伏逆变器等新能源设备，还是化妆品的外销机会，他都在调研、尝试。但他也坦承：“现在都知道，没有哪一样是好做的！” 烂尾楼下的底层辛酸：“好艰难！” 最近，有网友在社媒上贴出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9等：失业找不到工作排名仅为1，也就是相对还算最好，更悲惨的还要加上房贷、养娃、炒股、生病、烂尾等等。这固然是一种嘲讽，但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其中三、四、五种情况的不在少数。 曾在河南某小城市从事教培行业、去年底“润”美的赵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国内时，她身边就有很多人失业并有房贷等压力，其中一名同事的“悲惨指数”就相当高。 “当时，她生了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家里本来只有两室的房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帮她带孩子，所以住不下，就考虑到要换个房子。” 疫情前，这位同事陪同赵女士看了当地“铂悦山”的楼盘，赵女士没买，这位同事却买下一套。没想到，房子却烂尾了。这件事一直让赵女士感到很不安。 她说：“买完（房）之后，我觉得她的整个生活就陷入了一种绝境。她买房的首付是掏空了三代人的口袋。” 赵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为缴清首付，同事小两口加上双方父母掏出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大笔债，每月都需要还房贷。更糟的是，购房后，同事的公公很快被发现得了肺癌，并确诊为晚期。婆婆需要照顾公公，无法再帮她带孩子。这位同事自己又在疫情期间失业了。 “她公公说，哪怕我不去化疗、不治这个病，我也要帮我的孩子把这个房贷还上。” 赵女士透露说，同事全家一度就靠她丈夫的一点微薄收入生活，还要还房贷、还借款、支付老人生病的费用、孩子的养育费用等等。“好艰难、好艰难啊！所以在她的孩子稍微适应了一段时间幼儿园之后，她就赶紧开始上班，贴补一点点家用。” 赵女士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同事依然没想过断供，因为在她看来，一旦断供了，她以前的一切努力就等于全部 “归零”。但如果继续缴房贷，她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拿到房子。 “她就相信政府告诉她的话，‘一定会交房的’。但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交房。” 赵女士说，朋友们也曾建议这位同事去上访，但她害怕一旦这样做，当局更有理由不给她房子。 赵女士所在的河南省是全国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之一，省会郑州更号称“烂尾楼之都”，烂尾面积率高达9%。2023年11月，知名短视频博主“亮亮丽君夫妇”购买房子“烂尾”的经历就发生在郑州融创城。而其他中小城市，类似的情况也很糟糕。 赵女士说，她先生也有同事几年前买了当地恒大楼盘，因烂尾而被套牢：“他家里是农村的，他买这个房子就更难。” 据她介绍，这对夫妻一个做抖音推销员，一个在超市工作，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里父母又都是农民工。老人把多年辛苦积攒的所有养老钱都拿出来，帮儿子在城里买了这套房，就是为了让孙子长大能在城里上学。房屋销售人员当时承诺他们在孩子上小学前一定能交房，但现在孩子已经小学3年级了，一家人还在苦苦等待。 赵女士说：“他们那栋楼盖都没盖，怎么可能交房？但是他们依然相信政府的这句话，‘一定不可能骗他们’。” 看不到未来的长沙打工仔 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员已达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而出生在湖南株洲、现住长沙的孙先生或许应算为其中之一，因为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自己应算是“待业”，而非“失业”：“因为，说失业不符合那个意识形态。我待业已经两年多了。” 孙先生原本在建筑业工作，虽然比较累，但待遇还好，每月收入有6000到8000元。但疫情开始后，孙先生所在的建筑行业就很不景气，有的公司即使有业务也收不回款，税务部门又查得紧，他的老板最后干脆把所有名下企业都关闭了。2022年，孙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都开始在家“待业” ，没事做。2023年，中国房地产业全面爆雷。 “我们行业有些同事出去跑滴滴、送外卖，但是那个压力也挺大，因为人也越来越多嘛，大家都是失业的。” 孙先生提到，长沙最近发生一起外卖员在暴雨中误入积水路段、差点丧命，后被警察拉人链救起的事件。“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赚那5、6块钱一单，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20多岁的孙先生到长沙打工已有近6年，有了家庭和孩子，也买了房子和车子，准备扎根。但现在，他失去工作，还要缴房贷和车贷，压力很大。他透露，自己总共背负近70万元的贷款，而妻子做护士的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所以他只好“啃老”，让身在株州的父母一起帮忙还贷。 不过，孙先生觉得自己还算“很幸运”，“悲惨指数”只算中等。因为他买房较早，没有赶上烂尾楼，贷款也已偿还掉一部分。据统计，长沙是全国烂尾楼最多的城市之一，烂尾房套数居全国第一。孙先生说： “像长沙这边，失业的很多，烂尾楼也很多。绿地在长沙这边的业务，有7、8个项目全部烂尾。” 展望未来，孙先生很悲观，认为经济很难好转：“我感觉以前发展得太快了，把未来20年、甚至是以后的经济都全部透支了。至于未来前景，我肯定是比较担忧的，就感觉看不到未来。” 孙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最近，长沙当地的一些失业年轻人打算办个“聚会”，就是大家在微信中拉起群来，互相安慰，抱团取暖，共渡时艰。 处于安全考虑，本文中受访者皆采用化名。
在北京动态清零的一声令下，大陆经济一路下滑，曾经令人艳羡的中产家庭，很多都因负债发愁，一些人还不上贷款，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被法拍，自己变成无产阶级。 香港“南华早报”27日报导，胡姓女子18岁即离乡背井到外地打拼，奋斗数十年如今在广州市自营美发沙龙，因疫情造成营运陷入歇业又复业的不稳定循环而债台高筑。过去1年，她丈夫穷于应付雪片般飞来的帐单，直到上个月，这对夫妻再也还不了每月人民币9000元的房贷，眼下的这套房得面临被扣押或法拍的命运。 估计一共欠债超过200万，当中大部分是房贷，胡女哀怨，可能终生都没法摆脱被债追著跑的日子，大家都活得很挣扎，人生好难。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对于个体户尤其造成严重影响，但面临负债增加收入减少的棘手难题并非仅限于自营商，同样在广州打拼，现年36岁的唐姓上班族也是如此。 唐女是一家小型电子公司的秘书，虽然当前势头不好，勉强还是保住了饭碗，但月薪从5000降至4000元，退休领养老金度日的母亲，最近还动用积蓄替她偿还11万的卡债。 报导称，持续两年的经济不确定性瓦解了一种信念，也就是在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只要努力，成长与可支配收入增加是必然的，而两女的遭遇更凸显，不安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之中日益蔓延。 经济前景难预料，大陆每家每户纷纷节约开支，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家庭新增贷款总额1兆3300亿，创10年来最低。 他说：“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呈现萎缩的趋势，而参照已开发国家的经验，一旦家庭资产负债开始萎缩，对于经济的影响将是深远又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季度调查报告指出，今年首季中国微小企业的营运环境持续恶化，与去年同期比较，微小企业在营收、现金流与获利等方面，明显锐减。 不愿透露真名的深圳张姓民众表示：“当前就是缺乏信心，所谓信心是指对于薪资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心理。” 他说，他先前依家庭收入贷款购置两处房产，而他服务的部门今年裁薪30%，以致于如何偿还房贷面临沉重压力。
4月29日晚上8点，北京高三学生李泽正在家做着AP考试习题集，一条朋友的短信让他吃了一惊：“AP考试被取消了。” AP考试，是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成绩主要反映被试者的学术能力和兴趣多样性。在北京，开设国际部的公立高中约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学校以留学美国为主要目标，从高二开始开设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课外，学生还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科目并完成考试，成绩可作为今后申请欧美高校的重要依据。 李泽立刻起身，打开AP考试网站，查询考场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团培训中心3号楼考场“因疫情管控关闭”。关掉网页后，他脑袋懵了。 18岁的李泽，就读于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国际部，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毕业了。2月，他已经收到了英国法学院排名前五的杜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条件是：只需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试成绩。 拿到成绩后，预计9月他就可以进入自己梦想的学府深造。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国多个城市抬头，受疫情及相应防控措施影响，5月6日，AP考试网站正式通知，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等考点全部关闭，且考试取消后续不提供任何补考、网考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李泽今年将不再符合录取条件。 一切来得突然，李泽和他的父母一时不知如何补救。为了孩子顺利出国留学，李泽家从三年前就着手准备各项事宜，选择高中国际班、找留学中介、制定留学计划、学习、备考……这个北京的中产家庭为了踏准留学的每一步，前后花费了至少60万元，如今所有的计划被全盘打乱。 中产家庭的三年：用精力与财力长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学，对任何一个普通中产家庭都是至少为期三年的长跑。 比起那些从小学、甚至更早就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李泽家启动的时间算晚的。中考前，李泽的父母还未下决心让孩子出国读大学。直到李泽从数学考场出来，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妈妈，“感觉自己要没学上了。”他们意识到，如果孩子参加高考，依然会面临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无法进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实我希望你去国际部。”中考结束当晚，妈妈对李泽说，她打算拿着模考成绩去申请提供留学课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国念书的学校分两类，公立高中国际部和国际学校。选择的标尺基本上与经济能力匹配。李泽的爸爸是一名小企业主，妈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家庭年收入约50万元。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动辄数十万，还不包括游学、活动等其他费用，李泽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决定申请一学年学费10万元的公立高中国际部。 李泽妈妈关注了北京市各个梯队的公立校微信公众号，翻阅了数不清的国际部招生和入学考试信息。李泽至今还记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时，就被拿着简历和模考成绩的妈妈从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学校国际部入学考试现场。当天，毫无准备的他一连去了四个学校参加考试，每场笔试完还有面试。 他很佩服妈妈。去考试的最后一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依照入学考试信息，他到时已经快截止招生了，但妈妈不知怎么帮他力争到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当时场内只剩他一人考试。 虽然没有准备，幸运的是，他去考试的四个学校国际部都录取了他。最终，他们选择了号称美国排名前三十大学的升学率50%的学校。 一旦进入留学申请体系，就意味着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为了申请上更好的海外大学而服务。一年10万元的学费成了李泽家为孩子留学的最小支出。 从入学一开始，李泽妈妈就请了23万元的留学中介，专门为低龄留学生提供“私人定制”服务。不同于3～5万元的平价中介，高价中介除了指导撰写大学申请文书、修改论文、指导学校选择等，还陪伴孩子整个高中生涯——为其留学准备期的每个阶段进行规划，比如，什么时间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和培训，才能在申请中更有竞争力。 三年30万的学费，23万的中介费外，超过5万元的托福、ACT和AP考试培训费，超过2万元的考试报名费，和参加各种活动1万～2万不等的项目费。 在这些高昂的费用之外，李泽还要完成课业负担。 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成绩关。为了在托福语言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中考结束后，李泽的母亲就把儿子送进了培训班，从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后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个月的冲刺班。 对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结束后可以享受轻松的暑假生活，对李泽而言仍是日复一日的学习。每天早晨7点不到，李泽房间的灯就亮了，他要在8点前赶到语言培训学校上托福课。除了课间休息1～2个小时吃饭外，直到晚上8点，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训学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后，要熬夜将当天作业写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报名费2000元，光报名就花了1万元。”李泽告诉风动，他5次考试的最高分达到了108分，终于摆脱托福培训课程。而他有同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成绩没达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训班费用，前后花费了超过10万元。 除了学习托福、SAT等学校自己设置的课程，李泽还要在PreAP(化学物理)、英语文学、美国研究、公众演讲等美国高中课程和AP课程中，表现出色。 他所在的学校，从高二起开始学习AP课程。学校设置了超过13门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艺术、计算机科学、统计、微积分AB、微积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语、化学等。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考不了AP的世界语言类、政治政府类科目，和大多数国内学校一样，李泽所在的学校设置的几乎都是理科课程。李泽被要求高二必须学微积分，并且要另学一门理科。这样一来，对于擅长人文学科的李泽而言，AP课程似乎具有了应试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内学习，李泽为了GPA（平均成绩点数）也会付出额外的努力。李泽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有60多分。此后，他总会在下课后去向老师请教问题，学校5点放学，他常常学习到8点多才回家。李泽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这个水平已经满足所有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的申请条件。 对于海外高校而言，课业成绩不是唯一的衡量项，课外活动也至关重要。在学生递交大学申请材料时，还要填写一张活动列表，填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校内校外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各项能力。 高一暑假，他参加了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社交媒体研究。高二暑假，在参加完一个月的ACT考试培训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芝加哥大学夏校，耗时5周，项目费用超过2万。参加夏校，可以证明学生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也可写在个人参与的活动列表中体现其兴趣多样性。 夏校的筛选条件并不比申请大学轻松多少，除了要写文书、提供语言成绩和在校课业成绩外，还需要老师写2封推荐信。 夏校课程在暑期举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点，李泽都要准时坐在电脑面前，登录zoom会议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学生连线，教授每天都要求学生阅读30多页的英文文献，随后在下一堂课上组织讨论，且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讨论中发言。 李泽记得，第一节课他没有发言，被助教提醒，之后，他每节课都会发言2～3次。 离理想只差临门一脚 像所有中产家庭一样，投资留学的预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学历更具竞争力，未来可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高二之前，李泽最想去卡尔顿学院，这所海外高校在中国人印象中名气不大，但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它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李泽以文科见长，高一定专业方向时，他一度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可是，历史的就业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职业似乎只有老师。 于是，李泽将目光转向更容易高薪就业的计算机系。他查资料时候发现， 在美国，计算机应届毕业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万美元，后来，他常常在课余时看罗翔的视频，罗翔表达幽默，逻辑清晰，把离奇的案例解释得清楚有趣，他又觉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里人也从事法律相关的行业。最终，他将自己的留学目标设定在了法学系。 不同于美国大学只对研究生开设法学课程，英国大学面向本科学生也设立法学学士学位，李泽锁定了英国杜伦大学。这所高校的法学院是目前英国最优秀的六所法学院之一，曾诞生许多任职于英国最高法院的成员，议员和政府公职人员。 李泽想，如果能从杜伦顺利毕业，未来他也许可以留在英国、成为一名律师。作为独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留在国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泽都在为自己的前程积极准备着。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试中，微观经济学和微积分2门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绩，和物理4分的好成绩。此外，他还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绩（ACT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前五十的院校A分数标准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试，他在高二开学时建立了足球社团，还参加了线上支教活动。 凭借优秀的成绩和社会实践背书，李泽于2021年10月15日开始，一共申请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十所大学。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后一个月，李泽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录取之间的状态中横跳，从开始的兴奋、伤心，到后来的习惯、麻木。对他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的有条件录取书。 杜伦大学给他的条件是，须提供任意3门AP考试5分的成绩，或者2门5分、2门4分的成绩即可被录取。这意味着，他只要再有1门AP成绩到达4分，就可以顺利入学。这对他并非难事。 今年他报名考试的是宏观经济学和计算机原理这两个科目，宏观经济学是他的强项，模考成绩一直都是5分，计算机原理的模拟测试也可以达到4分。 就在他距离杜伦大学法学院只差临门一脚时，却撞上了考试取消且没有补考机会这种，对他个人而言的“黑天鹅”事件。 等待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大陆从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余年时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其中，仅有2020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试全都被取消，随后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了线上补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试机会。2022年，随着全球疫情逐渐稳定，AP考试又恢复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这一次，没有补考机会。根据AP考试注册和管理网站Prometric5月6日发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补救措施是，他们可以向无法提交今年AP成绩的学生提供当地AP考试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后的一周，李泽的生活就在不停发邮件中度过，他迫切想为自己的前途最后一搏。 第一封邮件是写给杜伦大学说明情况的。邮件里，他详细罗列了校内AP课程成绩、课堂表现、疫情考试取消说明，恳请学校考虑到因中国疫情防控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考试被取消的情况，将有条件录取直接转为无条件录取。 5月4日，杜伦大学回复了学校的邮件，表示针对此次考试取消，校方在讨论应对方式。 李泽妈妈也坐不住了，她开始联合其他家长与学校沟通，希望学校能拿到AP考试的机构认证，让学生在校的AP考试成绩得到海外高校认可。 至今，这些举动仍无实质性进展。 李泽并不是学校里唯一受影响的人，他的同学和他情况类似，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但因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影响录取，也给学校发了邮件，校方没有同意直接录取的请求，但承诺他通知书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条件的AP成绩，一样可以入学。 那位同学最终放弃了等待，选择了另一所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可李泽陷入两难，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妈妈竭力反对他等待一年再入学，“这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国去读预科。”妈妈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空缺的一年，在以后的简历中不知该如何书写。 5月6日，AP官方发布通知时，李泽在网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长呼吁相关部门的书信，其中写道“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以后报效祖国”，这在同学圈子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李泽却能理解这些家长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都是关于个人前途的，可提个人前途的话，事太小了，大家不会重视吧。” 事实上，因为疫情影响的出国留学考试不止AP，还有语言类考试雅思、托福。 据托福考试官网，2020年以来，托福考试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超过6次，每次取消都长达一个月，没有任何补考机会。虽然雅思、托福每个月都会举办，每年有多次考试机会，但对于按照规划进行申请的学生，何时提交语言成绩、哪个假期要参加什么活动，都在计算之中，每一个小的延迟都会打乱他们的申请节奏。 突如其来的变故影响，也逐步显现在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意愿中。 一名留学行业资深人士告诉风动，近年来留学申请的学生人数有增无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几天，妈妈经常和李泽探讨未来期望的生活环境，“妈妈期望稳定和安全”，像他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举家长年的努力，因为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因素，付之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