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獲劉曉波人權獎 旅德作家嚴歌苓代領
2026 年 7 月 14 日
中國經濟持續下行，民眾消費不斷降級，多個行業受挫。就連曾經風光無兩的醫美行業也不例外。10月27日，話題「中產女性不買單了 醫美暴利崩塌」衝上微博熱搜。 據《南風窗》旗下財經媒體「鹽財經」報導，消費醫療行業曾被譽為中國最暴利人，但也最為混亂的生意之一，在以前，無數中產女性願意為美麗買單，以致該行業備受追棒。甚至市場上還出現了「牙茅」、「醫美茅」、「疫苗茅」等知名企業。 但在如今，這個行業卻在經歷寒冬，業績縮水，股價應聲下跌。比如，曾被譽為「醫美茅台」的愛美客技術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愛美客），曾是整個行業的風向標。但其動態市盈率已從2021年巔峰時期的300多倍暴跌至如今的30倍左右。截至10月27日，愛美客總市值約500億（人民幣，下同），與高峰時期相比，蒸發約1200億。 根據公司財報，2025年第一季度，愛美客營收同比下降17.9%，凈利潤下降15.87%，為近五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上半年的業績進一步惡化，凈利潤同比下降29.57%，扣非凈利潤的跌幅，更是達到了33.7%。與此同時，公司經營現金流凈額從上年同期的11.5億，銳減至6.55億，降幅高達43%。 另外，根據醫美行業觀察發布的《2025年醫美行業上半年機構運營調研報告》顯示，2025年，有63%的醫美機構營收下降，僅有14%的機構實現增長；第二季度有58%的機構業績下滑，其中31%的降幅超過20%。 有調查數據顯示，59%的從業者認為未來的經營將「更加困難」，而看好行業前景的僅佔16%。 由於整個行業大幅收縮，引發輿論關注。10月27日，話題「中產女性不買單了 醫美暴利崩塌」在社交媒體上發酵。 網友留言 …………………不是不買單，是沒錢了。 …………………我們這邊所有的私立醫美機構或者醫院都在倒閉，公立醫院靠外包苦苦支撐，越來越難…….。 …………………消費降級太明顯了，雖然我不是中產，但是我也降級了，之前會買那些醫美套餐，現在都不會買。最先降級的還有化妝品。 …………………消費端不行了。大家消費更謹慎，醫美作為可選消費，很多人都削減，甚至砍掉這部分支出，2025年打算維持或增加醫美消費的人比2024年少了不少。 …………………有不少美容院的醫美項目都是沒有衛生以及安全保障的，而且現在錢那麼難掙，誰還會想著去做醫美啊。 …………………醫美暴利的崩塌，根源是供需兩端的雙重覺醒。中產女性消費力收縮，對動輒數千的項目開始精打細算；同時，價格透明化讓玻尿酸、瘦臉針的溢價空間驟減。從愛美客跨界求生到機構陷入價格戰，這場陣痛早有伏筆。當『渠道為王』讓位於『價值為王』，拋棄暴利、深耕專業才是行業破局的關鍵。
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失業率高企。在倒閉潮、裁員潮及失業潮的重壓下，無論是一線城市的中產還是三、四線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掙扎。他們如何看待失業問題？如何面對失業帶來的種種生活困境和心理壓力？又對未來有怎樣的打算呢？ 根據中國商務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數據，中國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金額呈現連續第12個月下滑。今年前5個月，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同比下降28.2%。而據美國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國企業在2023年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創下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最低增幅。 這些數據突顯出外商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深切憂慮，以及加快速度撤離中國的趨勢。而在外資撤出的同時，大量的高端就業機會也隨之而去。 尷尬夾縫中的前外企高管 來自一線城市、從事IT（信息技術）行業的陳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紅利的中產階層。但在過去的四、五年間，他也親眼目睹了外企紛紛逃離中國的撤資潮。被問到目前工作狀況時，他猶豫地回答說：「啊，freelance吧！」 陳先生稱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因為他還不時地接些小活，做點企業諮詢。他說，伴隨外企在中國的整體萎縮，像他一樣失業的人還很多：「上周我和過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時候，聽到很多人也都沒有工作了。」 失業的同時，陳先生也感到，他們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發展隔得越來越遠了：「很多東西不採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網路封鎖），你不一定看得到、聽得到了。」 長期以來，高科技行業一直是外企在華密集投資的領域。而目前，它已變成美中競爭的前沿。過去幾年，美國政府持續加強對華高科技出口的管制，尤其是涉及半導體、人工智慧等技術領域。一周多前，美國財政部又發布了一項通知，計劃限制和監督對中國人工智慧、計算機晶元和量子計算領域的美國投資。 就在美國築起「小院高牆」的同時，中國官方也在推動所謂科技「自立自強」、「自主可控」、「能替盡替」等政策。陳先生把這些概括為：「中國想買的東西，美國不賣給它；美國可以賣的東西，中國不想要、想替換。這就很尷尬了。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了。外資在這邊設辦公室確實沒有必要了。」 幾年前，陳先生所在的美企在華撤資後，他又進入了一家歐洲的初創公司，負責亞太業務。原本他們與中國一家「遙遙領先」的企業就一些項目在中東地區展開合作，一開始進展十分順利。 「一天，我記得當時是凌晨幾點鐘，我接到一個電話，『遙遙領先』廠商的測試部門領導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政治環境這方面因素的影響，現在（項目）暫停了，以後是否有機會合作，那再看了。」 陳先生說，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就是這家廠商使用的是從美國購買的技術，而中國對美國技術的百分比限制越來越嚴。最終，這家歐洲廠商完全撤出了中國，其亞太業務也大受影響。 地緣政治衝擊造成國際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並直接影響到外企的在華業務和員工發展，這是陳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不過，「存在即合理」，身處這種尷尬夾縫中的陳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們只好紛紛自謀出路： 「我原來的朋友、同事，很多要麼就是轉到這種國營或民營的企業里去做，要麼就是進入合資企業。因為很多外資撤走的時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棄這個市場，它會跟國內公司組成一些合資公司，繼續做些業務，『曲線救國』嘛。」 但是，對於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這代人來說，要想適應當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環境談何容易。陳先生說，他也有朋友原來在美企工作，後來轉到國有大廠：「進大廠其實應該是很讓人羨慕的，但是幹個一年或更短時間就撤出來了。（他）跟我抱怨過說，還是不適應，文化方面的差異還是太大。」 由於不能或不願委身民企及國企，一些人像陳先生這樣資深的前外企僱員就只好選擇另外一條路，做第三方顧問或成為「自由職業者」。他說：「對我們這一代來講，這是滿尷尬的。」 除了再就業上的尷尬，財富急劇縮水也是陳先生這些中產階層面臨的又一困境。過去二、三十年，他們的收入持續積累，有房有車之後，很多人自然會把余錢拿去投資。「但是投資的領域，在國內也是很窄的，沒有太多的投資渠道。而且這裡魚龍混雜，有很多說白了就像騙局一樣的。」 從2018年「P2P爆雷」，到近兩年股市暴跌、財富公司紛紛倒閉，陳先生說，他身邊就有很多投資失敗、失誤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經偵部門立案，也很難追討或挽回損失，而這些受害的中產也不太願意走上街頭。 對於面臨的困境與壓力，陳先生感嘆說：「既沒有很多就業機會或財富增長的機會，又出現了很多收割財富的機會、陷阱，那不是就往死里整嗎？其實什麼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確實很痛苦！」 無法躺平的失業私企白領 年近40、來自上海的劉先生目前處於領取「失業保險金」的狀態。疫情之前，劉先生在一家國內大型財富管理公司任高級助理（該公司近期已宣布破產），後來轉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職。 他說：「其實現在想想也挺後悔，我離開食品公司的時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形勢會惡化得這麼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劉先生又被這家上市公司辭退了。因為該公司主要是為歐美汽車製造廠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後，應這些客戶的要求，訂單都被轉移到了海外。 他說：「通用、福特這些廠商就要求，未來3年之內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們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資了泰國的一個工廠。產能轉移到海外勢必意味著國內開工不足，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就回家了。」 劉先生表示，很多海外買家現在都有類似要求，即不能把供應鏈全都放在中國。這一方面是吸取了疫情封城導致供應鏈中斷的教訓，也包括對未來西方與中國進一步「脫鉤斷鏈」的憂慮。 至於自己為何一直沒能找到合適工作，劉先生認為有兩個原因：「我看得上的這種公司或能付得起我的薪水的公司，經濟情況都很差。再有，不知從什麼時候颳起一股風，好像35歲以上就沒有人要。還真的是！」 在當今青年失業率高企、「博士碩士滿街走」的時代，劉先生感覺找工作的壓力實在很大。一方面，上海的外企基本都在撤離，進入國企、央企基本要靠「世襲」，而民企也處境艱難。他說：「民企一是沒有那麼多崗位出來；第二，主要還是年齡；第三，就是不把人當人看。我現在才知道，除了上海以外，外地民營企業哪有實行五天工作制的？都是六天。」 劉先生說，身邊類似他這樣失業的中產還不少，尤其是那些沒有剛需的崗位。一些人即使還在職場中「死撐」著，過得也不開心，甚至有的人去上班還要「賠錢」，因為各種日常開銷更大。 作為一名單身父親，劉先生目前背負著60多萬元的房貸，雖然積蓄還足以維持生活，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讓他實在無法躺平。「我就強迫自己，每天要出去，不叫西裝革履吧，但也都是職場的裝扮，去約見不同的人，試著看有什麼能突破的地方。我覺得要待在家裡，我就要發霉了。」 「生存優先」就是劉先生的座右銘，無法就業就自己創造就業。「現在能有Cash（現金）進來，只要不違法，我都願意去嘗試。」現在，他正千方百計尋找各種生意機會，無論是光伏逆變器等新能源設備，還是化妝品的外銷機會，他都在調研、嘗試。但他也坦承：「現在都知道，沒有哪一樣是好做的！」 爛尾樓下的底層辛酸：「好艱難！」 最近，有網友在社媒上貼出一個「2024年悲慘排行榜」，將悲慘度分為9等：失業找不到工作排名僅為1，也就是相對還算最好，更悲慘的還要加上房貸、養娃、炒股、生病、爛尾等等。這固然是一種嘲諷，但現實生活中，遭遇到其中三、四、五種情況的不在少數。 曾在河南某小城市從事教培行業、去年底「潤」美的趙女士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在國內時，她身邊就有很多人失業並有房貸等壓力，其中一名同事的「悲慘指數」就相當高。 「當時，她生了二寶，是一對雙胞胎。家裡本來只有兩室的房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幫她帶孩子，所以住不下，就考慮到要換個房子。」 疫情前，這位同事陪同趙女士看了當地「鉑悅山」的樓盤，趙女士沒買，這位同事卻買下一套。沒想到，房子卻爛尾了。這件事一直讓趙女士感到很不安。 她說：「買完（房）之後，我覺得她的整個生活就陷入了一種絕境。她買房的首付是掏空了三代人的口袋。」 趙女士告訴自由亞洲電台，為繳清首付，同事小兩口加上雙方父母掏出了所有積蓄，還借了一大筆債，每月都需要還房貸。更糟的是，購房後，同事的公公很快被發現得了肺癌，並確診為晚期。婆婆需要照顧公公，無法再幫她帶孩子。這位同事自己又在疫情期間失業了。 「她公公說，哪怕我不去化療、不治這個病，我也要幫我的孩子把這個房貸還上。」 趙女士透露說，同事全家一度就靠她丈夫的一點微薄收入生活，還要還房貸、還借款、支付老人生病的費用、孩子的養育費用等等。「好艱難、好艱難啊！所以在她的孩子稍微適應了一段時間幼兒園之後，她就趕緊開始上班，貼補一點點家用。」 趙女士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同事依然沒想過斷供，因為在她看來，一旦斷供了，她以前的一切努力就等於全部 「歸零」。但如果繼續繳房貸，她還有一線希望可以拿到房子。 「她就相信政府告訴她的話，『一定會交房的』。但一直到現在，這麼多年一直沒有交房。」 趙女士說，朋友們也曾建議這位同事去上訪，但她害怕一旦這樣做，當局更有理由不給她房子。 趙女士所在的河南省是全國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之一，省會鄭州更號稱「爛尾樓之都」，爛尾面積率高達9%。2023年11月，知名短視頻博主「亮亮麗君夫婦」購買房子「爛尾」的經歷就發生在鄭州融創城。而其他中小城市，類似的情況也很糟糕。 趙女士說，她先生也有同事幾年前買了當地恆大樓盤，因爛尾而被套牢：「他家裡是農村的，他買這個房子就更難。」 據她介紹，這對夫妻一個做抖音推銷員，一個在超市工作，收入不高且不穩定，家裡父母又都是農民工。老人把多年辛苦積攢的所有養老錢都拿出來，幫兒子在城裡買了這套房，就是為了讓孫子長大能在城裡上學。房屋銷售人員當時承諾他們在孩子上小學前一定能交房，但現在孩子已經小學3年級了，一家人還在苦苦等待。 趙女士說：「他們那棟樓蓋都沒蓋，怎麼可能交房？但是他們依然相信政府的這句話，『一定不可能騙他們』。」 看不到未來的長沙打工仔 據官方統計，目前中國「靈活就業」的人員已達2億，佔全國就業人口的27%。而出生在湖南株洲、現住長沙的孫先生或許應算為其中之一，因為他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時，特彆強調自己應算是「待業」，而非「失業」：「因為，說失業不符合那個意識形態。我待業已經兩年多了。」 孫先生原本在建築業工作，雖然比較累，但待遇還好，每月收入有6000到8000元。但疫情開始後，孫先生所在的建築行業就很不景氣，有的公司即使有業務也收不回款，稅務部門又查得緊，他的老闆最後乾脆把所有名下企業都關閉了。2022年，孫先生和他的同事們就都開始在家「待業」 ，沒事做。2023年，中國房地產業全面爆雷。 「我們行業有些同事出去跑滴滴、送外賣，但是那個壓力也挺大，因為人也越來越多嘛，大家都是失業的。」 孫先生提到，長沙最近發生一起外賣員在暴雨中誤入積水路段、差點喪命，後被警察拉人鏈救起的事件。「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去賺那5、6塊錢一單，我覺得完全沒必要。」 20多歲的孫先生到長沙打工已有近6年，有了家庭和孩子，也買了房子和車子，準備紮根。但現在，他失去工作，還要繳房貸和車貸，壓力很大。他透露，自己總共背負近70萬元的貸款，而妻子做護士的收入只夠維持日常開銷，所以他只好「啃老」，讓身在株州的父母一起幫忙還貸。 不過，孫先生覺得自己還算「很幸運」，「悲慘指數」只算中等。因為他買房較早，沒有趕上爛尾樓，貸款也已償還掉一部分。據統計，長沙是全國爛尾樓最多的城市之一，爛尾房套數居全國第一。孫先生說： 「像長沙這邊，失業的很多，爛尾樓也很多。綠地在長沙這邊的業務，有7、8個項目全部爛尾。」 展望未來，孫先生很悲觀，認為經濟很難好轉：「我感覺以前發展得太快了，把未來20年、甚至是以後的經濟都全部透支了。至於未來前景，我肯定是比較擔憂的，就感覺看不到未來。」 孫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最近，長沙當地的一些失業年輕人打算辦個「聚會」，就是大家在微信中拉起群來，互相安慰，抱團取暖，共渡時艱。 處於安全考慮，本文中受訪者皆採用化名。
在北京動態清零的一聲令下，大陸經濟一路下滑，曾經令人艷羨的中產家庭，很多都因負債發愁，一些人還不上貸款，只能眼睜睜看著房子被法拍，自己變成無產階級。 香港「南華早報」27日報導，胡姓女子18歲即離鄉背井到外地打拚，奮鬥數十年如今在廣州市自營美髮沙龍，因疫情造成營運陷入歇業又復業的不穩定循環而債台高築。過去1年，她丈夫窮於應付雪片般飛來的帳單，直到上個月，這對夫妻再也還不了每月人民幣9000元的房貸，眼下的這套房得面臨被扣押或法拍的命運。 估計一共欠債超過200萬，當中大部分是房貸，胡女哀怨，可能終生都沒法擺脫被債追著跑的日子，大家都活得很掙扎，人生好難。 近幾個月中國經濟停滯不前，對於個體戶尤其造成嚴重影響，但面臨負債增加收入減少的棘手難題並非僅限於自營商，同樣在廣州打拚，現年36歲的唐姓上班族也是如此。 唐女是一家小型電子公司的秘書，雖然當前勢頭不好，勉強還是保住了飯碗，但月薪從5000降至4000元，退休領養老金度日的母親，最近還動用積蓄替她償還11萬的卡債。 報導稱，持續兩年的經濟不確定性瓦解了一種信念，也就是在全球第2大經濟體中國，只要努力，成長與可支配收入增加是必然的，而兩女的遭遇更凸顯，不安在中國的中產階級之中日益蔓延。 經濟前景難預料，大陸每家每戶紛紛節約開支，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家庭新增貸款總額1兆3300億，創10年來最低。 他說：「中國家庭的資產負債呈現萎縮的趨勢，而參照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一旦家庭資產負債開始萎縮，對於經濟的影響將是深遠又嚴重。」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與螞蟻集團研究院發布的季度調查報告指出，今年首季中國微小企業的營運環境持續惡化，與去年同期比較，微小企業在營收、現金流與獲利等方面，明顯銳減。 不願透露真名的深圳張姓民眾表示：「當前就是缺乏信心，所謂信心是指對於薪資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預期心理。」 他說，他先前依家庭收入貸款購置兩處房產，而他服務的部門今年裁薪30%，以致於如何償還房貸面臨沉重壓力。
4月29日晚上8點，北京高三學生李澤正在家做著AP考試習題集，一條朋友的簡訊讓他吃了一驚：「AP考試被取消了。」 AP考試，是指美國大學預修課程考試，成績主要反映被試者的學術能力和興趣多樣性。在北京，開設國際部的公立高中約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學校以留學美國為主要目標，從高二開始開設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P課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課外，學生還可以選擇感興趣的科目並完成考試，成績可作為今後申請歐美高校的重要依據。 李澤立刻起身，打開AP考試網站，查詢考場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團培訓中心3號樓考場「因疫情管控關閉」。關掉網頁後，他腦袋懵了。 18歲的李澤，就讀於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國際部，還有不到一個月，他就要畢業了。2月，他已經收到了英國法學院排名前五的杜倫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錄取條件是：只需補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試成績。 拿到成績後，預計9月他就可以進入自己夢想的學府深造。 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在全國多個城市抬頭，受疫情及相應防控措施影響，5月6日，AP考試網站正式通知，除廣州、長沙、南京、青島、杭州、寧波等城市正常考試，北京、上海、長春、哈爾濱、南昌、蘇州、鄭州等考點全部關閉，且考試取消後續不提供任何補考、網考的機會。這意味著，無論如何李澤今年將不再符合錄取條件。 一切來得突然，李澤和他的父母一時不知如何補救。為了孩子順利出國留學，李澤家從三年前就著手準備各項事宜，選擇高中國際班、找留學中介、制定留學計劃、學習、備考……這個北京的中產家庭為了踏准留學的每一步，前後花費了至少60萬元，如今所有的計劃被全盤打亂。 中產家庭的三年：用精力與財力長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學，對任何一個普通中產家庭都是至少為期三年的長跑。 比起那些從小學、甚至更早就準備讓孩子出國留學的家庭，李澤家啟動的時間算晚的。中考前，李澤的父母還未下決心讓孩子出國讀大學。直到李澤從數學考場出來，情緒激動地打電話給媽媽，「感覺自己要沒學上了。」他們意識到，如果孩子參加高考，依然會面臨因為一次考試失利而無法進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實我希望你去國際部。」中考結束當晚，媽媽對李澤說，她打算拿著模考成績去申請提供留學課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國念書的學校分兩類，公立高中國際部和國際學校。選擇的標尺基本上與經濟能力匹配。李澤的爸爸是一名小企業主，媽媽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家庭年收入約50萬元。國際學校一年學費動輒數十萬，還不包括遊學、活動等其他費用，李澤家負擔起來有些吃力，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決定申請一學年學費10萬元的公立高中國際部。 李澤媽媽關注了北京市各個梯隊的公立校微信公眾號，翻閱了數不清的國際部招生和入學考試信息。李澤至今還記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時，就被拿著簡歷和模考成績的媽媽從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學校國際部入學考試現場。當天，毫無準備的他一連去了四個學校參加考試，每場筆試完還有面試。 他很佩服媽媽。去考試的最後一所學校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依照入學考試信息，他到時已經快截止招生了，但媽媽不知怎麼幫他力爭到一個參加考試的名額，當時場內只剩他一人考試。 雖然沒有準備，幸運的是，他去考試的四個學校國際部都錄取了他。最終，他們選擇了號稱美國排名前三十大學的升學率50%的學校。 一旦進入留學申請體系，就意味著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為了申請上更好的海外大學而服務。一年10萬元的學費成了李澤家為孩子留學的最小支出。 從入學一開始，李澤媽媽就請了23萬元的留學中介，專門為低齡留學生提供「私人定製」服務。不同於3～5萬元的平價中介，高價中介除了指導撰寫大學申請文書、修改論文、指導學校選擇等，還陪伴孩子整個高中生涯——為其留學準備期的每個階段進行規劃，比如，什麼時間參加什麼課外活動和培訓，才能在申請中更有競爭力。 三年30萬的學費，23萬的中介費外，超過5萬元的托福、ACT和AP考試培訓費，超過2萬元的考試報名費，和參加各種活動1萬～2萬不等的項目費。 在這些高昂的費用之外，李澤還要完成課業負擔。 首先要過的就是語言成績關。為了在托福語言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中考結束後，李澤的母親就把兒子送進了培訓班，從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後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個月的衝刺班。 對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結束後可以享受輕鬆的暑假生活，對李澤而言仍是日復一日的學習。每天早晨7點不到，李澤房間的燈就亮了，他要在8點前趕到語言培訓學校上托福課。除了課間休息1～2個小時吃飯外，直到晚上8點，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訓學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後，要熬夜將當天作業寫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報名費2000元，光報名就花了1萬元。」李澤告訴風動，他5次考試的最高分達到了108分，終於擺脫托福培訓課程。而他有同學就沒那麼「幸運」，因為成績沒達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訓班費用，前後花費了超過10萬元。 除了學習托福、SAT等學校自己設置的課程，李澤還要在PreAP(化學物理)、英語文學、美國研究、公眾演講等美國高中課程和AP課程中，表現出色。 他所在的學校，從高二起開始學習AP課程。學校設置了超過13門科目供學生自由選擇，包括宏觀經濟、微觀經濟、藝術、計算機科學、統計、微積分AB、微積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語、化學等。 由於中國大陸地區考不了AP的世界語言類、政治政府類科目，和大多數國內學校一樣，李澤所在的學校設置的幾乎都是理科課程。李澤被要求高二必須學微積分，並且要另學一門理科。這樣一來，對於擅長人文學科的李澤而言，AP課程似乎具有了應試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內學習，李澤為了GPA（平均成績點數）也會付出額外的努力。李澤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試成績只有60多分。此後，他總會在下課後去向老師請教問題，學校5點放學，他常常學習到8點多才回家。李澤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這個水平已經滿足所有一流大學（如牛津、劍橋）的申請條件。 對於海外高校而言，課業成績不是唯一的衡量項，課外活動也至關重要。在學生遞交大學申請材料時，還要填寫一張活動列表，填寫自己曾經參與過的校內校外活動，來證明自己的各項能力。 高一暑假，他參加了南加州大學的一個社交媒體研究。高二暑假，在參加完一個月的ACT考試培訓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參加了芝加哥大學夏校，耗時5周，項目費用超過2萬。參加夏校，可以證明學生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也可寫在個人參與的活動列表中體現其興趣多樣性。 夏校的篩選條件並不比申請大學輕鬆多少，除了要寫文書、提供語言成績和在校課業成績外，還需要老師寫2封推薦信。 夏校課程在暑期舉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點，李澤都要準時坐在電腦面前，登錄zoom會議室，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學生連線，教授每天都要求學生閱讀30多頁的英文文獻，隨後在下一堂課上組織討論，且每位學生都必須在討論中發言。 李澤記得，第一節課他沒有發言，被助教提醒，之後，他每節課都會發言2～3次。 離理想只差臨門一腳 像所有中產家庭一樣，投資留學的預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讓學歷更具競爭力，未來可能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高二之前，李澤最想去卡爾頓學院，這所海外高校在中國人印象中名氣不大，但是美國最好的文理學院之一。它崇尚通識和人文教育，李澤以文科見長，高一定專業方向時，他一度選擇了歷史學專業。可是，歷史的就業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職業似乎只有老師。 於是，李澤將目光轉向更容易高薪就業的計算機系。他查資料時候發現， 在美國，計算機應屆畢業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萬美元，後來，他常常在課餘時看羅翔的視頻，羅翔表達幽默，邏輯清晰，把離奇的案例解釋得清楚有趣，他又覺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裡人也從事法律相關的行業。最終，他將自己的留學目標設定在了法學系。 不同於美國大學只對研究生開設法學課程，英國大學面向本科學生也設立法學學士學位，李澤鎖定了英國杜倫大學。這所高校的法學院是目前英國最優秀的六所法學院之一，曾誕生許多任職於英國最高法院的成員，議員和政府公職人員。 李澤想，如果能從杜倫順利畢業，未來他也許可以留在英國、成為一名律師。作為獨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開始並不支持他留在國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澤都在為自己的前程積極準備著。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試中，微觀經濟學和微積分2門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績，和物理4分的好成績。此外，他還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績（ACT為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前五十的院校A分數標準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試，他在高二開學時建立了足球社團，還參加了線上支教活動。 憑藉優秀的成績和社會實踐背書，李澤於2021年10月15日開始，一共申請了英國、美國、加拿大十所大學。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專業錄取通知書。 此後一個月，李澤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錄取之間的狀態中橫跳，從開始的興奮、傷心，到後來的習慣、麻木。對他來說，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的有條件錄取書。 杜倫大學給他的條件是，須提供任意3門AP考試5分的成績，或者2門5分、2門4分的成績即可被錄取。這意味著，他只要再有1門AP成績到達4分，就可以順利入學。這對他並非難事。 今年他報名考試的是宏觀經濟學和計算機原理這兩個科目，宏觀經濟學是他的強項，模考成績一直都是5分，計算機原理的模擬測試也可以達到4分。 就在他距離杜倫大學法學院只差臨門一腳時，卻撞上了考試取消且沒有補考機會這種，對他個人而言的「黑天鵝」事件。 等待還是放棄，這是個問題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國大陸從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餘年時間，已有483所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其中，僅有2020年，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試全都被取消，隨後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國大學理事會組織了線上補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滿不確定性，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試機會。2022年，隨著全球疫情逐漸穩定，AP考試又恢復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這一次，沒有補考機會。根據AP考試註冊和管理網站Prometric5月6日發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補救措施是，他們可以向無法提交今年AP成績的學生提供當地AP考試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國部分考場取消考試後的一周，李澤的生活就在不停發郵件中度過，他迫切想為自己的前途最後一搏。 第一封郵件是寫給杜倫大學說明情況的。郵件里，他詳細羅列了校內AP課程成績、課堂表現、疫情考試取消說明，懇請學校考慮到因中國疫情防控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導致考試被取消的情況，將有條件錄取直接轉為無條件錄取。 5月4日，杜倫大學回復了學校的郵件，表示針對此次考試取消，校方在討論應對方式。 李澤媽媽也坐不住了，她開始聯合其他家長與學校溝通，希望學校能拿到AP考試的機構認證，讓學生在校的AP考試成績得到海外高校認可。 至今，這些舉動仍無實質性進展。 李澤並不是學校里唯一受影響的人，他的同學和他情況類似，拿到了倫敦大學學院的有條件錄取通知書，但因中國部分考場取消考試影響錄取，也給學校發了郵件，校方沒有同意直接錄取的請求，但承諾他通知書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條件的AP成績，一樣可以入學。 那位同學最終放棄了等待，選擇了另一所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可李澤陷入兩難，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來該怎麼辦。 媽媽竭力反對他等待一年再入學，「這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出國去讀預科。」媽媽的理由似乎很充分：這空缺的一年，在以後的簡歷中不知該如何書寫。 5月6日，AP官方發布通知時，李澤在網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長呼籲相關部門的書信，其中寫道「送孩子出國留學，是為了以後報效祖國」，這在同學圈子裡也引起了不少爭議。李澤卻能理解這些家長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試取消帶來的影響，都是關於個人前途的，可提個人前途的話，事太小了，大家不會重視吧。」 事實上，因為疫情影響的出國留學考試不止AP，還有語言類考試雅思、托福。 據托福考試官網，2020年以來，托福考試就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超過6次，每次取消都長達一個月，沒有任何補考機會。雖然雅思、托福每個月都會舉辦，每年有多次考試機會，但對於按照規划進行申請的學生，何時提交語言成績、哪個假期要參加什麼活動，都在計算之中，每一個小的延遲都會打亂他們的申請節奏。 突如其來的變故影響，也逐步顯現在中國學生的出國留學意願中。 一名留學行業資深人士告訴風動，近年來留學申請的學生人數有增無減，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或許正是，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 近幾天，媽媽經常和李澤探討未來期望的生活環境，「媽媽期望穩定和安全」，像他們這樣一個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舉家長年的努力，因為突如其來的不確定因素，付之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