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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择

脱下长衫,仍是牛马

“长衫穿不上去也脱不下来,尴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中国有4亿蓝领劳动者。最近一次看到他们的处境,是6月17日,上海的两家manner咖啡门店发生店员与顾客的冲突,一位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另一位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再早些时候,瑞幸咖啡师“烂手”的消息登上热搜。咖啡师这份工作的浪漫色彩正逐渐褪去。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进入蓝领行业。今年一季度,25岁以下群体投递蓝领职业的人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65%(智联招聘《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 咖啡师属于蓝领中的服务行业工作,或者用另一个更受到年轻人关注的概念:“轻体力劳动”。除了咖啡师,轻体力劳动还包括花店店员、书店店员、宠物美容师、游泳池收银员、电影院场务、园丁、叉车司机、景区导游等。这些工作不需要枯坐电脑前,也没有重体力消耗,而且大多数没什么门槛,当天面试,第二天就能入职。 但像瑞幸和manner这类快销式咖啡店,是他们最先排除的选项,因为在这些店里“每个人将会被使用到极限”。 这些年轻人在豆瓣“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分享自己的经验。小组有八万个成员。最近一个月,小组新增讨论167条,新增回应2900条,新加入成员2033人。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他们希望能“解放自己的大脑、使用自己身体”,逃离内卷的压力,为自己另辟一条不一样的道路。2023年上半年,“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话题风靡一时,轻体力劳动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脱下长衫”的尝试。 聚焦到个人身上,这种对轻体力活的讲述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再创造。一些人可能靠一种“新的理解”重构了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了微弱的慰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最快速地开始做事、摆脱空心病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逃避。 这批年轻人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大多数。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根据《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2021年,中国有超过4亿蓝领劳动者,在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他们是我们的目光并不会投向的更大多数。没有这份“新的理解”的武装,生活在他们面前更赤裸地铺展开来。 八万年轻人的生活探索 久期是豆瓣“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的组长,她在2022年11月创建了这个小组。2022年6月,久期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央企工作。这里的氛围与体制内相似,走进办公楼,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清一色棕色的木质桌子,和一排排的行政柜。这是一个平均年龄四十岁的环境,老一辈人喜欢给人做“苦难教育”,企业的公众号推文里经常写,“夫妻两人加班到深夜,无暇顾及孩子”,他们将这些当作值得歌颂的正面典型。 久期并不快乐,与她同期毕业的朋友们也不快乐,大家都说自己想辞职。但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呢?一个做财务的朋友常说,自己还不如去做保安。久期则说,她想去做单位门口的园丁。 她这样描述办公大楼门口的绿地:那是两个大长坡,坡下面是绿植。和她同期的年轻人上那个大坡的时候,总是垂头丧气、有气无力的,而那些中年人前辈则总是精神抖擞,步调非常快。有时她在下午时上坡,“带着一种要赴死的悲壮感”,然后就看见园丁们在剪那些看上去已经很有型的草。阳光很好,园丁举着一个水龙头,水洒在天空中,折射出晶莹的光。她心里忽然想:会不会他们的工作其实更快乐自由? 小组创建后,很快发展壮大。头一周几十人,几周后就有了成百上千人。现在,八万年轻人聚集于此。这是一个这样的小组:成员以女性为主,年龄多在20岁-30岁之间,本科刚毕业几年的学生居多,其中有不少985、211的学生。小组里的高频词有“抑郁症”、“情绪价值”。 网络图片 不少组员都觉得自己此前的工作充满痛苦。他们中有人“秋招屡战屡败”,经历了“考研失败、失恋、大厂裁员”,常常“怀疑否定自己”,“精神压力大,内耗,身体不健康”,他们想试试,轻体力劳动能否疗愈自己。 在他们的描述中,轻体力工作“快乐、自在、松弛”,“很平静,没有压力”,使得他们“精神状态、身材和气色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孤寂麻木了很久的内心又醒了”,“发现自己眼睛有神多了”。 与过往的写字楼工作对比,他们能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好几位女性组员强调自己拥有“全女”的工作环境。“确定性”是另一个关键词。有人写到,“裸辞后的精神无比动荡,但是浇水的比例永远确定”,“一个新单子意味着一个新的确定”。有人说自己靠这份工作治好了抑郁症。 一些人发现,有些主管并不愿意招收学历偏高的年轻人,担心他们只是抱着体验生活的目的,很难做得长久。为了能进入轻体力行业,甚至有人想要“向下包装自己”。 久期并没有将自己的园丁梦付诸实践。她现在仍在原来的公司,没有辞职。她逐渐“调整过来了”,接受了“没有必要在工作里寻找意义和价值”。 做一份工作 想象一种生活 小组里有很多人真的付诸实践,应聘了一份轻体力工作。我们的受访者分别做过咖啡厅、书店店员,餐厅、酒吧招待,优衣库导购员,宠物美容师。 一些人对轻体力工作的了解来自影视作品。一位受访者喜欢看日剧、日影,电影《四月物语》中,男主角就在书店打工,女主角频繁光临,她向往那种“平静的、比较匠人的生活”。另一位受访者也承认这是一种“基于电视女主生活的想象”。小时候看的台湾偶像剧中,女主角总是在奶茶店打工。打工塑造了女主角坚韧不拔的品质,也为更多有趣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她说自己“一直很想去给人端茶倒水”。 菲比在一位青春文学女作家开的咖啡馆做假期兼职,这里的饮料用女作家小说里出现过的意象命名,留言本里写着女作家给粉丝的留言。店铺氛围的要求传导到工作氛围上,从去面试开始,菲比就感受到了用心的对待,咖啡师姐姐专门做手冲咖啡、调酒给她喝。 对菲比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更友善的联结,菲比称之为“爱”。店员是全女阵容,情绪平和。每天都有粉丝来打卡。好几次,她看到妈妈带着女儿来打卡。这里有很多“爱”:店员间的爱、粉丝与偶像间的爱、妈妈与女儿的爱。菲比此前并不是这位作家的粉丝,在这里工作时,她觉得这种“爱”似乎也蔓延到了她的身上。 这是她原来的工作里没有的东西。她过去在商超做采购,竞争压力更大。她说那里的人都比较“缺爱”,总是互相攻击和指责。巴结上级的人才会得到重用,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则得不到认可。 另一位来自长沙的受访者也提到这种充满爱的氛围。她打工的书店总共四个店员,都是女性。一位店员姐姐总是在后厨钻研甜点,给大家做蔓越莓饼干、香蕉派。有的店员姐姐会在她被批评时悄悄帮忙,捏她的胳膊给予支持。转正考核时,店员姐姐也会不断对她交待细节。 除了“爱”,关于咖啡店最常见的想象大概就是做咖啡。一位从业十余年的咖啡师说,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控制变量,同一种豆子,水温不一样,研磨刻度不一样,第一天就喝或者放几天再喝,味道都不一样。 网络图片 还有一些人在这些工作找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并非一个精英的小组,很多人出生三四线城市,父母原本也在老家做服务行业,当他们考上985、211大学后,他们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KK就很像那个在奶茶店打工的坚韧不拔的“台湾偶像剧女孩”。她说自己“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的人”,与那些服务员“底色是一样的”。大学时代起,她就做快餐店的前台收银、超市门口的促销等多份兼职。大部分人坚持不下来,但她能。她总是提到自己和底层人之间的联结,打工的地方的员工都很喜欢她,她曾与外卖小哥做朋友,常常一起去山里遛摩托车。 她也写小说,有时将自己的经历与言情小说对照。她相信打工者也能创作,她提到两本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小组早期一些热帖里,从事轻体力工作更像一种“逃离”。很多人厌倦了把人当成机器的白领工作,认为轻体力工作带来轻松、确定性以及自由的生活安排,像一个世外桃源。 幻想在发酵。大部分受访者做决定往往很快,常常“头天晚上看到BOSS直聘,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成功后就上岗了”。 这些受访者在轻体力工作中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分别是:9天、一个月、4天、一个半月、三个半月,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大半年。 渐渐地,小组里也出现了失望的声音,有人说自己“滤镜碎了”“祛魅了”,有人出了一些“避雷帖”、“劝退帖”。 当我们谈论轻体力活时 我们在谈什么 轻体力工作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世外桃源吗?几天前,一家manner咖啡厅的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同一天,同一品牌另一家咖啡厅的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冲突发生前,这两位顾客曾催促店员快速出品咖啡,或是提到要投诉店员。 同为轻体力劳动者的这两位店员,显然没有感受到爱,他们面临每天8小时必须做300杯咖啡的高强度工作,3次投诉就会导致他们被辞退。 我们的几位受访者,即便只短暂体验,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类工作的真相。在成为一种情绪的出口、生活的灵丹妙药之前,它首先是一份工作。 你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就是8小时的站立。不能坐下,有时候,有摄像头监视你有没有坐下。你每天需要走很多路,你的脚会很疼,“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决定了你的一天”,一位受访者说。 进入这个行业的头一周,大部分人都会腰酸腿痛。“不忙的时候比忙的时候还累”,另一位受访者说。不忙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时间感受身体上的疲惫,忙起来的时候,你连疲惫都顾不上了。 在有后厨的店里工作,你可能一天需要洗四小时的碗,洗着洗着,手套破了一个小洞,水全都漏进去,比不带手套还要难受。你身上会沾上油烟气。如果是夏天,味道甚至会渗入身体,“你的汗可能都会有那个味道”。你会见到老鼠和蟑螂,即使每天消毒清洁,仍然杜绝不了。 如果你去酒吧打工,会面临永远高分贝的音乐,和永远弥漫着的呛人烟味。桌子可能会很黏,全是酒水的残渍,要用清洁剂才能擦得掉。你要清理地上打碎了的啤酒瓶,如果不幸被分配去打扫有人呕吐后的厕所,就更可怕 网络图片 年轻一些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常有误解。绝不仅仅是做咖啡或者果汁。你要打扫卫生、清点货物、巡场添水等。打烊之前你需要把所有的用具都消毒清洗,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在宠物店,你得定期清扫动物的粪便。为了多赚钱,你需要推销;为了防止投诉,你需要“会做人”。 在大部分售卖东西的地方,你的工作还包括防止有人偷东西。如果丢失的东西最终没有被追讨回来,你得赔钱。 老员工会霸凌新员工,这种霸凌有时比公司里的人际关系更加直接和残酷。新人通常要做最多的活,背不熟饮料配方表会被骂。老员工会议论你和顾客有不当关系,还会禁止你穿某个品牌的运动鞋,你很难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你。 依然要开会,而且每天早上都要开。在一家快销服装店,每天的早会内容是念数据,每个人诵读前一天的营业目标、实际营业额、目标完成比例、卖的最好的前五件商品名称。另一家日式快餐店要求员工使用钉钉,还规定当你经过某个货仓门的时候,必须对着门鞠躬,因为你不知道门的另一边会不会有顾客。 你需要一直不停干活,很少有机会摸鱼。手机必须锁在储物柜里,偷玩手机会被处罚。在服装店,你要将衣服叠好,然后衣服会被顾客弄乱,你又将它叠好,它再被弄乱。有些衣服放在低处,你需要不停地蹲下,又站起。到处都是监控,你要一直走动,让自己看起来很忙。 如果你接受了以上种种,仍然认为这份工作中有你需要的东西,那么低廉的薪酬是你需要接受的最后一件事。 我们需要在这里补充一下服务行业的薪资数据。如果你做兼职,通常按时薪来算,在大一点的城市,时薪通常在20元上下。如果你只是做兼职,一个月做满100小时(平均每个工作日约5小时),你能挣到2000多元。 严歌在长沙做全职店员,月薪是3000,没有五险一金。她的父母在长沙县为她买了房,她没有租房的开销,平时物欲也低。严歌承认,“如果没有这套房子,(这点钱)一定是不够的。” 发达国家的情况会好一些。在荷兰,快销服装店店员的时薪是14.66欧,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14元。尽管这份工作同样不怎么讨人喜欢,但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3天,每个月工作96小时,一个月的月薪约为10944人民币。 如果你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有幸做到了管理岗,你会发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你要管理货品,保证牛奶不要过期;还要管理店员,制作排班表,尽量让每个人满意。一个店员眼中的“充满爱”的氛围,对店长来说意味着维持人际关系的艰难努力。菲比的店长王月现在就很怀念做店员时的轻松。 在这个行业里,上升通道通常只有两条,一条出路是成为管理者,另一条出路就是自己开店。在十年前,开店不算太难。2014年,咖啡店老板Alan 21岁,靠两三万就在写字楼里包下一个吧台,至今他已经开过九家咖啡店。王月曾经也想过开店的事,但想到找投资的风险和压力,想到做老板需要自己制定经营策略,她放弃了。 这几年,现有的咖啡厅也都在艰难维持。王月说,早些年,顾客通常一个人点一杯咖啡和一份甜品,后来变成一人一杯咖啡,到现在,通常是两个人共吃一份甜品。KK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咖啡店,曾邀请她去工作,这家店现在已经倒闭了。 严歌在长沙一家书店做全职店员。这家书店也面临关张的风险,入职两个月后她发现,老板拖欠房租已经很久了。店员们的工资一直在被拖欠,店里进货只能用淘宝买,因为应该打给原先的供应商的款项也在拖。三个半月后,严歌辞职了。 小姜也回到办公室去做原来的实习。在咖啡厅打工的几天给她留下后遗症,她“闻到咖啡味和糖精味就想吐”,觉得“还是电脑看上去亲切一些”。她说自己的“长衫穿不上去也脱不下来,尴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两个例外 洛洛和KK是受访者里的两个例外,她们只是抱着赚钱、改行的简单想法选择了轻体力工作。她们收获了一些更加真实的变化。 洛洛是这个小组里最早的热帖发布者之一,她从一家大厂离职,改行做了宠物美容师。她觉得自己轻松快乐了许多,虽然工资从一万五降到两三千,但她一点也不后悔。 在过去的公司,她做设计,每个项目都要比稿,一个项目被无限切割成块,有人做海报、有人做导购页、有人做物料,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期间要经历无数沟通、磨合与内耗。她还要听取各个层级的意见,人们只要有机会,就要提意见。意见有时候关于无关紧要的颜色和间距,有时候不同人给的意见相互矛盾。 这时洛洛打开邮箱,新的工作邮件又发过来三四条。她不得不离开工位,走进厕所隔间,冷静下来后才能继续回去工作。 与大部分上班族一样,洛洛也要挤地铁、在公司大堂排队等电梯。下班时间到了,一整排工位的人都不走,她也不能走。她在这里交不到朋友。 宠物美容师的工作让她感到一切都很确定。上下班时间是确定的,没人提前来,也没人拖着不下班。她的工作标准是确定的,只需要让狗站在台子上,把它修成圆头。她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没人指手画脚。如果和哪位顾客相处不愉快,下次就不会再见面,她不用每天都被迫见到讨厌的人。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做这行的薪水天花板就是一万块钱,她也要清理猫狗的粪便、硬着头皮推销产品、和顾客周旋。但这比此前的工作带来的痛苦少多了。现在,洛洛做宠物美容师已经一年半了。 另一位受访者KK也曾有一份白领工作,她去打工的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2022年,她的月薪五六千,父母给她买了房,她要自己交每月八九千的房贷。房子还不能住,她还得付每月一两千房租。靠着父母的支持,蚂蚁花呗、京东白条、以及两张信用卡互相腾挪还款,KK总共坚持了快三年。2021年年底,她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十万多块钱。 那段时间,她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后来确诊了抑郁症,每个月要花一千多元开药。她说自己经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而破防”,她会在自己哭泣时,录下自己崩溃的视频,发到B站账号上。 网络图片 KK过着一种双面生活。下午六点从公司下班,她过马路,到对面的商区,换上工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热门酒吧的服务员。三个月后,她换到一家日式快餐店打工。 在餐酒吧,KK的工作包括调酒、去冰柜里拿酒和冰、以及打扫卫生。铲冰块很解压。她最喜欢的工作是在门口扫健康码——可以彻底地放空,脑子里什么也不用想。 最忙的时候KK一天要上16小时班,8小时正职工作,8小时打工。每天回到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九点又要到公司。 做兼职她每个月最多能赚2200元,对还欠债来说杯水车薪。但在她的表述里,这些工作治好了她的抑郁症。 变化是从能睡得着开始的。由于过度疲劳,她沾床就睡。睡眠变好后,她不再大把地掉头发了,皮肤变好了,肝肾功能变好了,哭泣的频次减少了。周末时,她能出门看展了。以前,KK周末通常都完全无法出门,每周一去上班时,嗓子是哑的,到了店里,还要中气十足地大喊一声:“欢迎光临里面请——” 我的生活会好吗? 另一位受访者严歌的情况或许更代表着这群人中的大多数。她不像洛洛和KK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她不知道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做了一段时间轻体力工作,她依旧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走向何方。 严歌刚毕业2年,已经换过很多份工作,包括托管、KTV前台、直播助理、还有书院老板的助理。换工作的原因包括交通不便、环境不好、还有老板不友善。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她也尝试过考公,觉得不喜欢,也考不上,就放弃了。 读大学时,她不喜欢自己所在的政治专业,转到网络新媒体专业,依然不喜欢。大三时她在湖南卫视实习,觉得自己“制造了很多垃圾”。后来她兼职写文案,发现工作都是类似的,而且中介抽成近80%,让她感觉“自己的劳动力这么廉价”。 书店的工作环境和内容已经是相对单纯和友善的,但她还是说:“我不讨厌也不喜欢。” 转正考核的时候,店长评价严歌“身上好像有一个玻璃罩子”。严歌所在的书店除了她还有三位店员,都是女性,都已经结婚生子。她们做过服装店、做过夜场。闲暇的时候,她们在一起聊自己的人生,和老公吵架、孩子上学,严歌插不上话。她从未向她们讲自己的烦恼。 网络图片 在工作了三个半月后,她辞职了。直接原因是店里拖欠工资。不过,即使没有拖欠工资,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喜欢这份工作的理由。 周末的时候,朋友会喊她去参加聚会,打狼人杀,她并不喜欢,觉得自己在“被迫社交”。闲暇的时候她会读书,看电影,但她说,她只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事上,因为别的事“更不喜欢”。 她喜欢的生活是在家里躺一天,刷手机,追星。但她知道不能这样。去找书店的工作是她让自己行动起来的方式。但一切没有根本的改变。她对轻体力工作的看法是:“确实将一些东西从我脑海里清出去了,但并没有把新的东西填进来。” 严歌像豆瓣里很多投身轻体力劳动的年轻人的缩影,她们不知道生活哪里出了问题,但问题就是出现了。她在别处没有寻到答案,来此地寻。但发现此地仍然没有给出答案。 新的东西是什么呢?怎么填进来呢? 我去找作家远子聊了聊。十年前,远子也在北京一家书店做过两年店员,写过《商场的地下王国》一文。他当时去打工是为了赚钱还债、交房租,并不是为了“书店”的名头。他也讲到那里不能坐,不能看书,有许多规章制度,他在那里见识到了千奇百怪的客人。 远子现在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他得知他的学生们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放假回来他问学生在家做什么,大多数人回答,在刷手机。 他读书的时候也会觉得上课无聊,但他感到当时的人会去摆脱这种无聊,哪怕是逃课去看书、看电影、打游戏。但他感到现在的年轻人有种麻木的状态,没有一种去摆脱无聊的能力和愿望。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渴望,为了避免痛苦,他们才会变得麻木。 他也没有找到摆脱这种状态的方法,但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过度生活在线上带来的危害。以及更重要的,要意识到线下的生活往往会不尽如人意,会让人失望,会有很多挫折。 他年轻时也常常遇事向后退,发现与人交流困难,就转去欣赏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就选择躺平。但他逐渐意识到,生命展开的过程就是对逾越挫折和阻碍的过程,跨过一个一个的坎,才能够生活得更充分。 四亿人的真实生活 豆瓣小组里的8万个年轻人,即便全部从事轻体力劳动,也只是蓝领人群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2021年,中国有超过4亿蓝领劳动者,在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 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显然不是为了探索生活才去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精力在意自己的情绪问题。 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22岁的男生小李和20岁的女生涂涂分别工作了三个月和一年,他们都来自小县城,涂涂没读大学,18岁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那天客人不多,但他们也不能坐着,只能蹲在地上玩手机。他们每个月赚五六千元,房租就要两千多。 刚满30岁的婷姐在另一家咖啡店工作。她曾做过健身房的销售,月薪一万多。2022年,那家健身房倒闭了,她失去工作,然后怀孕生子,自然而然地留在家里带孩子。她和自己的父母、丈夫一起租房住,家里东西多得到处满溢。现在孩子一岁半了,她决定出来工作。她想要一个喘口气的空间,孩子、父母、丈夫,都需要她。在咖啡厅,她每天下午能获得5-6小时的自由。 小李、涂涂、婷姐,他们最常刷的社交媒体是抖音,婷姐不知道豆瓣是什么。小李和涂涂的目标都是回到老家开咖啡店。涂涂说自己空闲的时间都在“学习”,看一些关于咖啡的理论书。她希望自己以后成为更高级的咖啡师,挣到更多的钱。 对他们来说,去一家大型连锁咖啡店做高级咖啡师,或许能有更好的发展。但他们也将面临manner咖啡厅店员的处境,他们不会再有时间蹲下玩手机,他们去上厕所的时间也会被严格规定为10分钟。同时他们的顾客也会变得更加着急,不会容忍任何拖延。 在豆瓣轻体力小组里,快销式咖啡店的工作往往是最快被避雷的。一个分享帖提到,在这里,清洁过度会导致手疼,工服需要自费,由于对人力成本的压缩,每个人将会被使用到极限,加班不会有加班费。这位帖主在工作了两天后迅速离职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制造网红,给年轻人希望

山东菏泽小伙郭有才确实火了,这是他的人生巅峰时刻。 还顺便带火了菏泽车站。 2024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人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捧出过多少网红了。哈尔滨的雪,天水的麻辣烫,成都的迪士尼,菏泽的露天KTV。 虽然大多中国人,根本看不懂他们是怎么红的。 但没关系。网络是不会给人思考时间的,红就得了。今天你红,明天他红,总有一天,也会轮到我红的。红了,就有流量;有了流量,就有了变现的资本。 大网红们的流量有多高,变现能力有多强,相信大家都了解,不用我去宣介。这也难怪,为什么当网红,已经成为年轻人们的梦想职业之一了。 赚钱嘛,谁不爱呢?年轻人们梦一下,何错之有? 网络图片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爷爷奶奶那一辈年轻时,梦想进厂里当工人。按月发工资,单位食堂到点开饭,老了还有退休金,这可不比在地里刨食,看天吃饭美多了? 爸爸妈妈那一辈年轻时,梦想去城里当白领。穿着西服,开着桑塔纳,和欧美日本来的有钱人们做生意,如果以后能移民去他们那儿,可就更好了。 当我们年轻点时,梦想去外企,去银行,去互联网大厂,奋斗上三五年,拿到年薪百万,在北上广深买房,再找个不太差的对象,一起勤勤恳恳地攒钱,还贷款,生孩子,再换学区房。 每一代年轻人的选择,都是盯着利益二字转的。什么行业光鲜,什么行业得益多,什么行业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 网络图片 虽然许多人对网红充满了成见,觉得他们会带坏小孩,不配称为理想职业——但如果让我们冷静下来,开动脑筋想一想,好像除了网红,再没什么行业值得拿出来大说特说一番了。 当大官?且不说公务员赛道已经挤满杀红了眼的做题家,就我国这样的官员筛选体制,绝大多人只能一辈子待在最基层,做些鸡毛蒜皮的事。你也不愿自己孩子困在乡镇三十年吧,太太? 赚大钱?买得起兰博基尼的人,大多是一出生就能买得起的。如果自己吃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红利,都没攒到一辆兰博基尼的钱,最好还是别走此刻的经济下行期,对孩子们怀抱什么妄想了。 相比之下,当网红算是好的。那些相貌平平、脑袋空空的人一炮而红,让我们觉得自己也仿佛有机会试试看。比当大官、赚大钱、成为科学家之类的梦想,要现实多了。 别说普通人。连地方政府都拉下脸来,要争着抢着当网红了。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样,搞金融,搞教育,搞尖端科技,他们也明白自己做不来。退而求其次,当个网红,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个脸,捞把热钱,不也挺好么? 不是谁都有资格成为一线城市,就像不是谁都能成为人上人一样。 网络图片 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实现梦想。 如果人人都当上网红,那也就没有了网红——起码,没有了网红可以收割的对象。 就像我们的爷爷奶奶没有成功进厂,爸爸妈妈也没有成功移民似的。 至于我们,也许成功进了银行,去了互联网大厂,到现在究竟过得怎么样,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我甚至有时怀疑,这半年以来接二连三冒出来的网红,是背后有人刻意为之——不是资本,是一些超出资本以外,说都说不得的力量。 那些莫名其妙红起来的人,红起来的地方,我们想不明白,那就对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需要我们想明白的。我们只需要相信,互联网是神奇的,谁都可能红的,哪儿都可能火的,大家只用翘首以盼,等着哪天这份幸运砸到自己就行,这个道理,与买彩票是一模一样的。 谁是彩票生意的最大金主?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只要有希望,人活着就有盼头;只要活着有盼头,就不会轻易做出些过激的事来。 这样说来,网红就成了一门光荣的,对社会有意义的职业。就像那句老话说的,让一部分人先红起来,先红带动后红,最后达到大家轮流红的目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姜汁满头

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在投行实习期间,徐凯在学校图书馆加班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对于徐凯而言,投行和银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 chat”。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就为这事上了37条热搜,是真把年轻人当小丑耍啊

互联网、金融这些传统认知中的高薪工作被捧了这么多年,现如今已经不能靠薪资挑动起全网的神经了。取而代之的流量密码是35岁整组被裁、上午HR谈话下午内部账号被冻结、金融限薪年终泡汤、基金经理“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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