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職業選擇
「長衫穿不上去也脫不下來,尷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中國有4億藍領勞動者。最近一次看到他們的處境,是6月17日,上海的兩家manner咖啡門店發生店員與顧客的衝突,一位店員將咖啡粉潑灑在顧客臉上,另一位店員與顧客爭吵,以至毆打顧客。再早些時候,瑞幸咖啡師「爛手」的消息登上熱搜。咖啡師這份工作的浪漫色彩正逐漸褪去。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進入藍領行業。今年一季度,25歲以下群體投遞藍領職業的人數比2019年同期增長了165%(智聯招聘《2024藍領人才發展報告》)。 咖啡師屬於藍領中的服務行業工作,或者用另一個更受到年輕人關注的概念:「輕體力勞動」。除了咖啡師,輕體力勞動還包括花店店員、書店店員、寵物美容師、游泳池收銀員、電影院場務、園丁、叉車司機、景區導遊等。這些工作不需要枯坐電腦前,也沒有重體力消耗,而且大多數沒什麼門檻,當天面試,第二天就能入職。 但像瑞幸和manner這類快銷式咖啡店,是他們最先排除的選項,因為在這些店裡「每個人將會被使用到極限」。 這些年輕人在豆瓣「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分享自己的經驗。小組有八萬個成員。最近一個月,小組新增討論167條,新增回應2900條,新加入成員2033人。 近年來,不少年輕人脫離了「正常」的軌道,他們希望能「解放自己的大腦、使用自己身體」,逃離內卷的壓力,為自己另闢一條不一樣的道路。2023年上半年,「脫下孔乙己的長衫」話題風靡一時,輕體力勞動也可以被看作一種「脫下長衫」的嘗試。 聚焦到個人身上,這種對輕體力活的講述更像是一種對生活的再創造。一些人可能靠一種「新的理解」重構了自己的生活,從而獲得了微弱的慰藉。對另一些人來說,這是最快速地開始做事、擺脫空心病的方式,但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逃避。 這批年輕人並不是這個行業的大多數。真正從事這個行業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根據《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2)》,2021年,中國有超過4億藍領勞動者,在7.47億就業人口中佔比超過53%。他們是我們的目光並不會投向的更大多數。沒有這份「新的理解」的武裝,生活在他們面前更赤裸地鋪展開來。 八萬年輕人的生活探索 久期是豆瓣「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的組長,她在2022年11月創建了這個小組。2022年6月,久期研究生畢業,進入一家央企工作。這裡的氛圍與體制內相似,走進辦公樓,是一間一間的辦公室,清一色棕色的木質桌子,和一排排的行政櫃。這是一個平均年齡四十歲的環境,老一輩人喜歡給人做「苦難教育」,企業的公眾號推文里經常寫,「夫妻兩人加班到深夜,無暇顧及孩子」,他們將這些當作值得歌頌的正面典型。 久期並不快樂,與她同期畢業的朋友們也不快樂,大家都說自己想辭職。但辭職後可以做什麼呢?一個做財務的朋友常說,自己還不如去做保安。久期則說,她想去做單位門口的園丁。 她這樣描述辦公大樓門口的綠地:那是兩個大長坡,坡下面是綠植。和她同期的年輕人上那個大坡的時候,總是垂頭喪氣、有氣無力的,而那些中年人前輩則總是精神抖擻,步調非常快。有時她在下午時上坡,「帶著一種要赴死的悲壯感」,然後就看見園丁們在剪那些看上去已經很有型的草。陽光很好,園丁舉著一個水龍頭,水灑在天空中,折射出晶瑩的光。她心裡忽然想:會不會他們的工作其實更快樂自由? 小組創建後,很快發展壯大。頭一周幾十人,幾周後就有了成百上千人。現在,八萬年輕人聚集於此。這是一個這樣的小組:成員以女性為主,年齡多在20歲-30歲之間,本科剛畢業幾年的學生居多,其中有不少985、211的學生。小組裡的高頻詞有「抑鬱症」、「情緒價值」。 網路圖片 不少組員都覺得自己此前的工作充滿痛苦。他們中有人「秋招屢戰屢敗」,經歷了「考研失敗、失戀、大廠裁員」,常常「懷疑否定自己」,「精神壓力大,內耗,身體不健康」,他們想試試,輕體力勞動能否療愈自己。 在他們的描述中,輕體力工作「快樂、自在、鬆弛」,「很平靜,沒有壓力」,使得他們「精神狀態、身材和氣色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孤寂麻木了很久的內心又醒了」,「發現自己眼睛有神多了」。 與過往的寫字樓工作對比,他們能在這份工作中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好幾位女性組員強調自己擁有「全女」的工作環境。「確定性」是另一個關鍵詞。有人寫到,「裸辭後的精神無比動蕩,但是澆水的比例永遠確定」,「一個新單子意味著一個新的確定」。有人說自己靠這份工作治好了抑鬱症。 一些人發現,有些主管並不願意招收學歷偏高的年輕人,擔心他們只是抱著體驗生活的目的,很難做得長久。為了能進入輕體力行業,甚至有人想要「向下包裝自己」。 久期並沒有將自己的園丁夢付諸實踐。她現在仍在原來的公司,沒有辭職。她逐漸「調整過來了」,接受了「沒有必要在工作里尋找意義和價值」。 做一份工作 想像一種生活 小組裡有很多人真的付諸實踐,應聘了一份輕體力工作。我們的受訪者分別做過咖啡廳、書店店員,餐廳、酒吧招待,優衣庫導購員,寵物美容師。 一些人對輕體力工作的了解來自影視作品。一位受訪者喜歡看日劇、日影,電影《四月物語》中,男主角就在書店打工,女主角頻繁光臨,她嚮往那種「平靜的、比較匠人的生活」。另一位受訪者也承認這是一種「基於電視女主生活的想像」。小時候看的台灣偶像劇中,女主角總是在奶茶店打工。打工塑造了女主角堅韌不拔的品質,也為更多有趣情節的展開提供了可能性。她說自己「一直很想去給人端茶倒水」。 菲比在一位青春文學女作家開的咖啡館做假期兼職,這裡的飲料用女作家小說里出現過的意象命名,留言本里寫著女作家給粉絲的留言。店鋪氛圍的要求傳導到工作氛圍上,從去面試開始,菲比就感受到了用心的對待,咖啡師姐姐專門做手沖咖啡、調酒給她喝。 對菲比來說,最吸引人的就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更友善的聯結,菲比稱之為「愛」。店員是全女陣容,情緒平和。每天都有粉絲來打卡。好幾次,她看到媽媽帶著女兒來打卡。這裡有很多「愛」:店員間的愛、粉絲與偶像間的愛、媽媽與女兒的愛。菲比此前並不是這位作家的粉絲,在這裡工作時,她覺得這種「愛」似乎也蔓延到了她的身上。 這是她原來的工作里沒有的東西。她過去在商超做採購,競爭壓力更大。她說那裡的人都比較「缺愛」,總是互相攻擊和指責。巴結上級的人才會得到重用,踏踏實實做事的人則得不到認可。 另一位來自長沙的受訪者也提到這種充滿愛的氛圍。她打工的書店總共四個店員,都是女性。一位店員姐姐總是在後廚鑽研甜點,給大家做蔓越莓餅乾、香蕉派。有的店員姐姐會在她被批評時悄悄幫忙,捏她的胳膊給予支持。轉正考核時,店員姐姐也會不斷對她交待細節。 除了「愛」,關於咖啡店最常見的想像大概就是做咖啡。一位從業十餘年的咖啡師說,就像做化學實驗一樣,控制變數,同一種豆子,水溫不一樣,研磨刻度不一樣,第一天就喝或者放幾天再喝,味道都不一樣。 網路圖片 還有一些人在這些工作找到了一種「無產階級」的自我認同。這並非一個精英的小組,很多人出生三四線城市,父母原本也在老家做服務行業,當他們考上985、211大學後,他們感受到更大的壓力。 KK就很像那個在奶茶店打工的堅韌不拔的「台灣偶像劇女孩」。她說自己「絕對不是象牙塔里的人」,與那些服務員「底色是一樣的」。大學時代起,她就做快餐店的前台收銀、超市門口的促銷等多份兼職。大部分人堅持不下來,但她能。她總是提到自己和底層人之間的聯結,打工的地方的員工都很喜歡她,她曾與外賣小哥做朋友,常常一起去山裡遛摩托車。 她也寫小說,有時將自己的經歷與言情小說對照。她相信打工者也能創作,她提到兩本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母親做保潔》。 在小組早期一些熱帖里,從事輕體力工作更像一種「逃離」。很多人厭倦了把人當成機器的白領工作,認為輕體力工作帶來輕鬆、確定性以及自由的生活安排,像一個世外桃源。 幻想在發酵。大部分受訪者做決定往往很快,常常「頭天晚上看到BOSS直聘,第二天就去面試,面試成功後就上崗了」。 這些受訪者在輕體力工作中停留的時間也很短,分別是:9天、一個月、4天、一個半月、三個半月,堅持時間最長的是大半年。 漸漸地,小組裡也出現了失望的聲音,有人說自己「濾鏡碎了」「祛魅了」,有人出了一些「避雷帖」、「勸退帖」。 當我們談論輕體力活時 我們在談什麼 輕體力工作真的是一個充滿愛的世外桃源嗎?幾天前,一家manner咖啡廳的店員將咖啡粉潑灑在顧客臉上,同一天,同一品牌另一家咖啡廳的店員與顧客爭吵,以至毆打顧客。衝突發生前,這兩位顧客曾催促店員快速出品咖啡,或是提到要投訴店員。 同為輕體力勞動者的這兩位店員,顯然沒有感受到愛,他們面臨每天8小時必須做300杯咖啡的高強度工作,3次投訴就會導致他們被辭退。 我們的幾位受訪者,即便只短暫體驗,也很快意識到了這類工作的真相。在成為一種情緒的出口、生活的靈丹妙藥之前,它首先是一份工作。 你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就是8小時的站立。不能坐下,有時候,有攝像頭監視你有沒有坐下。你每天需要走很多路,你的腳會很疼,「一雙舒適的運動鞋決定了你的一天」,一位受訪者說。 進入這個行業的頭一周,大部分人都會腰酸腿痛。「不忙的時候比忙的時候還累」,另一位受訪者說。不忙的時候,你有更多的時間感受身體上的疲憊,忙起來的時候,你連疲憊都顧不上了。 在有後廚的店裡工作,你可能一天需要洗四小時的碗,洗著洗著,手套破了一個小洞,水全都漏進去,比不帶手套還要難受。你身上會沾上油煙氣。如果是夏天,味道甚至會滲入身體,「你的汗可能都會有那個味道」。你會見到老鼠和蟑螂,即使每天消毒清潔,仍然杜絕不了。 如果你去酒吧打工,會面臨永遠高分貝的音樂,和永遠瀰漫著的嗆人煙味。桌子可能會很黏,全是酒水的殘漬,要用清潔劑才能擦得掉。你要清理地上打碎了的啤酒瓶,如果不幸被分配去打掃有人嘔吐後的廁所,就更可怕 網路圖片 年輕一些的人對自己的工作內容常有誤解。絕不僅僅是做咖啡或者果汁。你要打掃衛生、清點貨物、巡場添水等。打烊之前你需要把所有的用具都消毒清洗,再用保鮮膜封起來。 在寵物店,你得定期清掃動物的糞便。為了多賺錢,你需要推銷;為了防止投訴,你需要「會做人」。 在大部分售賣東西的地方,你的工作還包括防止有人偷東西。如果丟失的東西最終沒有被追討回來,你得賠錢。 老員工會霸凌新員工,這種霸凌有時比公司里的人際關係更加直接和殘酷。新人通常要做最多的活,背不熟飲料配方表會被罵。老員工會議論你和顧客有不當關係,還會禁止你穿某個品牌的運動鞋,你很難搞清楚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你。 依然要開會,而且每天早上都要開。在一家快銷服裝店,每天的早會內容是念數據,每個人誦讀前一天的營業目標、實際營業額、目標完成比例、賣的最好的前五件商品名稱。另一家日式快餐店要求員工使用釘釘,還規定當你經過某個貨倉門的時候,必須對著門鞠躬,因為你不知道門的另一邊會不會有顧客。 你需要一直不停幹活,很少有機會摸魚。手機必須鎖在儲物櫃里,偷玩手機會被處罰。在服裝店,你要將衣服疊好,然後衣服會被顧客弄亂,你又將它疊好,它再被弄亂。有些衣服放在低處,你需要不停地蹲下,又站起。到處都是監控,你要一直走動,讓自己看起來很忙。 如果你接受了以上種種,仍然認為這份工作中有你需要的東西,那麼低廉的薪酬是你需要接受的最後一件事。 我們需要在這裡補充一下服務行業的薪資數據。如果你做兼職,通常按時薪來算,在大一點的城市,時薪通常在20元上下。如果你只是做兼職,一個月做滿100小時(平均每個工作日約5小時),你能掙到2000多元。 嚴歌在長沙做全職店員,月薪是3000,沒有五險一金。她的父母在長沙縣為她買了房,她沒有租房的開銷,平時物慾也低。嚴歌承認,「如果沒有這套房子,(這點錢)一定是不夠的。」 發達國家的情況會好一些。在荷蘭,快銷服裝店店員的時薪是14.66歐,換算成人民幣約為114元。儘管這份工作同樣不怎麼討人喜歡,但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3天,每個月工作96小時,一個月的月薪約為10944人民幣。 如果你繼續在這個行業做下去,有幸做到了管理崗,你會發現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你要管理貨品,保證牛奶不要過期;還要管理店員,製作排班表,盡量讓每個人滿意。一個店員眼中的「充滿愛」的氛圍,對店長來說意味著維持人際關係的艱難努力。菲比的店長王月現在就很懷念做店員時的輕鬆。 在這個行業里,上升通道通常只有兩條,一條出路是成為管理者,另一條出路就是自己開店。在十年前,開店不算太難。2014年,咖啡店老闆Alan 21歲,靠兩三萬就在寫字樓里包下一個吧台,至今他已經開過九家咖啡店。王月曾經也想過開店的事,但想到找投資的風險和壓力,想到做老闆需要自己制定經營策略,她放棄了。 這幾年,現有的咖啡廳也都在艱難維持。王月說,早些年,顧客通常一個人點一杯咖啡和一份甜品,後來變成一人一杯咖啡,到現在,通常是兩個人共吃一份甜品。KK的一位朋友開了一家咖啡店,曾邀請她去工作,這家店現在已經倒閉了。 嚴歌在長沙一家書店做全職店員。這家書店也面臨關張的風險,入職兩個月後她發現,老闆拖欠房租已經很久了。店員們的工資一直在被拖欠,店裡進貨只能用淘寶買,因為應該打給原先的供應商的款項也在拖。三個半月後,嚴歌辭職了。 小姜也回到辦公室去做原來的實習。在咖啡廳打工的幾天給她留下後遺症,她「聞到咖啡味和糖精味就想吐」,覺得「還是電腦看上去親切一些」。她說自己的「長衫穿不上去也脫不下來,尷尬地卡在屁股上了。」 兩個例外 洛洛和KK是受訪者里的兩個例外,她們只是抱著賺錢、改行的簡單想法選擇了輕體力工作。她們收穫了一些更加真實的變化。 洛洛是這個小組裡最早的熱帖發布者之一,她從一家大廠離職,改行做了寵物美容師。她覺得自己輕鬆快樂了許多,雖然工資從一萬五降到兩三千,但她一點也不後悔。 在過去的公司,她做設計,每個項目都要比稿,一個項目被無限切割成塊,有人做海報、有人做導購頁、有人做物料,每個人風格不一樣,期間要經歷無數溝通、磨合與內耗。她還要聽取各個層級的意見,人們只要有機會,就要提意見。意見有時候關於無關緊要的顏色和間距,有時候不同人給的意見相互矛盾。 這時洛洛打開郵箱,新的工作郵件又發過來三四條。她不得不離開工位,走進廁所隔間,冷靜下來後才能繼續回去工作。 與大部分上班族一樣,洛洛也要擠地鐵、在公司大堂排隊等電梯。下班時間到了,一整排工位的人都不走,她也不能走。她在這裡交不到朋友。 寵物美容師的工作讓她感到一切都很確定。上下班時間是確定的,沒人提前來,也沒人拖著不下班。她的工作標準是確定的,只需要讓狗站在檯子上,把它修成圓頭。她自己一個人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沒人指手畫腳。如果和哪位顧客相處不愉快,下次就不會再見面,她不用每天都被迫見到討厭的人。 當然也有不足之處,比如做這行的薪水天花板就是一萬塊錢,她也要清理貓狗的糞便、硬著頭皮推銷產品、和顧客周旋。但這比此前的工作帶來的痛苦少多了。現在,洛洛做寵物美容師已經一年半了。 另一位受訪者KK也曾有一份白領工作,她去打工的原因只有一個:缺錢。 2022年,她的月薪五六千,父母給她買了房,她要自己交每月八九千的房貸。房子還不能住,她還得付每月一兩千房租。靠著父母的支持,螞蟻花唄、京東白條、以及兩張信用卡互相騰挪還款,KK總共堅持了快三年。2021年年底,她發現自己已經欠下了十萬多塊錢。 那段時間,她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後來確診了抑鬱症,每個月要花一千多元開藥。她說自己經常會「因為一些很小的事而破防」,她會在自己哭泣時,錄下自己崩潰的視頻,發到B站賬號上。 網路圖片 KK過著一種雙面生活。下午六點從公司下班,她過馬路,到對面的商區,換上工裝,搖身一變,就變成了熱門酒吧的服務員。三個月後,她換到一家日式快餐店打工。 在餐酒吧,KK的工作包括調酒、去冰櫃里拿酒和冰、以及打掃衛生。鏟冰塊很解壓。她最喜歡的工作是在門口掃健康碼——可以徹底地放空,腦子裡什麼也不用想。 最忙的時候KK一天要上16小時班,8小時正職工作,8小時打工。每天回到家,通常已經是凌晨兩三點,第二天九點又要到公司。 做兼職她每個月最多能賺2200元,對還欠債來說杯水車薪。但在她的表述里,這些工作治好了她的抑鬱症。 變化是從能睡得著開始的。由於過度疲勞,她沾床就睡。睡眠變好後,她不再大把地掉頭髮了,皮膚變好了,肝腎功能變好了,哭泣的頻次減少了。周末時,她能出門看展了。以前,KK周末通常都完全無法出門,每周一去上班時,嗓子是啞的,到了店裡,還要中氣十足地大喊一聲:「歡迎光臨裡面請——」 我的生活會好嗎? 另一位受訪者嚴歌的情況或許更代表著這群人中的大多數。她不像洛洛和KK有亟待解決的問題,她不知道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做了一段時間輕體力工作,她依舊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會走向何方。 嚴歌剛畢業2年,已經換過很多份工作,包括託管、KTV前台、直播助理、還有書院老闆的助理。換工作的原因包括交通不便、環境不好、還有老闆不友善。主要是因為「不喜歡」。她也嘗試過考公,覺得不喜歡,也考不上,就放棄了。 讀大學時,她不喜歡自己所在的政治專業,轉到網路新媒體專業,依然不喜歡。大三時她在湖南衛視實習,覺得自己「製造了很多垃圾」。後來她兼職寫文案,發現工作都是類似的,而且中介抽成近80%,讓她感覺「自己的勞動力這麼廉價」。 書店的工作環境和內容已經是相對單純和友善的,但她還是說:「我不討厭也不喜歡。」 轉正考核的時候,店長評價嚴歌「身上好像有一個玻璃罩子」。嚴歌所在的書店除了她還有三位店員,都是女性,都已經結婚生子。她們做過服裝店、做過夜場。閑暇的時候,她們在一起聊自己的人生,和老公吵架、孩子上學,嚴歌插不上話。她從未向她們講自己的煩惱。 網路圖片 在工作了三個半月後,她辭職了。直接原因是店裡拖欠工資。不過,即使沒有拖欠工資,她也一直沒有找到喜歡這份工作的理由。 周末的時候,朋友會喊她去參加聚會,打狼人殺,她並不喜歡,覺得自己在「被迫社交」。閑暇的時候她會讀書,看電影,但她說,她只是更願意把時間花在這些事上,因為別的事「更不喜歡」。 她喜歡的生活是在家裡躺一天,刷手機,追星。但她知道不能這樣。去找書店的工作是她讓自己行動起來的方式。但一切沒有根本的改變。她對輕體力工作的看法是:「確實將一些東西從我腦海里清出去了,但並沒有把新的東西填進來。」 嚴歌像豆瓣里很多投身輕體力勞動的年輕人的縮影,她們不知道生活哪裡出了問題,但問題就是出現了。她在別處沒有尋到答案,來此地尋。但發現此地仍然沒有給出答案。 新的東西是什麼呢?怎麼填進來呢? 我去找作家遠子聊了聊。十年前,遠子也在北京一家書店做過兩年店員,寫過《商場的地下王國》一文。他當時去打工是為了賺錢還債、交房租,並不是為了「書店」的名頭。他也講到那裡不能坐,不能看書,有許多規章制度,他在那裡見識到了千奇百怪的客人。 遠子現在在一所大學當老師,他得知他的學生們每天的手機使用時間都在8小時以上。放假回來他問學生在家做什麼,大多數人回答,在刷手機。 他讀書的時候也會覺得上課無聊,但他感到當時的人會去擺脫這種無聊,哪怕是逃課去看書、看電影、打遊戲。但他感到現在的年輕人有種麻木的狀態,沒有一種去擺脫無聊的能力和願望。而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從小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渴望,為了避免痛苦,他們才會變得麻木。 他也沒有找到擺脫這種狀態的方法,但他認為首先要認識到過度生活在線上帶來的危害。以及更重要的,要意識到線下的生活往往會不盡如人意,會讓人失望,會有很多挫折。 他年輕時也常常遇事向後退,發現與人交流困難,就轉去欣賞一種孤獨的生活方式。現在的年輕人或許就選擇躺平。但他逐漸意識到,生命展開的過程就是對逾越挫折和阻礙的過程,跨過一個一個的坎,才能夠生活得更充分。 四億人的真實生活 豆瓣小組裡的8萬個年輕人,即便全部從事輕體力勞動,也只是藍領人群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2)》,2021年,中國有超過4億藍領勞動者,在7.47億就業人口中佔比超過53%。 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顯然不是為了探索生活才去工作,他們並沒有太多精力在意自己的情緒問題。 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22歲的男生小李和20歲的女生塗塗分別工作了三個月和一年,他們都來自小縣城,塗塗沒讀大學,18歲高中畢業就出來打工了。那天客人不多,但他們也不能坐著,只能蹲在地上玩手機。他們每個月賺五六千元,房租就要兩千多。 剛滿30歲的婷姐在另一家咖啡店工作。她曾做過健身房的銷售,月薪一萬多。2022年,那家健身房倒閉了,她失去工作,然後懷孕生子,自然而然地留在家裡帶孩子。她和自己的父母、丈夫一起租房住,家裡東西多得到處滿溢。現在孩子一歲半了,她決定出來工作。她想要一個喘口氣的空間,孩子、父母、丈夫,都需要她。在咖啡廳,她每天下午能獲得5-6小時的自由。 小李、塗塗、婷姐,他們最常刷的社交媒體是抖音,婷姐不知道豆瓣是什麼。小李和塗塗的目標都是回到老家開咖啡店。塗塗說自己空閑的時間都在「學習」,看一些關於咖啡的理論書。她希望自己以後成為更高級的咖啡師,掙到更多的錢。 對他們來說,去一家大型連鎖咖啡店做高級咖啡師,或許能有更好的發展。但他們也將面臨manner咖啡廳店員的處境,他們不會再有時間蹲下玩手機,他們去上廁所的時間也會被嚴格規定為10分鐘。同時他們的顧客也會變得更加著急,不會容忍任何拖延。 在豆瓣輕體力小組裡,快銷式咖啡店的工作往往是最快被避雷的。一個分享帖提到,在這裡,清潔過度會導致手疼,工服需要自費,由於對人力成本的壓縮,每個人將會被使用到極限,加班不會有加班費。這位帖主在工作了兩天後迅速離職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
山東菏澤小伙郭有才確實火了,這是他的人生巔峰時刻。 還順便帶火了菏澤車站。 2024年還沒過去一半,中國人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捧出過多少網紅了。哈爾濱的雪,天水的麻辣燙,成都的迪士尼,菏澤的露天KTV。 雖然大多中國人,根本看不懂他們是怎麼紅的。 但沒關係。網路是不會給人思考時間的,紅就得了。今天你紅,明天他紅,總有一天,也會輪到我紅的。紅了,就有流量;有了流量,就有了變現的資本。 大網紅們的流量有多高,變現能力有多強,相信大家都了解,不用我去宣介。這也難怪,為什麼當網紅,已經成為年輕人們的夢想職業之一了。 賺錢嘛,誰不愛呢?年輕人們夢一下,何錯之有? 網路圖片 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爺爺奶奶那一輩年輕時,夢想進廠里當工人。按月發工資,單位食堂到點開飯,老了還有退休金,這可不比在地里刨食,看天吃飯美多了? 爸爸媽媽那一輩年輕時,夢想去城裡當白領。穿著西服,開著桑塔納,和歐美日本來的有錢人們做生意,如果以後能移民去他們那兒,可就更好了。 當我們年輕點時,夢想去外企,去銀行,去互聯網大廠,奮鬥上三五年,拿到年薪百萬,在北上廣深買房,再找個不太差的對象,一起勤勤懇懇地攢錢,還貸款,生孩子,再換學區房。 每一代年輕人的選擇,都是盯著利益二字轉的。什麼行業光鮮,什麼行業得益多,什麼行業就會成為一代人的夢想。 網路圖片 雖然許多人對網紅充滿了成見,覺得他們會帶壞小孩,不配稱為理想職業——但如果讓我們冷靜下來,開動腦筋想一想,好像除了網紅,再沒什麼行業值得拿出來大說特說一番了。 當大官?且不說公務員賽道已經擠滿殺紅了眼的做題家,就我國這樣的官員篩選體制,絕大多人只能一輩子待在最基層,做些雞毛蒜皮的事。你也不願自己孩子困在鄉鎮三十年吧,太太? 賺大錢?買得起蘭博基尼的人,大多是一出生就能買得起的。如果自己吃盡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紅利,都沒攢到一輛蘭博基尼的錢,最好還是別走此刻的經濟下行期,對孩子們懷抱什麼妄想了。 相比之下,當網紅算是好的。那些相貌平平、腦袋空空的人一炮而紅,讓我們覺得自己也彷彿有機會試試看。比當大官、賺大錢、成為科學家之類的夢想,要現實多了。 別說普通人。連地方政府都拉下臉來,要爭著搶著當網紅了。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樣,搞金融,搞教育,搞尖端科技,他們也明白自己做不來。退而求其次,當個網紅,在全國人民面前露個臉,撈把熱錢,不也挺好么? 不是誰都有資格成為一線城市,就像不是誰都能成為人上人一樣。 網路圖片 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輕而易舉地實現夢想。 如果人人都當上網紅,那也就沒有了網紅——起碼,沒有了網紅可以收割的對象。 就像我們的爺爺奶奶沒有成功進廠,爸爸媽媽也沒有成功移民似的。 至於我們,也許成功進了銀行,去了互聯網大廠,到現在究竟過得怎麼樣,不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罷了。 我甚至有時懷疑,這半年以來接二連三冒出來的網紅,是背後有人刻意為之——不是資本,是一些超出資本以外,說都說不得的力量。 那些莫名其妙紅起來的人,紅起來的地方,我們想不明白,那就對了,因為這根本就不是需要我們想明白的。我們只需要相信,互聯網是神奇的,誰都可能紅的,哪兒都可能火的,大家只用翹首以盼,等著哪天這份幸運砸到自己就行,這個道理,與買彩票是一模一樣的。 誰是彩票生意的最大金主?相信大家心裡都有數。 只要有希望,人活著就有盼頭;只要活著有盼頭,就不會輕易做出些過激的事來。 這樣說來,網紅就成了一門光榮的,對社會有意義的職業。就像那句老話說的,讓一部分人先紅起來,先紅帶動後紅,最後達到大家輪流紅的目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薑汁滿頭
過去十多年間,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經管、金融類專業吸引了一批「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他們滿懷野心,相信未來充滿可能性——進投行,年入百萬,和企業高管談笑風生,過上「空中飛人」般忙碌但光鮮的生活。 2023年9月,以為「形勢一片大好」的他們迎面撞上劇烈收縮的招聘市場,之前在職業規劃中從未出現過的銀行變為「救命稻草」。從投行到銀行,他們做出職業選擇改變的同時,也意味著進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評價體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頭」。 這背後是金融業近兩三年所經歷的震蕩。盛時,「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監管來得猝不及防,從2022年5月開始,幾道「限薪令」,一紙「827新政」,以年終獎和福利補貼的縮水為開端,投行的降薪、裁員、縮招接踵而至。 從投行到銀行,走上一條更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他們中有人心懷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動讓渡工作帶來的物質回報和成長,轉向對更加穩定和豐富的個人生活的追求。 這是一個關於信心和預期的故事,發生在金融業,不止於金融業。 中國建設銀行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校園招聘宣講會 「最聰明的人」 今年春節,徐凱陪母親到家附近的銀行網點辦卡。營業員看起來和他年齡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裝,頭也不抬地給他們講解辦卡的手續,語氣不帶起伏,一套冗長的流程不知反覆說過多少遍。隔壁櫃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將手機屏幕貼到玻璃上,拉高聲音問對面,「小夥子,這個理財APP怎麼用啊?」 徐凱對母親自嘲,「這就是我以後的生活。」即將從清華大學經管類專業碩士畢業的他從未這樣預期過自己的未來,直至與殘酷的就業形勢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華」(指國內四家頂級券商,包括中信證券、中信建投證券、中金公司以及華泰聯合證券)之一的暑期實習即將結束。晚上6點,他合上電腦,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樓,輾轉1個小時後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電腦正打算繼續加班。「叮」,一封新郵件傳來,他點開,加粗的一行字沖入眼帘:我們很遺憾地通知,您未能進入XX證券的錄用環節。瞬間,「心拔涼拔涼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為自己穩操勝券。 徐凱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軍,經過幾個月的提心弔膽,終於在今年初收到了國內一家銀行總行管培生項目的錄用通知。簽三方協議書前,他有些猶豫,想等等更好的機會。同學勸他,「現在這個行情下,別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在過去十多年間,經濟、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專業類別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優質生源。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華副校長的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個演講中感慨,「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高西慶也曾公開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機構吸引了整個社會上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 在各類金融機構中,投資銀行(在國內常被稱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鮮尤其令商科生們趨之若鶩,「可以說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華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這樣形容。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就業質量報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業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碩士畢業後進入投資銀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碩士畢業生入職投資銀行。一位北京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大四學生記得,四年前入學時,學院做過一個關於 Target Company(目標公司)的調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學的答案——都是投行。 這背後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鄙視鏈」:最頂端的是投行,銀行排在末尾。每個人的目光都朝上,沒人願意低頭。 但今時不同往昔,「現在這個行情」意味著他們必須接受幾年前「壓根不會考慮」的工作。徐凱出身於一個「銀行世家」,他的母親、舅舅、姥爺都是銀行工作者。母親之前經常苦口婆心地勸他:「兒子,銀行總行可好了,待遇好,風光。每次總行管培到分行學習,行長都得陪著。」母親說的次數多了,他急了,「我去什麼銀行?」 現實的當頭一棒來得突然。首先到來的是遠低於往年的暑期實習留用率,許多優質崗位往往在這一環節被鎖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訴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實習留用率可以達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緊接著是秋招時明顯的縮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計劃只有個位數,有的「乾脆不招」。 招聘人數和待遇同樣穩定的銀行在這時變成清北商科生們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尤其受到青睞。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親戚曾向徐凱透露,2023年,他所在銀行的管培生崗位在全國招大約60人,而應聘者中有將近3000人的簡歷包含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求學背景。這在往年是不可想像的。徐凱記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學對工作的討論中甚至從未出現過銀行這個選項。 競爭驟然加劇之下,招聘市場供需雙方的主動權極大地被逆轉。「海投」成為普遍策略。秋招期間,徐凱一共投遞了三四百個崗位,最後只收到了三個offer,「之前準備了那麼久,付出了那麼多,辛辛苦苦地卷出來,最後被當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揀揀。」 「很無力,很不甘心。」他強調,「這是大家一致的感覺。」 徐凱經常在銀行的面試現場偶遇同專業同學。第一次覺得巧,第二次覺得挺有緣,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後,大家相視一笑,笑中儘是苦澀。 在投行實習期間,徐凱在學校圖書館加班 市場曲線 金融業曾「高歌猛進」。 中國政府網每年發布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勾勒出市場變化的曲線。 2020年的報告中,「增長」「上漲」等類似表述貫穿始終——債券市場發行規模顯著增長,現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線平坦化上行,市場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利率顯著下行,銀行間貨幣市場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換及期貨價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大幅上漲,兩市成交金額顯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員工王安琪的記憶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 2021年,市場整體保持增長態勢。 徐凱就是在這樣的一年考入清華,那時他們同學間開玩笑時會說,「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嗎?」這並非誇張,王安琪記得,那是公司瘋狂擴招的兩年,「幾百幾百地招」。 2022年,嗅覺敏銳的人開始注意到行業下行的徵兆。 最顯性的變化是幾份金融業「限薪令」的陸續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證券公司建立穩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8月,財政部金融司發布《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及重要崗位員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於薪酬總額的35%,績效薪酬的40%以上應當採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於3年。 當年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中,措辭變得謹慎:債券市場平穩運行,國債收益率漲跌互現;債券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穩有序,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交易量持續增加,銀行間衍生品市場成交量保持平穩;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謝超公司的茶水間、衛生間、樓梯間,一些小道消息流傳——風雨欲來。 2023年對於金融從業者來說是不平靜的一年。他們首先迎來的是大幅縮水的年終獎。 謝超在一家業內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慣例,年終獎一般是9-12個月的工資,但2023年只發了2個月的額度,「象徵性地發一發。」王安琪聽說,有同事收到年終獎後吐槽,「比上一年年終獎繳的稅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補貼也在減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標準驟降,原來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萬豪,現在只能在如家和漢庭之間選擇;謝超公司原來的餐標是一天100元,「多花點也無所謂」,現在則要求嚴格控制在標準內,且必須在公司附近消費。 2023年8月27日,對投行從業者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證監會發布《證監會統籌一二級市場平衡優化IPO、再融資監管安排》,明確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階段性收緊IPO節奏」。在業內,這道文件也被稱作「827新政」。 IPO,意為「首次公開募股」,是企業上市的必經之路。在A股全面實行註冊制的當下,企業在提交IPO申請後、成功發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經過受理、審核問詢、上市委審議、報送證監會、證監會註冊幾個環節。 監管收緊之下,很多企業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絆絆。「827新政」推行後,IPO的受理數量明顯減少,審核速度顯著放緩。2023年1月至8月,滬深市場核發IPO批文213家,啟動發行193家;2023年的後四個月內,僅核發批文32家,啟動發行44家。時間回撥,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別為428、481、394家。 主動撤回IPO申請的企業也不在少數。據公開數據統計,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經有99家排隊IPO企業撤回申請,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請的企業為274家。王安琪對記者解釋,這是因為企業等不起,投資人也著急退出,「再拖拖,企業的財務業績不一定像當前那樣好。」無奈之下,企業紛紛另謀出路。 王安琪告訴深一度,「這種行政管制的妥協空間不大。」 一般來說,IPO的準備時間短則一年,長則三年,投行正是從這一過程中賺取高昂的承銷保薦費用,所謂「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但隨著IPO大量終止,投行收入減少,利潤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貴族」之稱的中金公司為例,據其2023年年報,投資銀行業務營業收入同比減少40.3%,營業利潤率同比下滑22.2%。 「利潤變差,自然各種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還是人。」 降薪逐步由傳聞變成現實。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報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員工人均薪酬出現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幾度陷入爭議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為116.42萬元,2023年降為69.72萬元,降幅達40%。 在這輪集體降薪中,「限薪令」針對的高層員工首當其衝。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總額下降,平均降幅達15%。《財新》在此前報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時曾表示,中金被股東要求削減工資包,一度傳出「得砍去一半」的說法。 隨之而來的便是裁員。謝超告訴記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員」,以他所在部門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開始,「主動或被動走掉了快10個人」。據公開信息,2024年以來,中信證券的投行部門進行了人員調整,百餘人從IPO股權崗轉至債權融資、併購重組、投資等業務條線。 一位業內人士此前在接受《財新》採訪時直言,「整個行業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能夠轉崗而非直接辭退算不錯的了。投行做項目,一個IPO團隊人數少則十數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員還可能同時跟進幾個項目。現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創條線有些機會,部分從業者都是無項目可推進的狀態。」 市場收縮的寒意一步步傳導到招聘端。 對於就業形勢的變化,身為投行內部員工的王安琪和謝超並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會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會如此之深。」王安琪說。 行業形勢變化滲透到人才供給端存在一個時間差。大多數學生和徐凱一樣,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發現「沒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凱參加過兩次學院聚餐。六月時,空氣中浮動著燥熱,年輕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動,「大家都覺得形勢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學們交流完彼此去向後相顧無言,震動、無措、慌恐填滿沉默。 對於徐凱而言,投行和銀行代表著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 兩種生活 一次銀行面試結束,徐凱走出大樓,一抬頭,暑期實習的證券公司就在對面。實習三個月,他從來沒有留意過對面是什麼公司、在裡面工作的是什麼樣的人。 一條路的兩側,兩種人生走向。 最直觀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說差距。謝超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投行,員工入職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萬年薪,扣完稅也有六七十萬。即使面臨大幅度降薪,一個月稅後工資也有3萬多。 至於未來的銀行工作,徐凱向在其中工作的學長打聽過,第一年稅後月收入不到1萬。他發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塊夠一個人活,但要是有婚戀打算的話,挺難。」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穩定,但想到未來的收入,「有些恐婚」。 從本質上來說,這背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多位受訪者表示,對於「去能力化」的擔憂是他們之前很少考慮銀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節回老家期間,姥爺、舅舅與徐凱長聊,給他普及銀行內部的「文化」,打了兩劑「預防針」。 「第一針」是銀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規,是風險可控,是不要出問題。 徐凱在心中默默翻譯:螺絲釘一樣的生活,無趣,沒有新鮮感,沒有挑戰性。 「第二針」,銀行是一個重視「人」遠高於「事」的環境。 長輩們語重心長,告訴徐凱工作以後要轉換思維,高度可量化的考核體系不會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國建設銀行曾披露過一個反映各崗位競爭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圖,越靠近塔尖,崗位的報錄比越高,而崗位的熱度和其在體系內的受重視程度緊密掛鉤。塔尖一層的職位有董事會辦公室、黨委辦公室、財務會計部等。 透過面試流程和選拔標準,徐凱逐漸感受到「銀行體系」的特點。 在徐凱參加過的銀行招聘中,一個常見的面試形式是無領導小組討論,「考察的更多是軟實力」,比如面試者的邏輯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相較於過往的專業實習經歷,候選人的學生工作經歷甚至是興趣愛好更受關注。 他還注意到,銀行招聘中,面試官以男性居多,穿著一套規矩的西裝,「整體氣質很穩。」 「去能力化」的結果是跳出銀行體系很難,「進去就出不來了」。想到未來的生活,徐凱「一眼望得到頭。」 走上一條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徐凱是出於無奈,也有的人是主動選擇。 北京大學金融學碩士陳墨,在今年秋天將入職「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資投行實習過半年,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斷認清投行的「B面」的過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無人性」的工作節奏。那半年,陳墨每天8、9點起床,「干到12點閉眼,一周7天都是這樣」。除了加班,還有不計其數的出差。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出差率」的指標,計算方式是出差天數除以工作日總數,他所在業務組的平均出差率高達105%。 在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下,「身體的變化是看得到的」。實習半年,陳墨胖了20多斤,因為完全沒時間運動,「每天凌晨回到家,簡單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運動?第二天還要上班。」脫髮,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擾。 被迫改變的還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陳墨幾乎在朋友圈消失,偶爾和朋友見面也都是約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沒有周末,沒有假期,出門一定帶著電腦,隨時待命。 他觀察身邊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憊,「眼裡真的沒有光」。他記得一個入職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國外工作的男友時隔一年回國,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邊的飯館和男友吃個飯。不湊巧,那天工作特別多,同事實在走不開,一邊幹活兒一邊反反覆復按亮手機看時間,「都要哭出來了」。到了晚上10點,工作還是沒做完,陳墨看到同事出去打電話,回來時眼睛發紅。 職位更高的人從工作中收穫的價值感同樣有限。一位在一家頂級外資投行任總監的學長曾向陳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虛無和悲涼,「你可以把金融市場當成一個遊戲,玩贏了獲得遊戲幣,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讓自己沉浸在遊戲裡面,不敢想太多。」 「門口早餐店賣煎餅果子的大媽可能都比我有活著的實感。」陳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語間的蕭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能填飽一些人的肚子,還能收穫對方的一個笑容。」 陳墨也不認同很多人所說的銀行「去能力化」。在他看來,能力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國有銀行總行的黨委辦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當地省分行的行長都會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說這種工作不好嗎?你能說這種能力不重要嗎?」 意識到投行在高薪光鮮之外的另一面後,像陳墨這樣果斷作出選擇、切換道路的人不在少數。在北大學經濟的趙漾曾在一家工作強度和薪資同樣出名的投行實習了一年多,最後「身體綳不住了」,胸悶心悸、尋麻疹、腸胃炎全都找上門,斷斷續續住院一個月。出院後,她很快提出辭職,一心一意準備銀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發現,另一條路也不好走。銀行對於應聘者有著非常明確的偏好—— 「碩士,黨員,北京人。」趙漾言簡意賅。 秋招期間徐凱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關於「預期」 徐凱有記日記的習慣。工作塵埃落定後,他收拾房間,翻出了本科和碩士期間的厚厚三大本日記。 第一本記錄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後如願以償進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財經類高校,讀金融學。翻著日記,第一次穿西裝拍職業照的興奮、第一次到證券公司面試前的緊張一一浮現。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記在第二本。 他曾詳細記錄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的「coffee chat」。對方談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國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飛人,住高級酒店,吃人均幾千的西餐,與身價數億的企業老闆打高爾夫,和國企高層觥籌交錯——都令他心馳神往。 看著熟悉的字跡,但字裡行間那種帶著懵懂的熱忱已經遠去,徐凱感到恍惚。 隨著他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日記也寫到了第三本。 他逐漸見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實的一面,比如對優績主義的推崇。尤其是進入2023年後,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開始推行末位淘汰機制,「聽到的第一秒會覺得好殘酷,但再一想,從這個地方聽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幾個月間,徐凱記日記的頻率不高,因為忙,也因為「喪」。他說,就像面對股市,入局的時候每個人都充滿信心,但一步步走下來,絕望的情緒順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個秋招期間最忙的一天。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他面了四家公司,從北京的東邊到西北邊再到南邊,面試之間的時間幾乎都在地鐵上度過。晚上趕末班車回到宿舍,他筋疲力盡,第二天醒來後記下了這馬不停蹄的一日。最後他寫道,「希望有好結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個offer都沒有收到。焦慮等字眼開始頻繁出現在日記中。他會隨手記下投遞的崗位。回頭看時,他驚訝自己當時「什麼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鎮銀行都投過。 筆記本翻到最後一頁,只有一句話,是他收到銀行錄用通知那天寫下的。「仔細想想,天天坐飛機、住酒店,這種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跡凝住,又繼續,「是不是?」 他也在日記中梳理過一些關於職業的思考。 「一切都是預期的問題。」他寫道。 預期,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強調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作用。當市場環境震蕩,從業者的信心受挫,長期預期被重塑。 徐凱的一個同學放棄了一家內資投行的offer,最後考公上岸。同學解釋,他聽說了太多降薪、裁員的例子,心有戚戚,「與其說剛進去就被開了,還不如努力進入一個穩定的環境。」 徐凱帶著感慨寫道,「行情好的時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進入鄙視鏈中位置相對靠上的公司,對未來預期也樂觀,覺得年輕的時候累一點就累一點,只要能積累足夠多的資本,努力就有意義。但行情變差,行業偏負面殘酷的一面凸顯,這時選擇進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氣。」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關於職業的「效用函數」,對一份工作的偏好取決於物質回報、穩定程度、成長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對於包括徐凱、陳墨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高薪、光鮮、富有挑戰性和可能性構成了他們曾經對工作的全部想像。但在逐步感受到行業的寒意後,他們開始主動調低收入和成長性的權重,以換取更穩定、閑暇時光更多的生活。 陳墨慶幸及時調整預期,放棄投行後,他久違地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閑時間。 他終於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陽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歡的餐廳從從容容地吃完一頓飯,再看個電影。 為了抓住最後的學生時光,他還報名了學校的交換項目,接受採訪時正在歐洲遊玩。「你看我現在還有功夫出國玩,我要是還做投行的話就得一直實習到畢業。」隔著7000多公里的距離,陳墨輕快的笑聲仍然感染力十足。 轉換軌道後,同樣有人滿意,有人彷徨。 對於有朝一日跳出銀行體系,徐凱仍然隱隱抱著一絲希望。他覺得,人只要活著,就還可以折騰。「現在行情不好,我選了一個偏體制內的工作,等到未來市場轉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嘗試一下?」 但有時,他悲觀地覺得那火光終將熄滅。在銀行工作的學長告訴他,很多人剛進銀行時都更青睞能發揮和鍛煉專業技能的前台崗位,比如金融市場部,但工作幾年後,紛紛考慮轉崗到中後台部門,如財務會計部、人力資源部。學長開玩笑,「都來銀行了,既然這麼穩定,不如再『擺』一點。」 徐凱想,說不准他也會變成一隻泡在溫水裡、不想動彈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會上,徐凱和同屆同學一聊,發現有人回家鄉,進國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沒聽過的小私企,他心裡挺不是滋味,「雖然剛畢業,但有種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覺。」 在聚會上他還見到了幾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學姐。「以後就是兩個圈子了。」他既羨慕,又隱隱有點彆扭,「錯開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