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在沙涛从地铁里失踪6天后，他的妻子尤婷（化名）终于找到了他。在殡仪馆的冷冻柜里，写著无名氏。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邹德强，也成了无名尸体。在官方此前的语境中，他们被描述为失联。 在此之前，她奔走于地铁站口、地铁公司，各级官方机构，只为让地铁公司早点去仍被水淹的地铁里搜救，却被各种借口推诿。 在寻人的过程中，甚至遭遇了勒索：给我费用，我带你去找他。 愤怒的尤婷控诉郑州地铁方面前期防汛预备工作没有做到位，部分地铁线路已进水，五号线却还在正常运营；发现地铁进水后，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及时疏散乘客逃生；后期发生事故没有及时上报，且没有及时做好后续搜救工作等等…… 对于那一度被困在地铁里，生死一线的500多乘客以及大多数灾民看来，尤婷的控诉句句属实，字字凿心。因此，地铁五号线才摆满了祭奠冤魂的鲜花。 但今天，尤婷再次成了主角。网民们扒出，在2019年8月香港市民上街抗争遭员警暴力镇压时，她在微博上多次转发《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抹黑香港抗争市民、支持员警的官宣。 在她和家人生命中最黯淡的时间重提此事，显得很不厚道，如有个朋友说，今天，她仅仅是个灾民。我认同这个说法，也对他们的遭遇有狐兔之悲的共情，但我还是想告诉尤婷香港究竟发生了甚么。 很简单，那些和你们一样年轻，甚至还是未成年孩子的香港人抗争，仅仅是因为不想像您的丈夫一样，在原本应该最安全的地铁里随机就被淹死了。即便有洪水的时候，他们能得到预警，能得到专业的救援，那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的救援机会，不会被只会背诵政治空话的官僚们浪费。 但从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8年里，香港人原有的自由，独立的司法环境，专业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都在被党一天天的夺去，以所谓爱国的名义。 党的高官们想把香港人和你们郑州人一样，随时放在可能被水淹的地铁里，下穿隧道里、哪怕是一个路边的下水道里，自身自灭。但他们自己的孩子，却在加州奢华的山顶海景别墅的泳池边，品著红酒、或喝著下午茶，一边欣赏著海天一色的美景，一边漫不经心地看著郑州水灾的消息，然后动动手指头，发一句“郑州加油，中国加油”！ 这很滑稽。尤婷，您觉得呢？ 郑州冤死者尸骨未寒，五号地铁的幸存者仅仅回现场献花，叙述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被便衣现场警告是在为外媒递刀。按党国的这个逻辑，尤婷你在微博上寻夫，也就成了为海内外敌对势力递刀，这个卖国的大锅，你背吗？ 也许，接下来你可能有上百万（但愿如此）的赔偿，但我采访过数十宗中国矿难、甚至是所谓因公牺牲烈士的经验告诉我，在货币年年贬值的背景下，所谓的善后赔偿，对独生子沙涛的父母，对您，对您仅9个月的孩子，这都是杯水车薪。我甚至看见了今后您一家的艰难。 虽然遭受了生离死别的重创，但我也不指望你已经醒悟。毕竟，武汉敲锣女攻击作家方方那样当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其实一直在我们可怜的祖国重演，也更不指望在官方维稳和民间五毛的双重压力下，你会向香港人道个歉。 但请记住，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创下中国灾害捐款纪录，但仅仅13年后，郑州水灾呢？在祖国的一再欺骗和暴力镇压下，他们累了。哀莫大于心死，请您想想，他们为甚么会转身离去？ 不客气地说，是祖国，和您这样的同胞逼的。 说到这，你未必会同意我的观点，至少在公开层面，你也不敢。但我还是想最后奉劝一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里没有人民，只有书记。如果能拿了钱，带著老人孩子走吧，海角天涯。 他们说，离开了祖国你甚么都不是，其实，离开了祖国，你才能有尊严的活下来。离开了祖国就成愿，节哀顺便。如日本朋友的祈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年在香港机场反送中集会遇袭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的父亲近日在网上发文称，付国豪已从《环球时报》离职，原因是收入太低，无法在北京有安身之所。 付国豪的父亲付学成21日在今日头条帐号发文称，儿子在《环球时报》工作三年，和同事合作愉快，但收入和经济状况却让儿子难以在北京拥有一处安身之所，无奈之下，只能离开北京、离开《环球时报》、离开老胡。其父称，这对儿子来说，是一个痛苦且无奈的选择。 帖文最后说“2019.8.13，成为了历史，《环球时报》成为了过去，而他的目标不会失去，他的脚步依然坚实！” 对于付国豪父亲的帖文，网友反应不一。 有网友认为，北京的房价的确太高，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靠自己在北京买房根本不可能。 但也有网友问，他爸爸发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以为经历了香港事件，就有资本了，这是要《环球时报》或者国家给你解决户口和住房的问题吗？ 2019年8月13日，《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国际机场采访“警察还眼”集会示威时身穿记者反光衣，并近距离拍摄示威者样貌，疑似在记录示威者身份。示威者上前盘问了他，但付国豪转身逃跑。 随后付国豪被示威者包围，有示威者用捆扎带把付的双手反绑了。当时很多人在用粤语和英语提问，也有一些示威者在劝说所有人冷静，有人解开了付国豪的手。 现场秩序稍微恢复一些后，示威者开始询问付国豪，双方用英文对话。被问到“你是谁？”时，付国豪说“我是一名游客。”但立即被质问“那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衣服（记者用反光衣）的？”付国豪说，所持有的记者反光衣是由他人赠送。有示威者提出要看他的身份证件，质疑他是“鬼（警察派来的秘密探员）”。 付国豪随后遭示威者用索带捆绑手脚至行李车上，他说“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示威者从他身上搜出各种物品和证件，摆在地上供在场者和传媒查看拍摄。被搜出的物品包括一件“我爱警察”蓝色T恤衫、双程证、一张英文姓名为FU HAO的民生银行信用卡、一张《环球时报》姓赵的记者名片、一张香港警察的名片，还有一张载明“访客”身份于2019年8月6日访港且逗留期限截至2019年8月13日的入境标签，但并没有付国豪本人的记者证（有线新闻记者后来在查询中国大陆记者身份的官方网页找不到付国豪登记的记录，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资料则能找到，胡锡进则称付国豪尚未完成取得记者证的程序，故无法出示记者证）。有一部分示威者站在付国豪身边，推开试图殴打他的人，并劝说其他示威者不要打人，不要脱别人衣服。 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对暴力行为进行谴责，香港方面则分歧较大，除支持声音外，付国豪的记者身份、工作合法性引起各方争论。 随后付国豪被曝出身份并不简单，他自称是《环球时报》的记者却没有记者证，不但如此他还在中共大外宣麾下的另一家媒体“北京世华万向资讯公司”工作。身份证和信用卡还显示他拥有两个名字，身份证的登记地址位于中共国安部四局的集体宿舍，一时间付国豪的身份谜团成为热门话题。中国官方对付国豪事件的宣传也突然快速降温，大量相关帖子被屏蔽。 2019年9月，《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帖称，《环球时报》召开“香港报道表彰会”，给予付国豪10万（人民币）的奖金，同时称付国豪收入不高，没房，只能租房住，希望10万元奖金可以给他带来好运气，让他在北京买上房，娶上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