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专栏上篇文章《赵克志和郭声琨的下场取决于曾庆红对习近平连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习近平当局对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戏”十九届七中全会，也就是十九届最后一次全会的召开时间是下月9日，同时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建议”时间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惯例，最后一次本届中央全会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党章是否又会修改并不对外公开。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1982年召开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上都对党章做过修改，修改内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依笔者之预测，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党章的话，修改篇幅远不会有十九大那么多。 十九届七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对本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清仓”，同时递补一批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就听取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孙政才、王建平等15人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份15人名单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及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内，无论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开除党籍的处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陆续对外公开；对后3个分别获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者，都是首次对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国是此前的国务院民政部部长，杨焕宁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此类比，那么下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 内容，毫无疑问是包括了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前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前南京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等人被开除党籍的“确认”；以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女）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处分的确认。 相比于五年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本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工作已经远不是那么繁重和庞杂，数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从被“清仓”者的最高政治级别角度比，也已经从政治局委员降至普通中央委员。 自1987年中共党的十三大召开至十九大召开之前为止，每两届党代会之间都会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查办。但十九大闭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和在任其他副国级，比如国务委员、“两高”院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里，都还没有被公开处分者。 除了如上已经被对外公开的肖亚庆和李佳，下月初将召开的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将会宣布对另外某个甚或某几个正省部级的当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进行党纪处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公开宣布对某个副国级的在任领导人进行党内处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如此说来，赵克志也好 ，郭声琨也好，被习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于一天。也就是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对他们两人的“内部冷处理”– 即只给予比留党察看还要轻微的党内处分，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的可能性，一天大于一天。因为但凡此二人从政治忠诚角度不被习近平怀有太大疑心，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当然，因年龄原因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连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者，“平安降落” 之后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从政法系统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经被外界猜测因为“挺薄”有了麻烦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当选”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会场上神采飞扬。央视的新闻镜头里，也有他和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亲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后从网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荣退”一年后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 但是，这一消息当时并未被对外公开。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当局才对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根据中共官方当时那段时间的公开报道内容，周永康“荣退”后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还有很是高调的公开活动。足见当时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开展核查工作”之后。 依此类推，对整个公安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至少应该负“失察”之责的郭声琨也好，赵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烦还在后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本文和本专栏下篇文章中要继续讨论的是，他们这两个现在还分别挂着书记和副书记名头的中央政法委成员，将会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如何改组。话题就要从今天刚刚被宣布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的“东山再起”、“咸鱼翻生”说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体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检察院的内部消息说，本被视为二十大政治局新贵，但今年3月因“年龄原因”卸任湖北书记，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以为他“退居二线”被仕途看淡的应勇的身影，已经于8月20日左右出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会议上已经宣布，中央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排名在另一名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正部长级）童建明之前。 当时的这则消息来源中，也还说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举行，届时会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副检察长。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宣布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日经表决，任命应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也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 回顾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张军以首席大检察官身份任命一个一级大检察官的时间，是2020年5月20日。当时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担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经近两年，严格说是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了。只不过是他在被宣布为一级大检察官的前几天，刚刚被中组部宣布为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正部长级）。中共官网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童建明、陈国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职务先后是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依其如此资历，现如今当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书记、毕竟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应勇之后。 也是在今天宣布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同时，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应勇的词条修正为“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网站也重新排列领导人名单，张军之下就是应勇，童建明从老二变成了老三。 笔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须严守新闻纪律的中共内地新闻媒体，也还是要想方设法表示出一点对应勇这一年内职务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内地媒体报道此新闻的标题就是《湖北省委原书记应勇履新最高检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线》，内容中强调“此次任职最高检，将是应勇今年来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应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赶赴湖北任职，在湖北工作770余天；2022年3月，应勇卸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后赴京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番履新最高检，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阵地……。” 笔者在这里把应勇今年内的职务变化说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为这个月球人都知道其为习近平铁杆亲信之背景的应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从湖北省委书记改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二线职务时，虽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部级一线职务的封顶年龄，但仍然还是被新华社的报道中特别解释了一句“因年龄原因”，从在中共政坛上的政治前途看当然是“日落西山”。而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挂名副主任返回一线，出任最高检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及党组副书记，而且是赶在距二十大召开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宣布，毫无疑问是要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并在此基础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与政治局委员一样都是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长。可以戏称是“咸鱼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从今年3月底离开湖北省委，到十几天以前突然现身在最高检察院的那段时间的应勇，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段基于某种特定需要的“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习近平的铁杆政治亲信应勇，笔者过去几年来已经在本专栏有多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他的过去，分析了他的现在并预测了他的未来。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晋升前景》、去年7月《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去年11月的《应勇和彭清华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国级的省级党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应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实职，并被新华社特地强调为“因年龄原因”之后，笔者也曾一度怀疑，这个应勇是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猜测不到的原因失宠于习近平了？ 而现如今，无论是先安排应勇“退居二线”然后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线”，为晋升副国级热身的这一番骚操作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幕后考量，或者是基于我们外界无法猜测到的复杂人事斗争原因，他应勇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以65岁的年龄晋升副国级的前景，已经和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共党魁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至于他应勇未来是否会如同今天几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张军的最高检察长，还是其他副国级实职，甚至直接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入局，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分析重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节目的文章《正是江泽民在否定乔石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时代的党委办案》中，介绍了江泽民在1992年月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和职责权限上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具体的过程是，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为九人制，增加了一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至此，已经担任了五年时间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从副国级升至了正国级。 这个罗干是从1993年3月开始成为副国级的，具体职务是十四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段时间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如此说来，这段时间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是兼职。 1997年月1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罗干的党内职务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比江泽民还年长一岁多的任建新则因为年龄原因未再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职务都是继续担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国人大召开。 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干则被宣布继任国务委员，但不再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是次“两会”结束后的当天，罗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党、政双重副国级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职务。 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个中央政法委是没有副书记设置的。当时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和国务院司法部长一样，在政法委内都只是排名有先后的普通政法委委员。 2002年11月15日，时年67岁，被新任总书记胡锦涛说成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老大哥”的罗干，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维基百科》对罗干的介绍内容里说，当时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负责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工作。 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权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党、政、军、警察系统内所统辖的机构还不止如上所有，更还包括国务院的民政系统、当时表面挂靠国务院的宗教管理系统，以及海关、边防，等等。 罗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整个机构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从罗干于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十年。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因为身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在欲左右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更过分的是，重新开始设置的政法委副书记一职也从此被“法定”为同时期的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当年，江泽民在随着陈云和邓小平的先后去世，自己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后，都没有设计出要把毛泽东时代令公安部长权力恶性膨胀的作法发扬光大，当时只是安排已经担任了整整十年国家安全部长的贾春旺平调为公安部长，继续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而到他江泽民自己准备退位的同时，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锦涛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专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从政治局委员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还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从所谓的“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评判江泽民退休之前的这一“党内重大体制改革”，也称得上是极其恶劣，后患无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那以后的多数地方各级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级公安厅、局长出任，党内身份当然是同级党委常委。 2015年前后，在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刊登过一篇标题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终结 但话语权仍巨大》的署名文章总结说：公安一把手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的现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后。2003年11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职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有了上层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该文引述《新京报》的报道内容：以地市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换届时，有的地市公安局长90%都是同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报道，据青海省委组织部的一个统计，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个县（区、市）有20名政法委书记兼任了公安局领导，或是党委书记，或是局长。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龙继辉在中国江苏网对此发表评论，称此现象是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意义也开始显现。分析普遍认为，这直接导致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警权扩张，被学术界认为有碍司法公正。龙继辉称，如果公安工作没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护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能是冤假错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该文公开揭露说：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期间，实行高压维稳政策，维稳经费逐年升高，一度超过国防开支。 当时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质疑和自己行业毫不相关的司法领域：“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这个体制特别不顺。” 这位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说，她曾经听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同志感叹工作很为难。“比如，领导开会决定了一个事，那这个领导包不包括政法委书记呢？如果包括，就得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从业务上来说，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对公安局做出的不当行为提出不同的意见。”吴代表指出，这种党政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影响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 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此前后又配备出台了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文件。从那以后，省及以下的政法委书记都是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的专职，而唯一一名副书记则是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仍然还是公安的地位高于检察院和法院。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后，江泽民也已经不能再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酝酿过程中，虽然也是无可奈何地让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书记升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时也还是迈出了对整个政法委“限权”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长兼职之后，不再令继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可能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王立军已经被从美国驻成都领馆带回北京，薄熙来四面楚歌的时候，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九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周永康是唯一一个敢于继续公开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刚刚在同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继任中央委员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被宣布上调北京，接替已经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长职务。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关网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员改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从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开始，再到郭声琨，再到赵克志，他们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时间，都不是在他们仅仅是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之初，而是在他们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的次年3月，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决通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后。原因应该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也就是被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前，其级别还只是正省部级，所以暂时不宜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避免被诟病为正部级领导副国级 — 因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员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是副国级。 但如今的习近平不但是让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即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甚至还把个王小洪同时也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彻彻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次节目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