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專欄上篇文章《趙克志和郭聲琨的下場取決於曾慶紅對習近平連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習近平當局對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戲」十九屆七中全會，也就是十九屆最後一次全會的召開時間是下月9日，同時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建議」時間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慣例，最後一次本屆中央全會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審議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黨章是否又會修改並不對外公開。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是1982年召開十二大以來，歷次黨代會上都對黨章做過修改，修改內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依筆者之預測，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黨章的話，修改篇幅遠不會有十九大那麼多。 十九屆七中全會上，還有一項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對本屆中央委員會進行「清倉」，同時遞補一批中央候補委員為中央委員。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就聽取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孫政才、王建平等15人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份15人名單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及時任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在內，無論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開除黨籍的處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會召開之前陸續對外公開；對後3個分別獲留黨察看和撤銷黨內職務處分者，都是首次對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國是此前的國務院民政部部長，楊煥寧則是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以此類比，那麼下月9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對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清倉」 內容，毫無疑問是包括了對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司法部長傅正華，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法院前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前南京市委書記和江蘇省委副書記張敬華等人被開除黨籍的「確認」；以及對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女）給予撤消黨內職務處分的確認。 相比於五年前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對本屆中央委員會的「清倉」工作已經遠不是那麼繁重和龐雜，數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從被「清倉」者的最高政治級別角度比，也已經從政治局委員降至普通中央委員。 自1987年中共黨的十三大召開至十九大召開之前為止，每兩屆黨代會之間都會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被查辦。但十九大閉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開的時間只剩一個半月的時間，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和在任其他副國級，比如國務委員、「兩高」院長，以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領導人里，都還沒有被公開處分者。 除了如上已經被對外公開的肖亞慶和李佳，下月初將召開的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將會宣布對另外某個甚或某幾個正省部級的當屆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進行黨紀處分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公開宣布對某個副國級的在任領導人進行黨內處分的可能性，基本沒有了。如此說來，趙克志也好 ，郭聲琨也好，被習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於一天。也就是我們本專欄過去文章中所說的，對他們兩人的「內部冷處理」– 即只給予比留黨察看還要輕微的黨內處分，比如黨內警告，至多是嚴重警告，甚或只是內部「通報批評」，同時令其所擔任的主要職務「自然終止」，即「到點下車」的可能性，一天大於一天。因為但凡此二人從政治忠誠角度不被習近平懷有太大疑心，習近平本人也不願意給外界一個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從上到下全都爛透了的印象。 當然，因年齡原因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不再連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者，「平安降落」 之後終究還是沒有逃脫被整肅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從政法系統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經被外界猜測因為「挺薄」有了麻煩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當選」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會場上神采飛揚。央視的新聞鏡頭裡，也有他和胡錦濤、習近平等人「親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後從網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榮退」一年後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在查辦案件中發現的周永康違紀線索情況的彙報，決定開展相應核查工作」。 但是，這一消息當時並未被對外公開。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當局才對外公開宣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開展核查工作情況的彙報，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 而根據中共官方當時那段時間的公開報道內容，周永康「榮退」後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還有很是高調的公開活動。足見當時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時間應該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開展核查工作」之後。 依此類推，對整個公安系統內形成了一個「孫力軍政治團伙」至少應該負「失察」之責的郭聲琨也好，趙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煩還在後頭」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而本文和本專欄下篇文章中要繼續討論的是，他們這兩個現在還分別掛著書記和副書記名頭的中央政法委成員，將會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之後如何改組。話題就要從今天剛剛被宣布為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的應勇的「東山再起」、「鹹魚翻生」說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體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檢察院的內部消息說，本被視為二十大政治局新貴，但今年3月因「年齡原因」卸任湖北書記，轉任中國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界以為他「退居二線」被仕途看淡的應勇的身影，已經於8月20日左右出現在最高檢察院。最高檢察院的黨組會議上已經宣布，中央任命應勇為最高檢察院黨組副書記，排名在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正部長級）童建明之前。 當時的這則消息來源中，也還說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於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舉行，屆時會任命應勇為最高檢副檢察長。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體已經宣布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2日經表決，任命應勇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 與此同時，中共官媒也發布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應勇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大檢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大檢察官張軍」。 回顧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張軍以首席大檢察官身份任命一個一級大檢察官的時間，是2020年5月20日。當時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擔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已經近兩年，嚴格說是1年零11個月的時間了。只不過是他在被宣布為一級大檢察官的前幾天，剛剛被中組部宣布為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正部長級）。中共官網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童建明、陳國慶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職務先後是最高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辦公廳主任，最高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河北省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河北省委常委、秘書長、省直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依其如此資歷，現如今當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書記、畢竟還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應勇之後。 也是在今天宣布應勇為最高檢察院副院長的同時，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應勇的詞條修正為「現任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檢察院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一級大檢察官」。 與此同時，最高檢察院網站也重新排列領導人名單，張軍之下就是應勇，童建明從老二變成了老三。 筆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須嚴守新聞紀律的中共內地新聞媒體，也還是要想方設法表示出一點對應勇這一年內職務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內地媒體報道此新聞的標題就是《湖北省委原書記應勇履新最高檢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線》，內容中強調「此次任職最高檢，將是應勇今年來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應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趕赴湖北任職，在湖北工作770餘天；2022年3月，應勇卸任湖北省委書記職務，後赴京擔任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番履新最高檢，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陣地……。」 筆者在這裡把應勇今年內的職務變化說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為這個月球人都知道其為習近平鐵杆親信之背景的應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從湖北省委書記改任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二線職務時，雖並未達到65歲的正省部級一線職務的封頂年齡，但仍然還是被新華社的報道中特別解釋了一句「因年齡原因」，從在中共政壇上的政治前途看當然是「日落西山」。而從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掛名副主任返回一線，出任最高檢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及黨組副書記，而且是趕在距二十大召開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宣布，毫無疑問是要在二十大上繼任中央委員，並在此基礎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與政治局委員一樣都是副國級的最高檢察長。可以戲稱是「鹹魚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說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從今年3月底離開湖北省委，到十幾天以前突然現身在最高檢察院的那段時間的應勇，只不過是完成了一段基於某種特定需要的「詐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關於習近平的鐵杆政治親信應勇，筆者過去幾年來已經在本專欄有多篇文章分別介紹了他的過去，分析了他的現在並預測了他的未來。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實死亡人數與應勇的副國級晉陞前景》、去年7月《誰會與應勇競爭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去年11月的《應勇和彭清華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國級的省級黨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應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書記實職，並被新華社特地強調為「因年齡原因」之後，筆者也曾一度懷疑，這個應勇是不是因為什麼外界猜測不到的原因失寵於習近平了？ 而現如今，無論是先安排應勇「退居二線」然後又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線」，為晉陞副國級熱身的這一番騷操作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幕後考量，或者是基於我們外界無法猜測到的複雜人事鬥爭原因，他應勇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以65歲的年齡晉陞副國級的前景，已經和習近平連任第三屆中共黨魁一樣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至於他應勇未來是否會如同今天幾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張軍的最高檢察長，還是其他副國級實職，甚至直接在二十屆一中全會上入局，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分析重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節目的文章《正是江澤民在否定喬石的基礎上恢復了毛時代的黨委辦案》中，介紹了江澤民在1992年月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這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和職責許可權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具體的過程是，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把原來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為九人制，增加了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委員會主任。至此，已經擔任了五年時間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從副國級升至了正國級。 這個羅干是從1993年3月開始成為副國級的，具體職務是十四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這段時間裡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是十四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如此說來，這段時間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副書記都是兼職。 1997年月1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羅乾的黨內職務升格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比江澤民還年長一歲多的任建新則因為年齡原因未再進入中央書記處，但他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最高法院院長職務都是繼續擔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國人大召開。 在1998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干則被宣布繼任國務委員，但不再兼任國務院秘書長。 是次「兩會」結束後的當天，羅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的黨、政雙重副國級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職務。 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裡，這個中央政法委是沒有副書記設置的。當時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國家安全部長和國務院司法部長一樣，在政法委內都只是排名有先後的普通政法委委員。 2002年11月15日，時年67歲，被新任總書記胡錦濤說成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老大哥」的羅干，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維基百科》對羅乾的介紹內容里說，當時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負責指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工作。 其實，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權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黨、政、軍、警察系統內所統轄的機構還不止如上所有，更還包括國務院的民政系統、當時表面掛靠國務院的宗教管理系統，以及海關、邊防，等等。 羅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專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後，整個機構自然也水漲船高，成為和中央書記處、中紀委平起平坐的正國級機構。 從羅干於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權力和許可權惡性膨脹的十年。當時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因為身兼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調動和指揮軍隊的權力，但在欲左右公檢法時卻因為中間隔著一個身兼政法委書記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於所謂的「黨內分工」。更過分的是，重新開始設置的政法委副書記一職也從此被「法定」為同時期的公安部長，形成了公安部長有權命令和指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荒唐局面。 當年，江澤民在隨著陳雲和鄧小平的先後去世，自己的權力已經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後，都沒有設計出要把毛澤東時代令公安部長權力惡性膨脹的作法發揚光大，當時只是安排已經擔任了整整十年國家安全部長的賈春旺平調為公安部長，繼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 而到他江澤民自己準備退位的同時，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錦濤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專職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從政治局委員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時，還製造出了一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長，絕對稱得上是極其陰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上，從所謂的「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評判江澤民退休之前的這一「黨內重大體制改革」，也稱得上是極其惡劣，後患無窮。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從那以後的多數地方各級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級公安廳、局長出任，黨內身份當然是同級黨委常委。 2015年前後，在中國內地公開網站上刊登過一篇標題為《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終結 但話語權仍巨大》的署名文章總結說：公安一把手由同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兼任的現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後。2003年11月18日，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決定提出，「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從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調職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武警部隊第一政委。「有了上層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該文引述《新京報》的報道內容：以地市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換屆時，有的地市公安局長90%都是同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在省一級，到2008年10月，全國有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已經高配為副省級。其中11名由省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將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報道，據青海省委組織部的一個統計，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個縣（區、市）有20名政法委書記兼任了公安局領導，或是黨委書記，或是局長。此外，還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職兼任公安局長。 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檢察院監所檢察科科長龍繼輝在中國江蘇網對此發表評論，稱此現象是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政方針指引下，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確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 但是這種模式的負面意義也開始顯現。分析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公檢法三家，公安一家獨大，警權擴張，被學術界認為有礙司法公正。龍繼輝稱，如果公安工作沒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護短，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可能是冤假錯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該文公開揭露說：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統期間，實行高壓維穩政策，維穩經費逐年升高，一度超過國防開支。 當時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質疑和自己行業毫不相關的司法領域：「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長，公安局本來是檢察院的監督對象，但被監督者是監督者的領導，這個體制特別不順。」 這位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說，她曾經聽到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同志感嘆工作很為難。「比如，領導開會決定了一個事，那這個領導包不包括政法委書記呢？如果包括，就得服從他的領導。但如果這個事情做得不對，從業務上來說，檢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對公安局做出的不當行為提出不同的意見。」吳代表指出，這種黨政關係的扭曲和錯位影響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政法委書記不能身兼公安局長」。 2010年4月，中組部下發文件，要求省級政法委書記不兼任公安廳（局）長。在此前後又配備出台了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文件。從那以後，省及以下的政法委書記都是進入同級黨委常委會的專職，而唯一一名副書記則是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仍然還是公安的地位高於檢察院和法院。 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後，江澤民也已經不能再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醞釀過程中，雖然也是無可奈何地讓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書記升任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時也還是邁出了對整個政法委「限權」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長兼職之後，不再令繼任公安部長進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事後看來，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因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政法委副書記，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權力之大，特別是在對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統的幹部任命上的直接影響力，絕對是過去從趙蒼壁到賈春旺等歷任公安部長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而正因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兼國務院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長的五年經歷之後，再遞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所以他在胡錦濤執政的後五年里，已經可以憑藉手中政治實力與總書記兼軍委主席胡錦濤分庭抗禮了。 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當年以周永康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權力和勢力的空前膨脹，可能就沒有當時的薄熙來錯判形勢、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證明就是，當年王立軍已經被從美國駐成都領館帶回北京，薄熙來四面楚歌的時候，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九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時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周永康是唯一一個敢於繼續公開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剛剛在同月早些時候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繼任中央委員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被宣布上調北京，接替已經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長職務。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關網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員改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這裡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從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開始，再到郭聲琨，再到趙克志，他們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時間，都不是在他們僅僅是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之初，而是在他們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的次年3月，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表決通過」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後。原因應該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長的頭幾個月里，也就是被全國人大會議「表決」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前，其級別還只是正省部級，所以暫時不宜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以避免被詬病為正部級領導副國級 — 因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員的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是副國級。 但如今的習近平不但是讓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即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甚至還把個王小洪同時也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徹徹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下次節目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