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赵乐际为什么会为对唐一军的前老板刘枫有求必应？》介绍了中共司法部的前部长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出身，但坊间多认为他之前之所以能够一度被快速提拔，并非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一把手的习近平的主导，而是赵乐际。因为唐一军与赵乐际之间的牵线人，前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与赵乐际父亲之间曾经的“患难与共”，决定了赵乐际一朝权在手，报答自己当年的“刘叔叔”实属必然。 不过呢，这个也是和习近平、赵乐际等人一样的知青出身的唐一军在中共政坛上一路走来，政治恩公肯定不止刘枫和赵乐际两人。 不妨先从这个唐一军的早期经历说起。 祖籍是山东莒县的唐一军生于1961年3月，16岁入下乡插队，说明他当年应该只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只读了一年。我们无从查证这个唐一军的父辈，但唐一军本人从1977年7月至1980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能够先后辗转三个分属不同县份的公社里“参加劳动”，然后又于1980年10月被直接“招干”，“官”至浙江丽水地委党校的资料员，就足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还是颇有“走后门”之实力的。再从其原籍是山东莒县分析，他的父辈十有八九是中共建国之初的“南下干部”，日后在当地（最可能是当时的丽水地委）已经有了一定的官位。 不过呢，相比于习近平和赵乐际等当年的“插队知青”们，青少年时代的唐一军似乎是胸无大志，至少是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所以居然拖到了1985年10月，都已经24岁半了才迟迟加入中共。 1984年，当时还没有入党的唐一军居然能够进入浙江省委党校的“理论本科班”，入班之后一年就被入党。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本科理论班”学制却只有两年，而且“班”里还细分“专业”，唐一军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唐一军的这一早期“学历”，似乎也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的“门子”挺硬。 至于他的后期“学历”，当然是“研究生”—-必须的。不过，那只是党校研究生，而且还是“函授”研究生。 当然，与同时期、同级别的中共非外事系统的官员们相比，唐一军的“学历”也有其“亮点”。他日后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当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即发布新任司法部长简历，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份。其中说他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进入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关键是这句 “并赴美国培训”。此其一。 其二，他在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毫无疑问，既然是“强化班”，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唐一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这一点，肯定是比当今圣上习近平和赵乐等 “国际化”了许多。 唐一军的官方简历中说他1986年7月“本科”毕业后便进入浙江省委系统，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普通)干事起任，经历了副主任干事（副科级）、主任干事（正科级），然后就是1991年7月调进浙江省委办公厅，陆续升任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因为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省委副书记刘枫的专职秘书，而副省部级的秘书能够享受的最高组织待遇也就是正处级。 期间，被唐一军专职服务的政治主子刘枫因为很快就要从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位置上告别省委常委会，改为专职政协主席，于是便把唐一军平级调至“基层”，出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两个月之后就被宣布为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官至副（地）厅级。 在此位置上完成 “赴美国培训”的半年之后，唐一军被调回省委，出任省纪委秘书长，具体时间是2002年4月。两个月之后又被宣布为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不过从组织级别上讲，这次的职务变动虽然是从基层再进省委，但还是应该是属于平调。也就是说，在习近平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职务上调入浙江并短暂由省长过渡到省委书记职务时，唐一军还是上任才几个月的副厅级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接下来，这个唐一军能有机会进入中组部的“英语强化班”受训，不一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他在中组部 “英语强化班”结业的四个月后即被升任正（地）厅级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唐一军到宁波任职的开始时间是2005年5月，先是以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2010年4月开始又转兼市政法委书记至2011年2月。这近6年的时间里，浙江的省委书记2007年3月由习近平换成赵洪柱，赵洪柱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由他任命过的宁波市委书记是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的王辉忠。王辉忠主政宁波期间，省委和中组部至少是当时还没有考虑过让唐一军出任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这两个实权职务，但同时又因为他唐一军在市委副职的位置上已经足够“元老”，这才给了他一次安慰性的提升，于2011年2月安排他离开市委常委会，同时出任市政协主席。虽说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便退居二线”，但毕竟是官至副省部级了。所以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还曾进过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唐一军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的时间是2016年8月27日，这个职务的继任者是比唐一军年长5岁，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升居二线”的杨戌标。 不过呢，在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职务的三个多月之前，他唐一军已经于当年5月5日被中组部和浙江省委先行任命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继而又于2016年8月23日，也就是他“辞去”政协职务的前4天，又被宣布任命为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同时兼代市长。 这一任命发出当天，立刻引起中国内地媒体的强烈关注，纷纷以《政协主席代市长再任书记 罕见一身挑三职》这样的标题亮瞎读者眼球。 “长安街知事”当时发出的权威解释说：宁波是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一把手”都是副部，唐一军的任职虽是平级变动，亦很罕见。由于政协主席职务需要在政协全体大会上完成交替，因此唐一军现在暂时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四职于一身。 在唐一军“重返一线”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市委一把手先是于2013年4月由王辉忠换成比唐一军年长4岁，由宁波市长就地升任的刘奇。2016年2月29，刘奇被中组部宣布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候任代省长、省长）。从此宁波市委书记职务居然被空缺，直到半年后唐一军被任命。 而就在刘奇离开宁波市委书记职务的半个月之后，此前于2013年5月从浙江省副省长位置上“下放”接替刘奇宁波市长职务的卢子跃在2016年3月16日突然被中纪委官宣“落马”，其罪名一大堆，包括中共一般贪官所共有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也有稍显另类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以及长期搞迷信活动，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还有就是“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至于这个或者这些“他人”都是谁，笔者至今未核查出个结果。 日后，这个卢市长被在珠海市异地审判，以金额达1.47亿余元的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子跃被宣布“落马”后，宁波市长位置也一度被空缺，直到当年5月5日唐一军被宣布“代理”。 唐一军先“代理”市长，后马上就又被宣布为市委书记的次日，“长安街知事”的评论特别强调“唐一军在宁波工作了11年，2005年他到宁波上任时，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2011年，他50岁，成为‘年轻’的市政协主席。此外，他还曾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纪检干部。2002年至2005年，他当了3年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转任宁波后，又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纪委书记5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纪检。” 接掌了宁波市的党政大权之后，宁波人都相信唐一军总会在宁波多呆上一阵子，没成想上面根本没从宁波当地党政工作的延续性考虑，先是于唐一军上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半年之后，即宣布他为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等于是宣布了唐一军宁波市委书记的兼职不会长久。时间又过了半年， 2017年10月唐一军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当月，即被宣布调离浙江，高就兼任代省长的辽宁省委副书记。继而就是正式的省长。 如此说来，本来已经进入“二线”岗位的唐一军，从重返一线担任副省级城市的代市长、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再到被异地提拔为省长，历时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如此骚操作，肯定不是当时的江浙省委力所能为，而当时在习近平手下负责操盘十八大“两委”名单的制定和与此同时的各省、部换届的“中央有关部门”第一负责人就是赵乐际。所以，唐一军在共产党仕途上的最关键一步，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就是赵乐际。而唐一军在步入中共政坛之后从年龄角度讲是最宝贵的几年里都是在贴身伺候的刘枫，因为是我们上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过的赵乐际当年的“刘叔叔”，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引荐人。 众所周知，随着2022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闭幕，赵乐际晋升了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他的中组部长职务便交给了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同住了四年时间的“上铺兄弟”陈希。不过，在向陈希交接之前，唐一军的进一步职务安排，应该是在赵乐际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先安排唐一军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同时，就已经为他设计好了的下一步。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司法部先后有过的五个”污点部长”》中已经介绍了在唐一军之前担任过司法部长职务者，第四个出问题的是中共司法部第11任部长傅政华，上任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被免去部长职务并退居二线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在位时间两年零41天。 比唐一军年长6岁的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13日，十九大召开时以公安部正部级常务副部长身份“当选”中央委员，时年62岁零7个月。 2018年3月，已年满63岁的傅政华被“决定”接替只当了一年司法部长就晋升最高检察长的张军的司法部长职务。而事先在做这一“决定”之前，在习近平领导下具体操盘十九大人事的赵乐际应该是已经为唐一军考虑好了接班傅政华司法部长的两年之后。 如果说十九大召开之前只是让唐一军在宁波代市长和宁波市委书记，以及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过渡了14个月时间，实在是对宁波当地党委工作的延续性不负责任，那么让唐一军在辽宁省长位置上只过渡了两年半不到，同样也是对辽宁省的政府工作不负责任。而事后回想起来，先前中央组织部长先后把宁波代市长、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长的重要工作岗位都当成迅速提升并委以国务院要职的唐一军的政治踏板，无疑会引发当地党政官员们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唐一军无论是在宁波当地还是在辽宁当地虽然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但却都是贻害无穷—-主要是引导、纵容许家印和他的“集团”在当地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积重难返……。而这很可能就是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唐一军落选中央委员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共二十大）大会期间，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预选。提名二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2名，差额17名，当选205名，差额比例为8.3%…….。” 笔者相信唐一军是这被差额下去的17人之一，而不是事先根本没有被提名。完成本文前，笔者再次核对了中共二十大主席团名单，证实了唐一军名列其中。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能够进入本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适龄者（时年63岁及以下），而且还是在位的部委一把手，其大名应该是同时也出现在本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中的。 试想，在二十大各代表团酝酿中委预选名单的过程中，只要是从浙江和辽宁两个代表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里大量跑票， 他唐一军进入被“差额”的百分之八点三就是肯定的了。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周六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从央视播出的画面看，这位世界上“最孤独的领导人”之一，展开双臂，热烈拥抱中共三号人物赵乐际。 赵乐际代表习近平访问朝鲜，从金正恩会见赵乐际的画面看，金正恩很高兴，见到赵乐际，笑容可掬，张开双臂拥抱，左一个，右一个，三大抱，金很放得开，赵略微拘谨。接下来朝会议室走，金大步走，赵乐际知趣地紧随。正式会谈的场面，有点像普京接见王毅或者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模式，围绕一张大椭圆桌，金正恩一人占据一方，赞扬朝中友谊，赵乐际一排坐在对面，或洗耳恭听，或做出汇报状。 据新华社报道，赵乐际这是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平壤，与金正恩会面时，首先转达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赵乐际对金正恩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的报道称，金正恩在会晤时表示，赵乐际率团访问朝鲜，“有力彰显了朝中关系根基深厚、牢不可破”。两国友谊，“历经风风雨雨，世世代代传承”。金正恩和赵乐际高调宣布，要开创中朝关系“新篇章”。 有人戏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岁寒三友”，当然这是颠倒其古意而用之，三位领导人领导的国家，在当今世界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孤立局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俄罗斯，尤其在俄罗斯侵乌以来，拜登明确宣布普京为“国际弃儿”，但是，普京还有几个朋友，尤其有习近平这个“老朋友”，习近平也视普京为他“最好的朋友”。 金正恩本来是最孤独的，不怕饿死多少本国人民，宁肯实验原子弹，遭到国际社会连连制裁，甚至连中国都曾加入过制裁朝鲜之列。但金正恩的朝鲜是“老孤独”了，虱子多了不怕咬，每当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完全从朝鲜半岛移开，金正恩那边总会出来放个响，比如弹道导弹试验之类，让大家，尤其让日韩紧张一阵。 不过，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中国及韩国正协调5月26日及27日在韩国举行三国峰会，这将是三国峰会中断四年半后再度登场，讨论的核心议题预计是朝鲜发展核武。 但讨论归讨论，制裁归制裁，朝鲜虽然被搁在国际社会的冷板凳上，核武库是越来越壮大了。有分析指，这其中，应少不了中俄的支持。 法新社报道说，金正恩还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与习近平见了面，这次赵乐际访朝，韩国一些媒体分析可能是为金正恩未来几月访问北京在做准备。
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 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 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 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 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 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 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 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 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 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 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 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 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 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 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 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 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 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 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 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 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 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到本文刊登和播出的10月10日为止，中共习近平当局对于其二十大的日程安排，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作为二十大预备会议的十九大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 七中全会，已经于9日按时召开，新华社为此播发了简讯。按照惯例，这场会议开三至四天，会议结束当天才会有“公报”发出，其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就是一句“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而在这个七中全会按时召开的前一天，为时两天的中纪委七中全会已经结束。当天发布的会议公报，以一些外界评论认为是文字之短堪称史上之最并罕见地未涉及人事安排。 在此之前， 外界媒体纷纷转载过最早出自香港《明报》的一则，关于中纪委系统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将有重大人事调整的报道。具体内容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孙新阳，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及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福海将升任中纪委副书记。 但笔者注意到，此三人中的孙新阳和刘学新均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如果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任何时候被晋升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话，都没有程序障碍。但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张福海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没有可能被宣布为中纪委副书记。举个最令外界熟知的例子，当年邓小平下令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却没有可能把他朱镕基同时也“增补”进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因就是朱镕基只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中央委员中产生，与必然是中纪委常委的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只能从中纪委委员中产生是同样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赵乐际和杨晓渡当初在十九大上即“当选”了中央委员，又“当选”了中纪委委员。 当然，笔者相信《明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依据之一是上海方面的党媒已经于日前刊登报道说：“中共中央批准：李仰哲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依据之二是，公安部网站上的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也已经由孙新阳换成了任爱荣。 这个孙新阳被外界关注，是始于笔者今年7月初在本专栏发表的《除了王小洪，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嫡系叫孙新阳》一文。继而笔者又于今年7月8日在本专栏发表《公安部纪检大权从习近平旧部转给习近平老乡》一文，在该文章的结尾已经断言过，“到今年二十大召开时他（孙新阳）才满58岁，而且在副省部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已经持续了十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后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并很有可能会在二十大上就晋升中纪委副书记。” 至于张福海，截止目前并未被中共当局宣布免去其在广东省委的职务。当然不排除这个张福海也有在二十大上，与孙新阳和刘学新一同进入新一届中纪委常委会，并被安排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可能。但届时的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也就是杨晓渡的接班人角色落到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个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虽然已经被内定在二十大上晋升，但截止二十大召开之前，他们仍然还只是副部级。从副部级跳升副国级，尺度有点大了。 就以杨晓渡为例，此人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前，也仅仅是十八届的中纪委委员。但他在十八大召开后两年，也就是2014年，即已经由上海市纪委书记升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16年，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央监察委成立之前的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也就是说，他当时是从已经担任了三年时间的正部长级位置上晋升副国级的。 最近一两个月里，随着中共二十大召开时日的临近，关于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谁上谁下”的名单一再被境外媒体“推陈出新”。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少不了赵乐际，因为他毕竟是现存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 不过，无论是习近平依照“惯例”，还是从其个人“权谋”的角度出发，即使让赵乐际在二十大上连任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基础上安排他再掌管一届中纪委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主席；小概率是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习近平之外全退的前提下，让其中最年轻的赵乐际步王歧山的后尘。 当然，无论可能性有多大，假如出现除习近平之外其他六人全退的安排，其中的赵乐际告老还乡，而由王沪宁扮演一届王歧山目前扮演的角色，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笔者生发出如此“奇想”，是受到昨天偶然听到的一位政评播主的“二十大新常委预测”的启发。该播主声称，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七加一”，即七个政治局常委加一个国家副主席，而这个国家副主席，也就是王歧山目前职务的接班人将会是栗战书。 殊不知，岂止是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就是曾经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那个政治局常委也是完全没有可能改任国家副主席的。道理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主席也好，还有国务院总理，都是国家机关的正职负责人，而国家副主席无论是否政治局常委，都只不过是一届副职而已。所以，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者，和已经是国务院总理者，若被安排成国家副主席，等于是被降级使用。所以，出现这种安排的可能性半点没有。在假设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会再安排一个已经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像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出任一届国家副主席，那么只会从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三人中产生。 那么，无论赵乐际在二十大之后的去向如何，他中纪委书记一职必将易人的前提下，继任者会是哪里一位呢？ 各位读者和听众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如今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与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高层人事安排预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四大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新疆、广东两地的区委书记及省委书记一共六人中，已经有北京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和新疆区委书记都先后不再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而当时继续留在广东省委书记岗位上和上海市委书记岗位上的时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和韩正，前者在十九大上继任政治局委员并被宣布为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者韩正则是在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 而如今的二十大召开前夜，上述六个位置中的五个，都是仍然继续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现任和曾任的地方大员里，只有曾任的陈全国一人不会在二十大上再有政治前途，其他五个 ，即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强、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的陈敏尔以及广东的李希，都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呢？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五个中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不会在二十大上留任中央政治局或者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继而只会在明年三月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但笔者倾向于相信，下届中纪委书记如果不是丁薛祥的话，就应该会从上述五人中产生。至于即将接替杨晓渡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书记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角色，从上述五个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若如果不能从我们过去文章中分析和介绍过的张军、陈文清和应勇三人中挑选的话，从现任省委书记中产生当然也是一种可能。要知道，杨晓渡的上一任，也就是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柱，此前的职务就是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我们注意到，日前刚刚被宣布接替刘学新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李仰哲来福建：2020年，此人由中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长位置上平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的就是当时的刘学新。而刘学新此前的职务变化很快，2015年任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2016年就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在此职务上任职不满4年即又转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然后就是日前被宣布“另有任用”。而2016年，被刘学新到福建接替福建省纪委书记的倪岳峰，如今也已经是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在中共政坛内曾有传闻说，这个倪岳峰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向中组部推荐过的“干部苗子”。此人步入中共政坛之后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晋升路线，那就是先被在国家海洋局正司局级副局长职务上平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在此基础上，先升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2008年2月，44岁的倪岳峰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专职），晋升副部级。 2011年3月，倪岳峰被外放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一年后，他改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2016年8月，奉命把省纪委书记职务交给刘学新后，倪岳峰改任了习近平在福建省担任过的职务，即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3个月后，即又被宣布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刚刚半年，倪岳峰即被调回北京，升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2018年3月国务院换届，倪岳峰顺利成为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和署长；今年4月，被宣布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从如上倪岳峰的仕途轨迹和晋升速度观察，很有一些为他在二十大上晋升副国级进行政治热身的节奏与步调。而这个出生于1964年的倪岳峰，比自己当年在福建省纪委书记位置上的继任刘学新还要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也决定了习近平当局为二十大挑选新任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一定会对他重点考虑。而一旦在二十大上顺利“入局”，他倪岳峰日后的具体职务只会有两个去向，一是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二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接任某个直辖市或者广东省的地方党委书记。 本文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说了，五年前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和十九大开过立即上任的现任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都还继续在任，无论他们五个是否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他们目前肩负的地方党委一把手的位置都应该会在二十大闭幕之后易人。目前在任的这四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行政一把手中，只有均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相对雄厚的现任北京市长陈吉宁，以及现任上海市委龚正被就地向党的一把手培养的迹象较为突出。此二人和我们陆续分析及预测的那几个很可能在二十大上晋级的现任省委书记一样，“入局”前途同样明显。因为直辖市和广东省的市委或省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几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和其他的普通省委的一把手同样重要。 不过，目前担任天津市长、重庆市长和广东省长的三个人，相比陈吉宁和龚正既政治上资浅又没有特别年龄优势，所以此三人基本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入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即将举行，香港《明报》指出，有关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化，传出“四老三新”的新版本。 明报12日刊登文章指出，外传的“四老三新”版本，即二十大7名常委既非“留五换二”的“小变”，也非“留一汰六”的“大变”，而是“四老三新”的“中变”。 文章表示，留任的“四老”先后顺序不变，但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其馀3人的职务都有变。 文章认为，这个版本将会开创1949年以来另一新纪录，或首次由全国政协主席而非现任副总理接任总理；至于3名新常委，应是目前政治局中最年轻的3名“60后”，排名顺序按年龄长幼定先后。 文章并表示，中共政治局现任7名常委中，赵乐际的动向惹人关注，有消息指他可能留任，并接任全国政协主席；若消息属实，他将成为近40年来首名升官的中纪委书记。 此外，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是留任或是退下，将意味著“七上”规则会否被打破。 据分析，王沪宁到本月才满67岁，有传言指他将会离任政治局常委，接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果真如此，则是20大人事创造的又一项新纪录，即首次有未满68岁的政治局常委“出局”。 文章说，王沪宁是政治局常委3个67岁同龄人之中月份最小的，他若卸任，也意味著所谓“七上八下”潜规则中的“七上”被打破。
虎年来临，对中共高层意味着什么？更加是伴君如伴虎！ 中共最高层是7名政治局常委。今年元旦前夕，在政协茶话会上，身兼政治局常委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突然消失；今年1月24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身兼中纪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也突然不见了。现在的中共高层在废除终身制后均年富力强，又有特殊医疗保健，几乎不会生病，因此他们的缺席一般都是政治病。原来的集体领导个个生龙活虎，到了习近平一人独裁，有人就生病了，就是触犯了习天子的龙颜和利益而生病。 由于栗战书的消失引发诸多猜测，因此后来又让他亮相；赵乐际不见了以后也再度现身。尤其是春节前夕的1月3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全体出席，对外显示圆圆满满。然而大家能够看到照片的中共高层，几乎都是不哭不笑的扑克面孔。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人性，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很难从他们的面孔看出他们现在的处境。 习近平上台以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公众场合的几进几出就明显看出，不但要干扰外界的视线，也在心理上折磨这些政敌。现在对栗战书与赵乐际也在玩这套把戏。 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下冒出大量机车族，也不断发生车祸。当时，北京街头与公寓墙上的横幅多写上有关“出入平安”的标语。但是不久就听说，北京第一代的机车族几乎全部阵亡。习近平上台以来，也不知多少异己派系阵亡，现在还到了现任政治局常委出入是否平安的程度了。因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是习近平最后能不能跨进终身制的关键。 前年11月，阿里巴巴集团老板马云在上海的讲话得罪了高层，立即受到打压而销声匿迹，被迫捐款输诚，外界议论纷纷。到去年10月才在西班牙再度现身，有的外媒声称，马云已经过关获得自由了。他们不明白，身为中国人没有“自由”这两个字：不准你出来，是党的指示；要你去西班牙，也是党的命令。不论进出，你都是党的工具。彭帅现在还不是这样？奥委会主席巴赫要去问彭帅，不如直接去问张高丽。但即使张高丽也是这次习近平春节慰问的老干部，他如何讲话也得听习近平的吩咐。 中共高干在任时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卸任后一样要“软禁”，包括习近平本人。哪一位高干离任后可以自由出国？连在国内旅游都要报备。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可以在国内外任意与中共官员接触；中共高干离任后，即使在国内也不能随意见外人，除非得到审批，否则就是“里通外国”。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驯服工具论”，如今还不是这样？能够在虎口下幸存的，自然也杀人不会眨眼。这根本是一个黑帮组织，西方国家到现在还不明白？ 现在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除了习近平本人，6人中有两个出了问题，也就是三分之一，快要赶上19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大清洗，只是铁幕已经拉开一些，不能再采用以前那样的野蛮方式了。现在其他人也在危危乎中度日如年，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进入绞肉机就得全力保护自己平安出入，但这不是可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虎年的凶险，大家拭目以待。 高层尚且如此，作为小小老百姓，就只是小小小小蝼蚁而已，轻轻一捏就呜呼哀哉；也是任人宰割的韭菜。这样的国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必然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还得让它七分。这个世界不论虎年还是羊年，都不会有太平日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