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发表获奖演讲。以下为实录： 网络图片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 还有我们的大跃进，可以说发起大跃进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那不仅是无知，而是无耻的。 网络图片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 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包括兰格在论证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有好多的假设本身被当做一个现实，所以被认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击败了反对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 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 网络图片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生产价值计算?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 政府也深信这一点，买了大型计算机，在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员，全部的投入产出数据统计出来，算出投入产出表。 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改革这个价格了。大家知道一直计算不出来，即使计算出来没人相信它。这是我当时看到基本的情况。 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络图片 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通过双轨制的方式。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幺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中国大陆言论审查严格，继医学科普知名团队“丁香园”旗下系列微博账号全遭禁言后，网上又爆出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再次遭到全网封杀，但张维迎本人于8月11日否认了传言。 据“中美印象”网8月9日刊登一篇微信文章，称北大教授张维迎已经遭到全网封杀，具体原因不详。 文章称，从北大出来的张维迎，还算是对这个体制有所幻想者，还在有限度地说真话，他的被销号，更体现某党的虚弱无力。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还总结了张维迎多年来的17条言论： 【张维迎言论十七：政府垄断印票子是强盗逻辑】不知不觉就抢了你，现在有好多制度安排都跟这个有关。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本来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货币是所有产品定价的尺度，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得建立在“强盗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张维迎言论十六：中国是全世界骗子最多的国家】有人会说，中国现在有这么多骗子，如果不审批不是骗子更多吗？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是全世界审批最严的国家，也是唯一的在所有的行业实行审批制的国家，而也是全世界骗子最多的国家？ 【张维迎言论十五：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比现在很多人深刻】我感觉对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今天的了解比百年前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张维迎言论十四：中国任何事情都讲特权】看看产业政策，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张维迎言论十三：没胆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蔡元培几次辞职，现在中国教授有几个提出过辞职？法国路易十五把高等法院解散了，法官都出来抗议，我们出了那么多侵害基本人权的事儿，我们哪些法官辞职了？没有。无论企业家，知识界的，校长，法院院长，没有基本的一种胆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张维迎言论十二：打着国家利益旗号背后基本上都是私利】政府权力几乎都是通过危机来扩张的，每次经济危机都能创造机会给政府提供理由去扩张自己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因为政府权力背后就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一旦获得，没人愿意放弃，总有人去游说维护自己的权力。 【张维迎言论十一：谎言之下难培道德】假如一个学生作弊，他会有罪恶感吗？当内容本身就是在撒谎，他是无罪恶感的。尤其我们好多政治考试，大家都知道，瞎抄呗。老师事先可能就给你暗示，该怎么怎么，联合作弊。我们从小在一个说谎的语言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你真的没有办法使他真正有道德。 【张维迎言论十：政府权力像癌细胞会自动扩散】政府官僚系统有一种自然膨胀的冲动。权力越大越牛气。为什么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你没有那与之对抗的力量，它好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地扩散。 【张维迎言论九：政府花每分钱都是我们交的税】下一步改革能不能成功也许取决于老百姓，不是领导者。我们过去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政府给我们的，现在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交的税，这个潜移默化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任何领导者不可能长期违背普通民众的意愿。 【张维迎言论八：我们现在活着就为了8%很荒唐】增长源自消费，而我们消费应该是为了幸福。然而，现在我们的消费反而倒过来是为了增长，为了那个8%的数字。我们活着是为了8这个数字，这是很荒唐的事。 【张维迎言论七：乾隆有27个孩子因为他占资源多国企也是这样】乾隆皇帝17个儿子，10个女儿，今天的中国人大部分仅一个孩子，这不能证明乾隆生育能力是我们的17倍，乾隆能有27个孩子，一、他娶的多，即占的资源多，二、他有生育自由。所以在比较国企和民企时，这一点特别重要. 【张维迎言论六：担心中国成功企业家成为既得利益者，只维护特权】我特别担心一些企业家嘴上谈改革，实际上却想变成既得利益者，只希望维护特权。企业家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委员，然后创造机会见领导，找机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这是一种变态企业家，希望企业家能回到常态。 【张维迎言论五：过去十年，中国的社会理念发生了巨大倒退】从市场导向倒退到政府导向；从“民进国退”倒退到“国进民退”；从“发展是硬道理”倒退到“和谐社会”，更加关心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从“建立法治国家”倒退到“稳定压倒一切。” 【张维迎言论四：过去十年，腐败的增速严重超过GDP的增速】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在这个情况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所以说现在矛盾的激化，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 【张维迎言论三：一个不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不会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对财产权的任意侵害，必然滋生不劳而获的道德文化。当政府官员可以肆意妄为地侵害百姓利益时，不要指望老百姓会见义勇为。目前道德的衰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能很好地尊重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 【张维迎言论二：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还不是一个好社会! 【张维迎言论一：如果取消学校，中国人的素质水准可能会大大提升】中国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如果所有学校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影响到国民素质。 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张维迎在8月11日回复置评信件时否认遭到封网，指这纯属传言，“我从来没有微博。（这个）谣传是一个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旧文，原文在十年前左右就出现。可能是为了刷流量，非常讨厌。” 张维迎长期支持自由市场理论、支持推进市场化改革，曾多次传出被封的消息，其文章和演讲几乎发表后立即遭到下架。2018年，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演讲时说道：“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力、扼杀企业家精神……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过，这篇演讲内容在北大官方微信帐号刊出不到半天就遭删除，后来更传出他被封号。 另外，张维迎也曾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表示，“若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张维迎毕业于西北大学和牛津大学，1984至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后成功调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1997年升职为教授。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6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卸职。2014年7月7日调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 张维为，复旦教授、网红学者，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 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 和张维为的观点正好相反，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 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迭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张维为着重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不应该迷信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演讲中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 张维为还是张维迎，你相信谁？这是一个问题。 张维迎教授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忧心中国向何处去。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说实话的教育家，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他相信，“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张维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认为征服世界时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强大。他坚持认为启蒙还没有结束，强调理念的力量。 2 张维迎如是说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历史上那么多的浮夸、虚报，惊人的亩产数，那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的。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明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学家， 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iPad没生产出来时，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 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比如，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居然就是科学家提的荒谬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以为我们知道，按老子的话，这是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可以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学者荟）
3月30日，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财新网发表了批评历史领袖人物的文章，外界普遍认为是在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陆财新网3月30日刊登张维迎题为“自负陷阱”的文章，内容指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 张维迎强调，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已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讲的 “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 张维迎特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作为例子，前者被张维迎描绘为：“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当时德国精英阶层以为，让希特勒进入政府，他很快就会令他出丑，但最终证明，德国政界是‘引狼入室’”。 至于斯大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张维迎认为，这两名历史人物，就是堕入了“自负的陷阱”。 虽然此文章并未直接点名习近平，但有分析认为，文章提及当时德国精英阶层认为让希特勒进入政府无所谓，暗指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让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以为可以控制习近平，但没想到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还要连任终身执政。 张维迎，1959年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1978至1982年在西北大学读书，1984至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8至1994年公派在牛津大学读书，但因与领导性格不合而被刁难，后成功调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终获批出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1997年升职为教授。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6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卸职。2014年7月7日调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对“反腐败”问题亦有见地，2012年12月19日，他在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发表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演讲，指出腐败可能亡党不可能亡国，对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反腐，他建议“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财新网》有关涉贪高官的内幕报道曾引起相当轰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财新网有关疫情的深度挖掘也引起海内外广泛重视。该网站创办人是胡舒立，她被美国《商业周刊》形容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21年10月，胡舒立突然在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帖子，配文：“猪头如果做得好，还是相当可吃的。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被舆论解读为影射、暗讽习近平。 10月20日，财新网被移出中国国家网信办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网络新闻平台及媒体，将不被允许引用或转载财新网的任何新闻。 彭博社援引分析指出，北京当局将财新网从稿源名单移除，表明“新闻媒体无论声誉多么好，都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才能继续享有权益”。“任何媒体都不能在党之上”。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 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 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 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 没错，有些新成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 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 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 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 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 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 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 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 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 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 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 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 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 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 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教授，原文已被删除）
在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中国企业纷纷捐钱响应这一政策。近期正处于中国政府监管风头上的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先后宣布投入一千亿元人民币做社会公益项目。不过，北大教授、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撰文提出警告，若中国失去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恐将走向“共同贫穷”。 习高喊共同富裕 阿里砸千亿响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并提出鼓励捐赠的“三次分配”，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中国民间企业立刻纷纷响应。 据彭博社统计，八月以来，至少73家中国上市公司在业绩财报中提及响应“共富”政策。而继科技巨头腾讯先后宣布投入1000亿人民币用于“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及“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之后，9月2日，阿里巴巴也宣布投入1000亿人民币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Daniel Zhang)在9月3日的声明中表示，阿里 “迫不及待地要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我们坚信：国家好，社会好，阿里巴巴才会好。我们愿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绵薄之力。” 不过，市场的反应很现实。阿里集团的股价当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下跌了近4%。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股价也在这一年来从每股超过300美元的高点，下跌至每股170美元左右。 张维迎: 离开市场经济将“共同贫穷” “共富风”在中国吹起之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9月1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万字文章。他提出警告，若中国失去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恐将走向“共同贫穷”。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社群，由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于1998年牵头成立，包括吴敬琏、蔡昉、易纲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是成员。 “我很佩服他(张维迎)，我一直在等待这类评论，中国有一大批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以前都很活跃。以前每次政府有些什么干预，他门都会讲。这一次干预的手很深很重，但大部份人都不讲了，假装没看清。他们也知道什么不能讲。”与张维迎是老同事的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张维迎小心翼翼地在中国官方或能容忍的语境下发长文。 “其实三句就够了。第一句，共同富裕是假的。第二句，共同富裕就是政府逼民企掏钱，用这个口号掩盖对民企逼捐的做法，同时把民众舆论引导到对民企的不满与妒忌。第三句，共产党要‘共产’是早晚的事。”程晓农说。 张维迎在长文中阐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提供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拒绝特权。他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走向市场经济才因此达到经济的飞跃，让中国的普罗大众受益。 张维迎对计划经济提出尖锐的批评，“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然后靠强权从上到下强加给社会的，所以一定有人捍卫它，替它辩护。市场经济不同，它不是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自发产生的。”他写道，“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产权制度还有保障吗? 谈起老同事张维迎的观点，程晓农很是认同。“共同富裕里面有个东西要讲穿，谁和谁一起富裕？要追问一下，中国最有钱的人在哪里？在高官、各级官员、中小干部中，他们打算共同富裕吗？那就应该从各级常委的资产开始嘛。” 在谈到解决贫困问题时，张维迎写到，政府和慈善机构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指出，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政府和慈善事业也无法扶贫。 在美国的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张维迎的文章想要回应两个大问题，首先是中国经济面临着 “国进民退”、走向非市场化的趋势。他希望捍卫市场机制，防止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其次，是要反驳共同富裕不能靠三次分配来解决，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靠市场经济创造更多财富上。 王剑进一步阐述张维迎在文中点到为止的“产权说”。 “产权制度就是我的个人财产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现在共同富裕的口号出来，阿里、腾讯捐一千亿，这不就是剥夺别人财富？这就是对产权制度的损害，当所有人都意识到我财产在中国是不安全的，结果就是要不把财产搬走，要不就躺平吧。” 王剑提到，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现在习近平版的“共同富裕”就是在伤害这个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