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手提三尺剑，力挽二石弓，他天生神力，年少时便发奋学习，练得一身好武艺。国难之际，他从军北渡黄河，一心收复中原，驱逐金兵。 宋军进至新乡时，面对金军嚣张气焰，他毫无畏惧，勇夺金军主帅大旗。太行山一战，他生擒敌将，挥舞丈八铁枪横扫胡虏，威震中原。他的部队军纪严明，宁可忍饥挨饿，绝不骚扰百姓。 他有一个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名字——岳飞。敌寇中的乌合之众，看到“岳”字大旗便魂飞魄散，互相传说：“此岳爷爷军！”（《宋史》卷365）争相向宋军投降。 杭州岳王庙（图源：Peter Potrowl） 绍兴三年，伪齐军攻克襄阳。岳飞渡江至中流，誓言道：“若我不能擒贼，绝不渡江回来！”那一瞬，仿佛长江两岸都回荡著他的豪情壮志。他奔赴襄阳，如秋风扫落叶直捣李成军，敌寇死伤不计其数。岳飞平定襄汉六郡，为北进中原打下坚实基础。 绍兴十年，金军侵犯拱州，岳飞率宋军驻扎郾城，有气吞万里、锐不可当之势。金兀术听闻岳飞来战，大为畏惧，而岳飞谈笑自若，胸有成竹地说道：“金人伎穷矣。”（《宋史》卷365）他派儿子岳云带领骑兵直冲敌阵，激战数十回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岳飞（图：公有领域） 金兀术恼羞成怒，于是祭出杀手锏——一万五千拐子马骑兵，要让岳家军尝尝苦头。金军拐子马个个身穿重甲，用牛皮绳贯串，号称最强精锐。而岳飞不以为然，令宋军步兵手持麻札刀冲入拐子马阵，只管劈砍马蹄，进而大败金军。金兀术闻讯后放声大哭，他的得意法宝从此再无神威！ 岳飞屡战屡胜，先后收复虢州、洛京、东虢一带大片故土，剑锋直指朱仙镇，距离大宋旧都汴京只馀四十五里，形势一片大好。各地义士约定一同起兵与大宋官军会合，父老乡亲们争相拉车牵牛，载运干粮送给抗金义军，一时间，道路上人山人海，望不到尽头。整个河北，已无一人愿意听从金军的征兵令。百姓早已望眼欲穿，日夜期盼宋军收复旧河山！ （图：Adobe Stock） 但就在此时，秦桧请求皇帝诏令岳飞班师，放弃近在咫尺的良机！十二道金牌，化作无形利刃直刺忠臣心胆，岳飞悲愤流泪，叹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宋史》卷365）百姓们拦住岳飞的车马，嚎啕大哭：“相公走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了！” 此后，岳飞惨遭秦桧陷害。“莫须有”三字，是比靖康之耻更大的耻辱。 （图：Adobe Stock） 南宋初期不乏抗金英雄。黄天荡一战，韩世忠围困金军四十八天，一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响彻云霄；吴玠智斗金军，急驰三百里，用黄柑迷惑敌寇，一句“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戏耍撒离喝。此外还有刘锜、李纲、宗泽等。但最受人敬仰的，当属岳飞。 （图：Adobe Stock） 武穆虽葬身草莽，受千古奇冤，精神却万古长存，流芳百世。人世间黑夜漫漫，而当朝阳普照大地，忠臣终得平反，奸恶终被曝光。每年三月，无数野花满山遍野，无数百姓祭祀岳飞英灵，无需多言，公道自在人心。 在缅怀岳飞的诸多壮士中，有一位名叫刘过，是南宋词侠。他的词〈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概括了岳飞的一生，全篇气势磅礴，字字句句仿佛都有岳将军的忠魂：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图：Adobe Stock） 开篇以问句表肯定，赞颂岳飞在中兴诸将中无可比拟。之后说岳飞“尚如生”，即虽死犹生，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他“弓两石，剑三尺”，不为名利富贵，只为精忠报国、黎民社稷，一路“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不愧是南宋的脊梁。 然而，“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令人悲愤！有些君主是等到大功告成后再杀功臣，而宋高宗与秦桧却在大功近成之际迫害忠良，岂不愚恶至极？！ 下片“臣有罪，陛下圣”正话反说，意在暗讽，实际上正是因为宋高宗听信秦桧奸言，才发生这样的千古奇冤。“分茅土”指分封诸侯，“终不到，旧奸臣”阐明了秦桧恶有恶报。 “衮”指君王的礼服，“佩”是贵族身上的玉器，“冕”是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冠，“圭”即诸侯在大典时所持的玉器。“衮佩冕圭百拜”指岳飞在九泉之下身穿王侯的高贵服装，受阳间千万百姓祭拜，如此忠臣生前受构陷，死后才得到王侯待遇，怎不令人悲叹？但岳飞若在九泉下看到宋孝宗为他平反，世人记念他的精神，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图：Adobe Stock）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写的是百姓对岳飞的无尽怀念。“卤簿”是帝王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封氏闻见记》称“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卤簿迎神”指每年三月庙前迎神赛会，世人以尊敬王侯之礼祭祀岳飞。 刘过作这阕词的时间为嘉泰四年，这年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刘过途经岳飞庙，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因此写下此词凭吊故将军。 （图：Adobe Stock） 刘过也是一位英雄，志在北复中原，但也受制于朝廷，虽有满腹才华却不能圆梦，实在可惜！他还有一阕词〈沁园春〉，其中写道：“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时时拂拭宝剑，只等亲自斩杀金人，恢复大宋江山，一句“不斩楼兰心不平”道尽豪情，掷地有声，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样荡气回肠。
历史上真实的他的确能经世济民，但不是以你想象的那种方式。 在中国文明史上，南北宋堪称群星璀璨，但若说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南宋首推岳飞，北宋则首推包拯。 前者能让千年以后的导演依然拍一部《满江红》赚足票房，后者则能让千年后的百姓遇上不平事依然跑去哭拜。这俩文化IP遍数古今真的也是没谁可匹敌了。 可有趣的是，岳飞和包拯的民间形象，与他们的历史形象的差距，恰恰又是极大的。岳飞的故事我在《岳飞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许的Plan B》一文中曾经解析过了。 今天我们聊聊包拯。 网络图片 提到包青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小说里的那些案子，什么铡美案、乌盆案、狸猫换太子等等，在这些案子当中，包青天的形象不仅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更重要的是英明睿智、明辨是非，宛如后世西方侦探小说中名侦探们一样，把案情抽丝剥茧的还原清楚，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可有趣的是，明辨是非、“名侦探包龙图”这个形象，恰恰与戏剧里的黑脸一样，是跟史料中的包拯离得最远的。 《宋史·包拯传》当中倒是确实记载过一桩包拯“明辨是非”的案子。说他在地方上当知县时，有一天有人告状说自家的牛舌头被割走了。 这种类似今天你自行车被人放了气的案子，当然是很难破的。可是包拯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就行。 这命令可谓惊世骇俗，因为按照宋朝法律，老百姓无故私杀自家的牛马是犯法的。 于是不久之后，就有人跑来告发，说某某杀了自家的牛。 包知县一拍惊堂木：老实交代！当初割了牛舌头的，是不是你这小子！ 包拯的逻辑是这样的：北宋子民又不是仙台人，割牛舌这种事损人不利己，什么人会干呢？肯定是他家邻里中与他有私怨的人，靠这种阴恻恻、难以追责的事情发泄怨气。既然有私怨，又偷割了他家的牛舌，肯定会盯着他怎么处置这头牛，一看这家人居然干脆把牛杀了，当然要落井下石，出首告发。 所以举报这家人私自宰牛的人，一定就是当初割了牛舌的人，此题得证。 这似乎很符合后世附加给包拯的“青天”形象。只不过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套推理虽然精妙，但按照现代司法标准却是证据缺失的，如果犯人像《名侦探柯南》里一样抗辩一句“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最关键的证据呢？”包拯估计就得跟毛利小五郎一样抓瞎了。 网络图片 所以这个推理故事还不如《柯南》…… 当然，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不存在，所谓“五木之下，何供不得？”，古代中国司法可不讲究什么“证据链”，进了衙门口，一通好打，看你招是不招？ 像包拯这样能够先通过推理大体确定犯人是谁，已经算是当时的业内良心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进了正史，但这个故事本身很可能是假的。 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割牛舌案”这个段子在当时相似脚本实在太多了，仅在北宋一朝，就在不同的清官身上发生过六次，其中还包括曾巩这样也比较有名的名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假设北宋有那么一个和“开膛手杰克”一样的惯犯“割牛舌张三”的话。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案子是偶然发生过一次之后，以讹传讹，逐渐被老百姓用在所有他们想赞誉的清官身上的套路——道理就跟你小时候写好人好事，实在没的可写，就写扶老奶奶过马路一样。 于是正史记载的包拯唯一一次“名侦探”，也成了真实性存疑的悬案。 那么包拯为什么出名呢？难道真就因为他清廉，铁面无私么？ 如果仅仅因此，他就得后世如此附加赞誉，那岂不是说明古代中国秉公执法的清官实在是太少了，有这么一个也成了濒危动物一样的极稀罕物什？ 如果读正史的话，你会发现包拯的为官生涯居然是比较“佛系”的。 他28岁的时候得中进士，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论，确实是青年才俊，可是当朝廷授官让他“知建昌府事”的时候，他却来了个“辞不授”——工作地点太远，父母健在，我不愿去。 于是朝廷又耐着性子，改授这位“少年包青天”到距离老家不足300里的和州上任——按说这已经是打破了秦制下官员必须异地为官的惯例了。 结果包拯依然不干。朝廷这下彻底抓狂了，你这是压根就不想做官啊！见过辞官的，没见过一考上进士的就辞官的啊？不想当官，那你考进士干嘛啊？ 包拯打在牌面上的理由是要奉养父母，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其实关乎包拯这一生为官风格的真相。 包拯的父亲名叫包令仪，也是少年得中进士，最高曾经做到了南京留守（大约相当于直辖市市长）这样的高官。所以包拯用今天的话说，其实是个妥妥的“官二代”，他个人和他家从来不缺钱花、更不缺地位（所以京剧里什么嫂娘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故事纯属演义）。 这样一个人参加科举，拿到官场的通行证，主要其实不是求官，而是证明自己——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姓赵！同时进士出身也相当于给了他一张护身符，对本地官吏构成了一种“潜在威慑”让他们不敢随意欺负自己。 以这个角度去解读，你就能更容易的理解包拯为官之后很多行为——与明代的海瑞苦行僧一般要求自己恪守清廉不同，包拯的清廉与刚正，更多体现了宋代名臣那种富有和自足之后的不需要。 比如他在知端州的时候一改前任们胡乱摊牌、从民间无度摊派、索求“端砚”的恶习，除了每年进贡给皇帝的十方砚台，一方砚也不取。为什么？除了包拯确实道德高尚之外，三个重要的辅助原因，一是人家家境好，对这些好东西都吃过见过了；二是他后台硬，没有那么多迎来送往的需求；三就是包拯这人官当的“佛系”，以赡养父母之名，他能从28岁的小青年“请假”到快奔四才出仕，你能想想他对当大官有多么没有野心。 所以与欧阳修、范冲淹等等同时代想要“大有为”、也在仕途大起大落的“庆历名臣”不同，“佛系”的包拯这辈子的为官履历其实非常波澜不惊，就是那么一路做上去的。而连带着，他的为政观点也非常平和。 网络图片 包拯所经历的宋仁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折腾”岁月，但这段时期内依然发生了庆历新政。 所谓“庆历新政”其实是后来更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序曲，欧阳修、范仲淹等人认识到宋朝的种种积弊问题，决心厉行改革，而他们改革方式则是进行官员考评，庆历名臣们的改革主张非常理想主义：他们只要朝廷精选出二十来个按察使，对地方官进行巡视、考核，只消半年时间，就“足以澄清天下”。 而在这场改革运动即将发轫时，站在庆历新政对立面的“反动派”是谁呢？恰恰就是包拯。 庆历四年，包拯上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的奏书，光看这个奏折名字，你就可以大体猜到他是对着欧阳修等人“骑脸输出”，而在奏折的具体行文当中，包拯以他自己和他家族的为官经验，指出了过于这套看上去很美的新政的诸多问题： 第一，现在朝廷搞官员考核，可是监察官们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员，监察官员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一顿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抓一些毫无背景的官员来凑数，进一步导致官场的权贵化。 所谓“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滑者则纵而不顾”。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刚正不阿的官员，他们在官场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为你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难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谓派出按察使去“考问风俗”，一波“民意测验”下来，风评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们。考核越严格，越是逆淘汰。 所谓“遂使守节之士或负终身之玷”。 第三，加强考核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官员为了朝廷树立KPI，会不择手段刷绩效，而百姓在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负担只会更重。 所谓“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 由于王安石变法被现代史学界所肯定，庆历新政作为其“前传”的形象也是相对正面的。那么如此看来，包拯上书反对庆历新政的这些言语，简直是标准的“反动言论”。 可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包拯的这些担心，确实精准预言了庆历新政所带来的弊端，而这些弊端，在之后间接导致北宋党争乃至亡国的王安石变法中，呈现了更剧烈的发作。 那你问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他的为官原则和为政理想是什么呢？ 我想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与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经上书说，漳河流域现在被朝廷划定为官方马场，但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用来养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里开垦种田，多打出来的粮食能“活人无数”。 再比如，他又建议，说现在朝廷囤重兵于河北，每年的军饷和粮草消耗转运费用就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将领们天天喊着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可也没见行动啊？朝廷给辽人的岁币也没见少发啊……如果朝廷决定不打仗，那不如就干脆少囤一点精兵，能挡住辽人的突袭就行，把省下的粮饷用来恩养百姓，搞寓兵于民，在河南多组织一些民兵、乡勇，万一辽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结起来，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么…… 是的，如果把真实历史上的包拯形象还原出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不讨如今网上“大棋党”们喜欢的人——他不仅没有名侦探一样的大脑，杀伐果决的性格，而且有点佛系，甚至有点婆婆妈妈，他反对庆历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话，肯定更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朝廷以“备战”“收复燕云”为口号用沃野良田来养马、囤重兵于河北…… 甚至他还隐隐反对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在北宋时代绝对政治正确的旗号。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后世史家眼中中国古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给皇上的奏折当中，却成了“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的凶险岁月。 包拯简直就是骑在仁宗皇帝的脸上输出，说如今日子刚好过没几年，老百姓刚吃饱了一口饭，经不起折腾啊，一折腾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一定悠着点。 说到底，包拯这种官员，对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处在哪里？ 压根不在于民间传说想象的那样、铡了几个皇帝的女婿陈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后或者国舅的麻烦，那算个屁啊？哪个皇帝真有心cosplay一下李世民，还能容不下个魏征？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对皇帝来说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于他的立场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在不断告诫皇帝，你少折腾两下吧，少养几匹马，少囤一些兵，让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一口气。 而同时代和之后的其他名臣，从欧阳修、范冲淹到王安石、吕惠卿，他们的改革方法无论怎样变化，他们的立场其实都是站在皇帝那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更高效的汲取系统，从民间汲取更多的物力、财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为”。 这些人本质上是“专为君谋”的商鞅的继承人，其所抱的觉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句看似自我牺牲、悲壮无比的名台词—— “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 网络图片 而包拯的这种真正站在小民立场上想问题的人，是皇上难忍，同僚难忍，甚至很多吃观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难忍的。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皇帝，这种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为害怕折腾百姓而强忍住的仁君，才能够忍得下包拯的这样臣子，让他权知开封府事，让他做到龙图阁大学士，还让他留下一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传说。 所以《宋史》最后的论赞说的精准：“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写宋史的脱脱这个人，生性确实颖达，只不过元朝那个时代，给他的才学和时间实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说准了一些东西，但却不能完全说透。 在中国古代史上，为官清廉、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官员虽然不多，但也绝非那么少，不过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个标签“酷吏”——他们在为官清廉、铁面断案的同时，对小民百姓也是无情的，他们会同样严厉的执行朝廷下达的那些盘剥百姓、竭尽民力的指令。这些人的“清廉”“严明”跟他们的苛刻严酷本质上二位一体，都是为了成为皇帝执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国古代史上两类官员其实都有，一种是庸官，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宽和但循私。另一种是酷吏，他们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清廉却苛酷。大多数官员都在这两个极端的光谱上来回摇摆。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一方面“其政严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却“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为官即不为富裕自己、也不为效忠皇帝，他是一个真的想“与民休息”的人。 这样的官，确实太难得了。 最近在读郭建龙老师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他说中国古代史上有个规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国家困窘，所以皇权会被迫执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导致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一旦达成之后，朝廷又会发现，繁荣社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多半无法被权力所调用，甚至有的时候反而腐蚀甚至解构权力的。那么这个时候，王朝就会它的自保机制，应激性的让皇帝仍用一批严明但苛酷的酷吏来为政。 他们在清廉为政的同时，更主要的目标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驯服社会这头养回精神来的野马，让它重新驯服于王朝的缰索。于是王朝就会进入“第一酷吏时期”，汉朝的景帝、武帝时代先后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则天时期，都是这种规律的经典呈现。 网络图片 一个幽灵，商鞅的幽灵，在中国古代史上反复的借尸还魂。 而我们看到宋代，本来这个“第一酷吏时期”应该在仁宗朝的庆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呈现，但却没有。 老百姓又过了十几年“清平乐”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才让这个规律重现。 我想，这应该感谢有宋仁宗和包拯这样的君臣，他们“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们真正去为每个小民一餐饭、一身衣着想的立场与仁心，的确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值得人们的永久纪念。 网络图片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闪光之处，是很难被多数人所欣赏的。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审美中，一个人，哪怕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长期被杀伐果决、金戈铁马、伏尸百万、开疆万里的“大格局史观”所洗脑，他也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把包拯这样真正为民着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旧、甚至“圣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后世历史上，这种人在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相当高。他们忘记了宽仁，而只欢呼和期待一视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间宣传、纪念包拯的传说，为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也渐渐走了样。 在故事中的包拯变成了一个能铡驸马、审皇亲、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开封包拯庙，看到与那塑像同样显眼的，是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龙头铡皇亲、虎头铡官宦、狗头铡劣绅，还是皇帝钦赐，可以先斩后奏…… 这还不算，包大人还必须跟江湖好汉（民间黑社会组织）深相勾结，弄个王朝马汉、展昭展侍卫“在身边”。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民间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黑白通吃、还动不动喜欢开铡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铡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逻辑甚至张献忠模式来“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 包拯和仁宗皇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计要一起晕菜了——你不知道我们北宋杀个人有多慎重么？“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那是宋太祖亲训啊！哪来那么多“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杀杀杀杀杀杀杀”，不知不觉中这已经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说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口铡刀，并向往那一声无比解恨的“开~铡~”！ 网络图片 只能说，思想和时代都已经相差太远了，民间已经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与真实的他截然不同、甚至性格和主张都完全相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过一个段子，说即便耶稣真的复活，他的信徒们也不会认。 因为他们崇拜他，而崇拜是距离理解最远的情感。 我想，这个逻辑放在包拯上也一样。一个真实的包拯如果真的站在你面前，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就多半不会崇拜他，甚至可能特别讨厌他——因为他们的三观和治世理想，已经离他太远了。 只是我在想一件事，庙宇里受人跪拜、黑脸似阎王、铡人如割韭菜的青天大老爷，和那个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哪一个想法，才能给人们真正的“清平乐”？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张艺谋向来喜欢这样的宏大叙事，他不但要感动观众，还要感动卖国贼，在灵魂上还要在电影院里完成一次对卖国贼的思想改造。 01 张艺谋的《满江红》看得我想一头撞死。 十几年前，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就是搞装修。从道具服饰，都完全符合地主式审美。自从张艺谋开始走电影商业电影，每一步都是一部人民群众的电影路线，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这一直都是张艺谋电影成功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张艺谋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张艺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张艺谋就拍骂奸臣电影。 老实说，张艺谋的电影依然是文革化审美的产物。《金陵十三钗》上映时，当时连余华未成年的儿子余果都看不下去，关了电视，就跟爸爸余华说： “这是什么价值观，女学生的命是命，妓女的命就不是命，凭什么用妓女的命换女学生的命。” 张艺谋向来都喜欢宏大叙事，但他的宏大叙事很奇怪，不像《资治通鉴》正史叙事，也不像教科书中说教历史。他的电影宏大叙事，叙事得很扭曲。《满江红》看完之后，我依然被这种扭曲的叙事震惊了，先不说是否尊重历史，也不说《满江红》是不是岳飞写的，更不说电影的逻辑是否合理。 只是说一个情节就能让人震惊到一头撞死。按照故事的情节设定，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凶手，是勾结金人的汉奸。这样的一个人物，坐在丞相的位置，自然应该被千刀万剐，自然应该受人唾骂。 可易烊千玺见了他之后，却大义凛然、非常懂事地跟他说： “你以为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杀你吗？你觉得这样做值吗？其实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秦桧一定要活着，活在人民的唾骂里。 这还不算夸张，更夸张的是，一通灵魂拷问之后。然后就是让秦桧当众像上课迟到的高中生一样背诵《满江红》。 没有十年的脑血栓，估计都编不出这样的剧情。没有十年的初中历史教育，都不能想出结尾让秦桧背诵古文的骚操作。老实说，张艺谋不像拍电影的，倒真像课外辅导班的语文老师。我估计，当时秦桧也是一脸懵逼： “我堂堂一个中华民族的卖国贼，竟然在1000年后，成就了中国21世纪的古文教育。” 张艺谋向来喜欢这样的宏大叙事，他不但要感动观众，还要感动卖国贼，在灵魂上还要在电影院里完成一次对卖国贼的思想改造。让秦桧背诵《满江红》，这种感觉怎么说呢，特别像当年苏联进攻柏林，抓住希特勒之后，遇到事情，别着急，先给我们来一段《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人民，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会实现。”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还特别像土改运动时，抓住地主，别着急，先来背诵一段《共产主义宣言》。这种感觉还特别像初中生打架，被打倒的学生一定要当众演唱那英的《征服》，还特别像刘华强去买瓜，砍了卖瓜的一刀，还让卖瓜的哥们朗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不叫杀人诛心，这叫热衷思想改造。放眼整个世界，我觉得像张艺谋导演这样热衷思想改造的导演都不多见。 02 热衷思想改造的事，张艺谋导演可不止干过一回。 当年拍《金陵十三钗》，他就破天荒地让妓女们主动完成了一次思想改造，那些昨日还是秦淮河畔的弄粉女子，昨日少给一块钱都不颠倒鸾凤的红粉佳人，在一通思想改造之后，立马就变成了感动星球、心存大爱的人间菩萨。当她们走出地下室，穿着旗袍上了日本的军车，阳光照在他们因穿旗袍而变得异常紧致的臀部上，她们扭头的瞬间，仿佛如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转世，如果身边再放个功德箱，站在哪个五A级景区，都可以以慈悲而日进斗金。 这样的故事，只有张艺谋导演能做到如此丝滑。 在电影《英雄》里，李连杰扮演的刺客无名，以死了几个死士为代价见了嬴政后。剑还没拔，就被秦王嬴政的一通“发动战争，为了天下和平”的思想改造，改造到双腿一软，就开始下跪。下跪还不行，还要请求秦王杀他，精神整个都升华了。“皇帝也不容易、很辛苦的”、“一切都要以天下为重”，心中的大局观一下就升腾了。本来一心杀人的刺客，一下子就被思想改造成了一个历史尘埃的自觉，这个自觉就是历史滚滚车轮向前，快点碾碎我吧，只要车轮以大局为重，快点碾碎我吧，快点，拜托，不要顾及尘埃的感受，尘埃可以清楚地告诉你，尘埃很爽的。 在电影届，应该从此加上一句话： 秦始皇、赵构、都完不成的事，张艺谋可以。希特勒、斯大林都完不成的事，但张艺谋可以。火星人、外星人都完不成的事，但张艺谋可以。 这不，在《满江红》里，易烊千玺对着秦桧一通灵魂拷问之后，一通思想改造之后，一通高中语文老师背诵古文骚操作之后，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扔了剑跑了。这事也只有张艺谋可以。 03 那大家可能还会要问，为什么张艺谋的电影如此成功？票房领跑？我觉得这事，也不是观众爱吃粗粮那么简单。 看看河南大妈，大正月里，冒着严寒拿着破鞋去抽秦桧的那股子惩罚卖国贼的劲，看看孩子们在电影院起身朗诵《满江红》的劲，一切就都好解释了，张艺谋是深愔此道的。他知道把电影不要拍成电影，要拍成小品，他知道咱们观众心里想要啥，他知道要把对着秦桧吐唾沫这事，要搬到电影屏幕上，吐唾沫多低级，道德审判才高级。 网络图片 秦桧作为谄害忠良，该不该骂，我觉得当然应该被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骂秦桧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呢？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天朝的崩溃》，书的副标题叫《鸦片战争再研究》。他通过研究鸦片战争得来的结论，一场覆盖了整个清朝海域的大范围战争，一场暴露整个国家军事、武器、指挥、国力、工业等多个方面短板的战争，甚至一场需要整个民族全方位反思和改变的战争。最终的结局呢？也不过只是砍了一个余步云的头。而真正杀他的头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在战争中五次临阵脱逃，而是平民愤。 多么令人痛惜的历史细节！ 当时整个国家战败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了，但最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为这场战争负责。从皇帝到百官，甚至老百姓都很高兴。皇帝把赔款600万两变成了赏给英国人600万两，从而获得虚假的自信；官员因为仗打输了，不但没有受罚，反而高升，也很高兴；百姓也因为终于找到可以辱骂的对象了，终于可以安放自己愤怒的情绪了，也很高兴。 可是国家呢？却并未因此而变得强大，只是一路挨打！ 骂奸臣在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传统，任何需要改革、需要反思的历史时刻，都会以骂奸臣为收尾。反正国家失误，都是奸臣当道导致的。这样的总结，最大的好处就是省事，不费脑子，不需要反思，也不需要总结，战败只是奸臣误国的偶然性事件，责任全安在奸臣头上就可以皆大欢喜。 然后顺着这个假设，除了骂奸臣，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叫捧忠臣。大家又开始做假设了，如果没有岳飞没有被陷害，那结局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林则徐没有被陷害，那结局就会不一样…… 这样多省事，什么工业发展、武器发展、制度发展、教育发展，统统都不需要了。出了事，挨了打，丢了国，都是奸臣误国。 实在找不到奸臣了，还有更省事的，那就是骂女人。商朝亡了，都是苏妲己魅惑商纣王。西周亡了，都是褒姒拉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安史之乱，全怪杨贵妃迷惑唐玄宗。 反正过去女人又不能为自己辩护，都是红颜误国。 茅海建先生最后通过研究鸦片战争中的前后历史细节，他说了一句让人反思的话： 鸦片战争的结局，其实不是某个人，某几个单独事件可以扭转的。 它的失败，在于整个国家的体系，甚至是文明体系造成。这个体系包括军事体系、官僚体系，从根源制度上、人事上，全部都出现问题，这是整个体系化的缺陷。 鸦片战争是这样，我相信南宋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到现在依然只相信戏文里的奸臣误国、红颜祸水这样省事的结论，而从来不去向历史深处追寻答案。那这个人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古代人，不生存在今天的21世纪，他依然生活在梦里，这个梦就叫愚昧。 愚昧的力量很大，有时候甚至能战胜知识，然而愚昧却并不能战胜敌人和苦难。这是病，得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牛皮明明）
前两天我去看了张艺谋导演指导的贺岁档电影《满江红》，看完以后我在《岳飞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许的Plan B》一文中说，虽然我觉得虽然剧情挺让我不满意的，但为了不给要看的朋友剧透，我就先不吐槽了，就说说历史的事儿。 但稿子发出去以后，好多朋友跑来抱怨，说：小西，你不地道啊。提了电影，说不好看，却死活不剧透，这不逗引着我们和你一起入坑么。 行吧，既然大家都觉得这电影透不透无所谓了。那我就简单吐槽两句。 1 其实回头想来，《满江红》也没什么可剧透的，因为它的剧情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到几句话就可以概括： 岳飞死后四年，一帮岳家军布置了个计划要刺杀奸相秦桧。可是在死了一堆人，终于杀到秦桧跟前后，刺客告诉秦桧，原来他们计划不是杀他，而是要他把岳飞的临终绝笔公之于众。于是秦桧（的替身）化身小学语文课代表，领着自己的亲军诵读了一遍《满江红》，然后幸存的四字弟弟就给秦桧傲娇地撂下一句“你以为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杀你么？你根本不值得！”留下秦桧的性命，逃亡去也…… 是的，去掉影片里主要靠沈腾和岳云鹏那几张喜剧脸撑起来的伪喜剧，以及靠事件主谋贼喊捉贼构建的伪推理。整部片子其实就讲了这么点事儿——我打赌，假如你把这个剧情抹去张导的大名，放到任何一个小学毕业的观众面前。任何人都会凭良心讲上一句：我靠，这什么傻x剧情！ 是的，《满江红》之所以看完之后让人感觉坑爹，是因为它甚至无法达成故事内部的逻辑自洽。 如果按照电影所采用的传统“忠奸史观”，就把岳飞的冤死、南宋的屈辱算在秦桧这奸相的头上，那你明明有机会把他一刀捅了，为啥不干？批判的武器再有力，也抵不过武器的批判么。 再说你怎么就知道岳飞临终的绝笔，一定是那首气壮山河的《满江红》呢？万一人家岳武穆临终就写了二十遍“秦桧，我日你先人”呢？或者真的大彻大悟，干脆写上“完颜构，我也日你先人”咋办？再或者，人家秦桧现给你胡诌一段岳飞的认罪自白，你能咋办？ 是的，这个故事逻辑成立的大前提，就是秦桧是个三体人一样不会撒谎的“实诚人”，而且朗诵《满江红》真的要对他的心灵产生比死还难受的万点暴击。——可问题是，如果秦桧若能不撒谎，看到《满江红》以后能知羞愧，如果道德谴责对他有用，那他就不是那个坏的出水儿的王八蛋了啊。推动剧情发展的逻辑，和故事表达的立意，在这里自己自相矛盾，打的跟热窑一样。 更何况，电影的前俩小时，浓墨重彩的给观众铺垫：秦桧这个人多么可恶，又多么重要，主角团为了刺杀他，做了多么精明的计划，战友们怎么一个个殉难。最后20分钟你突然告诉我，其实秦桧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让他背一下那首《满江红》。 这算什么？ 好比唐僧西天取经终于走到通天河，你突然告诉我取经什么的虚妄，其实听八戒的分行李回高老庄才是正果。 或者，哈利波特演了七部终于抓住伏地魔，哈利突然教育他：“你以为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杀你么？你根本不值得！……请你有感情的背诵一遍邓布利多校长遗训的霍格沃茨校规校纪吧！” 你说，此情此景，伏地魔能不能乐疯了？ 这不叫结局反转，这叫耍弄观众玩。 是的，整个电影看到最后，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浓浓的被耍弄感。这个感觉就像那个笑话—— 说，有个男生请姑娘去他家，用尽一切手段讨好姑娘，姑娘纠结了半天，终于羞涩的半推半就的和男生一起钻了被窝…… 然后，小伙子迫不及待、兴奋万分的掏出了他那——新买的手表—— “你看！你看！我这手表是夜光的欸！很厉害吧！” 2 沈腾怎么说的来着？“气氛都到这儿了”。是的，看戏其实就讲究个气氛，烘托了半天，你最后来个这？有你这么拍电影的么？ …… 还真有，张艺谋导演其实一直就这么拍，比如他二十年前拍的《英雄》。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英雄》的剧情，会发现，刨除《英雄》的特效和《满江红》的烂梗，这两个故事在框架结构上几乎如出一辙： 它们讲的都是刺杀的故事，主角都是一个团队，耗尽数年心思，精心筹划了一个貌似很精妙的计划，为了演得逼真，主角团内部自己人先互相杀上了半天，血流漂杵，终于换得了第一主角跟目标“亲密接触”的机会。 可是真到了眼前，有机会下手了，刺客却突然不杀了，双方直接坐下开启“话聊”模式，跟脱口秀一样开始聊人生、聊理想。 聊到最后，甭管最终得到的“大义”如何，反正秦始皇和秦桧都逃过了一死。观众们在被射成了刺猬的无名和落荒而逃的四字弟弟的背影中，一起感悟了张艺谋导演那独有的“刺客信条”—— 哦，原来刺杀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杀！而不杀，那就是——和平！ “不愧是第五代大师，说出了英雄的主题。”by 佟湘玉。 但是，张导，就这么个本子，二十年前您坑我们一次电影票钱也就算了。二十年后咋又来一遍呢？忽悠也要讲究基本法的好吧？ 3 张艺谋这人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执着的“巨物崇拜症”患者。 很多人觉得，张艺谋拍电影，故事虽然有时编的不好，但场景往往都是蛮震撼的，其实你分析一下会发现，张艺谋的剧情审美与他的场景审美是高度一致的，既都认为多就是好，大就是美，一种简单的事物，通过简单的堆叠、累加，在“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美感甚至正义感。这就是所谓的“巨物崇拜”。 比如一个人敲鼓，本来是枯燥的。一个人舞旗，本来是单调的。但当老谋子让成千上万个人一起敲鼓、一起舞旗，很多人就会觉得这很美了。 在视觉上他是这样做的，在故事上，他也喜欢搞这一套。 比如发动战争、侵略他国，杀人盈野复盈城，这是不是一种罪行呢？ 如果单看个案，这显然是的。但《英雄》里的那个秦始皇，当他说出来他对六国发动战争，制造那么多杀戮，最终是为了“和平”的时候，一种“巨物美感”似乎就得到了张艺谋导演、也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认可了。 同样的“巨物美感”也存在于《满江红》里——你若单问，一首词，值不值得几个活生生的人，豁上身家性命，放弃对当朝奸相的刺杀机会去获得？ 恐怕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不神经病么？ 可是当张导告诉你，这首词的大英雄岳飞的临终绝笔，事关爱国主义道德教育，而且他可以让成千上万人齐刷刷的一起念出来。 这时候你再问为此死几个人值不值得？很多观众可能真的就被忽悠住了。 这就是“巨物”会给人造成的迷惑感。我们常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人的理性判断和审美有时一样，是把度量有限的小尺子，很多时候只要一往大的方向一扯，本来不美的东西，似乎就美了，本来说不通的逻辑，似乎也能说通了。 所以视觉上宏大布景、和故事中的宏大叙事，这就是老谋子最常用的“计谋”。 可是我们要说，这种巨物崇拜，是一种错觉、一种忽悠。就像一种简单的动作、色彩的堆叠能带来一时的壮丽感，但搞多了会让人疲倦一样。一个谎言并不会因为重复千遍而自动成为真理，一个说不过去的逻辑，并不会因为做的大了、做的多了，自动获得合法性。 一个战犯，并不会因为杀人杀的太多、或者“心怀天下”就摇身一变，而变身成为“英雄”或“和平天使”。 一首诗词，哪怕它是大英雄写的，哪怕它读出来能有千万人齐声复诵，也不比让罪魁伏法或留下几位志士的生命更有价值。 数量的堆积，场面的宏大，不能自动赋予一件本来荒诞的事物以神圣感和合法性。这一点张艺谋一直没想明白。于是连带着他手下的刺客们的三观也都非常魔幻——《英雄》里的那个无名，一看到秦始皇“胸怀天下”就犯了晕，直接放弃刺杀。《满江红》里沈腾领导的那个刺杀小组，秦桧甚至都不用亲自下场忽悠，人家自己就把自己忽悠瘸了——面对祸乱朝纲、残害忠良的奸相的项上人头和岳飞的一句临终遗言，究竟是哪个更重要？他们根本拎不清。就问一句，万一岳飞的遗言就是“替我宰了秦桧”，你们打算咋办？ 张艺谋塑造的这些小人物，细分析起来其实非常有特点——一方面，他们是“大格局”“大计划”“大叙事”的崇拜者、献身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没有真正掌控大局的能力，甚至一真正触碰到那些“大”东西就犯晕、盲目。作出的选择看似悲壮，实则不通。 这个毛病恐怕老谋子自己也有，这也是为什么《满江红》前两个小时拍的其实还行，最后二十分钟却能崩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前两个小时，讲点中基层里的勾心斗角，他其实能讲的很精彩。可是镜头一拉远、叙事格局一大了，真要上升到家国叙事了，老谋子先自己把持不住，因为他也不知道真正正常的“大格局思维”应该是怎样的，只能跟着感觉硬编，于是就特别生硬。 其实，遇上这样的刺客，我想最开心的还是秦始皇和秦桧们——你历尽千辛万苦，牺牲无数同伴，站到了我面前，刀也在你手里。但你却是个“巨物崇拜症”患者啊！明明不知道啥是大格局还偏要崇拜大格局啊！那太好办了，论“大格局”我不比你熟？你先把刀放下，咱就谈谈大格局！——寡人就不信忽悠不瘸你。 这就跟领导哪天突然跟你谈情怀、谈理想，多半是要克扣你工资一样——小人物真正接触大格局的机会本就不多，为数不多的那几次，一般都是到了人家要PUA你的时候。 而仔细想想，有这种“巨物崇拜症”，“好言大”却又一扯到宏大叙事时就丧失基本逻辑判断的人，又何止老谋子呢？你看二十年前被《英雄》坑过一次电影票之后，《满江红》还能这么热映。 看来，二十年了，有些事儿没咋变，至少这套审美，在咱这儿，依然很有市场…… 全文完 本文37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1月27日，是岳飞的忌日。 九百多年前的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公元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一同被冤杀的，还其其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 最近电影《满江红》热映。电影还没去看，但《满江红》这首词是读过的。 以前读《满江红》“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时，总会为岳飞蒙冤遇难义愤填膺，为南宋自毁长城扼腕叹息，但也有时忍不住纳闷：南宋偏安一隅，外有寇仇强敌，江山未稳；况且岳飞功勋卓著，威望甚隆。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凭秦桧一人之力，即便有赵构支持，又如何能轻易且无后顾之忧的诛杀手握重兵的岳飞？以“莫须有”的名义杀一大将，就不怕民意沸反盈天，政局失控？ 后来，翻阅史书时却发现，与文学作品的热血与慷慨比较起来，真实的历史，往往要悲凉得多。 冤杀岳飞，是一场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合谋。参与这场合谋的，不仅有同朝为官的文臣武将，还有一同血战沙场出生入死的袍泽兄弟。 首先是来自老领导的暗算构陷： 张俊，与岳飞同为“中兴四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刘世光）之一，还曾是岳飞的老领导。绍兴元年（1131），岳飞在张俊麾下效力。张俊很欣赏岳飞的作战能力，在讨伐李成时，张俊上奏朝廷，称岳飞有大功，“飞功第一”。 张俊对岳飞，有提携栽培之恩。岳飞后来独当一面，对张俊也颇为尊重，还曾在一次作战后特地挑选了两艘大型战舰，连同舰上作战人员服务人员一起送给张俊。 但是，当敏感地察觉到岳飞要被收拾了，张俊便主动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帮凶，对老部下动起了刀子。他派人伪造了一封岳飞写给岳云的书信，想要以此作为谋发证据构陷岳飞，置其于死地。 踩着岳飞的血，张俊后来邀功上位，大肆兼并土地，占有海量房产，每年光收租米就多达六十万石以上，收房租七亿三千万文钱，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 其次是生死袍泽的背叛和反戈一击： 张俊的这封伪信，如果由张俊本人交给朝廷，难以服众。堡垒需从内部攻破，最合适的人选，还得是岳家军的人。 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王俊，岳家军前军副统制，为张宪部下。这是一个泼皮油子，常以打探告发别人隐私获利，被张宪多次责骂，一直也没有得到升迁。 张俊便派人收买他。王俊见有利可图，便一口应承下来。 但是要想扳倒岳飞，王俊的份量显然还不够。很快，另一个人出现了。王贵，岳飞麾下中军统制，爱将兼同乡，岳家军的二把手，与前军统制张宪是岳飞的左膀右臂。 张俊找到王贵，“使人诱之”，但王贵不从。张俊便使出下三滥手段，以王贵的隐私相威胁。史书上没有记载究竟是什么隐私，但一定是很要命的。宋史记载：“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秦桧、张俊不能使他屈从，张俊用王贵的隐私威逼他，王贵恐惧而服从。） 背叛岳飞的，只有王贵与王俊吗？ 非也！ 傅选、董先、庞荣、姚岳等多位岳家军中的高级将领，纷纷在张俊的诬告信上签字画押，联合揭发举证，指认岳飞意图谋反等罪。 岳飞估计至死都不会想到，这些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会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置自己于死地。 最为令人不齿的，是姚岳。姚岳为陕西人，靖康之变（1127）后逃离关中地区。岳飞母亲姓姚，与姚岳偶遇后，觉得有缘，便留他在军中效力，视为亲信。 没想到在岳飞被冤杀后，姚岳却向秦桧主动递上“投名状”，极力表示自己要与岳飞划清界限。他还恬不知耻地向秦桧建议，岳州（今岳阳）“以叛臣故地，又与其同姓，应当改名”。 经过姚岳的一番努力，岳州被更名为纯州，而岳州的驻军则从岳阳军更名为华容军。 最后是满朝文武的沉默和落井下石： 岳飞于大宋有功，是国家栋梁，杀岳飞，无异于自毁长城。但是，岳飞下狱后，满朝文武中，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去帮助岳飞的，寥寥无几。 即便是与岳飞同为中兴四大将的韩世忠，在得知岳飞有难时，也只是闯入秦桧相府慷慨陈词一番后，便没有了下文。 说起来，韩世忠的命还是岳飞救下来的。 秦桧和张俊最先想整死的人，不是岳飞，而是韩世忠。 张俊与韩世忠是亲家，韩世忠的次子娶了张俊的次女，张俊第五子又娶了韩世忠的小女儿。两家交情一向不错。 秦桧与韩世忠有仇，便与张俊合谋，想要除掉韩世忠。张俊见利忘义，哪还顾得上亲家情谊。 但韩世忠手握重兵，能征善战，又曾经救过赵构的命，秦、张两人也没有把握能除掉韩世忠。 张俊便拉拢岳飞，商量一起干掉韩世忠，然后瓜分韩世忠的军队。 但岳飞为人正直，耻于干这种落井下石之事，断然拒绝了张俊的请求，并且将这一消息透露给韩世忠。 韩世忠很害怕，便赶紧进宫面圣，见到赵构后便跪地痛哭，亮出身上的伤痕，还有断掉手指的手掌（韩世忠的双手，只有4个手指是健全的），以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 韩世忠曾经在苗刘兵变（1129年）中救过赵构的命。看到当年的救命恩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自己面前求饶，赵构也一时语塞，便好言安抚，并且承诺绝不会杀他。 经过这样一哭二闹，韩世忠的安全有了保障，但他的这一举动，却是把岳飞给卖了。 自此，张俊与秦桧，对岳飞更加恨之入骨。 韩世忠，欠着岳飞一条命。 等到岳飞有难时，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有何罪。秦桧回答说“莫须有”。 韩世忠诘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然后，拂袖而去。 这是韩世忠为岳飞做的最大努力，也仅此而已。 中兴四大将的韩世忠尚且如此，朝堂上下更无其他人为岳飞说话了。 经常看到有文章说，岳飞的死讯传出，全城百姓哭泣，全军将士悲愤。我对此是心存怀疑的。 岳飞父子被杀后，为其鸣冤者寥寥无几。反倒是曾与岳飞有过交往的众人纷纷与岳飞划清界线，控诉岳飞有图谋不轨罪行的奏章多如过江之鲫。 甚至在岳飞妻儿被流放到岭南时，生活非常窘迫，还有当地官员上书朝廷，建议取消对岳飞遗属的口粮供应，饿死他们，以彻底将岳家斩草除根。这个奏章把秦桧都吓了一跳，觉得太过卑鄙龌龊，没有答应。 后来的南宋学者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记录了此事，气得大骂说：“士大夫为官爵所钓，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余矣！” 岳飞被冤杀，秦桧、张俊罪不可赦，但满朝文武的手上，也是个个都沾着血。 黑夜中，几个小人物点亮微弱的萤火： 可怜岳飞一生英雄忠义，却遭无良陷害。那南宋朝还有男儿吗？ 有！ 刘允升，一个平头老百姓，没有任何官职，跟岳飞素无交情。刘允升在听说岳飞被捕后，认为岳飞是被冤枉的，不能杀。 刘允升没读过书，不识字，便让同乡代自己写下万言书，按上血手印，上书朝廷，为他讼冤。 秦桧恼羞成怒，将刘允升抓了起来，随后便将其处死。 史官记下了刘允升的名字，“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 隗顺，临安的一个小狱卒。 岳飞入狱后，故旧亲友纷纷划清界线，避之唯恐不及。到岳飞被冤杀后，尸体就躺在冷冰冰的大狱中，腐烂发臭，无人问津。 隗顺以前不认识岳飞，但他不忍看英雄的遗体被丢弃在大理寺狱中任人践踏，便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深夜，躲过守卫，将岳飞的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 为了日后辩识，隗顺将岳飞生前曾佩戴的玉环系在遗体腰间，又在坟前栽了两棵桔树作为标记。 做完这一切后，隗顺把这件事深藏心底，从不对外说起半个字。直到临终之际，隗顺才告诉儿子，并且嘱托儿子保守秘密，等到将来冤案昭雪的那一天。 二十年后，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赵眘继位，降旨为岳飞平反，“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这时才想起，岳飞的尸首不知所踪。 这时，隗顺的儿子才将其父安葬岳飞的事情告知官府。官府找到岳飞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栖霞岭，即今天的“宋岳鄂王墓”。 隗顺的义举，在史书中留下了很简短的一句话：“岳鄂王死，狱卒隗顺负其尸，逾城葬于九曲丛祠。” 九百多年前的1月27日，岳飞遇害，临刑前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至暗时刻。 在全天下都在纷纷与岳飞撇清关系，或为虎作伥，或落井下石，或噤若寒蝉时，几个小人物，顶着血雨腥风走进了历史。他们凭借一己之力，为精忠报国的英雄保全了最后的尊严，也为那个黑暗时代托住了最后的道德底线。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政治权谋，也不懂什么宏图伟业，但他们的勇气，足以让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们感到羞愧。 谌旭彬老师说，“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刘允升和隗顺，这几个不被多少人知道的小人物，凭借朴素的良知和一腔孤勇，在那个风雨飘摇黯淡无光的黑暗时代点亮了几点微弱的萤火，也让今天的人们，在回顾那段悲凉彻骨的历史时，会稍稍有一点点温暖，而不至于完全绝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No.1名为“浮尸案” 伍子胥—（前6世纪－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椒邑人，后来吴国封他于申，因此又叫申胥。伍子胥先祖伍举，以正直进谏楚庄王而得名声，因此其后代于楚国亦有名声。 浮尸案讲的是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曾请子胥父亲伍奢为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建，却不料太子被奸人诬陷，伍奢也受到了牵连。楚平王设计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与其兄长伍尚，伍子胥逃过一劫。之后，伍子胥帮吴王灭了楚国后，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正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但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合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钱塘江上。 卧薪尝胆的勾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刭，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由于伍子胥尸沉于钱塘江之事比屈原投江为早，有些文献则认为，中国端午节的习俗纪念的是伍子胥，而非屈原。伍子胥在浙江一带地区被称为潮神。 伍子胥（维基图片） No.2名为“兔死狗烹案” 文种—（生辰不详－前472年），字子禽，楚国郢人，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后辅佐越国打败吴王夫差，由于功高震主，遭越王勾践赐死。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勾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 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成功，他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后人以成语鸟尽弓藏概括其下场。现时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府山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 No.3名为“无兵造反案” 韩信—（前230年－前196年），淮阴人，是西汉开国三杰之一，又与彭越、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萧何誉为“国士无双”、蒯彻誉为“功高无二，略不世出”。韩信是谋略家、战术家、统帅和“谋战”派的军事理论家，在中国历史上以卓绝用兵才能著称，留下许多著名战例和策略。后世何去非评价为“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韩信为西汉立下汗马功劳，官拜汉左丞相、赵国丞相、齐王、楚王，曾“王侯将相”一人全任。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 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 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因其“功高震主”引起猜忌。最后韩信被吕后及萧何骗入宫内，诬以谋反之名处死于长乐宫钟室。后人称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这只是一个阴谋而已罢！ No.4名为“忧愤悲歌”案 李纲—（1083年7月27日－1140年2月5日），字伯纪，祖籍福建，生于无锡东乡胶山，故自号梁溪居士（梁溪为无锡古称）。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与赵鼎、李光和胡铨合称“南宋四名臣”。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令他一生屡遭贬谪。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之后隐居泰宁丹霞岩。 No.5名为“莫须有”案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相州汤阴人，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官至少保、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忠义却使后人在评判他的精忠报国时，只能遗憾地一声叹息！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诬告他“谋反”，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莫须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黄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之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追谥武穆、后追赠太师、追封鄂王，改谥忠武。明朝加封三界靖魔大帝，配奉于各地武庙。中兴四将诸多说法中唯一一位出现在所有名单中的名将。 岳飞（维基图片） No.6名为“谋逆”案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于谦官至兵部尚书。曾指挥明军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代宗朝，于谦官至少保、太子太傅，世称于少保。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结果于谦被判犯谋逆罪，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锦衣卫登记没收他的财产时，家里没有多馀财物。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鸣冤，宪宗亲自审理，并下诏予以平反。现北京市、杭州西湖旁均有纪念于谦的祠堂、故居。 No.7名为“反间计”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明朝广东东莞县人，明朝末年政治人物，负责对后金作战。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庸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崇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于锦衣卫狱，被明廷判以凌迟。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因袁崇焕有大功于明遂为其平反。现存袁崇焕纪念馆等纪念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