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全文转自中国青年报，原文已被删除
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从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将男职工、女白领、女蓝领的退休年龄从60岁、55岁、50岁分别延迟到63岁、58岁、55岁。其实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缓解老龄化危机，相当于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到下届政府任内引爆。 养老金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确定的。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2岁，60岁及以上老人只占7%，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个20-64岁劳动力，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的年龄结构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人们对不会出现养老危机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和宣传深信不疑。当我在2000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和谩骂。 200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报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可谓石破天惊，被各大媒体转载，并被网易财经评为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后面我得知，其实有关部门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我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推动在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诠释师）领导，囊括了几乎所有官方人口学家。他们在2007年出版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对我的观点最为重视的是财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员，因为他们对养老金短缺等财政难题有最直接的认识。财政部长金人庆拿走过我的五篇内参报告。有关部门对计生委这一利益集团其实很恼火，2009年曾考虑绕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而组织财政部、社保部等部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邀请我参加。但是后面不了了之，毕竟国家计生委的势力太大。 为什么养老金改革迟迟不动？ 社保部们内部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养老金短缺危机，在2008年就考虑“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是当时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刀子还没有放下，就来止血，在政策逻辑上难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宣布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2014年还没有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并计划在2017年正式出台。养老金改革迟迟没有落实，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达到4.4；单独二孩就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在单独二孩政策破产后，国家卫计委推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在2023年、2050年还有1.75（出生1550万）、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惨败后，中国政府仍未停止计划生育，而是在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根据《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可见，到2021年，高层担心的还不是养老危机，而是人口过快增长。而现在官方也承认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万。 第二，担心失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减少年轻消费者，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剩”上亿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失业压力，就业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迟退休，必然加剧失业压力。 第三，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引爆。各国的情况表明，延迟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200万公共部门职工罢工抗议。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在2019年-2020年引发了法国2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在2023年再次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2018年，俄罗斯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龄在10年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16年内由55岁调高至63岁，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最早，而老龄化将比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退休年龄也将更晚，在这个过程必将爆发一系列抗议、甚至难以预料的政治危机。 以前是能拖就拖，现在是无法再拖，一方面因为已经火烧眉毛了，各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撑现有的养老体系。 有人说这么大的政策，为什么不充分讨论就匆匆出台。一是因为养老金改革是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变的；二是因为耽误太久了，没有时间讨论了。 妇女年轻时没有“生机”,年老年时苦无“生计” 英国以前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2011年实行养老金改革，将妇女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样的65岁。现在男女都是66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将推迟到67岁，2044年-2046年间推迟到68岁。有智库建议1970年后出生的提高到71岁。 美国1960年以后出生者要到67岁才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推迟。 2020年中国一个65+岁老人对应5个20-64岁劳动力，而英国、俄罗斯、美国分别只对应3.1个、4个、3.7个劳动力。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诞生了一个中国特产：广场舞。但是到2050年，中国1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而英、俄、美对应2.2个、2.3个、2.4个劳动力。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 根据这次养老金改革计划，到2040年，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3岁，女性55、58岁。那时候的人口结构能支撑这种退休年龄？人口结构比民意、政治更有话语权，现在不讨论就突然推迟退休，今后也随时可以突然推迟。现在的英国年轻人难以在70岁前退休，难道中国的年轻人能在60多岁体面退休？ 不推迟退休年龄将导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而后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后果是年轻人养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加剧，陷入恶性循坏。 有人说中国养老金危机是养老制度不完善。其实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劳动力是面粉，养老制度是制面包的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今后不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6-7岁，并且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养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60-64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妇女在年轻时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却不得不找工作。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在年轻时没有“生机”（生育的机会），到年老时将苦无“生计”。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宣布，法定退休年龄将从2025年起的15年里，逐步从现行的退休年龄延后3至5岁。对此，网上一片骂声，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顿时成为热文，但也在数小时后被下架了。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13日正式出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从2025年起的15年里，逐步分批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 此外，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将从2030年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缴够最低年限后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女职工不得低于50岁、55岁，男职工不得低于60岁。 消息一出，与退休有关的话题，相继冲上微博热搜，但各大社媒平台似乎在限制相关评论。在抖音与小红书搜索“延迟退休”，只能得到官方或媒体的报导内容，而在资讯平台“今日头条”搜索用户关于“延迟退休”的贴文，结果却是“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 争议焦点：双轨制 在微信朋友圈，《中国青年报》2013年的一篇评论文章“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顿时成为热文。该文指，中国养老体制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企事业单位则是自己缴纳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 中国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表示，此次延迟退休的政策没有提及已经讨论20年的双轨制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退休制度最大的危害。 中国媒体《新京报》报导，以养老金替代率来看，中国企业职工仅40%多，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但体制内职工则在80%以上。也就是说，若退休前工资为1万元，企业职工退休后能拿4千多元养老金，机关事业退休者则能拿8、9千元。 按照中国人社部2019年的数据，当年中国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覆盖率已经高达82%。而运行时间更长的企业年金，由于不具备强制性，覆盖率还不到10%，且主要集中于国企和央企，绝大多数的普通私企职工无法享受企业年金。 蔡慎坤分析说，中共在推迟退休年龄时对双轨制改革避而不谈，因为“没有办法谈”。他说，“现在的中共体制还是要依靠所谓的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只能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利，也没有太多能影响政策。” 延迟退休或不能解决根本社会问题 对于新规也将逐步提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蔡慎坤认为，这可能比延迟退休的影响更大，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自由职业者”，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很难找到一份正常工作，为了满足缴费年限就得自己掏钱。如果退休最终未能成为可预期的福利，而是变成了负担，估计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断缴。 拥有24.2万粉丝的贵州博主“痞_蜀黍”写道：其实延迟退休本质就是债务违约，你交的钱无法到期归还于你。做融资的都知道，债务违约重新商定的还款计划就是缓兵之计，给你画饼，到时候有没有钱还是未知。到期没钱还再重新商议，商量的时间长了，人就挂了，钱就不用全部归还。 有不少网民担忧：“新规只是说到63岁才能领退休金，但没规定你到63岁还有工作”。在美国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认为，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易富贤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老龄化问题严重，不得不延迟退休；另一方面又导致中国的内需不够，减少年轻的消费者，影响了就业和出口，经济下滑。他说，“不延迟退休，就会导致将来的危机；延迟退休，又会导致现在的就业危机。” 如何解决这个困境？蔡慎坤表示，首先需要政府做完备的规划，将更多的资金充实到养老金项目，“比如每年大量对外援助的资金，那都是没有准确的公开数字的”；第二点，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些“为全民服务”企业的利润拿出50%以上，充实到养老金，“这是必须要有意识和姿态”。 “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一文也提到：“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但仅数小时后，这篇11年前的旧文已从《中国青年报》网站下架。 中国网路一片骂声 中共当局新推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引来网民一片骂声。 “看得出来社保基金形式严峻啊。” “有手艺的不用退休，有权利的不想退休。” “倒楣的70后，没分上福利房，没生上二胎，给了个延迟退休。” “我41岁，有心脏病，已经干不动了，看到这个消息有点绝望。” “我们都小康了！让你再干几年为国家多做点贡献！让你多生，让你晚退，真好。” “年轻人将大量失业。” “没关系，虽然延迟退休，但是提前失业啊。” “单位不给我办退休，难道我辞职么？” “以后更没人生孩子，压根活不到孩子退休伺候老的。” “赶紧卖房养老退休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