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国要求芯片制造巨头荷兰 ASML停止对出售给中国客户的部分设备进行维修，对于荷兰政府来说是一个外交和商业上的难题，但有迹象表明荷兰将继续与华盛顿在出口限制方面保持一致。 据法广报导，荷兰称将遵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要求。尽管马克·吕特总理领导的政府不愿做出一刀切的决定，但其公开声明和国家安全利益表明，荷兰今后在批准中国的维修请求方面将变得缓慢，并会迅速予以拒绝。 路透社的报导称，这对于中国建立国内芯片产业的努力来说将是一个挫折，因为 ASML 的设备几乎不可能更换，如果不维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故障。 有望成为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吕特上周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了ASML问题。他随后表示，在荷兰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之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吕特还表示，“非常重要的是，中国要明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胜利都会对荷兰和欧洲构成直接威胁”。 吕特曾拒绝直接回答政府是否会拒绝向 ASML 的中国客户发放许可证。 吕特还呼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俄罗斯获得民用和军用的“军民两用产品”，例如ASML的机器及其用于制造的芯片。 对于 ASML 来说，不确定数量的许可拒绝造成的损失将是渐进且有限的——维护业务约占其收入的 20%，而中国是荷兰第三大市场，仅次于台湾和韩国。 过去三年，该公司已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售了价值 100 亿欧元（110 亿美元）的设备，其中大部分设备不受任何出口限制。有些还前往西方盟友在中国的工厂。被拒绝获得许可的中国个别芯片制造商或工厂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因为 ASML 的机器对于制造芯片至关重要且难以替代。 然而，专家表示，中国芯片制造商迄今为止对美国主导的制裁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韧性，并将在未来继续寻找绕过这些制裁的方法。
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5月21日G7领袖高峰会在日本广岛落幕。让外界颇为关注的是，这次峰会首次以经济安全作为主题，并且在之前的G7财长和外长的会议中，重点讨论了重组供应链和应对经济胁迫等议题，被认为是针对中共。而随后各方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又让本已持续多年的中美科技战再次白热化，其中又以高端芯片为战争的焦点。 就在当日，中国声称美国晶元制造商美光（Micron）未能通过网路安全审查，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其产品。这是中国利用其市场优势报复美国的一次行动。 随后的5月23日，作为本次G7峰会东道主的日本，正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将先进晶元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追加列入出口管理的管制对象。这项措施将在7月23日实行。VLSI Research数据显示，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约有30%左右的设备来自日本公司。 这23种出口管制设备涵盖半导体清洗、成膜、光刻、蚀刻、检测等多个环节。包括极紫外光（EUV）相关产品的制造设备，以及可立体堆叠存储元件的蚀刻设备等，均属于10∼14纳米以下的尖端晶元制造设备。 虽然日本修正后的限制措施并未把中国等特定国家明确地指定为限制对象，但这23个品类除了向友好国等4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外，均需要单独得到批准，这将在事实上杜绝向中国的出口。 日本这个动作，是落实1月27日美国、日本及荷兰在华盛顿达成的晶元“神秘协议”，扩大针对中共的晶元出口管制措施。 其实在今年的3月8日，就有消息称：日本某光刻胶大厂已经执行美国“实体清单”的限制要求，对中国大陆某存储晶圆厂断供了KrF光刻胶。光刻胶是半导体光刻工艺的核心材料，可以决定半导体图形工艺的精密程度和良率。当前，日本在全球光刻胶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光刻胶有效期仅六个月，无法囤积。 荷兰也在3月8日宣布将在夏季之前出台新的半导体晶元技术出口限制，由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扩大到了次先进的深紫外光刻机DUV。EUV光刻机已经于2019年就禁止向中国销售。 而光刻机正是晶元制造的核心设备，掌控在荷兰公司ASML手里。多位业界人士分析，中国要想自己发展晶元产业，若缺乏ASML的最先进技术，将会面临难以跨越的障碍。 除此之外，5月31日，荷兰政府宣布，将开始调查一家中国公司收购当地晶元制造公司的事件。荷兰当局将使用一项新立法来审查半导体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对总部位于荷兰的Nowi公司的收购。 这项于6月1日生效的新法律，被称为《投资、合并和收购安全测试法》。依据这项法律，将使荷兰政府能够基于国家安全限制投资规模或阻止收购交易，该法将涵盖自2020年9月以来发生的收购事件。 资料显示，Nowi成立于2016年，主要产品为能量采集电源管理晶元。其晶元可以对从环境收集到的微弱能量进行有效管理，为物联网感测器、电子标签、智能手环等场景提供能量支持。 去年11月，Nowi被位于Nijmegen的安世半导体收购，而安世半导体在2018年被出售给中企闻泰科技。闻泰科技通过整合安世半导体大量股权来控制该公司。但是由于收购时间超越了该项法律的追溯期，所以荷兰政府不能调查闻泰科技对安世的收购。 安世半导体前身为荷兰恩智浦（NXP）的标准产品事业部，拥有六十多年的半导体行业专业经验。 美国除了与日本及荷兰达成晶元“神秘协议外，还在去年3月，提出由美、日、台、韩参加的“晶元四方联盟”（chip4）构想。去年的8月8日，韩方同意参与“晶元四方联盟”预备磋商，标志著chip4联盟正式形成。外界认为，chip4背后的意图是利用这一组织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 数据显示，韩国加入“晶元四方联盟”后，对华半导体出口断崖式下跌。并且，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23日报导，就中国禁止美光公司在中国销售晶元一事，白宫已要求韩国政府敦促韩国晶元制造商不要填补中国晶元市场的任何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G7峰会前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了美国、台湾和韩国的晶元巨头，其中包括英特尔(Intel)、台积电(TSMC)、三星(Samsung)、美国晶元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晶元研发中心Imec、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IBM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谈。岸田文雄亲自呼吁各公司在日本投资，表示解决“供应链稳定这一全球性的问题”至关重要。与会者纷纷宣布了在日本拓展业务的新计画。 再来看chip4另一个成员台湾。5月22日至25日，台湾行政院法务部调查局对8家中资在台企业展开上百人次的同步突袭，以阻止其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聚集地，台湾掌握了全球晶圆代工48%产能。台积电（TSMC）更是占据了全球最先进半导体的92%生产力。因此，台湾也是半导体技术及人才的聚集地。近年来随著中美科技战的不断深入，习近平致力于达成高科技晶片自给自足，而窃取台湾半导体晶元技术和挖角高科技人才成了中共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主要手段。 例如，中国最大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中芯国际，其创立者之一就是曾在台积电任职的张汝京，此外还有前台积电前共同执行长蒋尚义以及多名台籍顶尖半导体技术人才在中芯国际担任高管。 4月初台湾调查局一名高层官员披露，调查局已著手调查约100家中国企业。去年年初以来，共有7家公司遭起诉，被搜索或约谈的公司则有27家。在一起正在调查的案件中，有一家中企声称是台湾数据分析公司，但事实上是一家上海晶元厂的分公司，负责把晶元设计图传回中国。 中企通常利用各种招数运营，包括乔装成侨资、外资迂回前往台湾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成立个人工作室；把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使得来自中国的现金流难以追查等。 台湾政府致力提高非法挖角的罚则，最高刑期预料将从1年提高至3年，罚金则从5200美元提高至52万525美元。当局也考虑修法，将泄露核心晶片技术纳入违反国家安全法。 当然，对中共获得高端晶元技术围堵的最全面的还是主导者美国。 首先是去年8月9日拜登正式签署了《2022晶元与科学法案》。根据法案，美国将拨出2800亿美元，增强自身的晶元研发和生产能力。同时，进一步阻止中共在这一领域的追赶，比如禁止接受《晶元法案》资助的实体在华参与任何重大交易包括实质性地扩大在华半导体制造能力，禁令有效期10年。 2022年10月7日，美国政府又祭出晶元新规，对中国禁止出口的高端晶元和制程设备已由10纳米以下，扩大至14纳米以下，且包括涉及AI和超级电脑的高运算晶元、以及128层以上的NAND Flash快闪记忆体等产品。 美国政府还使出杀手锏，禁止美籍技术人才(含美国公民、持绿卡的永久居民或依美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实体)在未经美国许可下，协助中国“开发”或“生产”高端晶元。 对于美国升级的对华晶元禁令，部分分析人士称，这等于从销售、制造、技术和人才端，把中国推向“往死里打”的绝境。他们说，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的围堵已经从对华为的单点制裁，扩展到对涉及军用高端晶元的单线“卡脖子”，现在更扩大到全面封杀，《金融时报》甚至形容，美国要把中国的半导体业“打回石器时代”。 美国还与“亲密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全方位遏制中共。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组建美日韩台“晶元四方联盟（chip4）”，以及推动美日荷联手管制晶元制造设备出口。 为落实晶元法案和晶元出口管制新规，拜登政府动作不断。2022年12月15日，拜登政府将晶元制造商长江存储以及其他21家中国人工智慧晶元行业主要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今年1月17日，拜登政府宣布去年10月针对中国内地的晶元出口管制措施，也适用于澳门。美国企业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对澳门进行出口。2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规则：获得旨在促进其半导体产业的美国联邦资金的晶元公司，在10年内将被限制在中国等国家扩大其产能。 据公开资料显示，台积电在南京建有16纳米和28纳米的晶圆厂，三星在西安建有快闪记忆体晶元工厂，SK海士力在无锡和大连建有晶元工厂。上述企业可能有意在美国建厂并获取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由此必将影响其在中国的晶元生产和销售。 此外，3月2日《华尔街日报》报导，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撤销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包括使用先进的5G技术的产品以及旧有技术的4G产品。这意味著，不但切断了华为的5G技术，现在连4G产品也受到了限制。 近年来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中国也力求发展自己的晶元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官方也搞过多次“晶元制造”的计画，试图通过大笔资金投入实现关键技术大突破，但一茬又一茬的所谓“晶元”企业在耗尽国家资助之后一无所成而破产，最终项目“烂尾”。 而现在，美国及其盟友联手筑起的严密的晶元封锁网，更是切断了中国企业获得高端技术的途径，所谓的自研晶元能力必然会大受影响。中共最引以为傲的中芯国际，据查询已经从官网删除了14纳米制程，不再接相关订单，仅能加工28nm及以上的晶元产品。5月12日，OPPO传出一则消息，关闭其晶元设计公司哲库，解散投入了500亿资金的晶元项目部门ZEKU，3000多名国内外顶级高校的硕士和博士，全部裁员。 而这些影响，将顺著晶元继续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手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下降，比如华为不得不退出国际手机市场；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中国最有潜力的支柱产业。相比于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对晶元的需求、依赖更大。中国多家汽车厂商正在研究的自动驾驶技术，对晶元性能、算力的要求就更高，更需要高端晶元。目前全球自动驾驶晶元，基本上被英伟达、高通垄断。还有中共当局引以为傲的人工智慧（AI）领域，因拥有庞大的数据，甚至有人称已有超过美国的趋势。而这一领域，更需要有算力强大的高端晶元的支持。中国一旦失去了获得高端晶元的机会，以上这些产业的前景可想而知。 所以，即便有举国体制的支持，习近平的晶元梦乃至其强国梦都将被戳破。
如果说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芯片竞争，那么中国目前就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刻。它在设备、技术、材料等几乎所有关键领域都落后于美国和西方，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是被美西方“卡住了脖子”， 在半导体人才方面更是差距巨大。为突破封锁，北京当局正在集中资源，希望通过所谓“制度优势”加快人才的培养，但这种努力同样面临许多困难。 路透社在周三（3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说，在过去五年中，中国顶级大学获得了新的经费，侧重短期项目的小型私立学校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推动着中国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录取的新生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半导体行业的入门薪资水平也大幅度提升，吸引着其它专业的一些毕业生进入了半导体行业。 路透社引用一名刚刚进入芯片行业的克拉拉·赵（Clara Zhao）的话说，“芯片行业的前景很好，而普通学校毕业的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情况不如以前了。”克拉拉·赵的本科专业是材料科学。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强势，北京不再掩饰自己要改变由美国在二战以后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的野心。这更加刺激华盛顿决心为保持自己享有的优势而向中国展开全面围堵。 拜登政府的围堵策略是“小院高墙”，也就是将芯片作为封堵的重点产业，联合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对中国展开最大范围的封锁，不仅涉及美国公司和欧洲和亚洲的公司，还涉及芯片产品、技术和设备的出口。除此之外，美国还联手其他国家禁止中国专家使用发达国家的实验室等研发设施，切断西方专家与中国专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强令美国专家退出中国芯片企业，不允许他们为中国服务。一个覆盖芯片制造全行业的和全供应链的封锁链正在形成。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迅速扩大。人工智能、无人机、互联网、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等许多新兴产业都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芯片是支撑这众多的产业的最重要的支柱。 中国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大陆芯片消费额超过1900亿美元，占全球消费额40%左右。预计到2030年有望达到50%。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庞大的芯片市场，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芯片制造能力，与美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在芯片产品、制造、设备、原材料等许多方面严重依赖外国。中国在芯片人才方面更是极度短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缺还会更加严重。 据中国半导体协会的预测，2022年中国芯片专业人才缺口将超过25万人，到2025年，这一缺口将扩大至30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本月在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虽然面临急迫的芯片进口受阻问题，但需要优先解决的是培养人才。 据路透社报道，学生和专家都抱怨说，中国新开设的芯片课程与台湾和美国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它不能够给学生提供上手实习的机会。 上海芯谋市场咨询公司（ICwise）在2022年作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芯片工程专业的学生中超过60%都没有在该行业的实习机会。 中国的大学往往只重视教授的发表论文，而不重视最新方法的教学，而这项教学对企业实验室或者芯片制造工厂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在台湾，顶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四所大学里建立了研究中心。 中国职场社区平台脉脉一个名叫“王子洋”的博主表示，“台湾的校企合作很不错。研究生项目大概需要三年时间，但上课时间只有一年半。” 不过，中国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最大的芯片企业中芯国际在2021年宣布与深圳科技大学共同组建了集成电路学院，可以给在校生提供实习的机会。 中国顶级的十所大学的芯片工程专业的录取人数在2018年至2022年翻了将近一番，达到2893名。本科学生的人数也有很大增加，但是，距离解决人才短缺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芯片人才短缺，芯片工程师的工资也在不断提升。上海一家招聘机构的创始人胡云旺表示，自2018年以来，该行业入门级工程师的平均年薪翻了一番，从大约2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40万元人民币，这凸显了芯片人才供需失衡。 中国官媒央视前些时在报道中提到的情况更为严重。报道引用深圳一名微电子公司董事长的话说，“以前找一个（芯片）人才，假设要40万，现在就要120万才能招聘到他们认为具有相同能力的人”，“大概整个行业翻了三到五倍不等”。
阳春三月，河南、湖北多地飘起桃花雪，春寒料峭，一如这2023年开春的汽车市场。 从3月1日至3月31日，湖北省政府联合东风本田、东风风神等七个汽车品牌、56款燃油及新能源车型，共同推出让利补贴，优惠高达4000元至90000元不等。吉林、广东等地政府和车企迅速跟进，一时间，“价格战”的气氛被炒得火热，然而，少量特价车被抢购一空之后，市场观望气氛却变得更加浓烈。 “这是清库存的时候才会用的招数”，在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基地负责人看来，这样的补贴促销举措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本来18万的车，现在12万就能买走，那还能再回到18万吗？连13万都卖不动了”，这位在汽车行业打拼了30多年的老兵说道，“只有不打算继续生产，只求快速卖掉存货回笼资金的企业会这么干”。 但另一方面，这本是威马在创业之初就算准必将到来的时刻，也是多年来投入大量心血和资源为之准备的时刻。但它真正来临时，威马自己却只好趴窝不动，未免让人感慨世事难料。 “按照我们多年前的测算，新能源车需求的大幅爆发应该在2023年，我们的工厂和产能爬坡本来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规划的，现在来看，这个时间点提前了一些，但大致差不多”，他表示，“本来如果顺利的话，在市场变好的时候，我们的车型、产能都逐步提升，就会逐步走上正轨。” 他感叹着：“没想到，威马这三年，真是什么都赶上了。马斯克当时有‘产能地狱’，李斌曾经被称为‘最难的人’，可能真的都必须过这一关。现在，轮到老沈了。” “新势力”8岁，疫情占3年 成立于2015年的威马，一度是一众新势力中的“老大哥”，也是当时大批被质疑“PPT造车”的玩家中，最老实本分建厂造车的。 也正因此，三年疫情是更加“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遭受了比其他新势力更大的打击”，威马创始人沈晖对媒体表示，“2020年第一波疫情时，我们在温州刚刚投产一年多，黄冈还在建设中。那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两个疫情严重城市的市长，恰恰就是黄冈和温州。 去年第二波疫情时，上海封闭，成都拉闸，我们在上海的总部和成都的研究院又被前后关停了。我们黄冈工厂是在疫情期间坎坎坷坷投产的，投产时规划的就是15万产能，我们只做了一年，基本只有2022年是全年生产的，也只生产了1万多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闭环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不造个几万辆车不值得这么做。 沈晖表示，从疫情对我们汽车供应链整个影响看，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零库存”，也就是日本精益管理的一种。结果在这次疫情中，库存越低死的越惨，而管理得越不好、累积一堆库存的反而活得很好。除此之外，另一个我们行业的说法是，很多核心的零部件体系一定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才能做得更好更专业，同时成本也能通过供给多家车企而相对摊薄。但这种做法在这次疫情中也是死得很惨。 来自融资层面的困难，让事情雪上加霜。 整个2020年度，威马都在准备冲刺科创板。当时正值疫情后的全球“大放水”，市场行情非常好，无论是2019年上市的蔚来还是2020年上市的理想、小鹏都以高估值融到了大量资金。 但由于各种不受控的因素的干扰，威马在2020年年底才完成辅导验收。在2020年11月份，科创板的不确定性变强。后期威马只得调整方向，准备向香港冲刺，这时已是2022年初，上海又发生了疫情，甚至连上市时需要放询证函、审计到现场检查都被停掉了。 对于处于创业初期阶段的造车企业来说，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各个环节，威马方面对观察者网表示，“第一步没有踩得上，后面又是全球供应链混乱、芯片荒；俄乌冲突导致碳酸锂、镍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动力电池价格暴涨；美国加息资本回流，整个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紧；再加上在市场层面，新势力要打开一片天，就要大家一起卷，蔚来和理想的财报大家都看到亏损很厉害，整个局面就变得特别残酷”。 实体工厂变成“包袱”？ 当然，如果单纯强调疫情导致的融资困难，是没有说服力的，威马汽车全部的募资总额达230亿元，其中股权融资180亿元，债券融资50亿元。2020年9月初，威马更是拿到了D轮100亿的巨额融资，创造了中国汽车有史以来最大单笔融资额，估值一度高达70亿美金。 然而，威马相较其他“新势力”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决定先造两座自建工厂，这消耗了他们大量的融资资金，也势必会挤占品牌和渠道的投入。 按照此前规划，威马汽车第一基地（温州）一期工程规划总投资67亿元，规划年产能10万台；威马汽车第二基地（黄冈）工厂总投资202亿元，一期建设完成实现年产15万台新能源整车制造，到2025年整体实现年产30万台整车。 威马方面对观察者网表示，从资金角度，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使威马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方面，资金投入工厂之后，就成为沉没成本，每年工厂的折旧成本需要摊销至每辆车的成本，在销量未大幅提升前，加大了账面亏损。 目前，威马共交付超过12万辆车，每一辆车从非摊销现金消耗来算大概在6万，这跟其他新势力都差不多。 “蔚来虽然也是卖一辆亏一辆，但蔚来是生产多少辆，给代工厂江淮汽车多少亏损的补贴，但威马是一次性投入了工厂。”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基地负责人告诉观察者网，其实特斯拉和比亚迪前期也是这么做的，通过投入大量资本的垂直整合，在这个新兴产业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求得自身供应链的稳定，从而使规模效应得以发挥，获得稳定的资金流，形成正向循环。 但特斯拉与威马的区别可能在于，马斯克是一个太会讲故事的人，虽然他手上干着是最传统的事，讲给资本市场听的，却是一个性感的“科技”故事。 2020年1月8日，特斯拉市值创下890亿美元的新高，超过通用汽车（500亿美元）和福特汽车（370亿美元）的市值总和，创造历史。 彼时，特斯拉全年（2019年）的全球发货量仅36.75万辆，而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同期在美国的发货量均超过200万辆。 然而，对资本市场来说，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在于“想象空间”，它并非作为一家“汽车企业”，而是作为一家“科技企业”而获得高估值，而老掉牙的汽车企业，按部就班的流水线生产，产量数据*单车利润的逻辑，载不动资本的想象。 但自建工厂模式真的是一个错误吗？真的未必。 “有哪个最好的工厂会帮你代工产品？”威马创始人沈晖曾经如是说，“如果选择代工生产，我会天天睡不着觉”。 在威马方面看来，即使到今天，威马手握的两个工厂还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许多人从感性认识上觉得，大城市的堵车好像更严重了，汽车产能是不是过剩了？去年，中国生产汽车约2600-2800万辆，但真正的需求可能不到2000万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产能可能已经是供大于求了，”有资深业内人士分析，“但是从整个市场结构来看，到今天还有一大部分存量产能是比较落后的，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产能。” 经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新能源对燃油车的替代正来到一个临界点。 乘联会公布的零售数据（狭义）来看，上汽通用今年1-2月销量约11万辆，去年同期约19万辆，同比下跌44%；东风日产今年1-2月销量约10.5万辆，去年同期约17万辆，同比下跌41%；上汽大众今年1-2月销量为15万辆，去年同期为22万辆，同比下滑约32%；此外，包括通用、日产、丰田等车企的销量在1-2月都有30%以上的巨幅萎缩。 另一方面，在比亚迪的大力加持下，西安去年汽车产能突破百万辆，一举超越上海，成为中国新的“汽车城”，而一度有中国“底特律”之称的武汉，因为转型节奏的问题，已经跌到第六，带来一系列地方财政和就业问题。 “市场正在激烈变化，一些合资工厂和国有工厂，既有资质也有大量产能，但这部分产能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些产能既不可能立刻淘汰，也不可能马上转变为新能源产能”，相关业内人士接着表示，“所以我们看到，新势力还在寻求新建的工厂，因为他们手上没有足够的产能。如果要建设工厂的话，还是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同时还有建设和产能爬坡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所谓研发，不是简单写个代码，也不是简单做一个样车出来测试就行的，很多投产前、投产后的研发和迭代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在工厂里发生的。所以，威马的两座工厂，仍然是非常优质的资产”。 “问题在于，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盘活它”，他说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网财经，原文已被删除）
近日，被称作头部造车新势力的威马汽车裁员、关店，甚至频临倒闭的新闻，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曾经有著光鲜历史的威马汽车，是中国最早一批打造电动汽车的新势力，与蔚来、小鹏、理想一起被网友并称为“新势力四小龙”，还曾在2019年取得新势力单车型销量第一名的业绩。如今却是销量低迷、债务缠身。位于上海的总部也是人去楼空，一片破败的景象。 根据威马提交给港交所的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威马累计亏损136.32亿元；毛利率始终在-40%以下，相当于每卖一辆车亏损10万元，2022年净亏损大概率会更高。 威马汽车自2015年开始运营，从2017年2月至2022年3月，威马共进行了12轮股权融资，总融资额超过315亿元。从威马汽车的股权架构中可知，除了创始人沈晖夫妇共计持股3 0.82%以外，投资人还包括了百度资本、雅居乐、腾讯、上汽等行业巨头，更有李嘉诚、何鸿燊家族旗下的资本，以及来自上海、广州、湖北、合肥等地方国资平台的注资。 融资多，但“烧钱”也快。威马先后在浙江温州及湖北黄冈建立了两家生产工厂，合计产能达25万辆，并在全国拥有621家经销门店。和其他几个头部造车新势力相比，威马还拥有沈晖这一位有著丰厚汽车从业经历的掌舵手，他曾是吉利集团副总裁，并负责了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一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案。威马联合创始人侯海靖同样来自吉利汽车，也是威马第一个平台研发负责人。 但是，这也为威马汽车埋下隐患。由于其研发团队中很多人来自吉利，其生产平台被认为是从吉利的燃油车型改装而来。2019年威马汽车被吉利集团以侵犯了商业秘密为由告上法庭，要求索赔21亿元。这场官司至今都没有完结。 其实，威马一直没有研发出一个电动汽车专用平台.另外，也许是油改电平台的先天缺陷，很多车主吐槽威马EX5车型存在底盘漏风问题。威马近些年还多次曝出“锁电”和“自燃”的维权事件，为品牌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0年，威马汽车曾在35天内发生了四起自燃事故，2021年和2022年，威马又发生其他起火事故。2022年4月18日，海口市某充电站内一辆威马EX5在断电几分钟后突然著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因拖欠货款，威马汽车的零部件从生产到运输，都面临断供风险，造车其售后服务也饱受诟病。 今年以来，威马先后经历员工降薪潮、经销商关店潮、零部件断供潮、供应商起诉潮，每一次浪潮拍打在威马身上，产生的连锁反应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威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威马的状况还是中国众多新能源车企中表现较好的，虽然烧光了300多亿，但毕竟还造出了车，更多的新能源车企是烧光了所有的融资，最终还是没造出一辆车。 如烧光84亿未造出一台量产车的拜腾汽车；融资超过百亿，曾经被认为是新能源最稳车企的——绿驰汽车，直至倒闭也没有量产一台车；此外还有融资达170亿元的奇点汽车，运行了8年后，量产车还是停在“PPT”阶段；不得不说的还有恒大汽车，据其管理层透露，恒大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累计总投入高达474亿元，但直到2022年12月30日，恒大汽车仅交付了324辆车给客户。如今更是官司缠身，不断被债权人告上法庭。 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纯粹为骗取国家补贴而成立的新能源车企，倒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为扶持电动车行业的的发展，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电动车相关的补贴政策，之后经过多次调整，直至在2022年12月31日这一政策正式终止前，达到“插电混合动力车4800元/辆、纯电动车12600元/辆”的幅度。 除了直接补贴，当局还推出税收优惠以推广新能源车。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即可节省2∼3万元。 网易发文说，仅2015∼2017两年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就超过3000亿元，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也已超过2万亿元。 补贴政策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企业查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年注册量从约5100家跃升至23.94万家，增长47倍。截至2023年初，中国现存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达60.58万家。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但补贴也伴随著争议，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造成贸易争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2022年7月，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长江汽车正式破产，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长江汽车等并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都涌入该行业，抢资质、炒作圈钱、骗补贴，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长江客车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直到2013年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成立了长江汽车，创始人曹忠看重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双资质”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连小鹏、蔚来、理想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可见其稀有程度。因此，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惜以51亿资金入股五龙集团，为长江汽车站台，就连沃尔沃中国CEO也选择跳槽，加入到了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长江汽车一时间风头无俩。2016年，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包括纯电小型SUV，纯电商务车、大巴和中巴客车。但其SUV乘用车，直到破产都没能批量生产；而花费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车，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辆。与此同时，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在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在杭州、广东佛山、云南昆明、贵州、山东烟台等地开设了生产基地，还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累计年产能达60万辆。其中与佛山市政府的投资协议，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雷声大、雨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早在2016年，李嘉诚就不断减持自己在五龙集团的股份，并于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请曹忠破产，要求他偿还11.9亿港元的借债。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画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测他凭借关系才能第一个拿到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曹忠自己也称，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忠，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零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著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的“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3000辆，其中不少车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企补贴情况进行排查，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骗补车辆近8万辆，涉及金额近9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补贴计画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资料显示，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出口59.3万辆，同比增长1倍。 不过对于蔚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现在却高兴不起来。美国不断加码的晶元禁令，可能使它们在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慧晶元出台“限芯令”。这两款晶元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慧（AI）演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小鹏（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晶元训练演算法。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2021年底，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晶元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及以下的DRAM晶元、28层及以上的NAND快闪记忆体晶元、14纳米及以下FinFET工艺的逻辑晶元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美国在晶元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告别“补贴时代”的，意味著电动车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再加上美国对华施加的晶元禁令，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破产或是像芯片企业大片烂尾的情况已经不难想像。
今年的中国两会上，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宠儿的互联网行业，多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纷纷落榜两会代表名单。其中包括曾担任了两届、共10年人大代表的腾讯CEO马化腾，百度CEO李彦宏，联想CEO杨元庆、网易CEO丁磊、京东董事会主席刘强东、搜狗CEO王小川以及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而被软封杀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是来自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动车领域的执行长及工程师。晶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董事长张素心和电动车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都是首次成为人大代表。在中共官场不成文的规则中，两会代表反应出中共当下对各行业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一飞冲天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动车看似才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如今中国当局已经宣布停止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西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严重依赖芯片的电动车行业仿佛已经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到来。 2022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财政部、工信部等部门2021年底公布的通知，国补政策正式终止，该日之后上牌的车辆不再给予补贴，这标志着“插电混合动力车4800元/辆、纯电动车12600元/辆”、实行13年的国家财政补贴正式退场。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 但补贴也伴随着争议，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造成贸易争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往前看，逐步告别“补贴时代”，意味着这个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而中国的新型车企们没钱了，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施加的芯片禁令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破产或是像芯片企业大片烂尾的情况已经不难想象。 2022年7月，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长江汽车正式破产，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长江汽车等并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都涌入该行业，抢资质、炒作圈钱、骗补贴，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长江客车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直到2013年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成立了长江汽车，创始人曹忠看重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双资质”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连小鹏、蔚来、理想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可见其稀有程度。因此，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惜以51亿资金入股五龙集团，为长江汽车站台，就连沃尔沃中国CEO也选择跳槽，加入到了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长江汽车一时间风头无量。在两年多时间里，于中国各地开设生产基地，包括杭州、广东佛山、云南昆明、贵州、山东烟台等地，而且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累计年产能60万辆。其中与佛山市政府的投资协议，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2016年，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包括纯电小型SUV，纯电商务车、大巴和中巴客车。但其SUV乘用车，直到破产都没能批量生产；而花费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车，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辆，与此同时，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雷声大、雨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早在2016年，李嘉诚就不断减持自己在五龙集团的股份，并于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请曹忠破产，要求他偿还11.9亿港元的借债。 造车不重要 骗钱最重要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测他凭借关系才能第一个拿到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曹忠自己也称，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忠，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零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在中国，想靠造新能源车来翻身的外行例子，还有欠债数千亿美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也涉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前几天还传出恒大汽车可能要出售的消息；影视视频平台乐视也仍在造车，但缺乏量产需要的资金，乐视自己的运营也正面临困难。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着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的“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3000辆，其中不少车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企补贴情况进行排查，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骗补车辆近8万辆，涉及金额近9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除了直接补贴，当局还推出税收优惠以推广新能源车。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即可节省2～3万元。 网易发文说，仅2015～2017两年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就超过3000亿元，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也已超过2万亿元。 截至2019年3月，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平台上注册的新能源整车企业，多达635家，但至今没有倒下的屈指可数。如今政府取消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却依然被“卡脖子” 补贴计划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资料显示，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出口59.3万辆，同比增长1倍。 不过对于蔚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现在却高兴不起来。美国不断加码的芯片禁令，可能使它们在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能芯片出台“限芯令”。这两款芯片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能（AI）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小鹏（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芯片训练算法。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2021年底，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芯片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及以下的DRAM芯片、28层及以上的NAND闪存芯片、14纳米及以下FinFET工艺的逻辑芯片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日本及荷兰三国高层1月27日在华盛顿就半导体议题达成协议，日本和荷兰将施行美国政府要求并已启动的部分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的管制。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ASML）可能已经同意不会向中国出售制造成熟制程晶片的光刻机DUV，预计造成中国自主制造晶片的脚步减速。这也表示将扩大目前已经禁止运往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和类别，从晶片延申到生产晶片的设备。有分析说，此举会深深打击到中国中芯国际及华虹半导体等半导体公司。 作为制造半导体晶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一般分为三种，即最早的UV（紫外线光刻机），和后来的DUV（深紫外线光刻机）以及EUV（极紫外线光刻机），其中EUV用于7奈米及以下先进晶片制造工艺。BBC援引分析称，之前EUV机的限制卖给中企已影响到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发展，DUV设备的禁止将再限制成熟制程的产出。 2023年3月8日，荷兰政府表示，加入美国遏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 路透社说，这一宣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荷兰人首次采取具体行动，采用华盛顿敦促的规则来阻碍中国的芯片制造行业，以减缓中国的军事发展。 消息一出，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这些限制举措违反了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原则。 一方面是未来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随时面临美国的彻底断供，中国车企们纷纷选择自研芯片，蔚来和小鹏都建立了数百人的芯片研发团队。 然而即便有了芯片设计能力，电动车企还是可能受制于中国整体芯片产业的局限性——比如，在设计环节所必备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该领域三家垄断巨头都是美国企业；制造环节的核心光刻机方面，中国也没有独立制造能力，而主要光刻机企业都受美国禁令的钳制。
美国拜登政府本月祭出全面性出口管制，包含禁止美方人员在未经许可下，协助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晶片，限制美国技术的使用。压力之下，中国部分企业出现美籍工程师出走，导致生产停摆。 美国商务部这个月对一系列晶片和晶片制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包括特定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工具的销售限制措施，这是美国迄今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最大打击。 据经济观察报报导，这项让措施更禁止美方人员在未经许可下，协助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晶片，限制美国技术的使用。这使中国半导体业者猝不及防，部分企业已出现美籍工程师出走的浪潮。 报导引述一家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商相关人士表示，在出口管制条例生效一星期后，有些中国客户出现了个别设备的停止转作的情形。“产线上机台的保养通常是供应商在做，可是有些设备在美籍工程师撤出后，因缺乏零部件而面临停转，另一些设备则面临没有人会更换零件及校准。” 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专家王俣表示，由于违反新规的法律后果可能涉及美国行政乃至刑事处罚，因此跨国企业一般非常注重合规性，在新规缺乏细则的情况下，初期会更加谨慎地遵守。 王俣进一步指出，在新规的限制下，拥有美国国籍或绿卡的这些工程师必须要考虑自身的职涯规划，更换工作或服务部门，继续留在这些企业工作则可能面临违规的风险，这会影响一部分半导体产业人士的职业选择和规划。 中国半导体业界人士观察，过去20年，中国半导体人才有三波归国浪潮，第一波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国务院颁布“关于印发鼓励软体产业和积体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国半导体产业进入了真正的起步阶段；第二波在2014年国家积体电路大基金成立，半导体人融资更方便了；第三波在科创板成立后，产业甚至有机会造就身价过亿的企业家。 这名业界人士提到，这些海外回国创办和支持半导体事业的人才，大部分是拥有美国国籍和美国绿卡的人。无论是成熟还是早期公司，他们往往是核心职务上的人物。 业界人士说，在当前压力之下，中国企业可以选择替换人才，例如向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半导体发展成熟的国家揽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