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自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进入党魁第三任期，一大帮号称习家军的亲信占据中共高层，外界视之为习权力稳固的标志。但习的第三任期未过半，这个亲信军团已大面积崩坏，显示内部不稳。而由于习只信“熟人”，体制上又没有民主法治保障，这种“熟人政治”注定烂尾（因故停摆）。 “亲信军团”崩塌 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有205名中央委员、171名中央候补委员。 据中共官媒报导，他们都是习亲自把关的，属于广义上的习家军。包括从原来江派、团派收编，还有一些派系背景不明的技术官僚。狭义的习家军，就是早年与习有直接交集的一批“熟人”。 二十届中央成员中，在过去两年间许多人纷纷落马或失势。 官方正式宣布落马的副国级官员有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前外交部部长秦刚。秦刚曾是习近平身边的外交红人。 落马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是公认的习家军代表，福建帮成员。 正部级高官有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他曾以习近平特使身份出访。 中央候补委员中，正式被宣布落马的有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云南常委常委李石松，青海省委常委杨发森。 近年中共对高官处理手法隐秘，以所谓“四种形态”区分问题轻重，做不同的处理。表现在外面，就是有些高官突然被免后不知去向，有些人缺席重大会议原因不明，有些提前退居二线，有些非正常死亡等等，事实上都是落马的另类表现。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官员频频“被失踪”，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无法治，另一方面是权力傲慢，习在权力运用上更加肆无忌惮，不讲章法。 比如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在2023年7月被免职，没有讲原因，也没有新的任命。2023年7月31日起，时任战略支援部队巨干生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同期传出他接受调查，他后来又现身，但到2024年4月，战支部队被撤销，巨干生变相被解职。 2024年底有四名上将缺席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桥铭、海军政治委员袁华智、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以及被陈辉替代的前任陆军政委秦树桐，他们都是现届中央委员。 近期连续缺席重大场合的中央正部级高官，还有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中央军委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雷凡培，两人是中央委员，属于习的军工帮人马。同是军工帮的中船集团董事长温刚最近被免职，去向不明，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是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去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说明也已出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是中央候补委员，有消息说他2023年9月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人员带走。2024年4月12日，航天科工集团新董事长陈锡明上任，但官方没提袁洁去向。 2024年12月11日，中共海关总署在晚上发出十分简单的讣告，称署长俞建华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10日离世，年63岁。但网传俞被纪检约谈后于办公室轻生身亡，而原来《吉林日报》在12月11日头版左半边刊出吉林省领导与俞建华举行工作会谈一文亦被撤下。这表明俞之死因或如传言。俞是现届中央委员。 还有一些明显被贬职的中央委员，算是软著陆。比如今年1月18日，中国社保基金会书记换人，64岁的丁学东被免职，由比他还大四岁的前财政部部长刘昆接任。丁学东是李克强时期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韩正大秘。 2024年6月，未到退休年龄、63岁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提前退居二线。景俊海历来被指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曾在陕西为习父习仲勋扩墓建陵而被习视为有功。 这样算一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中至少已有20人属于问题官员。 此外，2024年5月初被免职的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之前曾传被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带走。易会满2024年2月7日突然被免去证监会前主席职务，他未满60岁，被猜测要为股市“跌跌不休”背锅。网上曾传“A股退市公司康得新股东朱永国实名举报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涉嫌渎职犯罪”。他们都只是被免去本职，进入人大或政协，属于软著陆。 习亲自晋升的上将逾十人出事 中共建政靠枪杆子，习近平稳固权力，威慑反习势力，也靠军队。历代党魁掌军靠的主要是以利益收拢军心，首先是将心，首先就靠晋升将领，派出官帽。以上将为例，比较江、胡、习各自掌军时期：江升79上将；胡升45上将；习至2024年底已升79上将。 习近平在第一任期拿下的将领，都是江、胡晋升的，用人责任不在他。但最近几年习不断拿下自己亲自晋升的上将，落马已坐实的就有5人，可能受查的还有近十人。这种情况也是史上罕见的。 目前已坐实出事的5名上将，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空军前司令员丁来杭、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司令员周亚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第一个上将。而丁来杭和苗华都是在福建服役时就和在同地任职的习近平交好。 近期缺席重大场合的上将，除了前边提到的李桥铭、王春宁、秦树桐、袁华智。被传过出事的还有秦生祥、韩卫国、王家胜、徐粉林、魏亮等四名退役上将。 习近平刚上任时就重用秦生祥，将秦提拔为军委办公厅主任，掌管中共军委的中枢系统，之后秦又操盘军改。 韩卫国缺席了2024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年茶话会，而这一活动通常是退役上将公开露面的重要场合。韩卫国和苗华一样，也出身前驻福建第31集团军。 王家胜是火箭军前政委，早前也被指受前年爆发的火箭军窝案牵连。 更早在2018年8月，港媒《明报》报导，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原广州军区司令徐粉林，遭降级退役。两人均与自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有某种关联。 “熟人政治”注定短命 在习的第一任期，2015年，亲北京港媒《东方日报》曾指出，“习近平爱用熟人。”这其实不是一名褒语，而是有贬意，暗指习心胸狭窄，用人视野不宽，疑心大，容易对身边人猜忌。 当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议，其随行的五大贴身亲信名单中，除了王沪宁、栗战书、刘鹤和丁薛祥之外，还有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何立峰是习近平微时朋友，在厦门和习一起工作，参加过习和彭丽媛的婚礼。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号称严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习近平，其实最懂这一套，但他拉的必然是“熟人”。笔者称之为习的”熟人政治“，是一种政治策略。 因为习有用人惟熟的特点，后来习家军占据中共政权关键位置，很多人是其微时的朋友、同学，或者跟随多年的旧属，或家族故交。故此，在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分出浙江帮、福建帮、陕西帮、清华帮、党校帮等等，代表人物都是习的“熟人”。 福建帮的代表除何立峰之外，还有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浙江帮有总理李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刚退休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习的前军中大秘钟绍军等等。习的清华大学同学陈希、旧时河北同僚栗战书，都为习固权立下汗马功劳。 习为了用“熟人”，还让本已进入退居二线状态的亲信重返要职。比如宋涛67岁从中联部部长转入全国政协之后，又复出任国台办主任至今。夏宝龙从浙江省委书记退下转入人大，后来又复出晋升副国级，并担任港澳办主任，今年他已72岁。应勇从湖北省委书记退下后，又复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这几人都是习的早年“熟人”。 不过，习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种危机就是：人情不是永恒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后反目？ 故此，习的亲信现在走红是一回事，将来能否实现安全著陆又是一回事，将来的下场可能会很悲惨。像何立峰虽贵为习的近臣，但他在厦门和天津，都留下贪腐丑闻，日后在习家军内斗中，就会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刚据说也是这样下台的。 习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还有一个对他而言最大的危机，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届，他的“熟人”已经基本退休，官场上占主流的都是习的“陌生人”。这些人和习没有深的交情，只是为了政治利益媚习，更会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这是习向来最顾忌的。但是时间也推到这一步了。 像新任国防部部长董军，到今天还不是军委成员和国务委员，就是因为他不获习的信任。 如今在习家军中，栗战书、刘鹤已退，陈希勉强超龄留用，放在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超龄留用，但盛传他是元老派拉拢的实权派，关键时间会对习有威胁。1959年生的原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去年底已退休。外交老将王毅过两年也不可能陪跑了。 习当然也会用“熟人”的“熟人”，比如栗战书、蔡奇、何立峰的自己的人马，但这些人对习本身的忠诚会大打折扣。 到2027年，假如还有中共二十一大，到时留下的习的“熟人”就寥寥无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要做侵入台湾的“大事”，由于各大关键部位都是“生人”把控，中共内部更容易生变，出现针对习的倒戈。 反腐变奇耻大辱 前边讲到，中共官媒在二十大后曾公开宣称，这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审定的，习当然一直担心自己创建的中央人事大盘崩塌，所以会极力护短、护盘，比如对秦刚和苗华。估计这两人都是被习家军内部政敌举报、爆黑料，习才不得不处理。但从客观上看，习重用的是自己人，出事的肯定也是自己人，这无形中又使反腐进入了一种类似商场上的“杀熟”的模式。 习因为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闹得天怒人怨，最后又自打脸，放弃自己一直强硬坚持的动态清零，他其实已权威扫地。现在人事大盘又出事，习特别害怕将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智的问题，公开摊在全体国民面前，这甚至是“自杀”作为，只是一时看不到后果。 今年1月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大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意思就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太多了，要加大打击力度。他变相承认了自己忆被“两面人”包围。 习近平还沿用过去的套话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 对于号称“伟光正”的习近平来说，这场因对被颠覆的恐惧而停不下来的反腐大戏，到了最近两年捉自己人，已演变成他的奇耻大辱。他现在宣布继续加大反腐，只是将反腐变成一个遮羞布。 由于习靠“熟人”帮助固权的特点，并无长期统治的体制保障，独裁人治反而强化，习的“熟人”三年之内几乎消失，他与“新人”无法取得互信，其垮台也进入倒计时。至于习倒台之日，是否就是中共政权崩塌之时，笔者之前就讲过，那应该是同步的，因为共产主义已是破产的意识形态，中共靠强权维持稳定，在号称“强人”的习近平之后，已无人能够撑持这一烂局，必然会改朝换代。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4月3日，新华社报道蔡奇以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发表讲话，证实此前有关其已接任党建小组组长的说法。 这个小组长之所以引人好奇，因为他的前任小组长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历来最关心“党的生死存亡”，对“大党独有难题”耿耿于怀，所以亲自兼任党建小组长。现在把这个组长给了蔡奇，不能不引起关注？ 考虑到习近平兼任七八个小组长，蔡奇现在也已身兼好几个，有网友开玩笑：“蔡总快赶上习总了”。 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对自由亚洲表示，小组治国是习近平治理国家的一贯策略，蔡奇担任小组组长只是替习近平平分庶务，相当于习近平的代理人，并不代表分权。 但是比起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甚至比起总理李强来，20大以来，蔡奇兼职之多，兼职岗位之关键，还是令人惊奇。 蔡奇被指即使在习近平近卫军“之江新军”中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十八大尚非中央委员，十九大跃升政治局委员，二十大成为常委。 2017年1月他接任首都北京市委书记时，他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 但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驱逐低端人口”，把参与首都建设的农民工，临时工以“影响首都市容”的名义赶出北京。蔡奇一炮打响，声名大振，当然不是太好的名声。有分析称难为蔡奇了，这是为习近平“顶骂名”、“背黑锅”，别人骂，蔡奇无所谓，只要习高兴。 20大蔡奇意外入常，观察人士认为，他并非因为有什么特别的政绩，“驱逐低端人口”的确让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但是恶名。 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蔡奇对习近平的忠诚，至少，他可以说出一些很清奇的词来表达他的忠诚。比如，中共20大召开前的6月27日，他在北京市委换届会上称赞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还称赞习近平为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定海神针”，称习核心是党的“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 20大期间，他在北京代表团发言说：“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路人，他也是我们衷心爱戴的人民领袖。”风格类似文革时代。 当然，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治下，吹捧最高领袖，高级官员你追我赶，“当仁不让”，语句也一个比一个出奇，比如前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就胆敢说出不知有无逻辑的警句：“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说得杀伐决断，最高领袖听了应该很舒服吧？ 李鸿忠最后进入了政治局，当了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对于非福建，非浙江派，这算是到顶了。之江派大将蔡奇、李强走得很远，李强成了总理，名义上的二号，蔡奇名次排得稍后一些，名义上的五号。 但是，蔡奇兼任的职务越来越多，兼任小组长，这在习近平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风景，他担任总书记以来，亲自兼任了诸多小组长，现在，蔡奇也开始走在不断兼任小组长的路上，甚至被怀疑有超过李强的气势。 去年3月，蔡奇以中共中央常委的身份兼任被称之为“中南海大内总管”的中办主任，据指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直接由常委兼任中办主任的第一人。既有这个身份，习近平身前身后，都有他的身影，是亲信的亲信，但也很辛苦，不太像正国级领导人，更像随时俯首听命的忠仆。 去年4月，蔡奇又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蔡奇还有其他头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南华早报3月底报道，蔡奇已于2023年就兼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不过，中共官方至今没有正式宣布这一任命。之前工作性质有点类似知名度很高级别不能跟蔡奇比的是鲁炜，他曾经是中央网信办兼国家网信办主任，有“网络沙皇”之称，网友们恨得要死，后来被当作“两面人”清除了。 无论如何，兼这么多职，尤其是习近平兼任过的这个组长职务，可见习对蔡的信任。 关于蔡奇为什么深得习近平信任，有分析人士认为，蔡奇与习近平一起在福建浙江共事长达20几年，有很深的私谊。 但“私谊”这东西不一定靠得住，不少人举出习近平与王岐山当年在延安插队时曾经盖过一床被子的情景，习当了中共总书记，王当了中纪委书记，王襄助习选择性反腐，为习清除异己势力立了头功，但王后来就被边缘化了。
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被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调查，之所以引起关注，一则被视之为中国“一号酷吏”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部长职务后，唐一军随即被委之以重任，“奉调进京”取代傅，但一路跃升到中共二十大后嘎然而止，不明就里；二则唐一军起家于浙江，与习近平的浙江帮“之江新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刻忽然被查，是否是亲信内斗加剧的信号？ 这件事，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被党中央委托肃清司法部前任余毒而出任司法部长的唐一军也落马了，加上他的前任傅政华，再前任吴爱英，可以说司法部长，替习近平掌管“刀把子”之一的要职，成了“高危职务”；同时引起质疑的是，“掌管玉玺”的司法部长屡屡落马，这是什么问题呢？ 星岛日报4月1日报道，中国司法部自2月1日起发出的律师证书，将不再由部长签名。理由是先前有律师抱怨，他们的律师证有吴爱英和傅政华的签名，突然觉得“脏了”。有网友评论，现在再加上一个唐一军，感觉司法部就一直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 2020年4月，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长职务，到全国政协任职，其实已奏响落马的先声。随即，唐一军继任部长。2021年10月2日，他的前任被查，唐一军表态：司法部党组坚决拥护、坚决支持中央决定。 2022年3月31日，傅政华被“双开”，唐一军次日主持召开司法部党组扩大会议，表态要“彻底肃清流毒影响，坚决清除政治隐患”，要“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两面派’”。 唐一军还要求扩大清查力度，“坚决肃清周永康、孙力军、傅政华等流毒影响，净化政治生态”，应该说，唐一军所做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他所用的这一套“清除流毒”的用语，也直接引自习近平的讲话。 2022年6月，唐一军召开党组会议，要求领导“带头廉洁自律”，“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规矩，牢记红线不可逾越、底线不可触碰，管好身边人身边事，堂堂正正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这些都是按照习近平要求的在做：对党忠诚，不能做两面人，清清白白做人，何其冠冕堂皇？不过，几个月之后的2023年一月，唐一军成为江西省政协主席，被认为是“明升暗降”。 唐一军究竟如何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从他担任司法部长以来的表现看不出一丝踪迹，至少表面上“中规中矩”，不断紧跟习主席的步伐。那么，是否应该再往前追溯，他在后来被称之为属于习近平的浙江派“之江新军”壮大时期，出了什么事？ 唐一军在浙江工作长达40年。2002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他担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起，只用了短短四年，就从宁波市委书记一路攀升到司法部长，看起来仕途平坦，还会高升，结果二十大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2023年1月突然从司法部长调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兼主席。 应该说，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对其2002年起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期培植发展壮大 的“之家新军”是有深度信任的，因此，升迁很快。“之江新军”最典型的代表是蔡奇，十八大尚非中央委员，十九大跃升政治局委员，二十大成为常委；而李强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从温州市委副书记起步，不足两年升为省委常委，二十大成为常委，国务院总理；还有现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敏尔，也是很快进入了政治局；还有另一位之江新军的主要成员黄坤民，曾担任中宣部部长，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不过，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排除异己，二十大实现第三任，政治局被亲信全盘占领，现在统统是“习家军”了，一度被看好入常的陈敏尔似乎边缘化了，而唐一军， 竟成为二十大之后首位“空降”地方担任省级政协领导的部长。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引起多种猜测。 有个道理很简单，在党中央全部成了习近平的亲信之后，今后的内斗也只能是亲信之间的内斗了。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唐一军此时被查说明李希抓到了他的什么把柄，不然浙江帮应该放他一马，毕竟他是浙江帮重要成员。他还分析：“二十大之前，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江、胡人马，二十大之后，就是浙江帮和福建帮相互内斗，习近平治下，派系斗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中共“两会”数天前散场，有关外交部长换人的传闻落空。被认为是新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简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两会”前外事活动频频，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并非现届全国人大代表）。而70岁的王毅还在以外交部长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访问纽西兰和澳洲。 这两人的反差，背后有何内情？或许是刘建超早前太过张扬，习担心他是另一个秦刚，还得让老家臣王毅继续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内斗，比如某派人马向最高层爆了刘建超的黑料，让习不得不反复掂量。 在秦刚之前突然从外长职位上跌落马之后，中共外交内斗动向引人关注。在外界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委办公室（简称外办）主任、再兼外长的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临大洗牌 外交部长暂时没换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频频异动。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显示，年初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已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郭业洲生于1966年2月，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供职于中联部，担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3月14日，中共国务院任命陈晓东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东是安徽庐江人，生于1965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农融，已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近期，中共驻外大使可能有一轮洗牌。驻欧盟大使傅聪在上任不到18个月后，传将赴驻纽约任驻联合国特使；孙卫东于2022年10月卸任驻印大使并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北京仍未任命驻印度高级外交官，近期中印边境紧张，驻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去年夏天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她的继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划线的外交派系之争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的核心工作部门，主要是分属党政两条线的三大系统，中央外办、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央外办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联部负责所谓党际外交，不过现在这种规矩已打破，比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早前代理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关系复杂，帮派林立，基本上以毕业院校划界，各派勾心斗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马仔；前外交部长秦刚本来是国关派的大佬；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北外派的帮主，中央外办副主任邓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郭业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毕业于北京大学；外交部副部长邓励是外交学院毕业。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来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统里有实力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大腿升官。2020年1月，中纪委巡视组曾点名外交部存在“选人用人视野不宽”问题，就是指向外交部的这些派系问题。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刚是死对头，王毅的北二外派集体举报秦刚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导致习近平不得不挥泪斩秦刚。但秦刚的国关派人马，相信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而刘建超暂时未能接任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阻挠。 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是习近平亲戚？ 本文开头提到王毅身边还有沉默大佬，说的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员——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也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 1961年出生的陕西吴起人齐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当上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至今已超过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历来是由熟悉外交的专业干部出任。而齐玉是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曾在陕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职，历任党刊主编、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党建研究所长，不仅毫无外交经验，其任职地域也全在北方，从未跨越黄河。 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与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 有知情人披露，齐玉曾是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 习正宁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职，1998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齐心的堂弟齐捷。文革中，西安六中毕业的齐捷受习家被整牵连，没有上大学，在草摊子农埸务农，习近平往返陕北北京时，曾借住堂舅齐捷家。 因为齐玉和习母齐心同姓，齐心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内是仅次于部长的第二号人物，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外交部更加党化，强调对党的忠诚，其实是对习的忠诚。说习近平派了一位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是可能的。如此说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也必须忌惮他。 王毅被“夹击” 齐玉或背后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在早些年被查办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马的外交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但自从秦刚出事，外交系统的种种问题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文章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外事外交事务的大领导王毅，作者却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 按中共向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组的规矩，纪检组是接受上级纪检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但以接受上级纪检领导为主。故此，张际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然后张也是王毅的下属。故此，张际文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罕见。 如果说张际文是习安排在中央外办的钉子，齐玉就是习安排在外交部的钉子。齐玉的低调、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迈的王毅已连续十年全世界跑，可谓卖力，能够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应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并非习的嫡系，全凭甘当奴才、出位表忠诚，配合习的“狼外交”政策，换得习的欢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宠不是永恒的。 王毅得罪了习偏爱的秦刚的国关派，身边又有两个“监军”，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在外交内斗中玩得过火，可能晚节不保。特别是齐玉，说不准在关键时间背后插王毅一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提前向外界透露了经济数据，几天后，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面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些迹象让外界很疑惑。 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实现5.2%，超过政府预定目标，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提前一天透露了这一数据。大约想安抚外界，中国经济形势向好，欢迎来中国投资。不过，他的乐观却被指为“宣传秀”。 5.2%的增长率是在2022大疫年超低基数上的增长率，缺乏说服力。且不要谈外资、消费不到位，通货紧缩，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下降等因素，这些危机将在2024年持续，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美国大选带来的变数，华尔街日报形容：“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而全球股市的反应则是即刻的泼冷水。 对中国经济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不仅限于西方。德国‘商报’就认为李强的前任李克强都公开质疑官方经济增长数据。不知这里指的是否是“克强指数”？为什么有“克强指数”，就是因为对统计局的GDP不大放心。当然，随着习近平集权，李克强经济大权旁落，“克强指数”也失去了效力。至少，李克强在2000年两会记者会上说过的六亿中国人月收入仅1千元，是四方闻名的。而李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直接得位于习，很难想象会质疑经济数据。 李强总理在达沃斯点了这一把火，但没有燃起来。与其相比，老牌宣传家，有三朝帝师之称的中共常委、现任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则避开数据，而是从他所说的“最大的政治”的高度去说中国经济，一句话就是要求大家“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他是在1月19日全国政协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说这番话的。12月15日，应该说不管经济的中国安全部就对“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发出了警告，但习惯于创造“思想”和“理论”的王沪宁站出来高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显得很不一般。 他的表述耐人寻味，把中国经济的光明作为一种“论”去看，“立论”、“理论”、“论调”抑或“宣传”？总之是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给人的感觉，中国经济本身，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好坏明摆着，而“中国经济光明论”则是完全可以唱响的一个“理论”问题。 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究竟如何，李强达沃斯发出信号后外界的反应明显怀疑大于信任。但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怎么“深刻认识”，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上。 也就是说，只要按照党中央的判断去深刻认识，就会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如果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重大成就，那就是偏离了党中央的判断。因此，王沪宁要求广大政协委员从最大的政治这一高度，“把握好经济运行规律和舆论传播规律，宣传阐释好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全面、辩证、长远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听话听音，王沪宁讲话的重点仍然是如何去宣传好中国经济，而不是中国经济实际有多好，所以要求大家把握“舆论传播规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经济民生，好坏如何，民众处处时时感知。而政府乐观的经济数据，老百姓无感。路透社采访的中国人，大多感觉经济没有向好。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分析，“我们正处于经济衰退中。如果你和10个人交谈，7个人会说我们今年过得很糟糕。” 李强在达沃斯提前透露经济数据，本意要为国际市场传达中国经济向好的基调，但却被质疑为“政治数据”。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1月19日写给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更直言“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中国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表现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了5.2%外。”文章指出，“即使是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正在经历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和高青年失业率。这不是一场全面的危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而且，他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应对可能不会那么好。”“最可怕的是，它是否会试图通过军事冒险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因此，我们不要对中国的经济下滑幸灾乐祸，这可能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 经济问题严重，王沪宁要求政协委员“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应该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想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最大的政治”。这让人联想起文革中流行的一首合唱曲：“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中国“国庆招待会”，已过去了两日，官媒持续热捧。10月1日，央视网发表“联播观察”：赞扬“这场高规格国宴‘简约而不简单’”，着重说的是中共建政74周年前夕，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但是，习的“重要讲话”语气低沉，警示“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给人感觉忧心忡忡？ “高规格国宴”，自然，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毫无疑问是高规格；“简约”则不见得，国宴的排场、豪奢，电视画面一目了然；至于“不简单”三字不知从何说起。央视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习近平的讲话核心部分有四个“我们要……”，也是一如既往地“表决心”，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最后他在展望前途时说了一句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要求大家精诚团结，强化信心。这句话特别引起观察人士注意。 国宴上的习近平表情凝重，神色略显疲惫。但官媒不会提及这些细节，北京青年报的“政知见”强调国庆招待会“新变化”，央视这次强调国宴的“亮点细节”，引导人们注意“都有哪些新朋旧友出现在招待会上？”但最后提到名字的“新朋旧友”只有两人：一个是“90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另一个是“三巡太空的航天员聂海胜”。 王蒙在八九六四期间担任文化部部长，各部委领导当时出面表态支持镇压时他“生病住院”，被外界解读为“软抵抗”，但是今次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王蒙，一头灰发、中山装，老气横秋。看不出八零年代复出重新挥笔写作时的一点锐气。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国庆招待会，通常逢五逢十才讲话，他总共讲过两次，其余都是总理讲话，这次李强未讲习讲，不知有无深意。但习强调“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透示着一股不寻常的信息。再往宴会桌上看去，有些迹象大概多少披露出习近平为何表情凝重，有些该出席的消失了，比如他20大以后提拔的两位亲信，前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都缺席。李尚福的前任国防部长，首任火箭军司令魏凤和也缺席。 秦刚被指涉“婚外情”，7月份已被免去外长，尽管外界不太相信这是真正的理由，但他名义上还是国务委员。李尚福突然失踪，透视的是军中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地震。火箭军司令李家超，政委徐忠波几周前莫名被顶替，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远程部队司令巨干生也失去了踪影。 从港媒披露的信息看，军队正在进行一场整肃，习近平为什么对自己担任总书记以来“彻底肃清余毒”的军队，对这个已完全由他任命的亲信把持的军队仍然不放心，仍然要清洗，令人疑问。前外长秦刚如果仅仅是触犯了共产党高层习以为常的“生活问题”，为什么上任仅几个月，习就得“挥泪斩马谡”？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算式题：习近平经过十年选择性反腐后，该清洗的已经清洗了，该罢黜的已经罢黜了，剩下要继续清洗的话，只能是清洗亲信了。 习近平为什么在二十大空前巩固权力、清一色亲信把持高层班子的背景下仍然在清洗？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美国之音发表的专栏文章指出，这是中共制度溃败的加速征兆。他且将此概括为“斯大林逻辑”：“可以说，共产党的当权者上台之初，清洗的是政敌，那正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反腐的逻辑；一旦成为权力无可匹敌、无所制约的独裁者，清洗的就是亲信，那就是二十大之后观察中共高层政局的看点。人们容易理解前者，但往往难以理解后者，而恰恰后者才是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这里我把它称为‘斯大林逻辑’。” 再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国庆讲话，一些专家认为习这是在“示警”，显示他遭逢“内忧外患”的风险挑战，四顾茫然。国际上与美对峙经年，陷入困境；国内经济复苏乏力，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房地产价格狂跌，百姓财富严重缩水；恒大许家印被抓，亦是最新的“不祥之兆”之一；而一批党政军高官接连失踪，显示习近平政权内部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平稳”，习近平的权力并非想象的那么“强大”。 在这种背景下，习所说的前路“并非一马平川”，给观察人士的感觉是习政权的不安全感仍然很重，这是否暗示着官场大清洗接踵而来？
最近因为秦刚﹑李尚福及火箭军高层接连出事，甚至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关于中共高层内部路线斗争之说，又甚嚣尘上。传说曾庆红在北戴河发难攻击习近平，近日又冒出迟浩田坐阵助威的消息，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先前我提到中共红二代及老人帮们有反习倾向，很多人嗤之以鼻，现在看来，这种倾向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习近平如权倾天下，不可能自已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秦刚是他提拔，张又侠是他儿时玩伴，李尚福是张又侠马仔，翦除秦刚张又侠，等于折损自己的统治实力，习近平不会蠢到咁交关。 如相信习近平权倾天下，又怎么会发生外交与国防大地震这种灾难性后果？这是说不通的，一定有一种习近平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迫使他走到这一步。 中共百年大党，几番病危几番复活，不是浪得虚名的，他们有一套自我求生的密诀。最高领导权一代代更替，若每一届各干各的，在组织架构上没有任何分权与制约的安排，那中共也不可能挨到今日。在中共最高层，一定有一些内部机制，规定好权力边界，到关键时刻有现成的规则可以引用，避免党栽倒在一个人手中。 把最高权力交给习近平，既要放手让他用权管理党政军，又要防他一手，以免他滥权胡来，刚愎自用，损害党的根本利益。因为党的利益就是红二代与老人帮的利益，党受损就是他们利益受损。 这种监察与节制的机制，一定有严格的分寸，不能造成垂帘干政，不能事事过问，导致集中领导被削弱，从根本上损害党的统一与长远的利益。习近平做了十年，形格势禁，迫使老人帮同意他修改宪法，废除换届之设，让他“再接再励”完成中共社会主义复兴之路。 这是习近平得以全权组班﹑尽揽旧部﹑任人唯亲的原因。政治局常委全是追随他多年的部属，政治局委员除各路诸侯外，只有个别不同派系的人，军中高层几乎清一色换成他的亲信，遂形成党政军一把抓的格局，风头一时无两。 不难想像，在习近平与老人帮之间，有一些既定的规则是彼此必须遵守的，这些规则划定一些红线，不过红线，一切由习自行定夺，过了某些红线，权限就归到老人帮手上，那时习近平即使不愿与不服，也得依规则行事。若非如此，曾庆红凭什么发难？ 中共省部级人事都由习近平拍板，但不管谁犯下严重政治错误，为党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出卖国家机密，结党营私搞小集团，那时老人帮就可依规则干政。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人独断专行，包庇内奸，中共变成习近平的小朝廷，老人帮只能同归于尽。 中共百年大党，有老毛老邓这些盖世枭雄奠基，这些人中枭雄都叱咤风云，有阴鸷防人心态，诡计多端，深谋远虑，他们必然为他们身后的党留下一些“护身符”，一些保证党正常运作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暗中运作，外界无从得知，习近平表面指点江山，享受崇拜，但他并非一手遮天，党内对他的约束与监察，自有一套不见天日的机制。 这便可以解释，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际，竟然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破坏个人威望，打残亲信部队，损折内部士气。此后，他如何重整队伍，重建威望，都变成是他一人的难题了。 如果秦刚李尚福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证据确凿，历朝定下的规则又不可抵抗，习近平也只能挥泪斩马谡。先办了秦刚，又扯出火箭军，再牵连李尚福，最终又把张又侠搭上了。 整顿了外交部与国防部，政治局常委还原封不动，习近平的权力基础还在，但因此番受挫，习的政治路线备受质疑，他被迫调整美中关系，算是作了一点让步。大陆内部的政治压迫，对台武统的威胁，这些都是老人帮们无法否定的，对外放软手脚，对内严加镇压，经济救不起来，统一做不下去，现在就成了不死不活之局。 以习的虚骄强横，当然吞不下这口气，但形势比人强，最高规则不能一脚踢翻，这一场斗争，使党内老人帮趁势崛起，更涉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共的路线斗争，到最后都是你死我活之争，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始。 老人帮有没有能力扳倒习近平？在没有谈扳倒之前，先要谈何人足以代之。遍观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一级，已不见扛鼎之智勇者，交到一个不济的人手上，中共会死得更快。说到底，今日国事蜩螗，难就难在这里，迟也迟在这里：一个党的末路，就是从人才凋零开始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拒绝回答国防部长李尚福为何两周不露面的问题，加深了外界的猜疑。 事情最早的起因是这样的，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日前发推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像是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周都没有露面。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这位大使发问直截了当，并不耸人听闻。他的疑问引发海外不少人的疑问。多少天过去了，北京都拿不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至于两周不见的李尚福，也许他很快就会亮相？也许步上了秦刚的后尘？ 习近平党中央的黑箱作业，让一切都昏暗不明，让一切都成为可能。这就是李尚福缺席两周发酵不已的重大原因。 国防部长不比外交部长，无需经常露面，上镜率没有那么高。但李尚福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李部长曾因卖买武器遭美国制裁，习近平照样提拔他，可谓亲信的亲信。李今年3月上任国防部长后，习即两次派遣他去莫斯科见普京，可见信任的程度。 秦刚的外长一职已经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被人取而代之了，习近平的这位相对年轻的亲信，仅仅坐了不到半年外交部长的交椅，就失踪了，生死不明。他应该还活着吧？他失踪的理由或者罪名是什么？当局没有任何交代。 不仅仅秦刚，火箭军司令、政委失踪数月后，被新人顶替，但司令和政委犯了什么罪名，也不清楚。曾为火箭军司令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关于李部长的行踪，海外媒体不过希望中国外交部出面交代一下即可。9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质疑李尚福失踪的提问表示：“无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况”，直接拒绝回应此事。显然这不是化解疑问的态度。 习氏掌权之初，有王岐山辅佐，认定要巩固政权，长期执政，先扫清党内障碍，于是开辟选择性反腐，最让人惧怕的一招，就是王岐山神隐，只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消失数日，就会在党内揪出一个“大老虎”。 王岐山现在也“日薄西山”了，已经不存在中纪委书记神隐的问题，一切都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处理，无需解释，一切都加速了，周围的高官失踪的速度越来越快。 失踪现象扩大到亲信圈，是令人骇然的现象。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相比于其他政治宠臣，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程度尤甚。个中原因除他们从福建到浙江再到北京的长达20多年的所谓“私人情谊”之外，更多重要的就是蔡奇在主政北京期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了习近平的指示，在清理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中不惜为习近平顶骂名、背黑锅，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对习近平绝对的忠诚。 自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以来，外界对新任党务工作的二把手，也就是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蔡奇的关注度，远远高过对行政一把手，接替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强的好奇心—-特别是蔡奇先是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继而又被宣布为国安委副主席之后。 王友群先生为《大纪元》撰写的文章《习近平居权力之巅 能信任者有几人？》中分析说：最近，习近平亲信蔡奇超常兼职，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这一方面表明，蔡奇获习特别信任；另一方面也表明，习高踞权力之巅，能信任的人少之又少。对习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从中共政治局，到政治局常委会，到中央书记处，到中央军委，关键职位都是习派人马。但是，习真正放心的有几人？ 王友群的文章中说：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李强应该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却接连兼了一系列关键职务。除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今年3月，蔡奇出人意外地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中共建政74年来直接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办主任的第一人。今年4月，蔡奇又破例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此前两届国安委副主席都是两人，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兼任。现在增加到三人，突显习对蔡奇的倚重……。 另外，蔡奇还有一系列头衔，如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分管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如今的蔡奇，还是上届的王沪宁，再还是上上届的刘云山……,以专责党务的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宣传、党建等方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从中共十四大之后就开始形成的“惯例“，而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在中共执政史上也曾经有过。 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同时继续兼任着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务。而汪东兴日后被邓小平整肃下台的过程，也是先于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并被宣布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一年多之后，才又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香港《明报》曾有文章分析说：中共二十大人事有很多“破例”，但最大的破例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办主任，这一安排具深远影响，将来会上史书。虽然1977年汪东兴曾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中办主任，人们多以蔡奇与其相比，但两人情况仍有不同，汪是当了12年中办主任，循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路径才升至高位，与蔡奇就任政治局常委后再兼任中办主任，有著本质不同。 依笔者之见，如今的蔡奇与当年的汪东兴之间的“本质不同”，还不是职务安排的先后次序。当年的汪东兴是在中办主任和中央、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位置上因抓捕毛夫人，保驾华国锋上位党主席而被论功行赏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而如今的蔡奇对习近平而言，就只有两个字：忠诚! 去年十月下旬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次日，美国之音网站即刊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凭借对习忠诚而非才干与政绩意外入常》一文，说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中共体制内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2017年1月当他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时，他甚至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当年10月他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年中共举行20大，同样也没有人预料到他会入常，但是他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手选择的最高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许多观察家认为，蔡奇之所以能够意外入常，其实凭借的并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与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共事长达20年时间内形成的私谊。 说起来习近平与蔡奇长达20年时间的所谓“私谊”，就不能不再强调一下笔者在上个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可能有知道“福清帮”故事的，用百度百科的话说：“是活跃于海外以欺压当地华侨华人为主的华人黑帮，起初由偷渡海外的福清人组成，故称‘福清帮’。” 而在中共政坛内，也存在着一个“福青帮”，不过这里的“青“是习近平念念不过的”下乡知青“的”青“，而不是当年收取习近平为工农兵学员的清华大学的”清”。 中共官场上的“福青帮”，指的是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经历，而后发迹于福建基层或中层的一批人，帮主当然是曾经官至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成员则包括现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现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立峰，现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小洪等。 其中的蔡奇是1955年12月出生，18岁那年成为“插队知青”，20岁那年加入中共并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同一年在福建省内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还有一个叫陈希的。陈希比蔡奇的运气好，被推荐进了北京，有幸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里与中共革命元老习仲勋的儿子成为上下铺兄弟。 蔡奇是1978年6月凭借一纸大学“普通班” 结业证书而留校当了政工干部的。至于他官方简历中所说的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和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等价位！ 1978年的蔡奇留校后即担任了校党委书记的秘书，熬了5年才被推荐进入省委办公厅，1987年升任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回想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所有的副国级以上官员的人事安排内容中，最能证明习近平之强势，或者说跋扈的例证之一，就是 “之江新军”的最典型代表蔡奇的“三级跳”，从十八大的“双非”跃升十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此前的2017年5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5个月，时任北京市长蔡奇被宣布为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有外界媒体报道称，今年（2017年）62岁的蔡奇在仕途上有些“大器晚成”。2010年，蔡奇55岁时才跻身副部级，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蔡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舆论所说的“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官员……。从2013年11月到被宣布接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职务在不到4年时间里发生了5次变化。2013年11月，蔡奇出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4年3月，调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4月升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成为正部级大员；2016年10月出任北京市代市长；现在又以北京市长身份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双非”副部级向副国级的跨越，但事实上这个蔡奇被提升为副省部级的时间是2007年，具体职务是杭州市长。因为杭州市是所谓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 ”，所以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副省部级。 其实，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那一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除了蔡奇和黄坤明，还有李强和陈敏尔。 其中，陈敏尔是习近平到浙江的当年即被提升至省委常委；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即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继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的陈敏尔又在中共十八上升任中央委员。截止到此的蔡奇依然还是所谓“双非”。 转眼到了中共十九大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奇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但陈敏尔和比他陈敏尔还年轻两岁的丁薛祥的年龄优势决定了那几年里对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分析内容中，都把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的接班人集中在陈敏尔或者丁薛祥身上，几乎没人看好蔡奇。 现如今，丁薛祥虽然没有接任“副总书记”，但毕竟如愿“入常”，而且还明显成为李强国务院总理职务接班人的备胎。可谓说是换了一条跑道的倍受重用。而陈敏尔在政治局委员位阶上的原地踏步，可谓理解为他在习近平眼中的忠诚程度不如蔡奇；也可能是因为他在主政重庆的5年时间里“政绩”平平，没有像蔡奇主政北京那样，至少干过一件“被敌人反对”的大事。并从此一鸣惊人！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介绍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习近平来说早已经是“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毛式“阶级斗争”思维就是习近平“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干部评判标准。 人们都还记得蔡奇在北京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且毫无人性的“清理低端人口专项行动”。 当时网络上有一篇标题为《风向大激变！炮轰蔡奇突转为反扑习近平》的文章，说是北京当局的施政失误应该受到批评，尤其是作为市委书记的蔡奇须负上一定责任。但令各界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却持续发酵，网上出现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一些自由派领军人物也纷纷站出来炮轰蔡奇，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与这些自由派相呼应，或质疑蔡奇能力，或幸灾乐祸，亦有人提出追究任用蔡奇的责任。显然，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从原来民生问题的讨论，开始向人事路线斗争方向发展。众所周知，蔡奇是习近平力排众议重用的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五年之内从副部级上升到副国级，速度之快确实超过绝大部分同僚，正因为此，风波发生之后，蔡奇被针对、被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上纲上线的政治炮轰，虽然炮口对着蔡奇，但真正攻击的却是习近平，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笔者也在自由亚洲为文分析说：无法判断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是否真有，是否已经传递到习近平的耳目中，如果是，那结果肯定是进一步增强了习近平对蔡奇的依赖和依重而不是相反。当时的蔡奇本人也特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汇报，对首都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把习总书记重要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带着感情深入学习，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进一步推动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蔡奇的这番话更能证明蔡奇十九大之后在北京市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清理低端人口”都是奉旨行事，等于是在所谓“大事大非”问题上替习近平背锅。由此也催生了习近平把蔡奇再次提拔并安排为自己侍臣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