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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

从1-2月的经济数据来看,消费复苏了吗?|我们的钱

2025年1-2月間,有許多令人振奮的消息。例如DeepSeek的出現,讓舅舅嬸嬸們用上了AI;又比如電影《哪吒2》以150億登頂中國影史票房。 此外,春節的旅遊行程也創造紀錄,春季期間,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為90.2億人次,創歷史新紀錄。全國出遊人次5億,出遊總花費6,770億,較去年成長了7%。股市也不甘落後,上證指數在春節後從3320點漲到3420點左右,似乎要再次挑戰一年以來的高點。

程晓农 :中国经济螺旋下落的种因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程晓农 :中国经济螺旋下落的种因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3万字长文)

本文全面阐述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 全文约3万字,撰写花了我14个月。阅读需要60分钟。如果完全读懂,能受益30年。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所以必须看清历史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在历史趋势中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不恰当的政策,少走弯路,就可以泽被苍生了。 引言:为什么要撰写本文? 我希望通过本文,阐述以下问题: 1、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到今天这样的困境的? 2、不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如何助推经济走差的? 3、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4、这个阶段具有什么特征? 5、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  6、政府应该如何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7、普通人如何应对? 从2022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快速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螺旋下降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崩盘:价格大跌,居民大面积断供弃供,房企濒临倒闭,酝酿着金融风险;各行业倒闭企业增多,失业率明显上升;财政收入增速下降。 2022年四季度,中央放弃疫情封控政策、放松房企融资政策。所有人都以为,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经济很快就会修复。但事与愿违。2023年初至今(2024年7月),消费增速一直很弱,企业投资意愿持续低迷;PPI持续大幅负增长,CPI在0附近徘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点击);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同比增速等指标迭创新低;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巨大;货币政策效果日益下降,财政政策动作缓慢;目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同比都是负增长,国税部门为了增收,倒查税收;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无力进行民生投资,纷纷预征过头税,或者增加行政罚没款;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彻底放开,并且2024年5月17日开始试图通过降低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来刺激居民购房,但效果堪忧(点击);全社会弥漫着悲观的气氛,自杀、恶性案件增多。 总之,如果说2022年之前,中国经济行驶是在相对平静的河面上航行,那么2022年之后就是在激流险滩上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官媒认为关键在于居民和企业“缺乏信心”,却说不出为什么会缺乏信心;体制内的学者连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通货紧缩”都不敢承认,有的“学者”还受命在媒体上发文,说根本没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对外公开提及“衰退”、“通缩”等敏感词语;也有人在幻想新一轮库存周期或产能周期会很快启动,带来股市大牛市。 学术界不对这些问题发表正确的见解,不知不觉就把话语权让给了缺乏专业素养的自媒体作者。这些人为了吸引眼球,胡编乱造一些缺乏常识、毫无逻辑的观点,冠以骇人听闻的标题,到处传播,把仇恨的矛头引向金融行业、资本、外国人,来误导民众,激发民粹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点击)。这对解决经济问题有弊无利。 官员们对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要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懵懵懂懂;要么抱残守缺,心存幻想;要么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有的地方官员以为,居民不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场景,只要组织烧烤节、夜市街就能拉动消费;地方政府为了度过财政困难,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过头税、罚没款,破坏营商环境,并纷纷提高公用事业价格(点击1、2);央行应该大幅降息,却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点击1、2);中央财政应该尽快大幅加杠杆,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在应该大力刺激消费时,以为发放一点补贴就能带动居民采购耐用消费品、带动企业更新设备。 显然,这些做法只会浪费更多时间,走更多弯路。必须先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症结在哪里,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避免浪费时间,错过时机,做无用功。 2023年5月,我开始思考经济为什么难以修复的问题,逐渐从以前习惯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转向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分析问题。循着这个思路,可以完美地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所有现象。随后我围绕着这个思路,撰写了十几万字的研究报告。 2023年初,辜朝明的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文版上市。我发现可以把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都纳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下。在我的框架下,必然可以推出这两个经济现象。 2023年3月中旬,我计划将这些思路和观点汇总成一本书。但随后家里连遭变故,不得不每日奔波于医院之间,只能挤出一些碎片时间做研究。 本文是对已经完成部分的汇总。限于篇幅,以阐述观点为主,具体的逻辑、数据、图表、论证和参考文献,都放在文中带下划线的超链接里,可以点击查看。还有更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一、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TFP和自然利率为核心 (一)分析框架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首先介绍我分析中国经济的框架(图1)。具体来说: 逻辑链1:长期内,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狭义的技术进步、要素质量、要素配置效率、组织管理效率、制度创新、规模经济、研发投入、开放度、市场化、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等)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FP)。 逻辑链2:长期内,经济中的真实因素(广义的技术进步、资源禀赋、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监管制度、战争、资本积累等)决定自然利率和潜在经济增速。 逻辑链3:短期内,需求侧因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生的需求冲击等等)决定企业的采购、生产、持有库存、销售行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居民和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些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而决定总需求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4:慢变量(TFP、自然利率)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长期趋势;短期快变量(总需求)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5:短期内,供给侧因素(战争、气候、疫情、事故、限产等)与总需求一起决定通货膨胀率。 逻辑链6:短期内,实际利率、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一起决定名义GDP增速。 逻辑链7:短期内,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市场交易因素与预期,一起决定名义利率。 逻辑链8:名义GDP增速、名义利率、市场竞争因素等一起决定企业的营业收入、现金流情况。进而与税收制度一起决定企业的盈利指标(销售净利率、ROE等)。进而决定企业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从而决定企业的EPS、EPS增速。 这些逻辑链(传导机制)在学术上都是无懈可击的,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见这里。 网络图片 图1  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这个分析框架的特点是: 1、将真实因素纳入分析,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最本源。 面对中国经济的乱象,有人认为是总需求走弱导致的,有人认为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有人认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象。 根源在于:改革滞后;国企民企二元结构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创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恶化;要素成本上升;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共同导致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要解决问题,必须从真实因素着手,才能够治本。 2、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贯穿始终 在图1中,真实因素决定TFP和自然利率,进而决定了经济中的所有回报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企业净利率、ROE等等)。核心是TFP和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本质上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资本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它是经济的真实因素决定的,与货币政策本身和价格因素无关。 自然利率是衡量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标准,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锚。如果自然利率高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如果自然利率低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如果二者相等,则货币政策是中性立场。点击1、2、3、4可以查看相关观点、讨论和参考文献。 整个分析框架都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它们的变化决定了所有的经济现象。 网络图片 图2  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二)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从公元前到AI科技革命 一个“典型”国家的自然利率长期趋势可以如下(点击查看具体论证): 网络图片 图3  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它的自然利率水平很高(点击查看原因)。 17世纪,它像英国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逐渐完善,自然利率不断下降。 到18世纪末期(图3中B点),它像英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一轮科技革命,进入蒸汽时代。技术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上升,自然利率从B点反弹到C点。这次科技革命在1840s结束,机器大生产成为普遍现象。 1850s之后,随着蒸汽革命过去,技术进步放缓,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自然利率从C点下降到D点。这正是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生活的年代。他们观察到资本家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并且认为无法解决。他们观察到无产阶级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认为这必然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不过辜朝明(2023)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跨越刘易斯拐点(F点)之前必然出现的现象。 到19世纪末,它像美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二轮科技革命(电气革命)。这次科技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自然利率再度反弹,从D点反弹到E点。这是熊彼得(1883-1950)生活的时代,他观察到了创新对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于是非常推崇创新的作用,将其加以理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0年前后,这个经济体像美国一样开始第三轮科技革命(核能、电脑、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进步使自然利率从F点反弹到G点。到了1960s,技术进步速度逐渐放缓,自然利率从G点开始下降。 到1970s,它像美国一样,技术进步速度放缓,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自然利率下降。此后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都使它的自然利率降得更低,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 从2022年底、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将其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认为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自然利率将从I点再度反弹,但是目前尚不确定。 图3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体,现实中每一个经济体都可以在图3中找到自己所处的阶段。迄今为止,学术文献揭示,1960s之后的美国、加拿大,1970s之后的欧元区、1980s之后的日本、1990s之后的韩国、2000s之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各国,自然利率是普遍下降的。原因在于,它们研究的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技术进步放缓的阶段。 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的趋势,与自然利率的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图3还可以看出,自然利率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政府(决策者)可以决定一部份真是因素,例如通过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提高自然利率,延缓它的下降,但很难扭转它的长期下降趋势。个人更难与它的长期下降趋势对抗。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看清历史的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所处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出台不好的政策,就可以泽被万民了。 (三)辜朝明的理论作为上述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和必然结果 辜朝明(2008,2023)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等概念。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点击),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 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图3中F点,图4中K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在这一阶段,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 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 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 3、“被追赶的阶段” 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对应图3中,自然利率降低到H点。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后进国家投资。 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的制造业的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表现在图4中,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了D4,与水平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曲线”交于R点。 为了方便,我参照“刘易斯拐点”,把图4中的P点称为“辜朝明拐点”。 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时,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网络图片 图4  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辜朝明没有深究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阶段”的根源。图3已经展示了我的观点,即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在图3中,当自然利率下降到H点时,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也缺乏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企业在国内投资无利可图,只好出海投资,造成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也正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详见下文)。 以中国为例: 在1978年之后,制度变迁释放的制度红利、低廉的要素价格、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的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的发展等真实因素,共同带来了广义技术进步;进而导致TFP增速、潜在GDP增速、自然利率上升;进而带来了现实中GDP增速上升、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个过程,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推进城镇化的过程。 但是2008年之后,TFP增速下降到0附近(点击);2000年之后,自然利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后,潜在GDP增速逐步下降;最终带动现实中GDP增速下降,边际回报率下降。2004-2012年之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 从2010年至2021年,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虽然在下降,但下降比较缓慢。由于房地产、基建、出口的拉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GDP增速还算较高,工人工资上升。这就是辜朝明(2023)说的“黄金时代”。 但是2022年的疫情封控,严重压低了中国的TFP增速、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使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点击)。叠加人口老龄化,投资边际回报率快速下降,迫使企业加快出海,经济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进入了前有围堵(美日欧),后有追兵(东南亚、南亚、拉美)的“腹背受敌阶段”(点击)。 换言之,辜朝明只指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现象,没有深究其根源。而按照我的框架,秉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随着真实因素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必然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进入“被追赶阶段”。这样辜朝明的范式就成为我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就成为我分析框架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严格封控,压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点击) 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大约是6%。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国自然利率约为4%,2019年底降到约2%。 网络图片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孙国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短暂地受到疫情的影响。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经济基本恢复正常。此后欧美陷入疫情,经济活动停摆,供应链中断,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加,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增速都还不错。 但是,2022年初,欧美经济逐步正常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Omicron开始在我国蔓延。面对这一传染性强、毒性下降的变种,我国没有及时放松封控政策,而是更加严格地封控。各地纷纷实施了严格的、长期的封控,压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增速。主要传导机制包括(点击查看详细分析): 1、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导致企业投资开支和研发开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疫情防控,导致投入生产、研发的要素减少。 3、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点击1、2)。 4、疫情防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5、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6、疫情期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劳动参与率下降。 这些传导机制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在2023年7月,我认为中国的自然产出增速已经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压低到了1.5%甚至以下(点击)。 这样,2022年以来,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边际投资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延续,技术进步继续放缓,国进民退导致的低效率继续存在,因此自然产出增速、自然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二)严格封控和行业整顿政策,推高了自然失业率(点击) 2020年以来,尤其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及迟滞效应还推高了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传导机制如下: 1、疫情封控导致人员流动不畅,信息不畅,推高摩擦性失业; 2、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部分人失业; 3、实施了行业整顿政策,包括: 【1】2020年开始整顿平台经济,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一段落。 […]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面临8大痛 房市疲软消费不振外资撤离

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经济正面临房市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债务高涨、劳动人口下降、外资撤离、贸易壁垒、经济趋缓等8大“痛点”,且旧经济模式正在崩溃。 根据报导,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所陷入的困境,即有“房地产─增长引擎熄火”、“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消费者价格─通缩之国”、“债务─强弩之末”、“人口─劳动者数量减少”、“外国投资─撤离”、“贸易─壁垒提高”、“经济增长─放缓”等8大痛点。 报导指出,房地产曾占中国经济年产值的约1/4,但这一长期荣景在2020年戛然而止。由于担心债务膨胀,中国政府划出“三道红线”,限制建商获得宽松信贷的管道。加上疫情期间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干扰,房市雪上加霜,导致建案销售、施工和投资急剧下滑,房地产这一带动经济成长的引擎遂告熄火。 而房市的低迷,加剧了中国消费者的悲观情绪,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憧憬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至今没有恢复。过去中国人不惜背上沉重房贷买房,如今房市风雨飘摇,只好捂紧钱包,2023年消费远低于疫情前水平。而企业面对疲软的消费需求不愿投资和招聘,这从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中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导致通货紧缩,与过去几年困扰全球多数地区的通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消费者价格几个月来一直持平或下降,通货紧缩使家庭和企业更难偿还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成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但中国官员不愿意开足马力刺激经济,担心房地产泡沫再次膨胀,加重本就庞大的债务负担。 同时,中国整体债务已扩大到GDP的300%以上,远高于美国的253%,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务。向建商出售土地是地方财政重要来源,但现在已经枯竭,导致财政压力与日俱增。而建商在中国债务中比重相当大,成为银行业最大的两个风险。面对经济成长乏力、通货紧缩和房市动荡,银行的贷款损失可能增加,抑制银行向经济注入贷款,进一步为经济成长造成压力。 报导指出,人口是早就在酝酿之中的问题,如今开始困扰中国经济。虽然中国劳动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但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供应成长已基本耗尽。而出生人口减少,总体人口萎缩且趋于高龄化,意味著中国的劳动力和消费者规模将缩小。这些变化,将使中国未来更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成长。 而随著中国前景越来越黯淡,外资正在逃离。自1998年有可比数据开始,中国工商业每季都有外资流入。但这种局面在2023年第3季宣告结束,中国国际收支首次出现118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净流出,外国公司不是清空离场,就是停止在中国的利润再投资,而股债投资人也撤出中国金融市场。中国在外资心中的光环已经褪色,不再是追逐丰厚回报和大量商机的宝地。 为寻求新的成长途径,中国政府大举投资工厂和新兴产业,尤其是绿色科技。但因国内需求不振,产品过剩严重,中国只有向海外寻找买家,试图透过加倍发展制造业和出口振兴中国经济,最明显的例子是汽车,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但这遭到强大阻力,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正紧缩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 中国以往可透过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支出因应经济挫折,但如今中国对铁公路和机场的需求已基本满足。另一个刺激经济的办法是向家庭提供更多补贴或减税,但对高层来说,这种偏重消费的办法“带有西方政策的味道,属于浪费”。 报导最后指出,随著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越来越多,刺激经济的选择越来越少,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成长,注定比现在还要疲软得多。

中国经济的通缩指标:凛冬已至

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是7月以来再次出现下降。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货紧缩,再次发生争议。 什么是通货紧缩?是指一个国家总体价格水平下降,即物价普遍下跌,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衰退、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增高等情况。 通缩在经济学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今世界上尚未有哪个国家成功战胜过通缩,都是被通缩搞得非常惨。 最典型的通缩,就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 大萧条有多惨?饿肚子的人都不在少数,无数人的资产一夜间变成负债,普通人基本找不到任何工作。美国后来是重新富强了,但大萧条那些年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日本在90年代被通缩这个魔咒控制之后,经济30年基本没有增长,虽然今年重回增长趋势,但是否能说走出通缩,还不一定。 试想一下中国接下来30年不增长会怎样? 跟日本可没法比。日本当年陷入通缩的时候,人均GDP可是超过美国的,所以现在日本30年不增长但仍然属于发达国家前列,真正体现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中国2022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产业质量也远不如日本当年,如果这时候陷入通缩,后果肯定是不敢想象的。 对一些大病来说,在早期就会有很小的征兆,但有时候这些迹象被忽略了,有时候会讳疾忌医,有时候是给的早期干预手段不对,最后成了真正的大病,要么得大动干戈治疗,要么就真死了。 通缩的判定标准,按照主流看法其实简单, 经济学家一般普遍认为,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出现连续的下跌,即标志着通货紧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国经济就已经通缩了。这是单一要素的通缩判定标准。 另外还有一种全要素判定标准:通货紧缩不光出现物价下跌,还会伴随货币数量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会出现经济萧条。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也可以被认为进入了通缩前期状态。 不过中国经济因为巨大的体量,确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很强,而经济理论一般都是针对纯市场经济环境,所以硬套通缩这个概念,也未必可取。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既然上面已经说了这几个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那就从特殊性出发,会比较切合实际。 再来看看PPI。统计数据显示,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在连续三个月收窄后,同比下滑2.6%,降幅较9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这是PPI连续第13个月下降。  这就很有讨论的价值了,为什么消费者这头的价格下降,还伴随着生产那头的产品价格下降呢?如果说物价下降还能解释为主要是猪肉降价造成,那“双降”现象,就能说明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双降,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老毛病”未除,就是产能过剩。就是说生产的太多了,但有效需求还是太弱。 根据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152.1GWh,累计同比增长38.1%。但同期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约293.6GWh,同比增长36.8%。今年上半年动力电池的产量接近装车量的两倍,就是说产量明显高于市场需求。  这就是一个关于产能过剩的现实例子。 综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再看看GDP的增长是怎样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第四季度也普遍预计将会超过5%。 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GDP数字如此美好,物价和出厂价格却是下跌的?这GDP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按常理说,GDP和物价指数应该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同步增长才对。 这时再结合我刚才说的产能过剩,就该有答案了:GDP其实还是生产过剩和政府投资带来的,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复苏。那些生产过剩的电池之类,就是GDP的主要推动力。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事实上还在进一步恶化。 可以说,生病的中国经济今年根本就没吃对药,多年来的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积弊还在扛着GDP这面大旗前行,但背后的有效需求“后备军”不仅没有及时跟上,甚至还被落下更远了。用扩大产能和政府投资来“饮鸩止渴”维持GDP高增长的现象还在继续。 这时候争论通缩没通缩,还重要么? 现在再叠加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就算启动财政政策开始“放水”,也未必能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多半是填补了债坑。这样一来,能用的刺激手段其实就更少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断是否通缩,而是怎样防止掉进深渊一般的萧条寒冬。 美国是怎样走出这三年的“经济底”?可以看看美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说的——都在使劲儿花政府发的救济金。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不少人说陆续发了几万美元,都没花完。美股也在这三年继续走出牛市,让股民赚到了钱。给老百姓钱,让老百姓可劲儿花钱,强行让经济循环起来——这就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办法,简单粗暴但有效。 中国的消费特点虽然不一样,但发一发大规模的无限制消费券总是可以的。如果还把精力放在等待海外需求复苏,用来辩解没有通缩,而不是赶紧“治病”,等到真正发病的时候,恐怕将是一场空前的大危机。 “扩大内需”喊了20多年了,现在,是必须实践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中国物价不涨反跌非好事

自中国去年底宣布疫情管控逐步松绑以来,中国的经济多被看好会逐步复苏或有大幅成长,甚至带动全球经济的成长,然而,在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持续趋严的当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已受到限制,同时,中国过去庞大的智慧型手机产业也因为手机需求下滑而导致获利持续衰退,因此,中国经济是否可因疫情趋缓而复苏,仍不确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零售销售与工业生产分别年增10.6%与3.9%,均较前二月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为5.1%,较过去二个月低,整体而言,中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为4.5%,高于预估的4%。 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多 虽然中国第一季的经济较预期为高,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月底(3月27号)仍宣布全面降准1码(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仍高,因此,中国人行需要持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挹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避免发生流动性危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为:一、自2021年以来,中国恒大地产破产所引发的房地开发商破产与烂尾楼问题仍未被解决;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使得中国当地厂商与外商投资降低,资金撤离中国的需求极大;三、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增工作机会大幅降低。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下,中国出口降低的趋势已不可逆,中国民间投资与外人直接投资的需求也将会较过去大幅降低,当中国本土厂商与外国厂商的投资都降低时,中国未来新增的就业机会也会大幅减少。特别在2019年底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来,需多中国企业也因为疫情封城措施而退出市场,就台湾厂商而言,包含八方云集与瓦城等业者均退出中国餐饮市场,85度C在去年也关闭15家中国分店,在疫情逐步趋缓之际,餐饮业者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厂商对中国内需市场的预期悲观应是重要原因。 通货紧缩可能性愈来愈高 当厂商与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悲观,则影响民间需求的投资与消费均会降低,当民间需求的减幅扩大而引发物价下跌时,则可能发生通货紧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其国内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增率为0.7%,创下18个月来新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年减2.5%,连续六个月负成长,中国国内物价的现况,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面临通货膨胀而大幅升息的现象有显著的差异,如美国联准会为了对抗通膨从去年3月至今已升息19码(4.75%),中国则持续降低存款准备率。 中国在2022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台湾、南韩与新加坡分别为2.95%、5.1%与6.1%,美国与欧元区则分别为8%与8.4%。除了中国外,上述国家的物价均是在各国央行已采取升息政策下的结果,令人好奇的是,即使中国可以控制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且向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但其所面对的大宗物资涨幅仍应与世界各国一样,均须面对输入性通膨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但是,中国物价却是相当稳定的低。 若再考虑中国人行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方向,人民币的值压力更大,中国面对输入性通膨的压力只会扩大,中国的物价应会更高,但中国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仍低。 虽然中国统计局认为中国物价低的原因为基期太高,但基期因素是普遍现象,因此,若中国的物价统计数据正确无误,则可以合理解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的宽松货币仍可维持物价平稳的原因,应是民间需求的大幅降低,使得货币需求减少,只有在货币供给增幅仍大于货币需求减幅的情况下,中国的物价才可能微幅上涨,未来,若中国需求持续减少,则物价将会下跌,即人民最不乐见的通货紧缩将会发生。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澳遇22年首次通货紧缩 退休金明年3月有望增加

目前澳洲正经历着22年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澳通货膨胀率下降至-0.3%,遭遇72年来的最大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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