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上海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生存底线被毫无预兆击穿的时刻，直到2022年当头一声棒喝。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吃喝、出门这种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动，有一天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年3月底，为了逃避学校据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封校措施，我跑到上海朋友家，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纵身跳进了另一个漩涡。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5月15号，在对于饥饿的恐惧，以及对于封控无限延长的焦虑中来回翻滚约50天后，我和舍友终于通过黄牛买到南下的火车票。黄牛很有效率：下单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蓬头垢面地被黄牛用微信电话吵醒，通知我票已经抢到了。我打开一看，是5月20日出发。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日期：我要在那天参加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 我试探着问黄牛，有没有可能抢到其他日期的票？电话那边诚恳地告诉我，现在抢票如登天，如果要放弃这一张票，要准备好再等一段时间。 最终，我所有的疑虑都被对于自由的渴望战胜了。我在上海暂住的小区是一个约8000人的大型小区，其中有大量易感的老年人，从封控开始到5月8日，每天不断地有新增阳性病例。对于2022年的上海所有小区而言，核酸阳性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一个单日新增病例，足以让所有剩余居民的解封时间一起重置，回到7天足不出户+7天小区活动循环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心力再去承受这种“循环重启”的打击，我必须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尽快离开上海。此外，我对我的论文质量有充分的把握；不管在哪里答辩，我都有信心顺利通过。学院也非常谅解我的窘境，批准了我这一非同寻常的请求。 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离开，尤其是先走出离开小区的第100米。小区的要求是返乡接收证明、火车票、不返回小区承诺书，这些我都挺顺利地办理了下来。返乡接收证明比较特殊：有一些地域拒绝出示任何接收证明，只表示能到达当地就接收，但小区必须要目的地同意接收的证明，才会放行；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局。非常幸运地，广东省的返乡申报系统满足小区的放行要求。舍友远没有这么幸运：她的家乡反复表示，不会为她出具任何批准明文。她被逼得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在长沙南中转，再回广东。在外漂泊的游子，被家乡不留情面地拒绝，却在异乡得以落脚与喘息。 离开前几天，舍友把家里所有无法带走的用品都清空了。我俩讨论说，这是不是太冒险了？如果连离开小区的第100米都没能走到，那接下来在这间空屋里，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后来，我们决定，如果计划不幸落空，我们就拿个大碗，每天在居委办事处死乞白赖讨饭，直到他们把我们放出去。 这真的是一口差点把自己噎死的毒奶。火车在20日的8:53发出，我们原本的打算是提前一晚出发。我们住在虹桥商务区附近，离火车站有大约两三个小时的步行距离。19日下午约2点，我从一位偶然相识的居民处得到消息，小区当天就要升级为封控区。我们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居委确认消息，得知小区随时可能提级，必须现在马上离开。我问，在19日之前已经报备过的人员也不许离开吗？居委书记瞄了我一眼说，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于是一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回乡长征。现在回想起来，这整一个过程实在惊心动魄；这种事关重要的消息显然是不会从居委处得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返乡几天前在某个小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报备经验，就不会与这位给我透露消息的朋友相识；如果没有她善意又及时的提醒，我们就会按照原计划出行，就会毫无准备地被在门口拦下来。接下来要怎么办？只能留给平行宇宙的我们去体验了。 网络图片 上海打车起步价。实际上，因为封路，从小区到火车站必须绕路，至少增加了一倍的距离。 ▌赶赴火车站 当天下午3点30，上海郊区天气温和，且非常仁慈地吹着舒适的风。我穿着密密实实的防护服，戴好N95口罩和防护面罩，背着大约5公斤的书包，拉着两个一大一小，一共30公斤的行李箱。舍友背了两个书包，拖着两个大行李箱。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过分高估了我的负重能力，以及低估了路程的艰难程度。在家里躺平两个月后，我充分感受到了长途跋涉对我的考验：书包因过度受重一直往下垂，让人直喘不过气；而两个服役时间长达八年的箱子，本来就在罢工的边缘，轮子一直不受控地打滑，拖行变得更加困难。 30分钟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高德地图上说的“步行两小时”还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零负重——否则，我们为什么连路程的五分之一都还没走到？更无语的是，路上还有骑着电瓶车的人路过，问我们是不是去虹桥火车站？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说快到了，就一骑绝尘而去。 在艰难地负重前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又遇到了两个骑着小电驴的，作典型农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前往火车站后，主动提出愿意载我们一程。身上每个细胞都在欢呼这难得的好运，我的理智却开始循环播放各类妇女拐卖的新闻：我们只是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年轻姑娘，谁知道面前伸出援手的两个男人，是什么人？其中一个大哥看出了我的犹豫，主动给我看他的通行证和他的身份信息。两种意见在头脑中互相搏斗一阵后，我还是没能战胜搭便车的诱惑。这段路真的太难走了。 我们非常地幸运，因为他们的确安全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路上聊天的时候，载我的大哥主动跟我攀谈，告诉我他们俩是某个物流公司的快递员，为了离开上海，刷了很久的抢票软件，但一直没抢到票。他期待地问我，是怎么买上票的，能不能把途径分享给他们？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返乡心切的外地人，他们主动搭载已经顺利拿到离沪通行证的人，只为增加成功离开的概率。还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下车，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我们离火车站究竟有多远。单凭两条腿，我甚至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在凌晨到达。 越接近虹桥火车站，越能够看见在隧道里、草地上、马路边安营扎寨的城市滞留者。条件好一点的，有一个小小的帐篷，隔离出一些隐私空间；条件差一点的，只能铺一床薄被，就地躺下。电瓶车在他们的身侧呼啸跑过的时候，躺在棉被上休息的男人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被打扰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体验了。 下车后，我们坐在马路墩上。不远处柔软的草坪比硬邦邦的马路边诱人多了，但舍友坚定否决了这一鲁莽的提议：火车站的天桥底的人群，远超出我们在过去两个月所有幸目睹的任何规模。她的原话是，如果这里有一个阳性，我们全都得变成密接吧？ 我们在马路边望着对面的人群。 等待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虹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开始引导乘客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整一套流程相当繁复，首先，他们需要检查入站人员是否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验证明（一些核酸结果未出的乘客就只能继续在马路边等待），其次，所有符合前一条入站条件的乘客，需要在现场做一次抗原测试。 迷惑的是，虹桥火车站设置了约三波工作人员，检查一模一样的内容：也就是说，提着大包小包，手都很难腾出来的旅客，要反复向不同的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核酸证明和抗原结果，才能够入站。我忍不住吐槽，这不是不信任前面同事的工作吗？检验的工作人员听到了我的话，瞟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直到进入安置点，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地下车库。我们没有带任何睡袋或者可以充当临时床垫的物品，这意味着我们今晚只能躺在水泥地上睡觉。但睡觉不是我最迫切的问题：我的设备的电量必须撑到明天答辩结束。我环视一周，发现附近有一个充电插座，但早就被各式排插占据了，许多人围拢在排插附近，一边充电一边聊天。有一位年轻的小哥看出我的窘迫，招呼我过去，并分了一个插座给我。简直救了大命了：我当时只差泪流满面，手舞足蹈地奔过去。 同样地，吃饭也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在马路边百无聊赖地等待的时候，就已经有小贩骑着自行车沿途叫卖食物。我们没有惠顾：一是出发前，我们已经饱餐一顿，也在书包里备好了面包和温水；二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辟谷一天的心理准备。这是两个月以来，在下楼做核酸的集体行为训练上最主要的成果：保持两米距离，不摘口罩。 虽说如此，但还没等到凌晨，我就已经不争气地饿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下耳朵一侧的口罩，往口里飞快塞了一口华夫饼，然后再戴上。如此反复几次，直到把整块华夫饼吃完。这是我在回到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进食。 十二点过后，嘈杂的人声逐渐平息了下来：很多人入睡了。书包被用来充作枕头，我戴好眼罩和耳塞，就地躺下，尝试催眠自己。这种努力反复地遭遇失败：水泥地又冷又硬，午夜过后，地面寒意就更重。我只穿了单薄的短袖和防护衣，冷得直发抖，只好坐起来，寻思着为明天的答辩作准备。 上一刻，我还在灯光阴暗的角落里翻着答辩用的PPT，头脑迟钝又疲倦地准备提问环节的应对；下一刻我就被身边行李拖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抱着答辩设备直接在水泥地板上睡着了。一看手机，才到凌晨4点，但入站的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了。 ▌在高铁厕所答辩 入站和落座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但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上车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乘务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她面露诧异，但很快告诉我可以到列车的连接处答辩，或者，她思索了一下，把我带到了列车的无障碍厕所，把一块辅助用板放了下来，示意我可以在上面放置我的设备。期间，一位男性列车工作人员经过，问我们发生了什么？ 乘务员说，她要答辩，硕士答辩！男工作人员“哦”了一声，转过头来打量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觉察到了对于一个大冤种的同情。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列车答辩的挑战。列车一发动，我就发现我要担心的不仅是网络是否平稳的问题，我还要担心我整个人站不站得稳的问题：整辆列车在晃，而且晃动幅度远比我以为的大。不知道答辩现场有没有人看到我是如何尴尬地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两腿撑成大弓步，一只手抓着扶手，才能让自己不至于东倒西歪。火车播报通知的声音，与列车运行时轰隆轰隆的噪音融杂在一起，我要比平常更集中注意力，才能够抵抗这些干扰，听清楚老师提问的声音。答辩期间，还有好几个没有眼力见的陌生号码涌进来切断答辩，问我是不是抵达了XX市。以及，厕所明显没有被好好地清理。我能够闻到霉味和臭味混合着发酵一段时间后，那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气味。 一瞬间，我理解了什么是感官过载：气味、声音、晃动，都像滔天洪水一样冲刷我的感官系统。 答辩助理提醒我打开摄像头，我不得不努力把脸凑进镜头。穿戴着密不透风、蓝白相间的防护装备，严实得连我都认不出视频里的人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如此装扮的话。看起来实在非常滑稽可笑。 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始终克制不住一种滑稽的颤栗感，上下游走于我的脊椎。怎么会有人在厕所这种藏污纳垢之地，实现硕士生涯的最重要，也是最惊险的一跃？我原本的设想是，我可以在一节乘客相对稀少的车厢里参加答辩，但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天真：整一辆高铁如同一个沙丁鱼罐头，尽最大能力地容纳这座城市的逃跑者。相比之下，只有厕所，是整辆列车人口密集程度最低、也最安静的场所。最不可思议的答辩地点，居然成为了我此时此刻最佳的选择。 我本应该全程在线上参与三个小时的答辩的；但我实在熬不住了，这应该是可以说的吧？从18日开始，我和舍友就为离沪这件事焦虑得睡不着觉，直到20号当天，我总共加起来的睡眠时间，不过8个小时。我的大脑宣告宕机，答辩没结束多久，我就两眼一抹黑晕了过去。小睡一阵之后，已经到宣布答辩结果的阶段了。在得知通过后，我又累又饿，实在没有太多力气表示喜悦，倒头睡着了，直到列车提示换乘。 在长沙南等待中转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所有来往于视线范围内的人事物，试图从中嗅察出任何危机的蛛丝马迹。直到顺利地坐上了前往广东的列车，被社区派车来接到酒店隔离时，我才真正相信，我终于离开了上海。我想起小时候的我，被多次以虚无缥缈的纸上大饼敷衍后，本能地不再愿意相信父母任何未见实际的承诺。 抵穗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汽车穿梭在广州的夜晚，我被包裹在闷热的车厢里，长久地凝视广州远处的灯光与高楼。 我很久没有拥有这么宽阔的天地，这么璀璨的夜景，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过去的50天里，我只有一片窗户外的一棵树，一条人行道，还有两侧低矮的楼房，窗外的景象和我的生活都同时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静默。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接受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的现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被允许的行动路线，仅仅是从家门到核酸点约200米的距离。 隔离酒店的傍晚。我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广阔的天地了。 然而，我们已经是幸运儿了。人在经历的比较中得知自己的运气：比起那么多迫切需要离沪的人，在城市街头颠沛流离的、在禁足令中枯等解封的，我们实在顺利到让我们自惭形秽。我们一路上，得到了那么多来自普通人的援手：通知我及时撤离的新朋友，搭载我们到火车站的电瓶车大哥，给我留插座的小哥……在整座城市的运转都因某一股不可抗的、自上而下的力量而崩溃的时候，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的横向连接与善意，彼此维护了最后的体面。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这两天，好友约我隔离结束后到其他城市游玩，我第一反应是，不必了，谁知道疫情会不会蔓延到那里。而且，我越来越不愿意作超出一个星期的“长久规划”；或许最后变化会完全打乱原有的计划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规划那么久远呢？在我的世界里，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上海早期报业发展。在封控期间，论文刚好进入与上海相关的讨论，因此我不得不来回于两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边是商业报纸上开埠后“货物?集、商贾辐辏”的晚清上海，另一边是现实中物流瘫痪、寸步难行的当代上海。我在论文里这样写道， “一座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心的、光怪陆离的商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滩上出现了。它在与异质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对城市的新评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观开放的‘贸易场’与‘游乐园’。因此，这座新生的城市挣脱了中国传统对城市单向度的定义：它的地理范围不被封闭的城墙所规划，也不再是以文化同一性为统治基石的，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 送给2022年的上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