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一 细思极恐！ 最近，《半月谈》揭露了一些地方农业试验田测产造假现象，高产数据你追我赶，各种“纪录”不断刷新，今天这里水稻亩产1200公斤，明天那里就能突破1300公斤。 网络图片 造假手段五花八门。下面引用一阶段报道原文—— “华北某地一家农业企业试验时，在播种环节故意将水稻间距留得很开，等到收获前几天，事先悄悄把同时播种在别处相同品种的移栽到试验田里，数据自然变得好看。还有一些农业企业把提前准备好的稻谷藏在沟渠、收割机或地布里，趁现场忙碌之际悄悄混到测产稻谷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种直接在试验田里动手脚的情况并不鲜见。“ 更为隐蔽的作弊手段，则发生在种植环节：说是“海水稻”，实则是不克制地使用淡水灌溉；为了追求数据好看，在试验田投入大量化肥、增产剂，安排多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一亩收入两三千，成本五六千，这样获得的超高产有推广意义吗？” 《半月谈》就此提出诘问：农业试验本是一种严谨的科研手段，“一测就破纪录”的怪象从何处泛起？ 恍惚间，亩产万斤的荒诞年代似乎又回来了。 二 这个时候，我很容易就想起了那张著名的照片，一个小姑娘，坐在密集的稻穗上。 网络图片 那是1958年，一个疯狂的、常识被扭曲的年代，全国开始大放卫星。那张照片，拍摄于安徽省枞阳县一块号称亩产1.6万斤的“卫星田”里，那些能托住小姑娘的稻子，实际上是从各处移栽来的——《半月谈》里曝光的造假手法，“事先悄悄把同时播种在别处相同品种的移栽到试验田里“，与此如出一辙。 安徽省枞阳的记录很快被打破。不久后，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当时的报道这样写道—— “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 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网络图片 配合这样的报道，也刊攀登了一张同样著名的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稠密的稻穗上跳跃，就像站在沙发上一样。显然，它轻轻松松就将小姑娘坐在稻穗上的照片给打败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话说广西环江县委发现自己远远地落后于兄弟县市，心里很着急，决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于是，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放了一颗巨型卫星，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网络图片 这也是当年“吹牛比赛”的高峰。 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个亩产13万斤没有留下照片，终究有点美中不足。很可能，以他们的想象力，找不到恰当的图片表达方式了，要我说，找台收割机压上去试试？ 这里顺便说一下，环江县放了这颗巨型卫星后，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这数字是环江县1957年任务数额的4.8倍。为了完成任务，县委把各社队的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上交了。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征购任务是粮食1亿斤。民众无粮可交，县委连猪、牛牲畜的饲料粮都全部并入国家仓库。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县委书记洪华表态：〝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60年1月，洪华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10月，洪华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三 说回《半月谈》揭露的一些地方农业试验田造假现象，这才过去多少年啊，坐在稻子上的小女孩不出意外的话还健在吧，可是，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似乎又回来了。 据说，如此造假可以一举多得，对农业企业来说可以推销种子，套取补贴资助，对相关专家来说名利双收，可以拿到高额咨询费，对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则是夸耀的政绩——可是，此风如果继续蔓延，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吹牛就是正能量，大家一定会心照不宣地开展吹牛比赛；如果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就被视为负能量，甚至扣上别有用意之类的大帽子，让人战战兢兢、胆战心惊，我们面对的，就会是一片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沉默。 无论如何，我要在这里大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历史并未走远，造假之风绝不可长！我还要顺便再次向《半月谈》表达敬意——上一次，是它披露某地财政供养人员超过税收5倍——这一次，它戳穿了你糊弄我糊弄你的造假把戏，体现了媒体的使命担当。毕竟，揭示真相，是帮助社会回归正途的第一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中国浙江省2023年第一季度火花遗体17.1万具，同比暴增72.7%。中国媒体‘财新’的相关报道以及浙江民政厅官网公布的相关数据很快被删掉，引起外界对中国突然抛弃清零政策引起超大规模感染后新冠死亡真实数据的质疑。 ‘财新’7月17日报道了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的第一季度火化数据，其中火化遗体17.1万具，同比激增72.7%。报道还指出，该省2020、2021及2022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数分别为8.83万、9.3万和9.9万。 从官方公布数据看，浙江今年第一季度火化人数同比激增72.7%。这一激增正好发生在去年12月7日中国当局突然放弃动态清零后，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中国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批评北京当局，没有提供去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在中国造成数亿人感染后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的完整数据。 2023年一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估计，解封后中国已有8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一些国际专家当时估算，超过200万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死于新冠病毒。 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在突然抛弃动态清零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医院染疫死亡人数仅为83150人。但是在同一阶段，中国各地的火葬场和殡仪馆都排起了棺材长队，不少地方要等到几周后才能火化。 彭博社周一报道说，人口大省浙江第一季度火化遗体激增，让人们对中国政府12月份突然抛弃严格的防疫管控后的死亡规模有“难得的了解”。 路透社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的上述数据已经被删除，该省去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也无法获得。根据中央社报道，‘财新网’17日对浙江省第一季度火化数据的报道的链接已经消失，只剩下摘要讯息。 而且，抛弃“动态清零”后中国全国的火化数据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中国民政部一直延迟到6月9日才公布了“2022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但这份统计公报没有公布“殡葬服务”，也就是火化遗体的数据。据指出，火化遗体数乘以官方公布的遗体火化率，可以推估出整体死亡人数。
1、撒谎的数据与自吹的奇迹 2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会议宣称，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中国的新冠死亡率真的是“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吗？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截至2月份，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共83150例。确实相当低。不过我敢说，这个数字，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事实上，卫健委的这个数字，有的官方的专家也觉得太离谱，无法取信于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月21日曾经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但是吴尊友估计的这个数字肯定也是严重低估的。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纽约时报综合四家研究机构的估算，认为中国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数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我仔细查了查他们的估算的模型，发现他们还是估算过低了。一是对感染人数估计偏低，一是对病死率估计偏低。比如那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杰弗里·沙曼教授，他估算的一个假定是，中国感染者的死亡率与美国目前的情况大致持平：0.15%，沙曼注意到中国的情况有两点和美国不同，一是中国的疫苗和美国的不一样，另一点是，在这波疫情中，中国人由于先前很少感染过，因而比美国人更容易感染。沙曼认为这两条是相互抵消的。这正好把话说反了。这两条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叠加的。中国疫苗的效力低，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会比美国更高；美国很多人先前已经感染过了，二次感染的症状通常更轻，病死率也会更低，中国人先前很少感染过，因此重症率和死亡率都会比美国更高。两个更高叠加，其结果必定是更更高。沙曼教授显然是犯了一个太低级的错误。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绝不是和美国持平，而是要远远的高于美国。因此中国的病死人数要比沙曼教授估算的高好几倍。 2、中共的撒谎心理学 有人会问，中共当局说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8万多。这个数字太离谱，没人会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把一个谎言编的不那么离谱，不是更有迷惑性吗？ 这就是中共的撒谎心理学了。中共想的是，反正要撒谎，那干脆就撒大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谎言之大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那么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总以为数据就是有出入也不会太大，3、5倍差不多吧，10倍就顶破天了，一般人不敢相信有人敢撒那么大的谎，因此他们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再说，中共知道没人会相信它的数据，它也不指望别人会相信，它只是想把水搅浑。只要死亡数据成为谁也都说不清楚的无头案，中共的目的就部分达到了。 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6日全面解除封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就有超过10亿人被感染。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事一定会写进史书的。本来，连续三年的清零，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到处修建的方舱，每年花掉成千上万亿的人民币，还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包括对经济的冲击，对民生的冲击，还有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但是在此期间，该做的事又没有好好做：没有让民众接种更有效力的疫苗，没有在防止重症上下大功夫，没有强化民众的群体免疫力。后来的解封又搞得既仓促又混乱，由于中国是免疫洼地，国人的感染率特别高，病死率也相当高，还有医疗系统严重挤兑，甚至连布洛芬这样的退烧药都供不应求。这必然导致很多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掉，到头来，中国的病亡数据和其他国家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在三年清零付出那么大代价之后，又把抗疫搞成了烂尾工程。到头来中国人也没少死。而中共居然还好意思说是奇迹。 3、习近平为何不下罪己诏？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搞得这么差劲，要是换在古代皇帝，早下罪己诏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恰似当年的毛泽东——就是不下罪己诏？ 古代皇帝和中共领袖的区别不在于皇帝犯了错要下罪己诏，领袖犯了错从不公开认错，而在于皇帝认了错可以依然是皇帝，领袖一认错就当不成领袖了。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这一方面给大臣批评皇帝留下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可以承认错误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中共领袖则不然，因为中共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不是真理的化身，于是也就没资格继续当领袖了。所以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中共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除非领袖被他的同志赶下台。 去年12月7日，习近平下令解封，导致史无前例的疫情海啸，一时间怨声四起，怨声载道，党内对习近平也啧有烦言。习近平深感压力巨大，其权威被严重动摇，于是赶快在12月26日至2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的讲话很长，关键的话就一句。习近平说：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 习近平讲的是官话。官话的特点是，从字面上看，一般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官场上的人是明白的。习近平这话是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习近平是在训示政治局的成员：维护我习近平的权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能抽象地、泛泛地维护我的权威，遇到具体问题又打折扣，又不维护了，遇到具体问题，遇到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问题，又说我这不对那不对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习近平讲话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这里的任何时候，其实指的就是现在；这里的任何情况，其实指的就是疫情海啸。习近平就是在强调，在眼下疫情海啸招致怨声四起，对我的领导有诸多批评的情况下，你们越是要坚决维护权威，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绝对忠诚，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坚称中国的抗疫最科学最正确最成功。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开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紧接着在12月29日举行了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会议声称，三年的疫情防控方针是“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的，现在的调整防控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告诉我们，习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说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要维护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抗疫是最成功的这个大谎言。 4、不撒谎不自吹，习近平真的会垮台 可是疫情海啸造成的冲击毕竟太大了。一时间习近平不可能把党内的和社会的强烈不满全都压下去。例如对马晓力的质疑与批评。以马晓力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其父马文瑞和习仲勋的交情，习近平不能用“不准妄议”的大帽子封口，更不能以“寻衅滋事”问罪。所以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里不得不说了点软话。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在春节晚会上，没有歌颂大清零，也没有歌颂大躺平，几乎完全不提疫情，只有一处抗疫先进个人表彰，避免触动国人的痛处引发众怒。 然而，隐忍和回避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在这段时期，当局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打压不同的声音，四通桥勇士彭载舟以及若干“白纸行动”的参加者或被捕或失踪；在春运前夕，中国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严格管控“借发布回乡笔记、返乡见闻等不实信息，煽动攻击、散布焦虑情绪、渲染社会阴暗面”；前阶段网上流传的披露疫情海啸状况的文字与图像大量被删除，网上再难见到踪影。另一方面，当局又在继续通过喉舌官媒，反复宣扬中国病亡率全球最低，中国抗疫全世界最成功的大谎言。可笑的是，当局还编造一个全球民调。1月26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智库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面向全球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88.1%的全球受访者赞赏中国三年来的防疫成果，71.6%的全球受访者充分肯定中国对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的做法。 2月16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宣布，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如此高调，如此自信。但是，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高调和自信完全是装出来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说，不装不行。尤其是对习近平，不撒谎不自吹自擂，习近平真的会垮台的。如果习近平承认，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失误，他凭什么还不准妄议，凭什么还定于一尊？ 5、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也来了个大转弯 几乎在习近平抗疫政策大转弯的同时，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也来了个大转弯。在去年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两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者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而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却只字未提。 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弯，意味着他原先的宏伟规划遭受重挫，也成了烂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话倒没讲错，但问题是，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是谁造成的呢？发展信心的低落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2月16日，商业部发文：让修鞋、配钥匙等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这话说的也对，是应该让修鞋、配钥匙等回归百姓生活。但问题是，先前是谁把它们赶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不错，当局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对经济本身是有利的。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可望得到某种扭转。但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低落的发展信心就不那么好扭转了。国人的经济活动多少会恢复生气，但难免不带有更多的短期行为的特征。一句话，经过习近平这一番胡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 6、习近平陷入怪圈 “两会”前夕的习近平，公信力已经降到最低点。作为独裁者，习近平深知，越是缺少公信力，就越是需要威慑力；越是得不到臣民的拥戴，就越是需要让臣民们恐惧。在近来一段时期，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在多种场合大讲特讲“斗争”，大讲特讲“清理门户”，声称要“全面从严治党”，并以“机构改革”的名义对官场大洗牌，如此等等。 仔细研究习近平和习家军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看上去杀气腾腾的讲话背后，其实倒看不出习近平究竟打算要拿谁开刀问斩。他是对官场普遍的不信任、不放心。因此，他力图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大家都害怕而已。而在这种貌似强势的背后，是他深深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习近平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他越是感到不安全，就越是要集中权力，而他越是集中权力，就越是感到不安全。这也是古今中外大独裁者晚期共同的状态。 （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周六称，解封后中国已有8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这位专家想要强调的是，未来二至三个月爆发大规模疫情反弹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路透社采集的信息显示，各地火葬超载运转的情形并没有得到缓解， 还在加紧扩能以处理尸体大量积压的问题。 春节来临，中国数亿人大规模流动返乡探亲之际，许多人担心医疗设施缺少的农村地区疫情会很严重，中国疾控中心前主任高福日前曾表示：虽然奥米克戎毒力下降，但终究还是新冠病毒，“狼还是要吃羊的”，他示警第二波高峰恐会出现在农村，部分地区会出现医疗挤兑，三、四月如果XBB在中国流行开来，“可能大家会再感染一次”，告诫当局不要掉以轻心。但吴尊友称，中国总体上已经渡过了疫情发病高峰期，处在疫情回落阶段。 吴尊友并没有明确提到新冠重症率是多少，重症死亡率是多少？去年12月7日官方实质抛弃厉行三年的“坚决清零不动摇”政策后，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疫情爆炸性增长，医院人满为患，所有火葬场、殡仪馆尸体堆积如山来不及处理，火葬价格从几千元一路飙升到数万元，甚至出现要价十万元以上的情况。 如同三年前武汉疫情死亡人数至今仍是谜一样，官方在解封后对多少人死于新冠一直态度暧昧，最初只承认死了37人，在世卫组织再三指责中国严重低报新冠死亡人数后，官方1月14日突然承认染疫死亡人数近六万人，即使这一放大了一千多倍的数字也距离专业独立机构的预测相差甚远。 英国预测性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估计，自 12 月7日以来，截至 1 月 19 日，已经有 674000 中国人死于新冠病毒，预计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每天有 36000 人死亡。12 月 19 日，科学杂志《自然》报道了几个月内中国将有 100 万人死亡的预测。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美国之音援引分析指出，如果以中国九亿人感染为基数，以很低的香港新冠死亡率(截至1月16日大约0.45%)计算，中国死亡的人数也已超过405万人。 而且，中国各地火葬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根据路透社得到的消息，中国许多地方的殡仪馆和火葬场照旧超负荷运转，还在设法扩大采购火化炉、尸体冷藏柜、尸体袋、冷藏柜、运尸车等物资。比如，中国汕头市的一家殡仪馆最近发出信息，“紧急采购两座火化炉。四川自贡市的一家殡仪服务中心说它们的柴油供应“几乎耗尽”，需要购买196,230升柴油。这个数字比这家中心年均采购量高出40%。安徽安庆市殡仪馆的采购文件显示，它在12月19日至1月4日花了大约160万元人民币采购了两部大车运送灵柩、增加电力供应和尸体冷藏柜。广东以及汕头的殡仪馆在12月7日和1月6日之间为采购相关物资花费了1.3亿多元人民币，远远超过前一年同期的9000万元人民币。 不少中国人耳闻目睹自己身边的亲友死于新冠，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亦嗤之以鼻，一位名叫张平的网友发帖说：“你有那么庞大的统治系统，能强制全民核酸，能搞那么多方舱，能把每栋楼都用铁网围起来，就不能简单统计一个数字？让中疾控天天撒谎，很有面子吗？全世界都经历了同一场疫情，统计数字都摆在那里，你不说别人也大体能估算出你的重症死亡人数。所有人都知道你说谎的情况下，这谎是撒给谁听的呢？撒谎的意义在哪里呢？”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回应说：“撒谎的意义何在？就是为了一个人，就是为了证明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的抗疫最成功，病亡率全球最低水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习近平两个亲自的结果也不怎么样，他凭什么还定于一尊不准妄议？对习近平，不撒这么大的谎真的会垮台，因为他把自己送上了神坛，不可以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的。”
中国卫健委1月14日通报，过去一个月全国COVID死亡病例数近6万人，引发海外媒体及民间质疑。 当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会上称，“通过分析显示”，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COVID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万9,938例。 官方称，数据期间是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且只限“在院”部分。期中，COVID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5,503例，基础疾病合并COVID病毒感染死亡病例5万4,435例，死亡病例平均年龄80.3岁。 世界卫生组织周六跟中国卫生部长通话。世卫随后表示，欢迎中方发布COVID死亡人数，然后要求中方“继续与世卫和公众分享这种类型的详细信息”，以及“分享按省分列的更详细数据”。 对中共官方突然提高死亡人数通告，《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中国将与COVID疫情有关的死亡人数从37大幅修改为6万”。 中国卫建委12月25日宣布停止公布每日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由疾控中心公布疫情数据。疾控中心此前最后一次公开数据是1月8日，称在12月7日至1月8日期间，只有37人因COVID死亡。报告还说，自该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共有5,272人因COVID死亡。 在周六官方宣布新死亡数据之前，国际卫生专家提出了批评，中国国内公民也抱怨政府一直在低估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7日突然宣布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与此同时，大量感染COVID-19的病人涌入医院，殡仪馆的工作量激增。 《华邮》说，在殡仪馆和医院不堪重负的报导之后，中共当局最近受到了更多审查。根据卫星图像、第一手视频以及对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居民的采访，《华邮》上周的一份报导发现中国至少5个城市的殡仪馆外都出现了交通激增的现象。 “缺乏检测和使用狭义的COVID死亡定义（只计入因COVID而死于呼吸衰竭的阳性患者）使得中共官方的死亡人数出现极大偏差。中共官员们称，他们将对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并在未来公布结果。”报导说。 路透社报导，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周六宣布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0倍，这表明清零政策逆转确实与严重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有关，特别是在老年人中。 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新数据是否准确反映了实际的死亡人数，因为医生不愿意报告与COVID有关的死亡，而且这些数字只包括医院的死亡人数报告。 “例如，在农村，许多老人死在家里，但由于无法获得检测试剂盒或不愿意接受检测，所以没有被检测出COVID。”黄严忠说。 BBC说，中国的实际死亡总数可能更高，因为官方公布的这些数字仅指在医疗机构记录的死亡人数。 彭博社说，在中国，衡量Covid造成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共当局停止频繁发布数据，并且最近对COVID死亡病例采取了更加狭窄的定义。 “社交媒体上关于全国各地死亡人数激增的报导表明，因感染而死亡的实际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的数字要高很多。”彭博社说。 据北京“经济观察报”13日）报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晶等人组成的课题组，近日发布一份疫情感染报告。 报告说，在去年12月20日（“新十条”松绑防疫后约13天），中国多地疫情就已达高峰，12月底开始“过峰”。截至今年1月11日，全国感染率约达64%，感染人数累积约9亿。 按照报告的9亿人感染为基数，过去一个月官方公布的COVID死亡人数6万来推算，COVID的死亡率不到中共官方统计的“2021年传染病死亡率”中肺结核死亡率的一半。
中国多家媒体13日相继报导前沈阳金德队球员王若吉染疫致死，年仅37岁，不过卫健委缺通报，12日与13日无新增死亡病例，引发热议。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1985年出生的王若吉因感染COVID-19导致基础性疾病（糖尿病）恶化不幸于13日去世，年仅37岁。 王若吉球员生涯先后在中超和中甲球队效力，2004至2007年效力沈阳金德，共出赛46场踢进3球；后来自由转会沈阳东进，2010年因伤退役，之后在沈阳从事青训教练。 而中国先前通报的死亡病例，不少染疫者都是慢性病史的患者。 像是今年4月18日上海首次通报，自3月间封城以来的新增3例死亡病例，分别为89岁和91岁的女性，以及一名91岁的男性，都是心脏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史的患者。 此外，中国卫健委13、14日公布的疫情数据，皆声称无新增死亡病例，甚至从7日公布优化防疫新10条后，每天通报的新增死亡病例都是零。 中国防疫松绑形同放弃“动态清零”后，官方每天公布染疫数字迅速失去指标意义。北京民众已不相信防疫松绑后全市染疫人数不增反减，甚至直指实际数字乘以10都不止。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在微博发文，说应该把这个问题捅破，让数字回归真实面貌，或者干脆不报了，“说实话，无论现在数字多大，公众都不会被惊著，如果不报了，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很多地方不再测核酸。” 他还质疑卫健委通报的死亡病例太零星，并说迄今死亡病例非常少，这可信吗？现在各地核酸量锐减，许多感染者已经统计不上来了，卫健委报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字显然严重失真。 另有推特帐号指出，北京近期死亡率急剧上升，医院太平间、殡仪馆已无地方存放尸体，火葬场尸体积存严重，已经烧不过来了。难道要重演印度当街烧尸体的一幕？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8日发布的文章，显示中纪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声明要严打统计造假的陋习，等于由官方证实外界长期以来质疑中国GDP等重要数据造假的怀疑。 中纪委网站指：“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坚决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并督促通报曝光，遏制、震慑效应初显。但从查处的案件情况看，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调研发现，少数地方通过数据打造发展假象；人为干预统计数据的方式由明转暗，通过提醒、打招呼等方式，授意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统计造假指标涉及范围更广，开始向研发经费投入比、单位GDP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等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指标蔓延。 未具名的负责官员还表示，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有的地区没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有效推动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办法不多；有的党政领导干部“唯GDP”政绩观根深蒂固，“不抓经济抓报表”，通过干预统计数据谋求政绩；有的地区问责处理明显“宽松软”，避重就轻、抓小放大，将造假责任推给基层工作人员，对领导干部的问题高举轻放；有的地方统计部门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主体责任层层递减，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上热下冷”问题依然突出。 该篇文章表示除了加强查核，还要重点关注地方建立防惩统计造假的责任制问责制、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等要求的落实情况，狠刹“数字出官”等歪风邪气。同时，一旦发现国家统计局及调查队系统干部存在统计造假、以数谋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将严肃查处、精准问责，始终保持惩治数字腐败的高压态势。 歪风行之有年 地方夸大政绩捏造假数据 其实经济学家长期怀疑中国政府数据失真。2019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谢长泰和香港中文大学三名学者联名发表论文踢爆，中国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出口以及投资金额长期惯性掺水，因此推测中国从2008年至2016年，每年的GDP增长，平均夸大两个百分点。累积计算：2016年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夸大了16%，相等于超过1.5万亿美元。 经济学人报道，谢长泰等人取得制造业增值税的数据，用来与官方公布的工业生产增长相互比较，直至2007年为止，两个数据都吻合。 但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自此之后，无论如何的调整，都难以配合严重扭曲的数据。部分地方领导为了政绩争取升迁，大肆夸大经济表现，而由于他们的官阶高过统计局的官员，统计员难以拂逆地方大员的执意。两个数字的差距开始逐年增加，到了近年，又开始收窄。 中国前财长尖锐开呛 政府报喜不报忧 以直言不讳评论经济闻名的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尖锐抨击中国的统计数据未适当报告负面的经济变化，所有揭露的经济指标都“非常好”，反映出经济负面变化的数据不足，完全没有反映经济下行风险。楼继伟的说法，凸显对中国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长期担忧。 楼继伟指，政府总是报喜不报忧，例如在疫情冲击下，中国企业和市场实体数量竟然增加。但没有公开的部分事实是，当中有不少企业早已因疫情面临困境停运，而注销商业登记又异常困难，导致“有1.5亿个市场主体，但至少4000万个不活跃”。与此同时，政府数据显示就业人数有增加，却没有跟进就业人士在半年或之后是否被解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