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

网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简单的选择题：叶问一九五零年来到香港为了——A.逃避日本侵华；B.逃避中国共产党。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给出B这个正确答案。 叶问因为躲避共产党来香港 但是，因扮演叶问而咸鱼翻身、俨然是叶问“转世灵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不会选择B，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择A。在甄子丹出演的叶问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叶问大师痛打日本鬼子的情节，这才是这个系列电影近二十年来在香港和中国本土大红大紫的秘诀——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无吸引力之际，反日（反西方）的汉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中心主义，成为中共“大内宣”的核心意识形态。于是，叶问系列应运而生，利用民众廉价的爱国心，赚到金山银山。甄子丹也从一名三线的落寞武打演员青云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巨星”，更成为香港演艺界屈指可数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有没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人不敢妄言，但作为与习近平握过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会将共产党残民以逞的罪恶统统推到日本人身上，尽管日本人早已离开中国。 甄子丹的身份认同曾几度转变：早年他父母带他从广州移居香港，然后又移民美国。青少年时代，父母送这个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学习武术。之后，甄子丹又到香港发展演艺事业。再后来，他为了在中国发大财，“毅然”放弃美国国籍，这才成了成龙的接班人，有了与吴京不分上下的“战狼”之名，乃至得到习近平的接见。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甄子丹双手握住习近平的一只手，受宠若惊、低眉顺眼，哪里有半点江湖豪侠的仙风道骨？习近平的另外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问他：“你这个大英雄，能跟我一样，挑两百斤担子，走几十里山路不换肩吗？” 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转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说人物乔峰很相似——乔峰本是契丹人，被汉人收养长大，为了保卫宋国，而与契丹对抗。但当其契丹身份曝光后，宋国的爱国者们个个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发出“我是谁”这个大哉问。甄子丹有过身为美国人的履历，在小粉红心目中形同叛国，虽浪子回头，反向“润”回中国，但那段“黑历史”却无法被彻底洗掉。于是，他不惜拉来整个香港为之垫背，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来换取一张如丹书铁券般的投名状：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体访问，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暴动”，而不是抗议，更称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中国的高速公路、建筑与生活方式带来的便利性是不少国家无法相比的”，更点名《BBC》、《CNN》都不曾报导中国的这些优势。随后，他又说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我说的话，但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的”。 甄子丹这样说，是求恶得恶、得偿所愿，亦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他既不是叶问，更不是乔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过的一个角色——徐克《新龙门客栈》中的东厂曹公公——光荣回归。就连徐克都“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却无法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而只能拍出《长津湖》那样的垃圾电影），正当盛年的甄子丹岂能拒绝“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诱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电影就是《新龙门客栈》，对电影中阴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将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后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觉得矫揉造作，如纸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正如《红楼梦》所云“假作真（甄）时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 甄子丹的这番言论掀起轩然大波。到中国发财是个人选择，但“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君王唱赞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线。曾因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控暴动但最终脱罪的汤伟雄，发起呼吁奥斯卡主办方“取消邀请支持打压人权的甄子丹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的联署活动，短短几天内，有数万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签名，可见甄子丹触犯了众怒。这才是民心所向。不过，甄子丹不会知耻，更不会道歉，他反倒会以此作为巩固其政协委员身份的证据——既然那么多香港“皇民”和帝国主义者反对我，正说明我是“忠党爱国”的大英雄。 圣经中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黄、逢君之恶，但他不要忘了“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的道理，纳粹的国宝级演员海因里希·格奥尔格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法国作家布希萨在《希特勒的宾客簙》一书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会的登记簿上签名的贵宾的名字及幕后故事。在这本精美名册上签名的，大多数是各国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经常将名字签署在最上方，字体最大、最有力，“下笔的力道让墨水四溢，几乎穿透昂贵的高磅厚纸，透至背面”的，正是当时在德国最家喻户晓的演员格奥尔格。他身材魁梧，脸孔宽大，肩膀厚实，奔放的笑声充满“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岁的格奥尔格在戈培尔策划的电影《希特勒青年团的魁克斯》中担纲演出，大获成功。此后，他参演德国历史上预算最高的电影《犹太人苏斯》，该片拥有两千万人次的票房，就连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都有超过一百万观众自己买票观赏这部纳粹宣传片。党卫队负责人希姆莱签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员和集中营警卫都必须观看这部电影。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实现我们所有期待的反犹太电影。我太高兴了。”格奥尔格被任命为柏林席勒剧院总监，在演艺界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习近平亲自接见，格奥尔格也多次被希特勒亲自接见。起初，他们以之为荣，殊不知，此类新闻照片很快成为他们耻辱的标志。 甄子丹是汉娜·鄂兰“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工将格奥尔格从家中带走，当时他故作镇静地对妻子说：“他们很快就会送我回来了。”在审讯中，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自己“从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态一模一样。他说自己不是纳粹，他并不痛恨犹太人，或者说，他并没有比其他德国人更讨厌犹太人。“对我而言，德国和希特勒是一体的，是同一件事。当时我以为为希特勒而战，就是为德国而战。……要是我真的犯了罪，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罪。”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切都会好转的。我没有做任何坏事，我只是盲目地爱我的国家。我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惩罚终有结束的一天。” 格奥尔格被送往柏林郊区的一所监狱。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狱中开办了小剧场，训练囚犯们演出。他的演出赢得数百名囚犯的掌声，他似乎又回到辉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觉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坐在下面观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苏联人对这些囚犯毫无仁慈之心。囚犯们食物粗粝，只能喝被污染的脏水。一向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格奥尔格度日如年。半年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终将撑到出狱的那一天。”出狱的那一天永远没有到来。苏联内务委员会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打造成“第七号特别营”，格奥尔格被移送到那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奥尔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终年五十二岁，他因急性阑尾炎动手术，在手术中死去。 甄子丹、格奥尔格与艾希曼一样，都是汉娜·鄂兰所说的“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兰观察到，艾希曼的语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经算是轻微的失语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我只会说官话。”官话成为他的语言，因为没有这套陈词滥调，他真的一句话都不会说了。他不是刻意撒谎，而是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坚不可摧的墙包围，将语言与他人的存在隔离在外，因此，也无法感知现实。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