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

網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簡單的選擇題：葉問一九五零年來到香港為了——A.逃避日本侵華；B.逃避中國共產黨。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給出B這個正確答案。 葉問因為躲避共產黨來香港 但是，因扮演葉問而鹹魚翻身、儼然是葉問「轉世靈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樣。他不會選擇B，只會毫不猶豫地選擇A。在甄子丹出演的葉問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葉問大師痛打日本鬼子的情節，這才是這個系列電影近二十年來在香港和中國本土大紅大紫的秘訣——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再無吸引力之際，反日（反西方）的漢民族主義和大中華中心主義，成為中共「大內宣」的核心意識形態。於是，葉問系列應運而生，利用民眾廉價的愛國心，賺到金山銀山。甄子丹也從一名三線的落寞武打演員青雲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巨星」，更成為香港演藝界屈指可數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他有沒有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外人不敢妄言，但作為與習近平握過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會將共產黨殘民以逞的罪惡統統推到日本人身上，儘管日本人早已離開中國。 甄子丹的身份認同曾幾度轉變：早年他父母帶他從廣州移居香港，然後又移民美國。青少年時代，父母送這個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學習武術。之後，甄子丹又到香港發展演藝事業。再後來，他為了在中國發大財，「毅然」放棄美國國籍，這才成了成龍的接班人，有了與吳京不分上下的「戰狼」之名，乃至得到習近平的接見。網上流傳的那張照片，甄子丹雙手握住習近平的一隻手，受寵若驚、低眉順眼，哪裡有半點江湖豪俠的仙風道骨？習近平的另外一隻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問他：「你這個大英雄，能跟我一樣，挑兩百斤擔子，走幾十里山路不換肩嗎？」 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轉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說人物喬峰很相似——喬峰本是契丹人，被漢人收養長大，為了保衛宋國，而與契丹對抗。但當其契丹身份曝光後，宋國的愛國者們個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發出「我是誰」這個大哉問。甄子丹有過身為美國人的履歷，在小粉紅心目中形同叛國，雖浪子回頭，反向「潤」回中國，但那段「黑歷史」卻無法被徹底洗掉。於是，他不惜拉來整個香港為之墊背，用一種激烈的方式來換取一張如丹書鐵券般的投名狀：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體訪問，稱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暴動」，而不是抗議，更稱對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中國的高速公路、建築與生活方式帶來的便利性是不少國家無法相比的」，更點名《BBC》、《CNN》都不曾報導中國的這些優勢。隨後，他又說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歡我說的話，但我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說的」。 甄子丹這樣說，是求惡得惡、得償所願，亦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他既不是葉問，更不是喬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過的一個角色——徐克《新龍門客棧》中的東廠曹公公——光榮回歸。就連徐克都「一直低到塵埃里去」（卻無法像張愛玲所說的那樣「從塵埃里開出花來」，而只能拍出《長津湖》那樣的垃圾電影），正當盛年的甄子丹豈能拒絕「欲練神功，揮刀自宮」的誘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電影就是《新龍門客棧》，對電影中陰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將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後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覺得矯揉造作，如紙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正如《紅樓夢》所云「假作真（甄）時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 甄子丹的這番言論掀起軒然大波。到中國發財是個人選擇，但「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君王唱讚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線。曾因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控暴動但最終脫罪的湯偉雄，發起呼籲奧斯卡主辦方「取消邀請支持打壓人權的甄子丹擔任奧斯卡頒獎嘉賓」的聯署活動，短短几天內，有數萬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簽名，可見甄子丹觸犯了眾怒。這才是民心所向。不過，甄子丹不會知恥，更不會道歉，他反倒會以此作為鞏固其政協委員身份的證據——既然那麼多香港「皇民」和帝國主義者反對我，正說明我是「忠黨愛國」的大英雄。 聖經中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乾。」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黃、逢君之惡，但他不要忘了「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的道理，納粹的國寶級演員海因里希·格奧爾格就是他的前車之鑒。 法國作家布希薩在《希特勒的賓客簙》一書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會的登記簿上簽名的貴賓的名字及幕後故事。在這本精美名冊上簽名的，大多數是各國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經常將名字簽署在最上方，字體最大、最有力，「下筆的力道讓墨水四溢，幾乎穿透昂貴的高磅厚紙，透至背面」的，正是當時在德國最家喻戶曉的演員格奧爾格。他身材魁梧，臉孔寬大，肩膀厚實，奔放的笑聲充滿「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歲的格奧爾格在戈培爾策劃的電影《希特勒青年團的魁克斯》中擔綱演出，大獲成功。此後，他參演德國歷史上預算最高的電影《猶太人蘇斯》，該片擁有兩千萬人次的票房，就連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都有超過一百萬觀眾自己買票觀賞這部納粹宣傳片。黨衛隊負責人希姆萊簽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員和集中營警衛都必須觀看這部電影。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這部電影大獲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實現我們所有期待的反猶太電影。我太高興了。」格奧爾格被任命為柏林席勒劇院總監，在演藝界擁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習近平親自接見，格奧爾格也多次被希特勒親自接見。起初，他們以之為榮，殊不知，此類新聞照片很快成為他們恥辱的標誌。 甄子丹是漢娜·鄂蘭「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納粹政權崩潰之後，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內務委員會的特工將格奧爾格從家中帶走，當時他故作鎮靜地對妻子說：「他們很快就會送我回來了。」在審訊中，他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說自己「從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態一模一樣。他說自己不是納粹，他並不痛恨猶太人，或者說，他並沒有比其他德國人更討厭猶太人。「對我而言，德國和希特勒是一體的，是同一件事。當時我以為為希特勒而戰，就是為德國而戰。……要是我真的犯了罪，當時我也不知道這麼做有罪。」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一切都會好轉的。我沒有做任何壞事，我只是盲目地愛我的國家。我得為此付出代價，但懲罰終有結束的一天。」 格奧爾格被送往柏林郊區的一所監獄。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獄中開辦了小劇場，訓練囚犯們演出。他的演出贏得數百名囚犯的掌聲，他似乎又回到輝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覺得希特勒和戈培爾就坐在下面觀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蘇聯人對這些囚犯毫無仁慈之心。囚犯們食物粗糲，只能喝被污染的髒水。一向養尊處優、錦衣玉食的格奧爾格度日如年。半年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終將撐到出獄的那一天。」出獄的那一天永遠沒有到來。蘇聯內務委員會將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打造成「第七號特別營」，格奧爾格被移送到那裡。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奧爾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終年五十二歲，他因急性闌尾炎動手術，在手術中死去。 甄子丹、格奧爾格與艾希曼一樣，都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蘭觀察到，艾希曼的語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經算是輕微的失語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我只會說官話。」官話成為他的語言，因為沒有這套陳詞濫調，他真的一句話都不會說了。他不是刻意撒謊，而是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堅不可摧的牆包圍，將語言與他人的存在隔離在外，因此，也無法感知現實。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審判」。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