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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因为抢春运票，27岁的米花和妈妈吵了架。爸妈不舍得花钱，限额400块，她焦虑得一晚上醒来几次，还是抢不到卧铺票。妈妈在电话里责怪，“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最后说买站票，站30个小时。米花在电话里爆发：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总会陷入这样的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金钱观差异难以弥合，父母又不会用智能手机，她们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承载着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一年一度的碰撞如期而至。从宁波到贵阳，二三十个小时的普快票比10小时的高铁票更难抢，每一年，爸妈都发来语音：还没抢到啊，那坐回去、站回去。米花早已练出应对技巧，直接不回消息。 她一晚上要醒来好几次，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喊，天要亮了，天要亮了……是不是闹钟没有响？点亮手机屏幕，看看几点了，生怕错过抢票，定了3个闹钟。9：30开售，她提前10分钟准备，捧着手机，看秒数倒数。没抢到票，米花一整天心情不好，早上晚上都要打开12306，看看有没人退票，候补键有没有由灰变蓝。 连着两天都失败了。原本候补成功两张卧铺，但不在同一个车厢，还有张是上铺，她怕爸妈摔下来，没付款。1月下旬的晚上，她和妈妈聊着家常，埋怨从听筒传出来：“又没抢到吗？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我们厂里的人都抢到了。”几天没有睡好觉，米花觉得委屈，还是耐着性子解释——别人可能是坐票，我想抢最快的、21个小时就能到家的Z290，卧铺比较难。 妈妈不懂，认为抢票是胜券在握的。“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讯息和运行的规则”，米花理解她的困惑，但妈妈听说没抢到，反而说：能不能买站票？ “一怒叠着一怒，火冒三丈”，米花说自己那一刻要疯了，气得深呼吸——这几年我尽量表现得可以为你们花钱，给你们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还是每一次都要回到最简单的生活，那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社交平台上，一个IP地址显示湖南的女孩说，父亲不懂没到开售时间不能买票，10多天前就开始催，不听解释，在家人群控诉子女不愿帮忙，“被狠狠伤透心了”。另一个年轻人帮爸妈抢票十多年，每天开售前心率飙升，提前打开App，连上公司最好的WiFi，像火箭发射一样默念10、9、8、7…… 占座失败，只剩下站票，又不忍心让爸妈劳累，只好放弃。年过六旬的妈妈全然不知这些，每天问：抢到没有，你是不是上班忘记没有买？互联网上，因为春运买票引发争吵的留言不在少数。 米花给爸妈抢了8年票，查过很多攻略，知道哪个软件更容易候补成功。她大学毕业留在广州，在新媒体公司从事内容工作。爸妈在浙江打工，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加班到9点半，没时间抢票。妈妈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买票。 每次妈妈单独出门，米花要全程跟进，确保她手机有电，不断打电话问到了哪里，怕不认识公交坐错车，怕太多进站口、检票口走丢……米花有时怪她不跟着抖音学，至少学学字。妈妈回答：根本没办法静下心，你以为我不想学吗？米花有些心酸，是妈妈的生活太重了。 米花从小是留守儿童，每年全家人只在过年团圆7天。爸妈先在贵阳老家做小生意，卖自制扫把，大概10年前，经熟人介绍进了浙江的工厂。过年回家，爸妈向来坐硬座，到镇子是晚上，以前不舍得花钱坐车，他们挑着大包小包走半个小时。那时没路灯，米花会拿手电筒去接，路过一座坟山，她害怕，走到妈妈前面，妈妈和她说：我也好害怕。 米花是家中长女，也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起初帮他们买卧铺，被骂有钱没处花，经济独立后，她开始逼着父母接受卧铺。父母打工的工厂，过年前一周才放假，那时票最难买。而且，妈妈要求票价不能超过400块——这是米花努力说服多年后，妈妈才接受的卧铺价格。 更不能买高铁，除了贵，到贵阳是晚上，没回老家的大巴了。如果她不强制要求，爸妈不可能住酒店。以前家里穷，吃顿好的就是买块豆腐，切成薄片，省着吃。现在节俭的弦仍绷着，没能和物质条件一起宽松下来。有时爸爸说肉坏了不能吃，妈妈就骂：你还记得曾经过的苦日子吗？你记得你以前馊了还要吃吗？一次极特殊的情况，她和妈妈坐高铁回到贵阳，母女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长女责任 每年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都会遭遇这样的拉扯，金钱观的差异难以弥合，还要消化更为复杂的心理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 1月24日下午，林小言定了开售前五分钟的闹钟，12306崩了，赶紧切到携程。有中转的，她犹豫了一下，票又没了。不断刷新，最后抢到一张早上6点的中转车。爸爸要从上海回涟水（江苏淮安下辖县），听到出发时间，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同事帮忙顶班。他在保安公司上夜班，晚7到早7，全年无休。车票太早，还没到下班时间，请假要扣工资。 这也是一个需要省钱的家。在苏北农村，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叔叔智力残疾，林小言有三个妹妹，二妹和小妹在读书，老三学不进去，没读大学。妈妈三年前查出恶性肿瘤，做了手术。林小言24岁，本科毕业后，在上海有一份电商内容运营的工作。干的活太杂，她在年前辞了职，最近回老家照顾爷爷——爷爷住院不舍得买吃的，她每天做点饭送去。 在她的记忆中，四五年前开通高铁，父母不让买票，一会儿说坐长途汽车方便，一会儿说大巴上都是老家人，路上可以聊天。“其实就是舍不得花钱”，林小言太清楚了，汽车票老顾客只要80块，高铁票价在200块左右。 因为钱，林小言的爸妈没少争吵。前两年，爸爸不顾劝阻，借了两万块给朋友，对方赌输了，至今没还上。妈妈想起来就说：让你不借你非要借。爸爸为对方辩解，妈妈气得就吵起来。和好后，爸爸每月工资上交，朋友再来借钱吃饭，他都拒绝：老婆身体不好，父亲也要看病，小孩要读书，没钱。 爸爸不会手机抢票。他53岁，刚开始用智能手机，是长女林小言教他打电话，发消息。现在更多是看视频，也是林小言给他开了爱奇艺会员。保安的工资5000多，还很熬人，因为排不开工作，他4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爷爷身体不好，常住院，无论如何得回家陪陪老人。 当爸爸正在发愁车票，林小言候补到了2月7日下午的直达票，不用请假，不用中转，还省了40块。爸爸很开心，给她说，“得亏你有技术抢到了，哈哈哈。” 帮父母买票、网购、连接社会，是长女的责任之一。大学毕业后，她们在一线城市从事非体力劳动，挣更高的工资，意味着要反哺家庭，帮父母网购，给妹妹买电脑、出生活费等。除了出钱，要负的家庭责任还有很多。 甘肃女孩周薇凭借985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在家庭中获得了话语权，责任也接踵而至。每年回家，爸妈一定会薅她起床，拾掇利索，去亲戚家和打工的单位转转——填补家里没儿子，被村里人看不起的窟窿。周薇让妈妈将攀比心收一收，妈妈跳起来：那谁家儿子给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几天了都在吹，我好不容易找着机会还不能秀？ 除此之外，爸妈吵架要找她评理。在大城市结了婚之后，上大学的妹妹要做什么决策，爸妈也让她来把关。周薇起初喜欢这种转变，感觉“掌握了生杀大权”。但今年过年办回门宴，妈妈事无巨细过问：喜糖盒不用买，“我给你撒一盆”；定礼服，要200块连衣服带化妆全部搞定；酒席要最低档的，随200块的都不要来。周薇总结，妈妈的炫耀是要零成本的。 在贵州女孩米花的家里，长辈们也习惯了什么事都要问她。爷爷腰椎间盘突出，信不过镇医院的医生，非要她买药。米花到小红书查，买回来药膏被爷爷称赞有效。 “我家人觉得，我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知道最多、去过最远地方、活得最体面的人。”米花说。抢完火车票，她会到姐妹群安排任务：大家分工合作，在爸妈回家前把卫生搞了，洗好被子……妹妹们都听她话。 她还在努力沟通，想改掉妈妈的花钱习惯，别总唠叨存下来结婚，买房，以后有了小孩、老了要用钱。妈妈唯一主动提出想买的东西，是护肤品。50岁去工厂面试被嫌年纪大，找了几天工作，脸晒脱了皮。看到亲戚每天不知道涂什么，脸白白的，她求助米花，想看起来年轻些，好找工作。 但一涉及到钱，沟通常常不欢而散。今年抢票，妈妈说买站票的时候，米花在电话里爆发了：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这就是我几杯咖啡的钱，你们给我省了我也存不下来——有得花就花，以后我失业就没得花了——你们这样我没办法好好工作，其实是在让我亏钱。”她会用这些话刺激父母，最后，说服他们的利器还是钱。 成就感与绑架并存 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也承载了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看女儿发脾气，说不回家过年了，米花的妈妈说话变得小心谨慎。被家庭需要，米花之前也有成就感。几年下来，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东亚社会鼓吹的“为家庭奉献”的陷阱，有时还会被绑架。家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她出面，觉得只要她读了大学，什么都能办到。一个妹妹不按时吃饭，深夜不睡觉，奶奶也找她。一旦她帮不上忙，“就好像我的大学生身份失格了”。 她开始与家庭拉开一段距离，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给家人花钱，也只花工资的一小部分。奶奶抱怨妹妹，她怼过去：你找我有用吗？我还能顺着网线爬过去？对爷爷，她像对客户一般，详细说明自己买药的利弊，最后建议他去看医生。她开始跟妹妹们发疯，你们每天各种问题，我的工作又不顺利，我不想活了，马上会有懂事的妹妹跑来安慰，说家里的事交给她。 面对家人，她感情复杂，尤其是妈妈。为了给家里买空调和洗衣机，母女俩吵了一两年。去年天热的时候，米花买了空调寄回家，妈妈打电话要求退货，说夏天快过去了。气得米花要挂电话，再也不想管他们了。但她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都是爸妈一分钱一分钱攒下来的。 她以前埋怨妈妈，不断生妹妹，又养不起，一到寒暑假就让她去贵阳帮忙带。她在电话里大喊，“你把她送人吧”，妈妈哭了。她希望得到更多的爱、金钱和陪伴，自己可以没有压力继续考研。而妹妹们都有一种不配得感，常想如果自己是男孩，家庭肯定会更好。 子女长大后，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优于原生家庭，从而引起代际之间的权力更替，在当今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帮爸妈抢票的男性也有同样的困惑——在一个西北家庭中，给老人做手术，家族迁坟，大额资金支出，已经由定居北京的儿子来决定，唯独在买火车票这件小事上，他拗不过工薪阶层的爸妈，他们还是不愿坐高铁或软卧。沟通不了，通常是子女生一肚子气，然后妥协。 作为女儿，米花对母亲又多了一分区别于儿子的心疼。妈妈心算厉害，但舅舅们上了学。妈妈对自己苛刻，却把最好的给女儿。她自己可以买站票，但米花要戴牙套、考驾照，一次几千块，妈妈都很大方给，“很自我牺牲，是中国文化对母亲的规训”。 出于摆脱女性的共同困境去帮助妈妈和妹妹，是米花成就感的来源。如果仅仅依靠长女、长姐的身份，她觉得痛苦，担心自己成为“为家庭奉献的人，永远出不来”。 周薇还在继续为家庭付出，成为了无奈又难以改变的“集体主义者”，她这么形容自己。丈夫想花一万块出门旅游，但她想省下钱给父母买东西。旅游的快乐，抵不过余额增加一万块带来的安全感。她开始变得唠叨，念叨爸爸不要抽烟喝酒，担心他出车祸。 给妈妈报工资和日常开销，也故意说高一点，“让她安心，花得多说明我过得好”。这几年，妈妈开始嫌弃她穿得土：你看人家留在村里的穿得多好，你好歹上班了，也穿黑色丝袜、短裙、高筒靴。丝袜拿过来，周薇一看，就是棉裤。 周薇的老家。 有时过年回家，妈妈问她路费多少，周薇说来回两千，妈妈让她别回了，钱都花在路上了。去年国庆去参加她的婚礼，住170块一晚的酒店，妈妈当天就走不敢多留，“赶紧走，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妈妈还问婆婆每月退休金、房子多少钱。 这些事都让周薇尴尬又无奈。她常给家里买东西，尤其是给妈妈，但买贵了被骂，太便宜的质量差也被骂， “每一次说起来，我就想流泪”。这些不愉快琐碎且磨人，争吵在所难免。 米花跟妈妈吵完架没多久，她发去想给妈妈买的衣服，问怎么样。米花知道，就像妈妈喊她吃饭一样，这就是母女间的道歉方式——不会掰开来聊对错，争吵也有默契，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第二天，她按时打开软件抢票，终于抢到两张2月5日的卧铺票，还是挨着的中铺。时间最短的那趟Z290，抢了8年都抢不到，这次还是只能买27小时的。 文章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