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

物换星移，恒均系狱已整整三年，这两天澳大利亚及其它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他的现状与案情进行广泛报道。恒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备尝艰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亚政府更是一再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杨恒均，因为拘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三年以来，中共当局既没有提供他的犯罪证据，也没有遵从正当的司法程序（特别是刑讯逼供和关押近两年之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国官方指控杨恒均涉嫌“间谍犯罪”，其实是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当局拘捕杨恒均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压民间意见领袖以防范“颜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质作为筹码以保护华为。在华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条约于2018年12月1日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据说习近平亲自下达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竭尽全力保护华为。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全力以赴，甚至于使出“人质外交”这一下策，于2018年12月10日将旅居中国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思巴夫抓捕。美国盟邦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行动中冲在最前线，中共当局也急于制服澳大利亚。不受党国待见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国，正好碰在枪口上。  但是，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稳。防范2019年可能发生的“颜色革命”，或者习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鹅”，是中共维稳部门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2019年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坊间有很多议论。这种议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当时中共政权就已困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共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而且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受到严重摧残，中华大地怨声载道。其二，为了动员民族主义资源来强化极权统治，习近平在国际上推行“战浪外交”、咄咄逼人，公开挑战普世价值以及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从而造成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三，习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谋求终身掌握绝对权力以及对党中同僚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党国高层也离心离德，习近平也因为担心“祸起萧墙“而疑神疑鬼、寝食难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中国朝野上下纷纷预言，当年会“出事”。  在当时，习近平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和网络大V等民间意见领袖，已经达六年之久，公民社会中的“漏网之鱼”寥若晨星。因为拥有庞大的读者群，2011年杨恒均就因涉嫌发起“茉莉花革命”被国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为当局防范“颜色革命”又被国安抓捕，真可谓在劫难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当局很方便就会给他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由于他是外国公民，“煽颠罪”无法安到他头上，所以只好选择“间谍罪”。  但是，要证明杨恒均犯有“间谍罪”，即便是以造假为职业的中国国安部门也非常艰难。按照中国法律，“间谍罪”的要件是参加外国的的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杨恒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前，一直在中国国安部门工作。如果在那段时间就犯有“间谍罪”，他离开中国之后岂敢再踏上中国土地半步？更不用说他还敢大半时间回中国居住，还如此放肆地上蹿下跳、指评时政、招惹党国。党国岂能不早就将他拿下法办？  杨恒均是澳大利亚公民，系狱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确实有机会接触这两个国家的间谍组织。但是，我们可想而知，中国国安会不遗余力查获他与这两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关系，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今中美交恶和中澳交恶达到这种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证据，中国当局也会立马公之于众，不但严厉治罪杨恒均，也借此对美澳两国大加挞伐。中国当局拿不出证据来，还硬是用“间谍罪”惩办杨恒均，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专制政权没有底线，进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恒均的坎坷磨难，体现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东剧变，中共丧魂失魄、变成没有灵魂的僵尸，出走者众。有些人采取轰轰烈烈的方式离开，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离开。官阶显赫的许家屯，当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体制内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体制内，思想信仰已经转向自由民主。杨恒均1999年才离开体制、作为随迁家属移民澳大利亚，已属后知后觉。但是，在中国经济起飞后离开中共体制，经济上放弃的更多。告别优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转道走上从头开始、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新征途，并不是一种容易做出的选择。杨恒均在香港和美国工作多年，有机会对专制暴政与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因而他弃暗投明的选择淡定而决绝。道不同不相谋，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杨恒均服务于中国国安部门，但他既不是执法人员，也不是核心情报人员。无论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办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关系做调研，在香港为香港回归中国做调研，还是到美国华盛顿为中国加入世贸做调研，他都只是从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级别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杨恒均从离开国安到成为“民主小贩”，中间隔着五年的作家梦。他来澳之初几乎与世隔绝，闭门写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间相继推出《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意欲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谍惊险小说的空白而走红文学界。他当时还积极联系香港的制片人和导演，想法将这些惊险故事搬上银幕。他在写作时除了努力开拓思想深度，还一应俱全地加入诸如卧底、策反、谋杀、色情等大众影视作品的刺激性标配。不过，因为题材过于敏感，这些小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无法在香港搬上银幕，好梦难圆。  杨恒均2005年投入我门下读博士，并不只是简单的回炉求学，而是同时加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我当时执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部，已公开亮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旗帜，连续几年举办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到悉尼相互砥砺、共襄盛举。会议的论文编为《中国自由主义论丛》分集出版，包括《宪政与中国》、《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我当时还和学生及友人办《悉尼时报》，这是一份有32版的大报，杨恒均在入学后也同时兼任这份报纸的总经理和副主编。  当时互联网问世不久，举世为之兴奋不已，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更是对互联网抱有无限期待。杨恒均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互联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重点研究公民记者、自由主义学人以及其它民间意见领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与压制言论自由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博客，在网络上发表时评，通过实验积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杨恒均博士课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无意间成为“卖文为生”的网络职业写手，活跃于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特别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因而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不厌其烦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在几年时间内，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飞跃，带着为大众和社会奉献的家国情怀和圣徒情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宪政转型事业。他的这种经历和成功，被陈行之总结为“杨恒均现象”。十多年来杨恒均贩卖民主自由的文章多达上千万字，结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说中国》等。  从政治光谱和精神气质上说，杨恒均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以闻道为乐的谦谦君子。他坚定地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但他并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来实现这些理念。他所心仪的是朝野互动的和平转型模式，将宪政转型当成民主思想启蒙的逻辑结果。他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启蒙文章，以温和理性为基调，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够在”墙内”生存为前提，完全没有超出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党国当局对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谦谦君子进行政治迫害，实在令人发指。有关部门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恶法条款滥用到极处来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单独关押6个月；然后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调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准备起诉；检察院“准备”了近7个月，才于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准备开庭审理；法院又“准备”7个多月，终于在2021年5月27日开庭一审，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且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亲属、媒体或澳大利亚外交人员到庭旁听。按照《刑事诉讼法》，一审结束之后，两个月内就应做出判决，“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这部法律还规定：“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杨恒均的判决，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里是尽头。  三年的牢狱对杨恒均的身体造成严重摧残。酷刑逼供主要发生在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6个月期间，主要是剥夺睡眠、疲劳审讯和单独监禁三种方式。本来是很健康的一条汉子，三年下来成了一个重病号，出现高血压、高尿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等症状，特别是肌酐指标迅速上升，有肾衰竭风险。  但是，杨恒均通过律师探访和领事探访两个渠道带出来的信息表明，他内心很强大，不屈不挠。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犯罪，更没有犯间谍罪。…… 推广、普及、践行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公正、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国梦。我不会在任何势力压力下屈服。…… 我乐观地等待我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乐观地等待自由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带出来的言谈中，他也一再感谢世人对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关爱。  天佑恒均！天佑中华！ （全文转自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