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昨天晚上有件事，热搜上得快，下得也快。 据媒体描述，是一名大学生兼职送外卖，送到某写字楼的时候不方便，从绿化带抄近路，出来时踩倒了围栏。保安冲过去拔下了他的电瓶车钥匙，并要求罚款200元。 天气很热，手里的单子也多，再加上保安咄咄逼人，一个大学生无法轻易从对方手里把钥匙抢回来，于是就给他跪下了。 网络图片 这样一件事，原本不必在热搜里急上急下，主要是后续，那张外卖员跪在路边的图片，席卷了很多外卖群。同行见面没有分外眼红，再加上还是名大学生在兼职，出现了外卖员围堵小区的情况。 看到部分视频，媒体用“一些外卖员到该小区维权”肯定是不准确的，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 保安是个神奇的工作，职位不高，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又拥有一起奇怪的权力。于是，尤其是在他们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部分保安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会让他们出现怪异的控制欲和惩罚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觉对方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情绪就会爆发，惩罚就会严厉，甚至超过他拥有的权力本身。 比如保安怎么能对别人罚款呢？又怎么能拔别人的车钥匙呢？ 也因此，小区保安和外卖员之间发生矛盾的事情经常能看到，之前甚至还出现过保安捅死外卖员的事情。 一方认为自己拥有某种权力，另一方认为你不一定有，双方的内心谁也不服谁。于是有时候放你一马，有时候又严格的像条疯狗，这之间界线的模糊，是激发矛盾的一重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点是“对社会地位的焦虑感”。很少有人会说这种因素，确实不方便。但很明显，一名保安，他会受到各种压力，社会地位压力、职业压力，业主可以给他压力、物业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周围的目光，也能成为对他们的压力。 大部分读者或许无法想象，但这种情况绝对存在，当你面对你认为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时，内心无意识的想通过一些方式弥补这种不安，以获得心理平衡，惩罚兼职送外卖的女学生就是一种方式。 这种问题不仅仅是一些人本身的过度反应和情绪发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不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不安定感”。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训你，你训比你地位更低的同事。因为训斥他们，能让你得到内心中对自己的认可，亦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 可往往这种获得自我认可的方式，就是对他人尊严的羞辱，毫无疑问是病态压力下的病态心理，导致一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尊严，形成一个越来越丑恶的闭环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近几天漯河有名女法官被一起诉人躲在地下停车场残忍杀害了，原因，竟然只是因为这名男子起诉1.8万的赔偿，最终只判了9000多元。 为了9000块而杀人，没人能理解。 网络图片 我看这起事件的后续说，男子割喉了女法官后，自己也回家喝了农药自杀。显然是奔着同归于尽去的，说明这人内心中是真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真觉得判的不公。 判得公还是不公，不能看他觉得，而要看法律条例。女法官根据条例来判，他凭什么觉得不公呢？ 乍一看，我不懂。可如果你结合近期多个法官在网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喊冤，甚至还有派出所所长、警察等人同样出现类似行为来看，就好理解了很多。 这是一种丑恶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消耗了人们的信任。他本该认为，判得对，应该是自己没想明白。 可现在他脑子一热，根本不想这些，内心里只有一句话：MD，你们这些狗官，还能有几个好人？ 外卖员和保安之间，本不应有仇隙，也不该见面就眼红。起诉人和法官之间，更是如此。是什么导致他们变了？ 是一种闷在封闭的瓶子里，越来越奇怪的气息，让他们越吸越上头，越吸脸越红。你也可以理解为——缺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1900年8月15日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叶赫那拉带着1000来人，要逃离北京了。 两个月前，叶赫那拉向11个国家宣战。随后，以瓦德西为统帅的八国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势如破竹般突破几十万人的防线打到北京。事实上开战后八国把很多时间用于等待部队集结，进入北京相当于观光。 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已在攻打皇城，皇宫里能听到激战的枪声。 叶赫那拉把服饰发型换成汉人妇女装扮，她摘下金镶石珠指甲套，剪了她精心呵护的长指甲，叫上光绪、皇后、小主格格们，哭了一场，由景山出地安门，取道西直门，往昌平方向逃去。 那时，如果有人说“对抗洋人、守国门是叶赫那拉氏的宿命”，你猜会怎么着？ 自然是被投到井里。 临行前珍妃就说，皇帝不能走，要留在京师维持大局。叶赫拉那懒得和她掰扯，叫人把她扔到井里凉快去，还盖上大石块。 对外是打不过洋人，但对内，哪容得下你一个奴才多嘴。 守国门这个念头，压根就没在叶赫那拉心里出现过。当出现战或和、守或逃这样的重大决策时，当然也包括其他诸多决策时，重要性排序是这样的：她自己、爱新觉罗家族（叶赫那拉家族）、八旗、大清、屁民。 比如，她作妖一般宣战，主要原因是多国公使要求她还政于光绪帝（唐德刚说这其实是蒋干偷书般的乌龙，还政要求只是一家报纸的社论）。她明明知道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只是把戏，但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成炮灰给八国联军送人头；她明明知道大清是打不过的，但如果最高权力不在她手里，那么大清如何发展，于她又有何意义？她也知道当形势不可挽回，光绪留在北京是更好的选择，但这么多年下来她所做一切不就是为了权力不旁落给光绪？ 可笑的是义和团们相信叶赫那拉是为大清和大清子民，他们更相信他们的“扶清灭洋”是在救大清。想到这个崇高的使命，他们就觉得头巾更鲜艳了。 清军伤亡2万、义和团伤亡15万、赔偿合计9.8亿两白银的结果，是叶赫那拉还是大权在握，大清还在原点，大清子民的劫数也还没结束，但义和团们不明白，这个劫数是他们给自己种下的。 很多年后，有几个洋人来到《我是歌手2024》，她们对内娱歌手的碾压程度，可能不亚于100多年前“庚子事变”。 《我是歌手2024》采用了直播的方式，你唱什么样，观众听到的就什么样。而以往的歌唱综艺，在后期可以修音。 这是一场真实的比赛。 真实，本来应该是所有事情的底线，但在一个神奇的地方，真实是一种奢侈。 比如武术，作为一种运动最应该是以真实为基，但我们看到武术界各种造假横行，无数人以为，武术是什么了不起的国技。 很多事情一旦加了一个国字，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造假也就变得容易，并且具有正当性。 运动是比较容易打假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进行一场真实的比赛就行了。曾经有个洋人穆斯里穆来到中国，用武术的方式连挫若干中国顶尖武林高手。曾经有一个本土拳击教练，以打假之名挑落了若干武术大家。 洋人是打不过，但屁民还治不了你？ 那个对武术展开打假的人，已经在简中网上被消失了。 一些人说他卖国、辱华，至少是不爱国。就如百年前不信义和团神功的人，被叶赫拉那说是不爱大清。在《走向共和》里，叶赫拉那问一个杀了洋人的义和团，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个义和团懂了她的意思，说应该乱刀砍死。 如今，洋人吊打内娱歌手，被无数人上升到“国”的层次，说什么“五旬老太守国门，对抗洋人是叶赫那拉的宿命”，呼吁那英崛起。 这位叶赫那拉不能把人投到井里，她只能说：你行你上啊！ 如果这位叶赫那拉发出“向英吉利开战、向美利坚开战、向意大利开战，保卫内娱”的宣言，毫无疑问她讲被捧为新时期的民族英雄。 这位叶赫那拉没有这样做，但想这样做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申请出战”的歌手们，已经获得了类似的荣誉，比如“硬刚”日本的香飘飘奶茶，已经获得了大量订单，比如那些“硬刚”美国的大V，已经获得了流量和讲课费。 装神弄鬼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在被利用，仍然在反噬自身。 如果那一位叶赫那拉看到这个情形，想必会感叹一声：原来一切都还没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爹味”这个词已经流行好几年了，最早的出处已难以查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妙的词。自从有了这个词，我就时时提防自己让人觉得有“爹味”。 我不想让学生们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年轻的家长们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我女儿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周围的亲友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我的读者觉得我有”爹味“。 这个从网路流传开的新词，原意是嘲讽那些喜欢说教，高高在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男人，对应的英文单词是mansplaining。在今年奥斯卡获得7项提名的影片《芭比》中就很形象地表现了男人们的“爹味”。 网络图片 在我看来，“爹味”这个词切中肯綮地表达出了权力者腐败散发的腐味。 无论古今中外的男人们为什么热衷于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说教？用脱口秀艺人杨笠的话说，“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无非因为迄今两万年历史的农业文明本质上就是男权文明，男人相比于女人有着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伦理赋予的权力。女权主义思潮以及社运从发轫到现在也就一百多年，除了少数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工业文明社会外，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仍然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 “爹味”之于男人，也就是男权散发的腐味。 岂止是男权，任何权力都可能散发出“爹味”的腐臭。 例如，我每周都会在这个城市的“绿心”去散步一两次。每次去绿心散步，哪怕周围看不到其他人，耳边也不绝地响起无处不在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说要遵守安全规定，防火规定等。 我知道这是城市的权力者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可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在整个绿心环道无处不在地播放着安全告诫，这就是城市权力者的“爹味”呀！ 再例如，我在工作单位里，作为一名专任教师要申请调课，工作系统里不仅要填写理由，而且还要提供凭据（像预约医学检查调课需要提供预约挂号的凭据），然后提交给管理部门审核。审核意味着，即使有正当理由，即使提交凭证，管理部门也有权审核不通过，予以拒绝。 网络图片 这就是管理部门权力者的“爹味”，散发着恶臭的腐味。 从心理学角度，或者从人性角度，权力者为什么总是喜欢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说教？因为权力感会影响权力者的大脑，使他们的社会认知出现各种偏差和扭曲。 实验研究表明，别说多大的权力，哪怕仅仅是权力感，就足以使参与实验的被试高估自己的能力、道德；同时又低估他人。 现实世界里，越大的权力，越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力者就越是倾向于高估自己认知判断的正确性，哪怕是在他根本不懂的领域。 权力带来的心理认知效应还不仅仅是权力者会高估自己的学识、能力、判断、道义，权力者还会倾向于逾越各种规则的界限，表现出任性来。 不仅如此，权力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心理认知效应是权力者会倾向于将他人“物化”，忽略或者漠视他人的情感、权利、尊严，将他人视为实现自己“伟大目标”的“工具”或者需要扫除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来看，所谓“爹味”无非就是权力腐蚀权力者散发出的腐味。 网络图片 回到“爹味”的本意。“爹”是家庭亲子关系中父亲的角色，也可以泛指父母的角色。父母相对于子女有着自然和伦理双重的权力，一是在子女儿童期以及之前的幼儿期，父母作为成人有着身体的优势，可以通过身体暴力来控制子女；二是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具有伦理权力，特别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 父母的“爹味”，也即是父母漠视子女的情感、权利、尊严，习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对子女进行说教和管束。所以，觉醒的父母首先就要摆脱自然而然习得和传承的“爹味”，即使是面对幼儿期的子女，也要蹲下去与孩子平等交流。 同样地，如果一个家庭教育专家，漠视每个家庭的父母读者的情感、权利、尊严，习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对父母读者说教，那也是滥用知识权力的“爹味”。近年，通过AGP课程的践行，我也在检讨并时时提醒自己务必要摆脱专家的“爹味”。 在前几天的文章《为什么第一次课要给大学生讲“权利”》，其实也是谨防自己在学生面前溢出“爹味”。作为高校教师，我不把自己的观点加诸学生，也不对学生自己观点评头论足，只提供补充事实供学生思考；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废弃各种不必要的陈腐规矩，对学生缺课放弃审核的权柄，也不要求学生找理由来申请或者事后拼凑解释。 有趣的是，我在努力摆脱“爹味”，置身的社会却充斥着高浓度的各种“爹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国字头的一般都是好东西，如国魂、国士、国学。但也有些坏的，为了强调其坏的危害程度，前面加个“国”字，如国贼、国耻和国足。 国贼可以清除，国耻可以洗雪，可拿国足怎么办呢？ 国家太把足球当个事了，给编制，包费用，管足球的领导一大堆，几乎每个球员都有顶戴花翎的机会。豢养足球几十年，虽然没培养出一支好球队，但却培养了一大批处级以上“优秀”干部和富翁。足球训练基地，更像是富翁和干部栽培基地。国足就是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囊肿，舍不得割，又痒痒，得时时挠。挠了几十年，到了切割的时候了。 国足在虎年的大年初一，不负众望地输给了越南，会不会让国家痛下决心，放弃国足？民谚曰：毒蛇在握，壮士断腕。国足倒没有毒性，但四脚蛇在握，也膈应人不是？必须断腕。 国足到了“小岗村”时刻了——权力部门不管你们了，自己谋生路去吧！ 权力曾经踌躇满志，不相信搞不好农业，可费心巴力三十年，农民愣是填不饱肚子。被迫放权，让农民自救。权力若抛弃了足球，没准会带来足球的崛起。 权力是以傲慢、任性及自信为特征的，它不相信能有办不到的事，只要集中力量就能办大事。但一个小小的足球就憋紫了权力的大脸盘子，这么个圆乎乎的小东西愣是玩不转。足球就是让权力一次次跌倒的“滑铁撸”，一只皮球仿佛成了铁球，又硬又滑撸不起来，一不留神还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足球为什么撸起不来？因为权力太喜欢她了，受不起权力的缠绵宠幸及霸王硬上弓。权力急得团团转：哄着上不了，硬着上不去，咋能把它摁住呢？ 可以驯化老虎钻火圈，驯化猴子骑车，驯化人跳忠字舞，却驯化不了足球。体育取得的成就基本靠摹仿马戏团的驯化方式。前体育领导发誓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三大球真的没能让元帅合上眼就走了。权力驯化足球如同用笼子圈养自由，是个竹篮打水的经典案例。 以前学界时常探讨权力的边界，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划分问题，“群己权界论”。说到动情时，就引用“红磨坊”的故事，阐明私权对王权说“不”的地方就是权力的边界。一首洋歌谣“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如天籁之音，让我们听惯了“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耳朵很茫然：闯王要来也不让进？他就闯谁拦得住！在我们这圪垯，得了权或丢了权就是权力的边界。 晋惠帝是历史上对权力有边界意识的唯一领导。有一次他听到青蛙叫，就发问：是官家的蛙还是私家的蛙？这真是千古一问！应该看作是“群己权界论”的先声。可惜如此超前的好领导一直被抹黑成白痴了。我们的权力观是没有边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蛙。 顺便说一句，晋惠帝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那句被当作笑话的“何不食肉糜”，就体现了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多少志士，不就是抱着让普天下人民都喝上肉汤的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吗？虽然革命成功后，只顾自己吃肉，忘了给百姓喝肉糜，那也是狼多肉少造成的嘛。 权力可以强行让人少生育，却无法命令猪多生育；可以强拆猪圈，却无法控制猪肉的价格。伟大领袖曾发出“大养其猪”的最高指示，也没让人民吃上肉，城市的肉票是硬通货，有钱无票也买不到猪肉。权力能推翻“三座大山”，却不能让人民吃上肉糜，“何不食肉糜”划出权力无能的底线。 权力兴奋时，能砍光全国的大树炼钢铁，能让城市看不到一个乞丐，却练不出真钢来，也不能让亩产真的达到十万斤，更无法让人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把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遗志化为现实的“伟大”实践。 在权力不狂放时，殚精竭虑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直到权力“弃权”了，不管了，让小岗村们自己讨生活、逃活路时，粮食就在权力的缝隙里年年丰收了。 权力放过什么，什么就生机勃勃。重视什么，什么就奄奄一息。当年权力最重视文艺，江旗手亲自抓文艺，跟后来的大抓足球有一拼。结果全国就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北朝鲜的烂电影让举国若狂，国人仿佛在抢精神救济粮。 权力只适合当特权消费者，不能当生产者。喜欢什么，只要价钱合适，自会有生产者供应。就像宋徽宗喜欢天然野生美女，就花钱出宫去约李师师，不会招进宫来管理起来，也不派太尉级干部当青协主席，经营青楼。老佛爷喜欢京剧，就出钱请进宫里唱堂会，而不会给杨小楼戏班子编制，让李莲英管理成国营京剧团。据说想吃糖葫芦也是叫外卖，没在御膳房成立糖葫芦协作办。喜欢足球，也不用专门的局级班子管理足球，决定教练和球员人选、训练方法及阵型战术。 过去官企搞不好，就是因为权力根本不是财富的生产者，只能是消费者。权力要放弃生产，留出空间，需求什么自然会有优质供应者，包括文艺、足球。权力只需要提供法治秩序，收取租赁费就very ok了。 韦小宝身居高位，一心想辞官办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也不是为了自己打茶围方便，而是扎扎实实的经营。韦爵爷都明白，为了自己消费方便就自当老鸨子肯定经营不好，自给自足是权力的死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万壑）
我们都是俗人，有的摆脱不了物质追求上的俗，有的摆脱不了精神局限的俗。 前两天的文章都被封禁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的文章平时还是注意把握言论尺度的，不能说的永远不说，可以说的也只是委婉的说，随便说的更要谨慎的说。所以，对于前面两篇文章被封，并不是文章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触碰了敏感话题罢了。 每个职业都有层次划分的，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辅警的内心真实思想世界。 有一名辅警最近在微信群里发表了出格言论，还公然发出群成员的人身威胁。 他的言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辅警地位的鄙视和待遇的不满，表示要努力考上公务员，要骑在别人头上拉屎；二是做公务员不可能是服务底层百姓的；三是泄露出来基层派出所对公民随意施加权力的任性；四是认为考上公安正式编制就可以骑在别人头上，才能对得起十年寒窗苦读。 至于说出这些言论的人是不是辅警，目前还不确定，这种肮脏低俗的内心世界固然令我们惊讶，然而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到底什么样的环境下才会产生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基层派出所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题。 当前正在进行政法队伍整顿，那些滥用权力企图治理我们的人才是真正危害社会安定的根源，这种整顿应该常态化。 乖乖，这名辅警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给我们当地派出所发协助传唤函，然后开着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家里带走，站在标尺下面拿着自己的名字拍照，还要抽血输入危险人物资料库，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铁笼子里关上二十四小时。 权力是一副可以迷失人性的春药，剧毒无解危害无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律侠普法）
习近平上台以来，竭力拉抬、任命自己的亲信、心腹，多半是他任职浙江和福建时期的旧部，组成所谓“习家军”。只要有官员任免机会，习近平都尽力安插习家军，一处也不放过。哪怕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也不放过机会，大发国难财，有关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升降，他都急忙用习家军卡位。 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这些定义用在习近平和习家军头上，再合适不过。 习近平先后与江派、团派、太子党和政治老人恶斗，以求得习家军一家独大、习近平一人独大。然而，斗到今天，战火逐渐延烧到习家军内部。 6月，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手下的公安局长邓恢林被抓，重演前三任重庆公安局长的宿命。同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去向不明。7月，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被调离，调回北京任文化与旅游部党组书记，明升暗降。鉴于陈敏尔、孟庆丰、胡和平都是习家军人物，证明即便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人马，对习而言，也并不可靠而状况不断。 或许，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连习家军都靠不住了？习近平细思极恐，或常常吓出一身冷汗。 与前些年习近平选择性反腐必大造声势不同，如今，由于反对习近平的人太多，他们所居官位太敏感，以至于习当局已经不便公布对他们的查处，甚至不公布他们的去向。比如，没有公布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后的去向。5月至7月间，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春宁突遭免职，同样去向不明。习当局盘算的是，公布出来不但起不到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启发其他反习人士的作用，同时也让国内外看热闹，议论纷纷，脸面上过不去。 习近平曾向党内喊话：“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红楼梦》第七十四回里，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一句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基层，而在高层；甚至于，派系缠斗之间，如今敌人已经就在习家军内部。 这一切怪谁？怪习近平自己，怪他所死守的那个制度。有美国媒体报导说，习近平身边的“智囊团”都是强硬派，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强硬政策，即极左政策。举凡从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尽皆如此。其实，“智囊团”是否强硬派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习近平本身是强硬派，故而他听不进温和派的话，只听得进强硬派的话。或者说，前者不对他胃口，后者才合他口味。于是，选择和淘汰的结果，他身边的“智囊团”当然就只剩下强硬派。准确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强硬派。 习近平上台近八年，按一般外国首脑任期，已接近两个任期届满。但八年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方面，用一事无成都不足以形容，应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内政外交一败涂地的习近平，竟仍然身陷权力斗争的泥潭。并非他乐在其中，而是他威信不足、德不配位，令官心不服、人心不服。更要命的是，情况昭然如此，习近平仍绞尽脑汁地谋权，甚至不切实际地贪求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眼高手低，每每陷入权力尴尬。 从习近平的权力尴尬再次见证，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失效、失灵、失败，因为权力来路不正，并非来自人民、并非来自选票，而是来自于中共高层的小圈子。本质而言，来路不正的权力不具合法性，必然受到拷问和挑战，甚至随时遭遇不测和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