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清华大学被卷入一场造假风波。6月22日，有网友向媒体举报称，在浙江海宁举行的一场名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浙江分院揭牌仪式”中，一名自称曹玉磊的男子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高调现身，还代表清华大学签署所谓“战略合作协议”。但清华大学没有一位叫曹玉磊的男子，质疑他以清华大学的名义行骗。但有意思的是，在一片打假声中，曹玉磊回应，他从未说自己是清华大学的院长，他经营的品牌是“清华经管”。 这件事还要从头说起。最初，由《澎湃新闻》首先展开调查。发现相关报导最初由“海宁上川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旗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称，“清华经管学院浙江分院正式揭牌”，并由“院长曹玉磊”出席仪式并签约授牌，活动还以“集众智 聚众力 谋非凡未来”为主题，宣称有来自清华大学和企业界的代表参与。 但有不少网友指出，清华经管学院现任院长是知名经济学家白重恩教授，官方从未发布过更替消息，质疑“曹玉磊”从何而来？ 对此，《澎湃新闻》的记者向清华大学求证，校方明确回应：清华经管学院从未聘用名为“曹玉磊”的人士，目前院长仍是白重恩教授，教职工名单中也无此人，确认活动中所谓的“院长”纯属冒用，校方也没有授权任何单位设立“浙江分院”。 值得注意的是，“曹玉磊”并非只参加了这一场活动，他在近期多次以“清华经管院长”的身份出席各类公开活动。 例如，4月28日，“浙江保安网”发布文章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执行院长曹玉磊”到访嵊州市中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考察指导”。 另一则名为《清大高级工商管理建筑业总裁研修班春季班开学典礼圆满收官》的宣传文章中，曹玉磊又以“清大经管院长、清大经管同学会会长”的身份致辞，课程收费高达人民币62,000元，招生对象是建筑与工程领域企业负责人。 此外，在“百度知道”网站上还有一则问答，直称“曹玉磊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执行院长，受清华大学的聘用，两者属于受聘关系”。 据新浪报导，当记者联系到曹玉磊本人时，他称，自己对网传“他冒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事颇感意外，并否认冒充。他说，“现在都是新闻时代，都是互联网时代，一搜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是谁，一搜索就出来了，我能冒充了吗？” 曹玉磊称，他是北京清大纵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对外出席活动时，他只写了清大经管，没有写“清华大学”的字样。他说，“清大经管是我的品牌，清大经管教育有限公司，我是想起这个名字”。 当记者追问曹玉磊，“清大经管”这四个字是否带有误导时，曹玉磊说：“我不知道，因为清华大学这四个字明显跟它是不一样的。” 不过，曹玉磊的言论并未获得大众认可。不少网友直言，什么叫山寨？这就是山寨。还有网友指出，曹玉磊的身份明显不一般，因普通人是无法注册“清华经营”这样一个，容易误导民众的品牌。
香港信报1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北京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课程（EMPA）香港政务人才项目，近年为香港培养了不少高官、立法会议员等公共领袖，被视为政坛新星的摇篮，课程令一众有意在政界发展乃至更上一层楼的人趋之若鹜。 文章表示，今年60名入围考生中，包括多名官员，另有11名区议员，部分是各大党派的第二梯队。此外，名单上有多名媒体人。 文章指出，2018年EMPA政务班正式创立以来，校友中不乏政界翘楚，有学生毕业不久后，晋身立法会成为议员或加入政府问责团队，担任政治助理乃至于副局长，比如首届毕业生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琳、梁熙，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健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莉。 香港主权转移以后，北京取代伦敦变成香港的政治轴心，两地互动密切，尽管港大及其他大学仍然是港府招收官员的重要来源，但位于北京的清大及北京大学也逐渐成为香港政坛菁英前往进修的重要学府。
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留学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罗生门，失踪约一个月仍无音讯，惟当地警方日前在其失踪地附近的水域发现一具尸体，但身分尚未确认。 综合媒体报导，罗生门2月23日晚起失去音讯，当晚6时许，有人目击到他出现在公寓附近的超市，“穿著黑色或接近黑色的衣物，散发，背著双肩包”。 罗生门在荷兰失踪事件引发关注，3月21日，阿姆斯特丹警方表示在阿姆斯特丹新西区附近的水中发现一具尸体，该地区已被封锁。目前无法确认尸体是否为失踪的罗生门。 此前几天（3月17日），罗生门的伯父表示，荷兰警方的调查未有突破性进展，罗生门的母亲和弟弟已抵达荷兰。家属获荷兰警方告知，罗生门的另一部手机在其失踪后的第10天出现活动信号。但因侦查需要，警方未提供具体位置。 罗生门是湖南人，今年23岁，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2024年8月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逻辑语言计算研究院攻读硕士。 红星新闻曾报导，罗生门的手机和护照等物品，均在其居住的公寓内。警方告诉家属，罗生门的银行卡消费纪录停留在2月22日。 警方3月5日联系到罗生门的国内同学，该同学说，2月23日两人最后一次联系时，罗生门无任何异样。 罗生门的母亲也是在2月23日与他做最后一次联系。当时罗生门说他在做作业，此后几天音讯全无，著急的罗母联络了大使馆。3月5日，中共驻荷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称，已知晓此事，但具体情况不便透露。
去年留学荷兰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罗生门，日前传出他在阿姆斯特丹失联超过2周，目前仍无音讯。 综合社交媒体讯息及媒体报导，23岁的男学生罗生门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2024年8月到阿姆斯特丹逻辑语言计算研究院攻读硕士，有同学2月23日晚在其公寓附近的超市看见他，之后罗生门便失联。 网传一份校方通知称，校方尝试给罗生门打电话和发邮件，但毫无用处。警方已经开始调查，并将到学校收集线索。 罗生门的一名家属3月11日表示，罗生门2月23日起失联，目前寻人没有明显进展。罗生门的母亲最后一次和他联系也是在2月23日。 罗生门在荷兰当地的亲属，3月7日曾到其公寓查看，发现现场没有犯罪痕迹，其护照手机都在公寓内，“人不在这么长时间了，正常吗？” 家属透露，荷兰警方查到罗生门最后一次使用门禁的时间是2月23日凌晨2时12分，但并没有看到他本人出现在监控中，猜测可能是别人用了他的门禁。警方告诉家属，罗生门的银行卡消费记录停留在2月22日。 罗生门的亲属说，罗生门2024年到荷兰留学，此前未曾出现失联，“他是个非常聪明的，有艺术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想学习逻辑学和哲学的男孩子”。
清华大学李路明校长钧鉴： 这是吴强，德国政治学博士，原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也是清华政治学系二次重建后最早入职的教师。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与清华大学的诉讼后，我有一些不能不说的话，很遗憾只能以这种方式传达。 坦率地说，在2015年中被社科学院无端停职后，我的工作和生活并无多大变化，继续研究，也继续田野工作和公共评论，唯一的变化来自环境，或者说在当下的政治气氛里，发现越来越多的昔日朋友、同事不再敢自认知识分子了。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年知识分子公共可见度的下降，因为这种社会角色的变化母宁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害怕社会担当，只是，这种自我认同的恐惧程度远文字狱的恐怖，也许是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士人也是知识分子绝无仅有的。 恰逢最近深受清华理工师生喜爱的《三体》的奈飞版电视剧上映，开篇就是1966年清华主楼前大批斗的场景。历史上，在那之后不久二校门即被清华红卫兵拆毁，今天却成了旅游热点。1977年后貌似一切都恢复正常了，1992年后也恢复了人文社科专业，曾经在国民政府时期声誉卓著的政治学系也得到了重建，我有幸忝列其中，在全国高校最早开设了社会运动的课程。然而，就在2015年前后，一批文、法、社科教师被迫停职，这一波对文科知识分子的打压持续至今，虽然规模和人身迫害程度上或不及“文化大革命”当中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被批斗、被下放、被迫害的情形，但是性质上不遑多让。如同《三体》尽管有着对文革的朴素反思，却缺乏人文和政治学意义上对社会、对人类的思考，以为后者终究属于“无用之用”，而将理性还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 犹记得您曾是清华航空航天学院的领导。就在您的领导期间，曾有一位航院学生因转系不能而被学院强行送至回龙观医院。他的家长闻讯而来，在被辅导员和系院领导拒绝沟通后辗转找到我——区区一位选修课老师商量办法。我不能不惊讶于清华大学内部如此简单粗暴对待学生的方式，也感慨这位航空专业学生对政治学教师的信任，只是未曾想这种简单粗暴的暴力很快就落到了自己身上。 先是2014年我准备去香港田野调查“占中”运动的时候被学校一度软禁； 紧接着，2015年中，我被学院停职，却没有收到学院的调离通知，也没有被正式告知； 直到2020年二月初我突然收到清华大学的一纸诉状，要求我搬离周转房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我到学院问询后方取得解聘手续单，确认了被解聘一事，也开始了随后我对清华有关人事纠纷的诉讼； 然而，海淀法院2021年中驳回了清华大学的诉讼请求，维护了我的住房权利。我在法庭上表示随时愿意交付欠缴租金、并退回住房，只要清华房管方面告知缴交房租办法，而后者在2016年后从未与本人协商缴租、退房事宜； 更荒唐的是，新冠疫情加剧后，从2020年中开始至今，我即被限制入校，后更被列入所谓黑名单，人、车即使预约也被禁止入校，而清华大学竟然在2024年再度发起房屋诉讼，要求我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 从法律看，清华大学此举属于重复起诉，而且可能因为编造新标的而发生虚假诉讼，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之外，清华大学选择如此缠讼，而非善意沟通，只能让我或者所有了解这件诉讼的人们感觉到诉讼背后的迫害企图是多么强烈，不能不问这是否系由清华的个别官僚或者背后的黑暗势力在操纵、他们到底出于怎样的恶意才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一位留德归来的政治学者、试图以反复的民事诉讼羞辱和惩罚一位知识分子？ 毕竟，作为一个国内一流理工科综合大学的政治学系的教师，我恐怕是唯一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者，也就是“最讲政治的”。虽然不敢奢望如马克斯·韦伯一般自诩政治学堪当各学科的火车头，或者中国读书人传统追求的“货与帝王家”，但是我的研究与其他同事们关注的传统权力分配不同，聚焦各阶级和群体的权利分配主张，对包括清华大学培养的“红色工程师”在内的各阶级进行精神分析。 事实上，从2015年至今，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各种形式发表、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建筑工人的阶级状况”和“人权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坚持在国际媒体撰写专栏评论。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不能仅有一种声音，知识分子也不能临终才打破沉默。作为政治学者必须时刻观察、田野、评论政治，保持学术敏感性。这是个人也是一个民族保持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式。 例如，需要指出的，在中国最新聚焦的反医疗腐败、反大学腐败的政治气氛下，在我付出巨大努力已经清退房屋、迁出户口之后，清华大学的缠讼不仅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而且是一种权力滥用、蔑视教师尊严的高校腐败、个发生在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腐败，更是公然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的指示于不顾，政治站位极其错误，属于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消耗清华大学的社会声誉、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如果这种错误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清华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者“721”讲话对文科尤其是人民大学的艰辛探索，那么姑且可以将我与清华的房屋纠纷、人事纠纷都推诸若干历史文件或者前任校长，清华大学现任领导还有空间和时间，可以理性、和平、协商地重新考量此案是否有必要继续。 我还是爱清华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俱为知识分子，且有幸恭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当时时扪心自问，是否可无愧历史。 致以2024年春天的敬意！ 吴强 博士 敬上 （原信发于） 21.03.2024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只猫的折叠花筒
清华大学何以成为“三害”之一？ 习近平时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地创造了惊人票房，中共当局的本意是通过此片让中国民众发现民主自由的台湾原来黑道横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却不料被洗脑的小粉红们受其启发，自发寻找国内的“三害”。于是，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饮料大厂农夫山泉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新三害。 清华成为“三害”之一，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清华没有出现在美国制裁的中国大学名单上。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国家今年对清华北大的财政拨款大幅裁减，总计减少十九亿元人民币，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学反而增加了。对此，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尖端技术成果，清华、北大占的份额并不多，所以国家有限的财政经费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让祖国强大的大学。还有人考证说，清华的“出身”和历史很肮脏：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亲美奴才的学校。更有人罗列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清华学生最不爱国：根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出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选择美国作为求学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学成并未归国服务。单单是美国西岸的硅谷就云集超过两万名清华毕业生！ 对清华最恶毒的攻击，是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清华这个名字是美国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华或侵略中华，用心险恶，可见美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好像义和团暴乱期间，有人造谣说洋人的教堂用婴孩炼丹一样，能不让人拍案而起吗？这个谣言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清华由此被污名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代红卫兵学识有限，根本不知道清华校名来自于其所在的皇家园林“清华园”，而“清华园”的名字又有两个典故，一是东晋谢混的《游西池》诗，有“水木湛清华”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习时代的“除三害”，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农夫山泉是红二代经营的权贵企业，莫言是手抄毛语录的毛粉，而清华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红又专”的“第二党校”。文革时代，清华学生有几个不是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张承志正是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学生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据亲历者胡晓平回忆：“此时的清华园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如今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他们不愧是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不仅自制长矛、枪、炮、手榴弹和燃烧弹，甚至还将学校的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像在战场上那样，在向对方阵地进攻时坦克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土枪的‘斗士们’前进。……清华大学在这场武斗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他们还推倒了西洋风格的清华校门。 那些企图打倒清华的小粉红，忘记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清华最伟大的校友乃是习近平。若要将清华全盘推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岂不成了无根之浮萍？几年前，一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如果清华校方当时接受这一建议，断然更改校名，那么今天就清华不至招致无妄之灾。习近平大学就能光荣地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了。 清华大学是制造“新阶级”的熔炉 习近平不会退还清华大学的假博士学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跟习近平是上下铺同学的陈希，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授予习近平假博士文凭，因而飞黄腾达，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一人横跨清华帮、党校帮、福建帮三个核心派系，即便年龄已到、卸下其他职务，习近平仍让其执掌党校。由出身“第二党校”的清华人来执掌党校，习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陈希的继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等要职的李干杰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见，“大清天下北大荒”绝非戏言。 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号称“工程师治国”的中共官僚体系内部，清华毕业生就一枝独秀、一飞冲天。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 安舟在此书中使用的“新阶级”概念，来自于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曾是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位高权重。但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比高官厚禄更重要。一旦他发现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惜被开除出党、被审判下狱，而坚持说出真相。他两度入狱，长期被软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却没有屈服和悔过。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亲眼目睹苏联及东南欧共产党国家一一覆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先驱，也是苏联帝国及共产主义阵营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于是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手工业者，甚至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党官组成的新阶级贪婪而无底线，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不过，它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还写道：”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阶级》，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为了批判铁托主义，允许该书的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此书悄悄流传民间，成为文革时青年精神觉醒的重要启蒙读物。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论室重印过以外，此书在中国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书”。因为，尽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鲜明的蓝本——他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清华号称其净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毕业生人数居全球第一。难怪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清华列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强烈共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除三害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经过不懈努力，网上的壮士们揪出了三害，就是清华大学、作家莫言、农夫山泉。 捷报传来，大家都很庆幸，也很后怕，纷纷说：幸亏当年没上清华，幸亏一直没读莫言……卧槽不对，喝过农夫山泉。完了完了，这下娶不了宗馥莉了。 除三害是怎么发动的，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比如为什么忽然要除清华？起初还没闹明白。网民们多数应该并不知道，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清华的风格一直是比较“又红又专”的，为此还不时受臭知识分子们调侃。 怎么突然就成一害了呢。 后来很多壮士留言告诉了我答案，原来关键的一点是，米国制裁了我们好几所高校，其中居然没有清华，这里面必定有问题，有大问题，所以要发起围攻，除了这个害。 但我还是表示担心，问：那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米国以后想收拾我们哪个厉害的单位、公司，只要搞一个word文档，宣布制裁它同行，偏不制裁它，我们自己人是不是就把它给捶死了？ 地摊书里不是经常有“反间计”嘛，比如皇太极反间计除袁崇焕，岳飞爷爷反间计除了刘豫，如果米帝也把这个学去了怎么办，不用两三年，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家捶干净了？ 对方想了想，终于说：艹你……祖宗……巴子……十八代。 又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也是很扑朔迷离。微博上很多壮士对我说：“踏马的，如果莫言是个好人，会给他发诺贝尔文学奖？” 我回复了一下，说，不对啊貌似当年我们流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你们老外搞歧视。 早年间民间更盛行的是：他们瑞典人标准有问题，不给我们的作家发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只看外语”，我们中国作家吃亏了，所以拿不到。 那些年国内经常都有这样的报道：某某某中国作家本来要评奖的，只不过因为谦虚拒绝了；某某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我们的，后来变卦发给外国人了。 当时还常有报道说，鲁迅高风亮节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两次（又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定了发给老舍，只不过老舍之前遭遇不幸，才改为给了川端康成。当时的媒体还老说，我们要搞好心态，不要有太重的诺贝尔文学奖心结，早晚一定会拿到的。 所以，我们到底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想得啊。 后来莫言得奖时，我还在社里工作没走，当时新华社发了报道祝贺的啊，说是“以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大家可以去查。原来闹了半天我们中计啦？ 另外，有一个事你想过没： 如果这个奖存心是为了恶心我们，那么68年故意真的发给老舍先生，不是最能恶心我们吗？老舍先生是66年不幸去世的啊。 现在我们自己捶了自己的最高学府，捶了自己的诺奖作家，捶了自己的大企业，把市值真的“打下去”了，米国会不会暗地笑死了？ 对方也是想了想，终于说：干你……坏人……你大爷……祖宗十八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最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蔡万焕在政治课堂上谈论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时，有学生用亲身经历反驳,声称自己去四通桥拍照后遭公安扣查，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教授不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做。学生与老师各抒己见争执不下，于是双方决定打赌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位副教授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共产党没有这么坏，也为了让学生心服口服，自己亲自到四通桥拍照验证。结果拍照触发了警报系统，当场被公安带走，并且遭到了留置盘问。这样的经历令其非常意外，十分尴尬。 蔡万焕教授能亲自去四通桥拍照验证中国沦陷区有无言论自由，说明蔡老师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尴尬的结果同时也透视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对于中共的邪恶与残暴，以及共产专制下中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别说外国人难以理解，即使在沦陷区出生长大的很多朴实善良人的认知，与现实社会的确相距甚远。可怜他们一直被蒙蔽束缚在共产党通过谎言宣传编织出的梦境里。实际上，这样的现象与受教育程度和处于哪个社会阶层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成反比的状态。此事的曝光又让我想起了谢阳律师探访东师古的经历。 2011年秋天，当我们一家被中共非法拘禁在家的消息传出后，成千上万的网民中很多就是因为不敢相信而前往我的老家东师古验证。 其中湖南谢阳律师的经历十分具有代表性：当谢阳的朋友告诉他正发生在东师古的事情后，作为中共党员的他根本不相信。身为一个职业律师他认为法律已经比较完善，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中国真的没有王法了吗？！于是朋友和他打赌说“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路费我出。你若能在东师古村口拍一张照片，我给你 两万元人民币；你若能在东师古村委会拍一张照片，我给你 四万元人民币；你若能在陈光诚家大门口拍一张照片，我给你 六万元人民币；如果有一张你和陈光诚的合影拿来，我给你十万元人民币”。 然后谢阳到了山东临沂，距离东师古还有好几公里之外就被人盯上了。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远远的从东边向北绕着东师古转，发现到处都是中共的打手，根本无法靠近。等他转到村子南面时，向正在山上干活的我的邻居打听，这位邻居告诉他这里的危险，善意的提醒他赶快离开。可是他还没有走出几百米就被中共的打手按倒在地，反剪二臂，戴上黑头套押走了。殴打审讯完毕后，把他身上所有的钱财、银行卡，以及证件等都洗劫一空，之后把他押送到几十公里之外扔到了坑里。他当时以为会被活埋…… 在事实面前不容他不信中共对我一家的非法拘禁。谢阳回到湖南，这次的经历让他以往的认知碎了一地。 上述每天都在沦陷区发生著的事实说明：第一，大众的启蒙必须结合社会实践不断推行，永远在路上。即便是沦陷区结束了专制统治，也要有必须经过一段时间阵痛后社会才能恢复正常的思想准备。第二，只要把事实摆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就有用，否则中共就不做网络审查和“防火墙”了。所以切莫被“水军无用论”破坏了斗志。第三，达者为师，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科学、人文、社会，谁先掌握了关于它们的知识，先认识到接近事实的真理，谁就是老师。因此文凭并不一定代表水平。 很明显，和蔡万焕打赌的那个学生对社会的认知早就足够作蔡万焕的社会学老师了。 生活在专制制度下，不仅要避免被独裁者洗脑，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死读书”的书呆子，或者只会纸上谈兵的办公室专家。要不断从独裁者的掩盖中寻求事实真相。与朋友们共勉。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