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入职第一天被辞退、到手的offer被撤销、 面试屡屡碰壁，拒绝录用的理由仅仅是求职者发起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成为求职污点， 这是很多求职者正面临的困境。当在职场上遭遇违法辞退、欠薪，劳动仲裁，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选择，却让他们背上了职场 “案底”，不断带来新的难题。 到手的offer，丢了 24岁的邹玉没想到人生中第一次被认为有“犯罪”嫌疑，不是在警察局或法庭上，而是在办公室里。 这是今年9月邹玉才开始的新工作，在深圳一家电商公司担任运营。经过几天试岗，9月24日上午她刚跟公司签署完劳动合同，下午就被叫进了人事经理的办公室。 “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经历是需要跟我分享的？” 一上来对方就抛出一个让邹玉摸不着头脑的问题，被进一步提示后，她才知道自己的“背景”资料存在异常。入职前她按要求上交了体检、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材料等。现在人事经理却告诉她，在公司针对入职员工例行的背景调查中，发现她名下有一条“犯罪不良记录”。他们不清楚具体情况，希望邹玉能坦诚，到底隐瞒了什么“犯罪”经历。 邹玉懵了，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另外，如果自己真的有罪，为什么能在官方政务渠道顺利开出无犯罪证明。 “犯罪”事由不能明确，邹玉被告知需要暂时停职，等公司调查核实后再作安排。那天下午她结束工作后照例打卡下班，走出办公室不到半小时，就发现自己被移出了企业钉钉。 连续数天邹玉都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她不停复盘，试图找到答案——是自己闯红灯被电子眼抓拍了？还是因为那次跟人吵架？越想越觉得荒唐，这些年自己甚至没跟人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 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珂珂工作十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她三天后就要去新公司上班了，眼下除了默默接受，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 offer里有一则条款，如果（公司）了解到的情况跟你提供的信息不符，公司有权撤销。”珂珂说。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企业的“渔网” 如果把求职看作一场闯关游戏，像邹玉、珂珂这样有仲裁记录的候选人，往往很难通关企业的背景调查环节，他们会被调查员残酷地判予“红灯”，提前出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蓝灯和黄灯还有争取的空间，红灯候选人（offer）大概率没戏。”陈安，一个从业八年的背调员分析道。他把自己和所在行业称为“渔网”，负责帮企业筛选人才，把控用人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 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 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当一份带有仲裁记录的背调报告传到自己手里，对西南地区某互联网公司的HR卫盈盈来说，不管该候选人跟岗位匹配度多高，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了。 为什么选择仲裁？她希望候选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来还原当时的背景及原因。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大部分时候，人事部门会比业务部门更敏感，几位HR解释，这是因为产生的劳动纠纷通常由人事部处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 “处理不好（劳动纠纷）老板会怀疑我们的能力，也会觉得我们日常没有做好员工沟通、关怀以及培训等工作（导致了仲裁）”，林玲是南方某一线城市酒店行业的HR，公司员工的背调通常由她直接负责，她会通过各大平台找到对应酒店的人事部做背调。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 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正义的“回旋镖” 回过头来看，小七觉得自己四年前仲裁公司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可能年轻吧，刚出社会，不怕麻烦，就要一口气（跟不公平）磕到底。” 当年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找工作，没有任何经验，找到一家夫妻作坊式的小店，底薪1000来块。她工作了一年多，底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节假日加班不另计工资。当因为打卡不合规被老板口头辞退时，她都觉得能接受。没想到临走前，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还要被克扣，她选择了仲裁。 那是一段艰难的维权，小七说。虽然仲裁庭支持了她的诉求，老板却想方设法拖延、拒绝赔偿。被逼无奈，她把裁决书的内容提前录制，带着音响去工作室循环播放。老板恼羞成怒，不但抢走了她的音响，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也来到现场调解。后来老板不服裁决选择上诉，历时两年多，她才最终拿到违法解雇的赔偿金以及拖欠的工资。 她一直坚持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离职后，不时有同事找来跟她打听如何维权，她听说，老板克扣工资的情况还在不断发生。 那个决定的影响在四年后显现。找工作被歧视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 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事实上，从法律规范来看，“如果仅仅因为劳动者曾有仲裁记录，就取消offer或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合法的”，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春阳介绍，“可能构成不合理就业歧视。” 陈春阳建议，面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撤回offer，劳动者可以通过联系劳动监察部门或发起劳动仲裁，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金。如果劳动者认为自己遭到了就业歧视，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她也提到，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 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仲裁的“污点”会一直伴随自己吗？丢了offer的小七现在仍感到忐忑不安。为了尽可能避免那段经历的影响，小七曾打电话到当时法院，希望能申请诉讼记录不公开，但没有获得支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产生后，只有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公开；仲裁阶段可协议不公开、或特定事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公开；像小七这样进入法院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均一律需要公开。目前在裁判文书网公开查阅，或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查阅能查到生效判决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陈安一直觉得这是行业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哪里？哪些数据可以展现、不可以展现，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 “我自己作为从业人员，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跟公司闹到仲裁，我也逃不掉（被查询和歧视）。”在陈安看来，想要真正有效解决因劳动仲裁引发的就业歧视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数据的规范化管理。 从用人企业的角度，多位HR也承认歧视“几乎难以避免”，很难给出有效建议。 而与此同时，“仲裁污点”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了一些用人单位的威慑手段。因为项目提成被屡次拖延，一位员工跟老板提出辞职，并明确表达了仲裁意向。离开前老板再三提醒，“你考虑清楚，如果仲裁，以后去国企、事业单位肯定影响不好。”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 “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中国的“80后”退休之前，养老金系统可能已经耗尽，越来越多年轻人现在不愿意交养老金。经济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养老金系统早已接近破产，一直以来凭借政府补贴维持社保体系运转，现在看来延迟退休势在必行，而这项舆论反应强烈的政策修改考验中国当局如何实行。 61岁的金先生去年刚从北京一间重工业国有企业退休。他在这间公司工作了38年，担任冶金项目经理。“国家有规定，六十（岁）准时退休，到时间都得退，你想干都没办法，不像国外美国这么灵活的，”他说。 金先生对他的养老金数额表示“还挺满意，算是比较高的”。退休后他终于能够来美国探望就读博士班的女儿，并且正在规划下半年自驾游历中国。他对自己的退休待遇感到安心，不过，他已经开始担忧“90后”女儿未来的养老金。 “我有点担心未来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我是想单独给她交一份保险、个人帐户，给她做一个养老的补充，”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养老金“坐吃山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于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养老金结余会在勉强维持几年正数后开始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从包括财政补助的“大口径”情况下测算，养老金结余会在2028年开始出现负数的-1181.3亿元，到2050年坠落到-11.28万亿元。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这个数字下降得更快，缺口也更大。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也就是说，到了2035年，年纪最大的“80后”男性尚未到达退休年龄，养老金就可能已经用完。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按照现行养老金收支比例，到了2035年养老金势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这是中国当局过往没有想到的。如果不采取办法把养老金的窟窿堵住，“80后”将会拿不到养老金。 “中共过去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老龄化的危险和紧迫性到底有多大，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相当糟糕，就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缴纳养老金的人群实际上在缩小，而领取养老金的又在快速地扩大，养老金结余非常亏空，”他说。 中国官方已经透露可能修改政策推迟退休年龄。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1000万左右，而介于16到59岁工作年龄的人口则为近900万，比前一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22年10月，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表示要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不过至今未出台具体方案。这项可能的变动在中国引起哗然，反对声浪强烈。 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趋势，美国2021年将男女退休年龄从66岁逐步延长到67岁，并且鼓励延迟退休。日本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2021年一项法案为有意愿工作到70岁的人确保就业机会。台湾法定退休年龄则为65岁。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放眼世界显得年轻，这项规定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当时的时空背景和经济都有所不同。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60年代的43.7岁，提高到2020年的77.93岁。中国当今的平均退休年龄则不到55岁。 蔡慎坤表示，一旦推行延迟退休，中国已经严峻的就业市场将雪上加霜。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多已经找不到工作，老年人再延迟退休，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将更加无望。他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中国国有企业将利润注入到养老金。 他说：“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现在存量的资产已经达到百万亿规模，每年利润有好几万亿。首先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注入到养老金，这是唯一的出路。”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活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因此缴纳少量养老金即可维持这个制度。“但现在，他们迎来了一大批在50多岁就退休的人员，而且他们的寿命大大延长，”他说。另一方面，拉迪指出，中国养老金制度建立时，退休替代率太高了，也就是说受这个制度覆盖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退休后可以拿到高额养老金，建立之初甚至能拿到原收入的80%，但是这个制度不包含农村人口和为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直到现在，国企和政府机构人员退休后仍享有相对较高的替代率，这是这个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当局的疫情政策也加大养老金制度的危机。疫情期间，不同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没有向家庭进行大量的资金转移。而养老金缴费比率相当高，工人需缴纳工资的12.5%，企业也需缴纳12.5%。 “但中国政府对企业说，请不要在疫情期间裁员太多。即使你的工厂关闭了而我们也不会给你补贴，但在这段期间，你可以停止缴纳社会保障金，”拉迪说，这使得2021年和2022年的社保基金缴款大幅下降，因为许多企业面临不裁员的压力。人们保住了工作，也许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但他们不必支付12.5%的社保基金，公司也不必支付另外12.5%，这对已经岌岌可危的系统再加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养老金系统一直接近耗尽水平。拉迪说：“我的观点是，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已经破产好多年了。从未积累任何大量的储备。他们每年支付的金额大致等于他们收到和贡献的金额，所以他们从未建立储备。他们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转，不想削减人们的养老金，所以他们通过将常规财政收入转移到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这个系统。我认为他们会尽可能持久地继续这样做。” 拉迪认为中国当局显然知道必须提高退休年龄，但从政治上来说很难实行。尽管习近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提高退休年龄这点相当不受欢迎，因此他一再推迟这项计划。 他说，中国当局应该效仿美国的做法，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每隔一两年宣布某个年龄段的人退休年龄提高一年，这样即将退休的人不会受到影响，退休年龄也不会突然增加五年。 “否则，社会保障体系将越来越消耗财政和常规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占GDP的比例实际上已经连续下降了近二十年。因此，财政体系并不十分有力度，而用于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已成为政府预算中的一项重大支出，”他说。 年轻人不愿意交养老金 蔡慎坤说，中国年轻一代不愿意交养老金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一方面大家已经对未来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失业。一旦失业，养老金缴纳不能中断，不但要补上自己的部分，还得交所谓单位的一部分，对年轻人来说负担更重。另一方面，中国养老系统采双轨制，只要不是在体制内就业，即使交满二三十年养老金，未来拿到的钱仍入不敷出。 他说：“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年轻人干脆就不交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有钱的话，他宁可自己买一些商业保险，可能到时候也不会比现在国家发的养老金要少，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 金先生的女儿金同学对美国之音说，2035年养老金破产的一天很快到来，自己这一代可能真地会受到很大影响。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来看，自己交的钱很可能以后拿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愿意交养老金是很有道理的。养老金的问题也影响了她对育儿的看法，她希望未来能生养两个孩子，或多或少受到“养儿防老”观念影响。 金同学说：“中国现在人口好像是越来越少，但是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卷呢？找不到工作了，这不是矛盾吗？因为人员少，肯定将来工作机会相对平均，每个人的工作机会就会多，但是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作机会的总数在减少，所以即使人口或者是劳动力在减少，但是机会也在减少。一想就好累呀。”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月2日上午，中共党主席习近平赶赴纪念国共内战遗址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台湾称为平津会战）。习对随行人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增强斗争精神”。 过小年在战争旧地喊话“斗争”是反人性 习近平在国内每到一处，基本都要去看所谓的革命遗址，并且往往在内斗升级，及统治出现危机之时，借此释放不同的政治信号。比如2022年8月，在习谋求三连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辽沈战役遗址，声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以此来定位自己是红色江山继承人，打击党内对他搞终身制的非议。 但这一次习到战争遗址，时间点是中国传统上讲究意头的中国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黄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中国传统上，过小年有祭灶习俗，意味著人们开始准备过年，表达了人们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馀”梦想追求的反映。习在此时纪念血腥的战争，并且是针对中国人的内战，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产邪恶基因之一，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对内斗，近年随著习的军国极权扩张野心，也强化了对外斗。这次习在战争旧地叫嚣“增强斗争精神”，堪比纳粹，这对已感受到战争危机的两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习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习近平对身边的官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 习再强调“红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开宣示，这个江山并不是全国人民的，而是他们红色后代的，而他习家是红后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这也是许多红后代参与反习的原因之一。 其实，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动染红自己，不断表忠、干脏活坐上高位，也随时会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现在的秦刚、李尚福之流也一样。 习不去保护人民的权利，近年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的打压，他要全国人民珍惜习家的“红色江山”，这是岂有此理！关键时刻让人民去充当炮灰，这也是前中共外交恶狼赵立坚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赤壁”的真实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撑中共的小粉红们该醒醒了。 中国的江山，按法统传承，属于并未亡国只是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 中共是来自前苏联的一个窃国者，用尽谎言来欺骗人民。现在更号称其有“全过程民主”。笔者在大陆多年，从未投过一次票。对比台湾成熟的民主选举，不知中国网友们是否也有此感叹。 习自感将失去一切？ 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也仿佛是习对即将失去权力发出的一声悲叹。这对于中共政权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内外交困之下，习在视察平津战役旧址还称要“增强斗争精神”，这是困兽犹斗。 目前，习近平的日子其实非常难过：国内失业高涨，外资大撤离；恒大清盘，600万烂尾楼业主怎么办？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点，国家队救市无力，而股市是经济的温度计。 刚刚在达沃斯论坛声称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的中共总理李强，在2月2日的国常会罕见承认经济下行压力。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2月1日称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4%，但当中更能准确反映经济状况的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3.5%，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9%，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 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宣称，2023年GDP增长依然高达5.2%，美国调查公司荣鼎谘询认为实际增长率可能在1.5%左右。日经中文网则报导，若是按美元计算，中国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这是29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应该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怀疑因为处理习自己提拔的秦刚等多名亲信不公平，高层出现内讧有关。习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肃军队，显示其掌军危机远远未过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当局民心已渐失。有报导显示，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呼声，自从反封控的白纸革命后不断传出。官场饭局和民间流行骂习“那头猪”。文人暗讽习也成为风气，除了财新创办人胡舒立接连有反习动作，连中共“经济国师”李稻葵近日也对外媒直言，习很焦虑、不安和偏执。 台湾更需要加强心防 尽管有人认为，习面对国内危机，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台湾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做好防备。 习特意视察平津会战遗址，释放的是对台武力威胁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目前台湾岛内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开举白旗，中共暗中的渗透、统战防不胜防，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平津会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三大会战”之一。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史料记录，双方死伤有数十万之巨。 当时中共为首的指挥者是时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他后来被毛认为是野心家，出逃时摔死在蒙古。这也对应著中共当下的内斗，习近平身边，也不乏林彪式人物，无需看蔡奇现在如何忠诚，可能瞬间也会被斗死。而习自己也可能瞬间暴毙。 另一方面，当年天津被攻陷后，国军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最终率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 根据中共官方报告，当时绝大多数北平市民实际上对共产党政权持观望态度。 傅作义后来虽然成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斗，1974年病死于北京。策反傅作义的功臣、傅的女儿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惨。 现在习在天津说“发扬革命传统，增强斗争精神”，也可能是同时对在台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喊话。但是谁若操纵政局，将自由民主的台湾拱手送给红色中共，谁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的历史罪人，最终下场可能更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这一代青年将是中国的“最后一代”？ 中国网上流行“十不青年”之说，因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获得数十万点赞。“十不”内容包括：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献血，不捐款，不买彩票，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 这是一份全面而彻底的“躺平宣言”。这是一种不会立即招致中共铁拳打击的消极抵抗，但对中共政权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中共政权之所以让全球畏惧，无非就是因为毛泽东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一旦中共失去人口优势，必将将由龇牙咧嘴的“战狼”变成瑟瑟发抖的“病猫”。 以“不结婚”而论，中国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创下37年来新低。中国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且这9年来结婚对数下降高达49.3%，可说是腰斩。《第一财经》在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报道指出四个表面原因，却回避更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暴政让青年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养活自己已很不容易，更遑论结婚成家，中国青年即便想当“快乐的猪”也成了一大奢望。 以“不生小孩”而论，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报告，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这是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路透社评论说，尽管中国政府废除了一胎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父母生第二胎乃至第三胎，但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仍然下降了10%，创历史最低水平。中国的总人口也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这是连大饥荒年代都没有出现的情形。中国人口统计学家吴昌平哀叹，中国将“未富先老”，收入下降，医疗和福利成本飙升导致政府债务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快速下行。 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华裔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二、三孩政策全数破产，生育率为全球最低。目前中国人口是12.8亿，而不是中国政府宣称的14.1亿。人口问题让中国经济危机变得更糟，经济重量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他更指出：“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醒来，正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 然而，易富贤却被中国官媒攻击为“反华势力”和“湘西土匪”。人民网在2020年1月公布的2019年中国十大谣言中，新冠疫情吹哨者李文亮被指为武汉市级谣言散布者，易富贤则被列为全国级谣言制造者。踌躇满志、好大喜功的习近平不会倾听易富贤的呼吁。习近平的女儿在中国念顶级外国语中学，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会遭遇到普通中国青年的困境，自然不会对普通中国青年的绝望感同身受。作为父亲的习近平哪里会体察民间疾苦，最多只会做出“何不食肉糜”的天问。习近平鼓励年轻人下乡“吃苦”，在网络上被当做笑话看，人们吐槽说：“让他女儿习明泽带头去梁家河吃苦呀。” 当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将青年人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完后立即弃之如敝屣，发配到农村当知青，毁掉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 如今，没有哪个青年人再相信毛泽东及其继承者习近平的谎言。上海封城期间，一位核酸检查阴性的青年男子仍被要求集中隔离，与警察发生激烈争执。 警察威胁说，他家三代将因此受影响。 但这名青年男子响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有网友在微博发帖表示：“‘我们是最后一代’是一种彻底的宣言，要么这种生活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要么我们终结于这种生活。” 当不了公民，至少要当“免于受骗”的人 其他“八不”，都是关于躲避中共当局设置的种种人生陷阱的。在中国，政府是最大的骗子，中国共产党是最阴险毒辣的“金光党”。诸如为慈善事业捐款、献血、扶助老人等事务，在文明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善行，但在中国，却都是冤大头的作为，是“损不足以补有余”，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所以，中国青年彼此告诫，一定要躲开这些陷阱，以免面临灭顶之灾。 比如，以“不献血”而论，近日上海一女子在网上炫耀，她在西藏阿里旅游时发生车祸，其姑姑动用关系联系上海卫健委，卫健委又动用阿里的公务员、民警、消防官兵和部队官兵，为她集体捐血。然后，她家人斥百万巨资，以售价高达5亿美元的湾流G550公务机包机送她到四川，随后“各种开道”送至医院，这才死里逃生。针对这起事件，网友纷纷表示：“那些以为成为公务员，就能变成镰刀割韭菜的人，被事实狠狠打脸，结果显示他们依旧是韭菜。”、“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小爷也有被官老爷当韭菜割的一天。喜闻乐见了。”此事遭到全网质疑，此女被嘲讽为“血槽女”。其家人出面澄清说：其一，阿里公务员献血，纯属自愿；其二，其小姑姑并非公职人员。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并未得到网民认同。有网友调查了该女子姑姑的背景，发现她名为余艳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人们惊呼：“原来如此！” 以“不捐款”而论，2023年12月甘肃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启动“天使之旅——驰援积石山地震行动”，紧急拨付救灾资金200万元。但有细心民众发现，一个月之前，中国红会却为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捐款2000万元。可见，在中国红会心目中，异国恐怖分子比本国受灾同胞亲，真应了大清帝国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与此同时，中国歌星韩红创建的爱心慈善基金会绕开中国红会直接向甘肃灾区捐献并组织救援队，在救灾现场却被中国红会要求撤离。中国红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更点名批评韩红，还要求基金会将这段期间收到的人民币6000多万元善款转交至中国红会账户。没多久后，韩红基金会被迫关闭网络筹措渠道，救援人员也被迫撤离灾区。 中国红会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假民间组织，它是享有副部级待遇的、中共的“随附组织”。中共的贪腐低效等一切负面特质，中国红会都全部拷贝下来。捐款给这样的机构，无非是帮郭美美多买几个包包。 以“不买房”而论，抖音平台网红博主“亮亮丽君”，是一对在河南郑州打工的年轻夫妇，其视频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吸引了33.9万粉丝。“亮亮丽君”发出的第一则视频，是买房的喜讯，配文是“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只为我而亮”，颇有些文青风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购买的由中国第四大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楼盘，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成了烂尾楼。经过一番焦灼的等待、维权，政府注资支持已宣告破产的融创，房子总算建成。 于是，他们在去售楼部索要公司之前承诺返还的2万多预付款，却被售楼处保安殴打，手机也被抢走。网民为这对夫妻经历的买房、楼盘停工、降薪、发不出工资等遭遇，产生强烈共鸣。随后，“亮亮和丽君”在个人微博上说，他们的抖音账号已被禁言、禁止直播，他们到城市打拼的生涯宣告失败，计划回乡下老家。一些网民调侃，称禁言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太缺乏“正能量”了。“房地产危机的一粒沙，就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年轻人靠奋斗无法左右生活的变化，只能躺平”。 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青年一代的“十不宣言”是对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无情嘲讽和有力反驳，这是他们所迈出的反洗脑的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会迈出第二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政府“盖牌”半年后，1月17日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经排除在校生后，去年12月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已从去年6月的21.3%下降至14.9%，引发多数中国网民质疑为“优化数据”。多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专业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整体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年轻人不仅工作难找，就算有工可上，也普遍面临薪资缩水、学历贬值的困境，让不少年轻人干脆在家“躺平”。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观察人士说，除了职缺短少外，还有工作条件太差，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姓高阶经理人告诉美国之音，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国经济重镇长三角地区，青年就业的现况并不理想。 中国年轻人工作性价比攀低 吴先生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有一种情形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工作失去性价比。” 吴先生说，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力道疲软，近几个月已导致薪资缩水，连大学学历也在贬值，传统名校如中国官方排名前段班的“985院校”或“211工程”重点高校学生，找工作或不成问题，但起薪已至少下砍三成，从疫情前的每月上万元人民币缩水到仅约6、7千人民币。 相对于本土名校毕业生“人多、便宜又接地气”的优势，曾经风光一时的“海归”留学生现在尤其乏人问津。吴先生说，这是因为留学归国的年轻人，未经中国式的社会化洗礼，人情世故或圆滑度都差强人意，所以一般企业现在对他们敬而远之。 最辛苦的是排名后段班的高校毕业生，就算在一线城市找得到工作，月薪普遍也只有5、6千元人民币，职业专校毕业生的起薪更低，只有3、4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要在长三角地区租房、通勤，每月恐入不敷出。 吴先生说，就算顶尖的专业人才也面临薪资缩水的现实，他说，他收过的履历中，有不少是2023年刚被阿里巴巴等“大厂”裁员的研发人才，他们原先年薪百万人民币，但现在却自愿腰斩年薪50万元人民币，只求有份工作养家活口、缴房贷。吴先生说：“我(征才企业)还有很多人可以挑，因为他们都被绑住了，主要是被房贷绑住”。 盖牌半年后，中国国家统计总局1月17日恢复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在“优化”统计方式，剔除6,200万名在校生后，这群年轻人的失业率从2023年上半年的20%区间下降至14.9%，减幅高达6个百分点，引发中国网民质疑当局在“优化数据”，因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曾估算，去年3月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恐上看46.5%，而在长三角地区有第一手征人经验的吴先生也说，这失业率数字被低估的可能性很高。 他说，他看到许多已经毕业的年轻人来面试，竟未携带毕业证书，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学校不愿核发，因为校方说“找到工作才算毕业”。换言之，“没找到工作就不算毕业”，当然也就不会被算进失业人口中。 人力需求失衡 毕业学子宁可在家“躺平” 任教于东南省分、沿海城市的大学教师李老师也有类似观察，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李老师说，就读人工智能(AI)等风口行业科系的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但相对偏门的行业，如室内设计等建筑行业，找到工作回来报喜的学生就蛮少的。 李老师说，在求职困难、薪资又不理想的情况下，约两成左右家境优渥的毕业生直接选择“躺平”。 李老师告诉美国之音：“就在家里给父母养、三餐在家吃，整天可能打电动，然后比较上进一点的会说，准备考研，就是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规划。” 在制造业蓬勃的珠三角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全名、从事工业设备的林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往来的许多客户都大幅裁员，因为这些新能源厂商前几年景气大好时曾大规模招工，但随着经济和行业前景恶化，人力需求也跟着缩减。 林先生说：“在疫情结束的这一年，明显的出现一些经济数据上面的变化跟人民感受比较不符合的状态，我觉得，青年人不容易就业肯定还是跟经济实际的情况有比较大的正面关系。” 林先生还说，被迫下岗的工人，在生活开销昂贵的城市中难以维持生计，很多人都选择返乡、另谋出路，但问题是，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因为除了种田糊口外，很多任务业型的技术生产岗位职缺根本不太可能在偏远地区找到。 对此，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时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结构性问题，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职缺减少的情况下，工作机会自然变得僧多粥少。 此外，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恐也需要调整，因为很多年轻人选择就读较为软性的文科是全球共通的趋势，但在中国高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现况下，文科生要转行找工作就会比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困难得多。 胡逸山指出，中国想要真正改善青年就业，唯一的方法是刺激经济增长，但放眼全球，各国受到疫情重创后，疫后的经济复苏都不乐观，除需求疲软外，新冠疫情恐死灰复燃，也凭添经济复苏的难度。 他说，中国愿意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调整后的失业率仍达14.9%，明显偏高。 胡逸山说，年轻人“万一找不到工作的话，如何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国正也指出，各国失业率上升将对当局的执政正当性带来压力，反映在民主国家就是败选、政权更迭的后果。中国虽一党独大，但当局的“维稳”压力上升，恐加大管制以免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宣泄，引发陈情抗争。 近亿人投入网约车和送外卖 职场“退路”拥堵 值得关注的是，自行创业、开网约车或送外卖等工作被视为是下岗工人可选择的“退路”，但现在就连这条退路也已出现人多拥堵的窘境。 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3月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职工总数约4.02亿，其中这类自营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而不少网络最新评论则预估，餐饮、外卖跟网约车司机总数应有一亿人上下，他们的劳动价值持续缩水。 位于长三角的吴经理说，司机师傅曾向他抱怨，以前开车月收入可达15,000元人民币以上，但随着太多年轻人涌入加剧竞争，他前几个月的收入大降至只剩7000元人民币左右。 吴先生说，年轻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他遇过不少年轻人离职创业，但因管理能力跟现金流都不足，几乎未见有人成功，相反地，因欠债违约变成“失信人员”的人反而变多。他说，以自己公司所经营的金融放贷为例，过去平均75%的客户都能通过征信，取得信贷，但现在比例已经降至50%。 经济动能不足 失业问题持续难解 展望2024年，警大学者李国正表示，作为世界级的生产消费大国，中国经济不致因眼前的瓶颈而崩溃，但其经济增速若放缓到5%甚至4%的“新常态”，加上美中贸易战、通货紧缩等内外部不利因素，职缺和薪资增长不容乐观。 李国正说：“消费者物价指数变成负值就是民众不敢花钱，就是通缩(通货紧缩)，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明确复苏的迹象，(因此)它的职缺的成长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期，需要突破。” 不只是中国年轻人，在中国经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冲击，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两岸事务官员指出，台商曾表示，他们近期在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普遍下滑三至五成，今年也恐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此外，在华台商因为生意失败、贫病交迫而滞留当地的人数也激增。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透露，海基会去年共协助102名滞陆台人返国，首次突破百人，也是历年之最。 邱垂正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正在处理中的(滞陆台人)案件还是有非常多，特别是中国大陆近期以来整体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台湾(人)在中国滞留，需要我们协助的人有增加的趋势。”
乃悟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很多人说自己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中国年还仨月呢，也太捉急了吧。 就比如广西小伙小张吧，原本在一家新能源企业上班，结果公司裁员7成，他也被优化了。小张觉得也没什么公司会在年底招聘，索性就回了广西老家。 现在他每天睡到11点，晒晒太阳，抽两根烟，看看乡村的景色，十分惬意。他说自己不会去大城市了，反正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凑活一下就行。 乃悟今天去了趟北京马驹桥，一下公交就看到，对面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哥们儿。北京很冷，被褥很破，但他四肢舒展，努力扩大自己和阳光的接触面积。 在这个北京知名零工市场，早上6点大家就开始排队等工作，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工友杨师傅告诉我，公交站对面的空地上，多的时候同时躺着十几个人。 人，是从10月下旬开始少的，工友们七嘴八舌说，至少少了一半人，大多数都回老家过年了： 年景好的时候腊月29还舍不得走呢。 关于零工市场，经济观察报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说，根据他在北京、郑州、杭州与深圳四地零工市场的调研，各地都出现了岗位减少，日结工资降低的情况。 杨师傅告诉乃悟，疫情前这里进厂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6000以上，然而现在只有3，4000，好多还不包吃住。过去他一个月能有6000的收入，现在要2，3天才能接到一单活。活儿少的时候，零工最低甚至能开出7，80一天。 这和张教授的调研结果一致，他发现最低的日结体力活干满9个小时的工资是80。 有工友师傅给乃悟算了一笔账。在马驹桥附近，每天吃饭+房租加上烟钱，最少50块。10天就是500，一个月就是1500，没有工作的话大家都扛不住。 杨师傅也想过跑外卖，但他用不来导航，对不熟悉的地址经常迟到，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自从活少人多的情况出现后，杨师傅和工友们发现工厂也变了，以前来排队立刻就进厂，现在50岁以上不要，干活没力气的不要。 还好，勇闯马驹桥的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30岁以下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的工友虽然进了厂，但没有底薪，如果工厂接不到订单，就只能放假，这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提前回老家，要么就再苦一苦自己。杨师傅说他过去的房租要600一个月，为了节省开支，他换了一套不带暖气的房子，只要400一个月。 深圳的三和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在三和坚守的小哥告诉我，进入十月后，三和市场徘徊的人少了得有大几百。 过去，三和大神们都是上一天班，睡三天网吧，干不干日结，纯粹看心情。现在，火了很多年的三和大神精神，也在这个冬天慢慢消解。日结一发布，大家都是抢着干，找不到的就只能挨饿。他现在就期望着周末的深圳马拉松： 当一天保安，能拿一笔钱。 在经济观察报的访谈里，记者问张教授在与各地零工们的沟通中，他们表达了哪些诉求。张教授说在河南，6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出头，不够花；医保缴费涨太快，压力大。 记者又问他四地调研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张教授说在郑州有个公益人士开了个爱心厨房给零工工友放饭，一年多自己贴了200万进去。放饭时，光排队打饭的就有400多人。一顿饱饭，最长需要排队两个小时。 记者又问他零工市场上的大龄农民工，未来就业出路在哪里。张教授说日结工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只是，零工市场正在面临就业岗位萎缩的情况： 他们未来还能去哪工作挣钱？我实在想不出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01 新闻始末 近日，某媒体发表了一则文章，文章标题就显得别具一格，颇有种阴阳怪气的味道，标题为“断缴社保的年轻人都是怎么想的？” 占据文章最多篇幅的是一位网名叫刘放假的年轻人之自述：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TA，自2020年离职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上班，在结束了小半年的大理之行后，TA毅然回到北京，直到2021年的十月份，TA开始写稿挣钱，同时还不得不肩负着每月2600元的社保支出以及3000块的房租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状态，TA不得已每周去做心理咨询以及学习舞蹈和参加舞会。 不得不说，文章用细腻的词句刻画了一个一般收入年轻人的大致心理状况，生动刻画了一位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青年的生活景况。 02 对社保的态度 此外，文中还语重心长地列举了断缴社保的种种危害，乃至有了一种浓重的说教意味，文章还引述了不少年轻人对缴纳社保的态度，具体地说，普遍是既爱又恨，一方面恨的是社保所带来的切实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所幻想的是社保不仅仅是一种保障，还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断缴社保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然而，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首先，现实的压力让年轻人难以承受。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很多年轻人面临着就业难、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只能选择无社保的灵活就业，以应对生活的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位给他们缴纳社保，那么他们的工资将会进一步减少，生活压力将变得更加沉重。 许多专家则一直这样表示，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责任和承诺，也是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信任和依赖。断缴社保的年轻人，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未来生活质量和安全感，也会削弱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提高年轻人缴纳社保的意识和能力，让他们能够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买单。但事实真的如他们所愿吗？ 03 采访记录 非常有幸，笔者也采访到了几位因为不同原因断缴社保的年轻人。 第一位是看似收入中等，但花销也大的一线城市服务业从业者。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未来的保障成了最先被抛弃的东西。在收入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的当下，他只能保证让自己好好活着。 第二位则是一位因疫情原因离职，至今未找到工作的前设计院打工人，在离职后的一两年，他的存款还是比较富余的，但伴随着社保方面的支出肉眼可见地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后，他决定不交社保，只为让自己现在的生活过的好一点，不要再沉浸于交社保、上班的无聊循环中。 第三位就显得理性的多，作为一位前银行职工，他总有着一种对时代发展和生活的前瞻判断，如他所讲，断缴社保只是因为失去了信心，对社保的回报和意义的不信任，他觉得没必要指望猪八戒吃完米山面山。 第四位是个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与其说是他自愿放弃社保，倒不如说是糟糕的就业形势逼着他遭受这样的待遇，目前他正在准备劳动仲裁。 04 一点评述 很喜欢文中的这样一句话：“交社保就是我向妈妈展现我生存能力的证明，好像我只要能交得起社保，日子就没那么落魄。” 问题是文章中的这位主人公真的生活落魄吗？每周一次心理咨询、舞蹈学习、参加舞会，不工作，每月五千多的固定支出。这些真的是落魄生活的样子吗？ 先抛出一种看似真实的非常状态，然后说成是年轻人的一般窘境，不去描述事情真实的样子，反而只执著于某种同一的自我形象中。断缴社保的年轻人难道都是这个样子吗？ 那真正落魄的生活不正是连负担社保都成了奢望吗？专家想让他们能够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买单，可为什么总有些人的生活还未开始就早已沦为了负债，他们早就被剥夺了未来，同样，在更大的未来中也早就没有了他们的位置，他们早就成了幽灵。 当然，生活没有那么落魄的人们也不必因为更惨者的境遇志得意满起来，仿佛自己可以置身事内的形式置身事外，他们也会遭遇自由的深渊，虽然能赚到钱，但又没到手头十分宽裕的样子，虽然感觉自己现在衣食无忧，又担心起自己的老年健康与大病治疗，那即使起劲地缴纳了社保，可问题是未来真的如你所想吗？ 所谓的一般年轻人，不过是骑在底层无产身上作威作福的底层小资产阶级罢了，断缴社保也即是说原先还缴过一段时间社保，也就是曾经对社保有过幻想，但即使断缴了，他们不是仍然对此心怀期冀吗？ 问题是代价由谁来背负，谁要为此负责？社保为何会沦为某种有条件的特殊待遇，而非切实的普遍保障，到最后反而来倒逼人们背负这未欠的债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五年四班劳动委员）
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似乎有越来越多当地年轻人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中奖概率高达万亿分之一的彩票上。 中国财政部上星期二（9月26日）公布，1月至8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3757.61亿元（人民币，下同，约704亿新元），同比增加1278.52亿元，增长51.6%。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263.25亿元，同比增长26.4%；体育彩票机构销售2494.36亿元，同比增长68.5%。 其中，8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29.57亿元，同比增加184.81亿元，增长53.6%。 中国财政部说，主要受重大赛事增多、即开型彩票新票上市等因素影响，彩票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不过，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离不开经济景气度。 经济不景气 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负面消息不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缓慢、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外商投资低迷、出口和货币疲软，以及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其中，反映经济状况的青年失业率，在6月达到了创纪录的21.3%。青年失业率指的是年龄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中旬，以“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由，宣布自8月份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一决定马上引起舆论批评，不仅敲响了中国就业市场的警钟，也突显中国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 尽管没有彩民年龄层次的细分统计佐证，但有中国媒体报道，好些彩票店老板说，店里的年轻面孔比以往多了。 在微博上，一条“彩票中了1.7亿元后该做什么”的话题次数接近四亿次，讨论上万次。 根据小红书、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帖文，好些年轻网民也都将彩票视为了“救命稻草”。 一位自称刚从大学毕业的网民说：“大环境如此糟糕，我当然是想买彩票啊……谁不想中奖一夜暴富，从此翻身？”也有网民消极表示：“都想着靠赌一夜暴富，我也想。至于工作所得工资，不过是窝囊费罢了！”“大家都把发财的希望寄托于运气，而不是自己，说明了社会上的钱不好挣。” 对于这一点，凤凰网在6月刊出的文章《年轻人为何迷上了买彩票》中给出如此见解——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时代，“天道酬勤”的工作伦理都被普遍奉为圭臬，那时人们的生活是稳定可预期的：只要投入，就有成正比的回报；到了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就算内卷到卷不动，也未必能实现梦想，那句“选择比努力重要”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不少人察觉，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 简单来说，人们即使努力工作，在今时今日的大环境下，大概率还是无法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但有了彩票，就至少还有一丝发横财的希望。 彩票行业转型迎合年轻人 从彩票店装潢走向年轻化的现象判断，年轻顾客群增多估计已成趋势。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和人们印象中那种灯光昏黄、大爷大奶扎堆的场景不同，如今许多彩票店开始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例如，门面装潢越来越讲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标语、用色大胆又突出的设计等等。有网民因此开玩笑说，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网红奶茶店。 此外，彩票店近年来也大量出现在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比如商场、超市、地铁站等。 自媒体“开菠萝财经”引述一名刚就职的大学毕业生晓立说，在她家附近1000米的范围内，有四家福利彩票站、三家体育彩票站，一些便利店里设置了自助彩票机，公司楼下的商场将原本的奶茶、糖果等移动摊位，改成了彩票移动摊位，地铁附近也开着一家福彩店。 摆脱老气的彩票店像奶茶店那样讨得年轻人欢心后，两者之间相互吸引，渐渐形成稳固的回头客与店主的关系。 中国许多彩票店的门面装潢越来越讲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标语、用色大胆又突出的设计等等。 《新京报》的评论就指出，至少从彩票和年轻人的“相处模式”看，二者其实已经彼此接纳，彩票已经很自然地融入了年轻人的生活图景。 不仅如此，第一财经“DT财经”还发现一个现象：买彩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硬通货。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兴起了“送礼就送刮刮乐”的小风潮——把彩票做成“花束”当礼物送给闺蜜、男朋友、女朋友：生日礼物、七夕礼物、儿童节礼物……反正“这是一束花还是五百万你说了算”。把刮刮乐当成“份子钱”，是一些年轻人面对“人情关系”的巧妙选择。 总的来说，彩票价格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买几张的价格未必比一杯网红奶茶来得贵。因此，人们路过彩票店随手买一两张，并不会构成心理负担，中奖固然好，没中也是图一乐。于是，在一些人眼里，彩票更像是一种日常的精神消费。 “在买房和买车中选择买彩票，在上班和上学中选择上香。” 这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反映了时下年轻人面对的现实环境。他们不一定是躺平或真的佛系，只是在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普遍降级的当下，选择了买彩票这么一个可负担且不失趣味的娱乐活动罢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楚报集团）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文贯中博士， 三一学院荣休教授 一、北京御用学者惊呼“四十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 最近，中国内内外外，经济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在谈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外交遭遇围困的处境，中国内部的学者及各方人士纷纷上书献策，有故作镇定掩盖真相者，也有惊恐失态，声言中共面临40多年未有的恶劣形势者，诸相纷呈，构成皇城危局下的人间百态。 有一篇发表于《香港01》上的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相当典型，其献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高层的焦虑心态和应对策略，据说是属于最近中国内部涌现的一批上书当局的“策论”之一，值得略瞥一眼。 该文指出：2022年以来，受新冠病毒、俄乌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了多个层面“数十年未有”的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一些西方媒体与智库近年来频繁揣测甚至妄言，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被停止、中国崛起已到顶峰等。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 它历数了中共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我们择其要者简列于下： 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和社会预期 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需要保持高度战略警觉。 1）经济增速问题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断拉大。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中美GDP差距将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0%。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约63%。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总统拜登自2022年底首访亚洲后就不断大谈这个预期。近月来，笔者见过几批疫情放开后访华的美国学者，对方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在上扬。 2）供应链外迁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以往总体趋势是外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近年来，总体趋势却变成中国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国转移。2015-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保持了上涨的势头，但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国新增外国投资的增速相比世界总额有相当大的减缓。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随之骤降，甚至低于巴西。不断有西方媒体、智库、商会发声，威胁外国投资撤出，制造中国经济恐慌；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耐克产线迁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汽车行业中，有菲亚特、Jeep、讴歌相继退出中国，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等等。尽管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但大量产业链外迁的新闻出现是40多年来未见的。 3） 西方围剿 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从“脑死亡”中复活，并呈现出“亚洲化”的趋势，且多次在政治声明中提及中国。俄乌冲突仅36小时内，美国动员西方30多国统一发表声明、制裁俄罗斯，并责怪中国不配合对俄制裁。近年来，五眼联盟、四国机制、AUKUS、第一岛链军事联盟、IPEF等。近期美国首次撮合日本、韩国在戴维营会晤，甚至多次公开声明“协防台湾”等，全面布局围堵、遏制中国的完整架势已呈现。澳洲、日本等不少国家不再“两边下注”，摆着一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全面站在美国一边的姿态。这些都是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中国受西方集体制裁以来首次出现的。 4） 社会预期 必须承认，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东升西降”的趋势在减缓，一些欧美智库与媒体为“西方重新崛起”造势，渲染“中国崛起终结”等氛围，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侧面又被其捕捉并形成“舆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与应对。 简评 应当说，王文所列的上述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大体上没有讳疾忌医，算是务实的。然而没有涉及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他所罗列的四方面问题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例如习近平执意要武统台湾而造成的天地翻覆的崩塌式后果？例如巨型房地产泡沫爆雷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例如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将可能引爆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例如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减少的历史后果…..等等？ 显然，这些问题业已超出了他的奏折献计言事的底线边界了。 二、北京应对危机的药方 文中称“多年未有的危机需要祭出真招实策“，他开出的药方如下： 1）新的战略自省：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一些舆论仍然对大国崛起的艰难程度和超长用时考虑不够充分。前些年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国已完全崛起”的事实。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社会需要有一轮新的战略自省。直面并客观剖析中国当前逆风逆水的内外艰难形势，全面扫描当前中西国力消长的真实结构，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以西方崛起为例，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时间超过百年。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1894年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战后《五国海军条约》跃升军费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可以说，美国经历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类似地，英国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历经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殖民美亚非洲等，直到19世纪真正崛起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前后用时200多年。可见，大国崛起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共产党国家的兴亡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冷战，它是人类历史上史诗式的重大事件。它几乎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历史进程，就使一个庞大的高度压迫性的大帝国轰然倒台了，是世界史上的奇迹。历史判决是简单清晰的，共产国家是一次性的，衰落了就死亡了。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怪胎，是一段插曲，如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不可能再生崛起。所以共产国家不可能同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兴替一样，它只能是过眼烟云。 2）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 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西方崛起须耗时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绝非数年之功。尽管中国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缩小，许多经济分指标（如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等)已超过美国，且美国相对地位的确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认，在增量方面，中国仍然占据优势，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优势仍然明显。经过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数十年的国际不平等经贸体系的铺垫，美国金融、科技、军事、教育仍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位置，且在未来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对领先的位置，如美国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总费用（6794亿美元）是中国（5511亿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费用更是约5倍。2021年美国军费支出（7500亿美元）约中国（2370亿美元）3倍。美元国际化指数是人民币的约20倍。从种族、社会等诸多方面看，美国衰落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许多年。借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说法，我们现在要战略上“平视”美国，但战术上依然要“重视”美国。——这是拉长了时限的“东升西降“，已经被中美差距之日益扩大所嘲笑。究竟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共政权消失，让我们等待历史判决。 3）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 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盛况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然而更进一步的关键“瓶颈”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思想观念冲突被“卡脑子”、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解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7.64万美元的16.6%，仍处于美国1980年前后水平（1.25万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14亿人的中国GDP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人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无需等待“更漫长“，因为不会有那一天。 4）底线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可能发生 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地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基本没有经历金融风暴、没有遭遇战争洗礼、没有蒙受巨灾冲击，对未来充满着乐观情绪，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友善的想像”。只是中国崛起遏制了其“野蛮在中国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对2022年俄罗斯的全面绞杀，？充分说明了大国争斗的残酷与无情。近年来，为捍卫西方优势与美国霸权，不少西方右翼学者与媒体的声明更是非常极端，如对华实现“焦土战略”“中国人不配享受优质生活”等。可以想像，一旦中国与美西方最后摊牌，一定会比制裁俄罗斯更狠的招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想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无望，中国社会要防范与加紧准备预案。——歪曲俄乌战争等各类冲突的真相，露出狼牙。 5）全力做大“蛋糕” 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仅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委婉批评“共同富裕”。 6）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重赏？不如平反？释放孙大午，退还其财产；释放任志强，释放良心犯, 敢吗？ 7）政策向中产倾斜 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持，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和生子率偏低，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政策者，必多变也，关键是制度，关键是法治。制度上必须（通过选举）使中产有其政治代表。 8）大国博弈需妥协 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而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暴自弃。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总之，作者最后认为中共需要关注如何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和解自己，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这里所谓“和解自己“，大概指毛邓两共路线的和解。这正是中南海内部企图力撑中共这一危厦不倒的少数”补天派“的幻想。但幻想就是幻想，他们已无力回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