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国财长叶伦的4天访华行程已经结束。在北京，密集会见了中国多位财经官员，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财长刘昆、央行党委书记潘功胜，以及卸任的副总理刘鹤和尚未卸任但实际已经退居二线的央行行长易纲。对前几位的会见很正常，算对口，见退休高官，就中国的外事纪律来说，虽然并非绝无仅有，但确实不常见，尤其考虑当下的美中关系。所以，外界对叶伦见刘、易二人，特别是刘鹤，关注度甚至超过她见李强。有美国谘询机构问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说明刘鹤退休后仍然对政策发挥很大影响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中国官方对这事的报导处理。透露叶伦访华要见刘鹤和易纲的是美国财政部，然后西方媒体发布会见消息，然而中国官媒不置一词，未见相关报导。一般来说，已退休官员包括总书记或者总理，见来访外宾，除非某种极特殊的情况，官媒都不会报导，所以中国媒体没有刘鹤见叶伦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来说，易纲见叶伦，媒体是要报导的，刘昆和潘功胜二人会见叶伦，都上了官方网站，易纲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退休，名义上是央行行长，他若见叶伦，不应该没有报导。因此，我怀疑他没见叶伦。我问了几个相关人士，他们也不能确定易纲是否见了她。 假如易纲见了叶伦而官媒却没报导，肯定不是易纲本人有什么问题，当局不让见报，一定是当局又出台新规定：对于已决定内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员，会见外宾不再宣传报导。习近平时代对官员的宣传报导，只有对他自己开绿灯，怎么宣传都可以，不怕多只怕少，对其他官员，包括总理在内，则非常吝啬，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这种新规，也没什么奇怪的。 现在来说说退休后的高官去处和对政策政局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其实，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笔墨讲当局对刘鹤易纲会见叶伦一事的报导处理，同这个问题是有关的。当局不让官媒报导退休官员会见外宾，目的就是要限制他们的影响力，不让外界和民众产生联想，以为这些退休官员特别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关注的官员在退下来后，还能对当局的政策甚至政局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种作用。中国官场的规律是，新官不理旧政，官员退下来后，一般是人走茶凉，但是，如果曾经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并广受瞩目，卸任后，对地方政治或者国家某个方面的政策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还很大。 以刘鹤而言，南华早报前不久报导，他在今年两会退下来后，现在还参与当局有关经济政策尤其是对美决策的制定，原因在于，他过去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让当局认为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时还要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刘鹤和习近平的关系密切，做副总理负责处理对美事务，包括贸易谈判，被认为是习的首席经济智囊，他有国际视野，思想相对开明和开放，因为年龄问题退下，但像他这种资历和学识的官员，在习的财经队伍里，确实也不多，因此，卸任后还受重视，还能向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习的个人关系，能够得到当局的信任。 像刘鹤一样，退下来后可以给当局提奏折的高官，特别是财经高官并不少见。比如温家宝内阁的副总理曾炎培、多次连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他们卸任公职后依然很活跃，曝光率很高。此次叶伦访华，据说周小川设晚宴款待她。中国退休高官完全退下来，不过问政事的不多，一般会到某个曾与自己管辖业务有关的行业协会或者与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去挂个职、做个顾问什么的，发挥影响力。这种行业协会很多，智库也很多，像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家顶级智库，网罗了一大帮退下来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后出任博鳌论坛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者2019年还作为时任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人员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参加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学担任某个二级学院的领导的退休官员也多起来了。但后者对官员的学术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员原本是学者从政，退下来后再回到大学任职。像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后转向讲坛。这些有点像西方的旋转门。不过，像朱镕基卸任总理后还挂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属于特例。 当然，去行业协会、智库和大学发挥馀热的退休官员，虽然有机会为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但如刘鹤、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样，继续深度参与当局决策的，则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对退休官员还是有顾忌，说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会接受这些人的意见。中国官场复杂的人事问题，让退下来的官员在提意见，参与政策讨论时，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尽量让在位者不要产生某种不好的联想，免得双方都尴尬。 我谈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级和副部级这两个层级，至于副国级及以上的所谓国家领导人，则另当别论，他们退下来后除少数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视野。尤其是正国级领导人，包括总理和总书记，退下来后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对国事指指点点，否则很犯忌。对他们过问政事，相信当局有这方面的规定或默契，原则是不可让他们随意发表意见，干扰现任领导人的工作。而在习近平治理下，怕是不需要当局提醒，这些退休来的正、副国级，自觉会闭嘴，以免吃力不讨好。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刚过去的一周有几件纷纷扬扬的事，已剩下边角余料，或可重提。依次：王毅暗讽日韩不要费尽心机冒充西方人；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检阅官兵，看上去步履沉重，但他要求军人们敢于打仗；美国财长耶伦中国行，李强说看见天上出彩虹…… 又是王毅 7月3号，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青岛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告诫日韩“我们到美国去，他们分不清中日韩，我们可能到欧洲去也是一样。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成西方人”，日韩外长现场有何反应，不得而知，王毅的话还在发酵。 有网友认为王毅“心虚”，表面上与日韩“又套近乎又威胁”，内里含着自卑的成分，眼看眼日本韩国在西方受欢迎，被拉拢的拉拢，结盟的结盟，独独我中国不能融入，只好用肤色来说话，“同文同种”了。这种说法出自“ 引车卖浆者流”也罢，出自中国外交最高负责人王毅之口，让人瞠目结舌。 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发推说，王毅的言论既鲁莽又霸道，只会导致更多的分裂。香港作家颜纯钩在脸书上说：“两次世界大战，最终都是民主与独裁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战争。今日美日韩同盟，当然也不是建立在种族利害之上，这是小学生都懂的常识，为何王毅贵为大国外交首脑却昧于此？” 政治局委员王毅现在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中国近年的外交沦落为“战狼外交”，外交官被讥为“战狼外交官”，被认为与这位几个月前还是外长的官员贡献最大。 对于他这番说辞，浦志强推文说：“王毅令人瞠目，从他作上外长就开始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发言人大使都学他，华春莹、赵立坚、汪文斌、驻外大使如刘晓明、卢沙野、张军，一个比一个横，仿佛都不为睦邻，都不怕得罪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朋友，掰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了：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还有谁？” 不过，王毅的表现深得习近平总书记的喜欢，因为他体现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二十大上，他是极少数以68之龄仍能再升一级，终于入局的高官。 习近平要打仗 习近平二十大把亲信聚拢在一起，有人分析他在搞“战时内阁”，“战时经济”，社会控制进一步加剧，这是“准备打仗”的意思吧。 7月6日，习近平去东部战区再提打仗的事，“要敢于打仗”。他还说，军人们要“敢打、会打”，感觉好像在汲取普京在乌克兰战场“瞎打”的教训。 子弟兵几十年未动一枪，怕打，习总书记不怕？总之，习近平把自己的连任和再连任与“祖国统一”绑在一起，但是，许多观察人士分析，台湾并不好打。打不好，习近平口口声声的保江山就会不保，这倒不是说中国那块江山会消失的，网友@chuinima发帖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由来亡君不亡国，人民再难被忽悠。” 既然习近平把统一台湾视为大业，作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难保有一天会贸然行事。有网友说，“敢不敢打，不打最好，尤其不打这种糊涂仗，让老百姓受难。” 著有‘下一场重大战争：美国及其盟友能否战胜中国？’一书，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略论坛首席执行官巴贝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这样看：在这场习近平为延续个人权力和中共执政合法性而发动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将被迫付出惨重代价。在饥荒和流民四散的情况下，这个高度极权监控的警察国家也未必能够完全掌控可能出现的政变、叛逃和流血事件。 不少人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那天习近平接见东部战区各位将领官兵，精神并不十分的好，面带愁容，步履蹒跚，引起一些观察人士议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就像许多在外国的俄语媒体老在揣测普京病到什么程度一样。 耶伦吃香？ 7月7日下午，李强见美国财长耶伦，微笑着佯装看天，瞧，天上出了彩虹。耶伦没接茬，她可能不懂中国老领导们喜爱的隐喻。 有人批评耶伦见李强和副总理何立峰时“点头哈腰”，其实鞠躬作揖是中国人的老传统，现在日本还存在一点，不要见怪。 一些分析说，耶伦在中国这次受到高规格接待，这应是与上次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作比？布林肯访华，中方如临大敌，中央领导谁出面谁不出面，到最后一刻才公布，但布林肯还是见到了中国一号习近平。尽管那座位排得很不舒服，习近平像皇上一人端坐中央，布林肯一众坐一侧。 耶伦到北京这当口，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去了。耶伦访华四日，先见总理李强，李强见耶伦，一上来边说：“我们风雨后，一定能够见到更多彩虹。”两人谈话，平起平坐。 后见副总理何立峰，见财长，央行行长，还见了前副总理刘鹤，老行长周小川，据说以前从没有过这样，并且邀请六位中国青年女性经济学家边吃边谈。 有彩虹便好，不在多少。中方显然对耶伦与对布林肯形式上有所不同，尽管两人都“没红毯没国宴只有红线”，央视的“玉渊潭天”发文说“中美双方握手近20秒”，掐秒表了？并附会说，当时北京天空确也出现一道彩虹，意味着中美“互相尊重，才能雨过天晴”。 也有网友称李强所说的彩虹指的是“给你一点颜色瞧瞧”，这恐怕也是过分解读。经济不好，重大利害，中方不希望脱钩不假，美方也不希望。但为什么大家一直还在脱呢？ 耶伦临离开中国前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强调美国正在采取的“去风险”措施和“脱钩”有重要区别，美国会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安全利益。 布林肯来了，走了，耶伦也来了，走了，美国人好像该说的都说了。
就在我们本篇文章完稿之前，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刚刚会见了刘鹤和易纲。最新的相关报道内容是：耶伦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出席美国商会活动之前，还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心腹谋士、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以及即将卸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耶伦与刘鹤和易纲进行了“实质性”的对话。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土鳖无能，海龟难退》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刘鹤的“退而不休”，实际上是与易纲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失去党内职务之后却又意外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再任央行行长的背后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一个“外”字上，李强内阁中的土鳖无能，导致原李克强内阁中的海龟难退！ 易纲与刘鹤在北京接待美国财长的消息，也令笔者想起了今年三月易纲在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同时又被宣布连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传出后，一位人在北京的中美关系专家对易纲能在第二任央行行长位置上坚持多久的评论，大意是中美关系坠落的速度有多快，易纲在央行行长位置上留任的时间就有多短。意思是中美关系再坏下去的话，易纲的那点优势就没有习近平政权利用的价值了。 不过，现如今的美国财长耶伦的访华，即使能够起到令美中关系暂缓脱勾的推动作用，也很难说能够间接起到延缓易纲央行行长寿命的作用。当然，无论如何，如今正被外界热炒的潘功胜接替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即也接替行长职务的说法，至少两个月内不会实现。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到的那样，央行行长的任命，是必须走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流程”的。而下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的召开时间是八月底。 笔者注意到，本月一日潘功胜以央行第一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之身被晋升为央行党委书记，取代了今年三月已经被安排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郭树清之后，有媒体以《他将任中国人行行长？缺乏独立性 打破‘双首长’惯例？》为标题报道之。其实，即使是两个月之后的潘功胜果真被宣布把央行党委书记和行政一把手职务“一肩挑”了，也不应该说成是“打破‘双首长’惯例”。而恰恰应该说成是恢复“一肩挑”或者说恢复“党政合一”。因为自中共建政至今，央行首长的党政合一才是常态。 两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公安部的双首长制与王小洪的政治未来》、《奇奇怪怪的中共国务院部委 “双首长制”》、《司法部党组书记提前下岗是因为其真博士学历刺痛了“习博士”的玻璃心？》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自从“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国务院部委虽然经过了N次“机构改革”，但四十多年下来，大多数的国务院部委都一直施行的是单一首长，或者说党政职务合一制。即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同时担任该机构的党组书记（少数机构设党委而非党组），党、政职务合一，党组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等都由其主持。 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先后有七八个国务院部委先后或者正在施行“双首长制“。在中国大陆内部，它有时也被称之为”双长制”或者“双头制”。 总体来说，出现“双头制”的国务院部委主要可分为四类情况。其中主要两类是行政一把手为“党外人士”和机构规模庞大、直属单位较多的部门，部长、书记分设。后者中外交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部机关的几十个司局，外交部还有遍及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驻外官员。在中共曾经和正在施行“双首制”的国务院部委里，可以称之为“惯例”的只有外交部。 从本世纪以来，外交部就一直实行部长、党委书记分设，譬如唐家璇与李肇星、李肇星与戴秉国、杨洁篪与王毅、杨洁篪与王光亚、杨洁篪与张志军、王毅与张业遂等。并且从李、戴组合开始，部长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副部长。 而到了齐玉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之后，即一改过去党委书记担任副部长的惯例。 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在齐玉之前虽然一直都兼任副部长，但外交部的部长却不兼任党组副书记，原因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一般都是国务委员，是副国级，而部党委书记仅仅是正部长级。 从去年十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至今，在国务院部委里曾经施行过一届“双首长制”后又恢复了单一首长制的典型例子是交通部。截止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国务院交通的部长是李鹏公子李小鹏，党组书记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李小鹏同时兼任党组副书记。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易纲连任央行央长的同时，比易纲还年轻一岁，也是在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即未进中委也未进候补中委的李小鹏同时被任命连任交通部长。次日，交通部的网页上即去掉了杨传堂的名字，李小鹏的职务变成了“党组书记、部长”。 与易纲一样的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未进中委的前提下，今年三月的李小鹏也被安排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两者不一样的是，易纲同时也被安排了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职务，而李小鹏则没有。 这样分析下来，足以证明虽然易纲和李小鹏都在今年三月被安排连任了各自的国务院部门首长职务，但习近平当局显然是考虑了两人都不会在位再坚持干完下一个五年的前提下，李小鹏的任期会比易纲的长。毕竟李小鹏到明年才满65岁。 现如今，在潘公胜已经被宣布出任了新一届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已经接连两次代行了行长职务。据央行官网“新闻发布”：2023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一行。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及中韩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23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来访的奥地利央行行长霍尔兹曼。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金融议题交换了意见。 毫无疑问，如果潘功胜没有央行党委书记的新头衔，那么他的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与来访的外国银行正行长的职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央行官网上的报道中特别不提潘的副行长职务，只提他的党委书记和外汇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再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至今为止，央行官网上对网领导的介绍内容未变，依序为郭树清、易纲、潘功胜……。不知道是在等什么？是否和正在筹备的中央中央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人事安排有关？ 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士都应该还记得，今3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全文，其中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全文中，除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内容外，《方案》还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重磅改革内容。 这里先要解释一下，所谓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并非是重复设置，前者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它下属的实体机构是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而后者，也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金融工委），是一个正部级机关，是所谓的党中央派出机关。 在这个新设立的党中央派出机关成立之前，熟悉中共组织机构的都知道有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其前身分别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个机构合并，功能是全盘主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所有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的党务工作。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之前，金融机构的党务工作是归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今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职责就会划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如上方案公布之后，外界曾猜测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是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样重要，主任会由习近平亲自兼任，副主任则是国务院总理李强。至于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目前应该已经开始运作，标志是前光大党委书记王江已经被任命为该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今年5月19日的《华夏日报》以《“最懂银行”的金融老兵再度履新》为题报道说：5月18日，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王江现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牌仪式。王江已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并以此身份出席了上述仪式。 该报道中还透露，就在王江出席这个仪式的前两天，即5月16日，光大集团官网发表消息说：光大集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派，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决定：免去王江的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报道中还称赞这个叫王江的是“横跨学、政、金三界” ，入仕前曾有多年的大学教师从业经历。在履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之前，任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往前回顾，他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湖北省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江是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何立峰的厦大财金系博士班的同窗。 那么，履历如此光鲜的王江只能担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正主任的角色谁能胜任呢？比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节目中介绍过的朱鹤新，在被中组部宣布“另有任用”之后即没了消息。既然被外界一度盛传的接任央行行长的消息没有被证实，那么日后是否会升任中金委办公室的主任呢？ 我们知道，过去刘鹤曾经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今年三月之后上，何立峰已经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接替了刘鹤的这一兼职。再兼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但直接兼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副主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注意到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所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被分配到各地方代表团“当选”党代表的，唯有一个例外就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是在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这足以说明何立峰是受命负责主持筹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 虽然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韩文秀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但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已经由既不是中委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王江出任，另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潘功胜已经被委以央行党委书记，那么朱鹤新以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外，中央金融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人选至今也都没有对外公布，朱鹤新是否也已经被考虑其中呢？ 前面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合并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之后，意味着十几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及上百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下属机构的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归他管，可谓庞大无比。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机关工委则不然，手下所管的各类金融机构里，央行可谓一家独大。而且，因为央行与下面的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是百分之百的垂直领导，所以下面地方各分行、支行直至分理处的党务系统，也都是中央金融机关工委的子机构、孙机构和重孙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二十大上的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居然还有来自新疆某县的女点钞员代表。 再者，潘功胜的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如今已经被落实，那么除了日后接替行长的可能性，他会在中央金融委员会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即将抵达北京之际，中国一名颇有影响力的贸易政策顾问、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周三威胁说，中国管制芯片原材料只是开始。 中国欢迎美国财长访问北京吗，看起来很勉强，中国政府星期二的相关决定似乎使紧张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星期二，北京当局宣布从8月1日起，对镓、锗等用于芯片和电动汽车的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周三对‘中国日报’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不仅能打得某些国家慌，还会打得某些国家疼。” 法新社周三相关报道指出，这位对中国政府贸易政策颇有影响力的前高官声明称：“这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如果对华高技术限制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 被视为准官方喉舌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周三撰文形容北京采取相关措施，是要“让它们知道：中国不是好惹的。”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当局这一举措明显针对拜登政府而来，华盛顿已在限制对华出口高精度芯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鼓励盟国日本和荷兰采取同样的限制措施，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深紫外光刻设备出口到中国。日本也于5月23日出台针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华盛顿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芯片实施新的限制，预计美国和荷兰也会进一步限制向中国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镓和锗生产国，其中镓产量约占全球的94%。不过两种金属并非非常稀有，但开采成本较高。一些分析认为，中国采取限制举措可能短暂抬高镓、锗的价格，但中国也将随之丧失市场主导地位。 耶伦首次访问中国，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内访华的第二位美国政府高官，也是近五年来美国财长第一次访问中国。旨在致力于恢复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鉴于美中关系持续恶化，耶伦此行被普遍认为很难有重大突破。
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整整两个月，中国与美欧关系犹如坐过山车一样险情百出。因中国坚持保持中立并与俄罗斯保持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美欧对中国的态度从威胁经济制裁到拜习视频会后放弃制裁，美方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对俄态度，但声明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对俄实施了军事援助。此后，双方静默了约半个月。但从4月中旬开始，先是欧盟、继之是美国，相继对中国释放了一些友好表示。中国现阶段因疫情清零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政治紧张，来自美欧的这些表示对北京有减压效果。 在中国完全未调整对俄态度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美欧主动调整？ 美国希望缓解中期选举的压力 先说美国调整了什么。 据路透社报道，在4月21日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会上表示，美国可以降低对自行车或服装等一系列非战略性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以下这段话很关键，他说，前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可能给政府带来了一些谈判筹码，但这些关税没有战略目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非战略性报复性关税，在这个通胀上升的时刻，中国有自己非常严重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应该抓住机会做点什么。例如，美国可降低对非战略性中国商品的关税，利用关税来推进战略重点；加强关键供应链、保持美国在基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支持国家安全，降低通胀。贸易代表戴琪重启了一项关税豁免程序，可能会降低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并不讳言，中期选举将至，必须缓解通胀压力。 如果有人怀疑这是辛格个人建议，一天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 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2月份俄乌战争还未爆发，美国的年通胀率就高达7.9%，3 月份年通胀率高达 8.5%。4月12日，美国劳工部表示，3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12 个月前上涨了 8.5%，这是自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食品、汽油、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上升对消费者构成压力，并抹去了许多人获得的加薪。 我的看法是，由于美国通胀的成因主要不是中美贸易战，政策性因素居多。就算与中国互免关税，相对如此高企的通胀，不过是杯水车薪之效。 欧中关系阴转多云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布鲁塞尔，在与欧盟有关方面负责人多方会谈之后，于4月22日与欧盟外交事务部秘书长联合发表声明，提醒中国，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损害中国与美欧各方关系，并再次谴责中国因台湾问题制裁立陶宛的行为。 不过，“胡萝卜+大棒”是西方对待非本阵营国家的传统方式。在4月1日举行的中欧视频峰会上，欧盟指出，有必要解决长期以来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以确保平衡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欧中领导人授权高级别贸易和经济对话在夏季之前找到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具体方法，并同意继续就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开展合作。欧盟强调了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之前采取额外措施的重要性，包括逐步淘汰煤炭，确定环境与气候高级别对话将在夏季前举行。 中国方的回应是：4月2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必须避免使用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还应该努力确保“立即和彻底废除”这种劳动形式。批准这些公约是欧盟确认2020年底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的先决条件之一，该协议因人权问题而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被指责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动以及侵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权。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其2月份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待遇表示“深切关注”，并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系统地强迫从事农业劳动。美国等将维吾尔人劳改营视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方面则声称这些营地是教育中心，旨在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关于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中国并未做出承诺，但法媒分析，“中国批准禁止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中欧经济协议或再上路。” 德国失去资源的同时 不能再失去中国的市场 目前，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受这番经济制裁影响最大，该国政府顾问已经将2022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4.6%降至1.8%。整个欧盟的情况都不乐观，4月21日，欧盟经济专员Paolo Gentiloni在彼得森研究所会议上表示，乌战预示全球化的终结，“战争及其后果——包括欧美对俄几轮制裁——正在加剧对已紧张的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使经济适应数字时代的本已庞大的支出压力之外，此次入侵还迫使欧盟 27 国大幅增加国防支出。 德国是欧洲经济支柱。最近，德国自己也承认，长期以来，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全球化发展以及强大的德国工业，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下，催生了德国经济的两大特点：一，它给德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德国出口量远超进口量，也因此长期遭到贸易伙伴美国的诟病。二，它也使德国经济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其中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据德国之声4月8日报道，全球化工行业霸主巴斯夫总裁布鲁德姆勒（ Martin Brudermüller）不久前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被记者问及，德国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是不是等于在为普京发动的战争提供资金？布鲁德姆勒说：”事实是这样的，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是德国工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德国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将使”我们的富裕生活毁于一旦”，这种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给是”德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位工业界巨头直接道出了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和出口冠军的奥秘：先是进口价格相对优惠的能源，再在本土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借助高薪技术工人的操作，生产出优质产品，再销往全球各地赚取利润。毕竟”德国制造”仍是享誉全球的质量象征。 中国市场对德国多重要？上海忙于“清零”，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世界上最繁忙的上海集装箱港口——上海港目前货物堆积如山，德国制造商正在为潜在的严重供应链危机着急。据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告诉德新社：“德国工业界担心未来几周的生产流程会被打乱”。 欧盟经济专员看到的情况，其实关心时事的有头脑人士都能看明白。从2020年疫情以来，世界进入多事之秋，这次制裁更是打破了全球化勉强维持的平衡。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如今因为俄罗斯侵乌战争，西方为表达支持发动制裁，在对俄罗斯实行部分能源制裁的同时，再抛弃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非常困难，这就是西方对北京表面中立实则支持俄罗斯虽然十分不满，却一时无法断舍离的原因所在。对北京来说，4月24日的法国大选结果有利于北京，因为马克龙更倾向于维护法中双边关系。比较戏剧化的是：中国现在正在忙于严重扰民的清零，顾不上西方亟需的供应链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