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泽民重新让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介绍了毛泽东时代权大无边的公安部长的政治地位曾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弱化。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是从江泽民时代重用周永康开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驾于检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 更有甚者，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虽说有大将军衔，但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党内最高职务只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行政最高职务也只是公安部长本身；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之初也是一样。而江泽民对周永康的安排，则是让他一开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三重副国级身份兼任公安部长。五年之后，周永康晋升正国级，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接替他公安部长职务的孟建柱，同样也是被安排为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 所以说，从让公安部长权大无比，凌驾于高检、高法以及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说如今的习近平，此前的江泽民就已经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具体到重新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泽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被从组织架构和权限范围上恶性膨胀。 二十多年前，笔者就已经在《乔石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在1988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已经宣布了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职能只是“指导和协调”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强调了“一般不开政法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赵紫阳当年一再强调的“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份通知正是在当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发出指示说：“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当时的邓小平还要求“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正是在落实邓小平如上指示的过程中，于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内定接替陈丕显中央政法委书记兼职的乔石，又于1986年4月被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主管“刑部”的副总理。对照中国过去封建皇朝的吏制，乔石的这个副总理大概相当于“刑部尚书”一职。不过，在政府内有了副总理的名份，他这位党内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通盘掌管中国大陆所有司法部门单位。从法理上倒是说得通了，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务院系统的。 接着，在胡耀邦、胡启立等人的支持下，由乔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于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发。 该通知中揭露：由于有的党员和干部不学法、不懂法，不重视法制，这就很容易产生“以言代法”的现象。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们当中有的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损害法律尊严，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任意决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干警作为他们搞强迫命令和以权谋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但是，这种党内讨论绝不意味着党委可以代替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审批案件。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于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判、决定，任何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无权改变……。 在如上通知内容的基础上，当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赵紫阳亲自领导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例会，就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提出具体设置，认为：中央委员会中做政法工作的搞个小组，研究问题，有必要。省、市、县级，不必要。机构设置上即是保持作为议事协调机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为其办事机构的中央政法委机关。为将此机构调整信息以可见的符号方式标示出来，选择的方式与历来的政治惯例一致，即变更名称，将“实”的“委员会”改为“虚”的“小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关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 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并由中央书记处制定《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对此进行实施。1988年5月，正式撤销了纳入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机关。原中央政法委承担的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更名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继续存在。不设办事机构，列入公安部编制。作为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连续性的直观体现，原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继续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此前的成员构成也基本沿革未变。 不过，此方案颁布后，在当时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撤销政法委机关的也只有9个。然后，“六四”镇压事件就把中国政治形势彻底改变了。 应该承认，如上回顾的这段“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运作过程，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党委领导一元化”和“党委书记一言堂”现象，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后，中共中央即于1990年3月宣布，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在当时的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员会恢复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使各级政府切实负起对所属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门业务工作的领导责任，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之前，当时被邓小平内定接替万里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乔石，曾和万里一起被邓小平找到家里谈话。邓小平告诉他们两人说，人大委员长进常委本来是十三大筹备时就在打算，只是因为党内争议太多，所以万里被委屈了。从十四大开始，人大委员长必须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后就不要变了。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见此时的邓小平如此“识法”，万里和乔石都很受鼓舞，趁机提出了《监督法》的出台迟迟得不到党内共识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党内对搞不搞《监督法》这样的东西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担心会因此动摇党的领导。以后委员长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员长和常委们也是党内人士占多数，所以事实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用《监督法》监督一府两院，有什么好担心的？ 既然有了邓小平的首肯，为什么直到乔石的人大委员长职务被李鹏夺走，《监督法》仍然未能出台并最终在李鹏任内流产，一直是谜。直到乔石去世，也未能将谜底对外透露。 不过，自乔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江泽民和李鹏转达了邓小平“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一“最高指示”之后，江泽民倒是同意了将1986年由乔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新向县团级以上党组织印发，要求遵照执行。 但是，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还是职责权限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文件，但被称为“历史决议”的文件很少。这说明，被称为“历史决议”的文件非常重要。而每次通过这样的历史决议，都意味着大翻盘。从1981年那个“历史决议”，到2021年的这次“历史决议”，中共又经历了两次大翻盘。前面的那次是清算毛路线，走进共产党资本主义；现在的这次是清算邓江胡路线，开始了习近平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翻盘，本文试作初步的解析。 一、“历史决议”是对大翻盘的强制追认 中共建党开始到现在，一共有过3份“历史决议”，分别是1945年中共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最近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几个历史决议都是对大翻盘的强制性追认，它并非昭示着大翻盘的开始，而是宣告大翻盘的完成；中共的每个历史性决议都是大翻盘推动者的所谓“胜利宣言”。之所以说是强制性追认，因为中共通过这个决议告诉了所有中共官员，从此必须在“胜利者”面前低眉顺眼，弯腰服从，不许说三道四，也别东想西想，乖乖地跟着上面的号令排好队走，否则让你和家人混不下去。 共产党国家的党内政治经常出现大翻盘，苏联有过，中共也如此。但大翻盘是有边界的，共产党内的大翻盘从来是为了巩固统治，而不是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大翻盘不是大翻车。大翻盘主要发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这三个领域。 中共的经济领域大翻盘，客观上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选择，大翻盘无非是在这两个选择当中翻盘。在其国内政治领域，大翻盘也有边界，那就是会出现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这两端之间的摆动，每次摆动都是一次翻盘。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共的大翻盘也是在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之间重新组合关系，但只有两个选择：与美国友好，还是和美国翻脸。和美国翻脸的时候，中共一定巴结苏联，比如朝鲜战争；而与苏联翻脸的时候，必定巴结美国，这就是中美建交的原因；现在中共正准备与美国对抗，但拜登当局还不想翻脸。 但中共每次大翻盘之后，未必都通过什么“历史决议”；有些大翻盘是中共既不得不做，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这个事实，于是翻盘之后就稀里糊涂地试图掩盖过去。我11月17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刊登的文章《换届、独裁和政变？》，提到了中共回避其建立政权之后先后“两个30年”的互相对立、互相否定。这“两个30年”就是，先从资本主义大翻盘到社会主义，又从社会主义大翻盘到资本主义。另外，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和中美“吊膀子”，也是一次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大翻盘。 二、在山洞里开始“毛泽东时代” 中共1945年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它还在延安的山洞里躲着。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中共虽然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其部队已经基本上不和日军打仗了，甚至在华东地区还与日寇彼此勾结合作。当时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与美英两国在开罗开会讨论，怎样来结束对日战争。因此，1945年中共的那个“历史决议”，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对全国没什么影响。 那个历史决议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在中共内部宣布，从此苏联支持的中共领袖为“土包子”毛泽东。对苏联的指示，作为苏共随从的中共亲苏派必须服从。这个决议也表明，以前那些苏联扶持的、在苏联受过训练、甚至能讲流利俄语的中共高干，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失宠了，毛泽东取代了他们。 此后，中共非常看重这个决议，认为它是中共的历史转折点，因为中共从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当时只不过是延安山洞里的“天下”。到了1949年，中共在苏联的支持和军火装备的支援下，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内几个亲共外交官的支持，打赢了内战。于是，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说，进入了毛祸年代。 毛祸不仅坑害了毛时代的中国，也坑害中国直到今天；事实上，毛祸不只是坑害中国，还坑害着世界。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造反理论对很多美国和欧洲的激进左派青年也构成了巨大魅力，这一代“毛粉”又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于欧美国家如今左祸横行。毛死后，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遗产是部分地被大翻盘翻过去了；但在西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崇拜者如今或曾经都是领导人，比如美国民主党的激进派领袖桑德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延安山洞里的“历史决议”，对后来的中国乃至世界一直产生着影响，直到今天。 三、清算毛路线，走进共产党资本主义 中共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对一次党内政治大翻盘的确认。1976年毛死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想接替毛，继续搞个人崇拜，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华国锋的资历太浅了，当时一大批毛同辈的元老不但还活着，而且想翻天，把自己在毛手里失去的权力地位夺回来。经过几年努力，这些元老最后把老毛的坚定追随者都逼下了台，那些在毛晚年被冷落甚至流放的中共元老重新抓回了权力。1981年的这个历史决议其实就是中共部分清算毛泽东时代、清算毛泽东政策的“胜利宣言”。经过那一轮大翻盘，中共走出了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江、胡时代。 邓、江、胡这三个人的时代，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那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多年前发表过关于它的中英文文章，其中中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刊登在2016年6月22日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它指的是，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共产党官员们堂而皇之地当上了资本家，从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中共运用这种制度，试图巩固其统治，但最后却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到2002年，中共的大批官员在国企的全面私有化过程中变成了资本家。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3年，红色商人拼命地贪污腐败，积累了巨额资产，再转移到美国等地方，他们曾经非常努力地为掏空共产党政权而奋斗。而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到2021年，习近平上台后，了解的内情多了，发现那个共产党经济的“大酒桶”快被掏空了，官员们的亲属也快都变成外国人了，再这样下去，这红色政权早晚一天要岌岌可危。而习近平正好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发现，大批他的政敌都严重腐败，于是他就用王岐山当枪，用反腐败的名义，实行了高层和中层大清洗，结果就是，他巩固了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四、共产党的掘墓人是共产党 马克思有两个重大错误，这两个重大错误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纯属胡说八道；而这两个错误都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贡献”。 马克思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以为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完全对立的道路。这个世界共产党的祖师爷完全错了。历史证明，中共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两种对立的制度“嫁接”了，“合二而一”了。我曾经写过，如果马克思哪一天从坟墓里爬出来，要么被这个现实活活气死，要么“与时俱进”地宣布，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来自中南海的封号。 马克思的第二个错误是，他认为，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共却彻底颠覆了他的理论。中共贪官们用行动和贪腐“成果”证明，共产党资本家们真正想依靠的，不是能挽留马克思主义颜面的社会主义中国，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因此，这些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相反，他们会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掘墓人，也是他马克思的掘墓人。中共现在可以“告慰”马克思了：在共产党政权下，其实真有一种制度掘墓人，他们肯定是共产党员，而所挖掘的是葬送共产党统治的陷阱。 中共的贪官们从邓时代到江时代，再到胡时代，锲而不舍地用手、用脚“投票”，无比热情地拥抱着美国资本主义。他们用手“投票”，是把几万亿美金的资产转往美国及离岸金融中心小岛国；他们用脚“投票”，是为亲属在美国买房、办绿卡。如果习近平不在上台后反腐败，从2013年到现在，中共的贪官们可能都快把中共政权掏空了。贪官一点都不恨共产党专制制度，但他们怕这个制度会清算，所以才拥抱美国资本主义。 中共的市场经济是由当局操控的，凡是能插手经济活动的官员，都会从中找到腐败的机会。所以，全国大腐败，全党大腐败，就是江胡时代的最大特点。中共官员的大部分当然希望中共的统治就这样继续下去；但这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员们在腐败中前仆后继，就必然组成一支中共的掘墓大军。我曾经用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来形容中共统治的状况，官员们就是酒桶的一块块木板，但每块木板都自己生出无数的洞，让桶里的酒不停地往外流，流到国外去。 五、清算邓江胡路线，习近平能救中共？ 这次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也是政治大翻盘的产物，这个翻盘的结果就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始。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还面临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高层各派系的压力，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都有不满，也不顺从，甚至有反叛之心。所以习近平花了几年时间，用反腐败作手段，抓了一批，吓倒了一批，改组了整个军队的指挥系统，又打击了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最后才在几年前把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习近平上台的前10年，把从邓小平到江、胡时代的官员们狠狠地清理了一番，至少表面上让那些被整的官员跪下了。在这个过程中，邓、江、胡时代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被终结了，中共高层统治者的“钟摆”又摆回了个人独裁，这回独裁者换了个姓，改姓习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能够说一不二了，其他高层官员的一言一行已经全部掌控在他手心里了，中共才进入了所谓的习近平时代，而中国也就进入了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还需要通过各方面政策的调整，来长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内政治方面，习近平要淡化对老毛错误的否定和批判，同时清算邓江胡时代腐败当道的政治和用人路线，用政治高压作为基本手段，对党内和民众都实行老毛那种“党指向哪里，大家就冲向哪里”的统治。经济方面，面对经济下行的大趋势，收紧对私营企业的放纵，调动所有经济资源，尽量减缓经济的下滑速度，同时为扩军备战服务。 但是，共产党统治的共产党掘墓大军就此消失了吗？套用老毛的话，敌人就在党内，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已经发了财的，留在海外的钱财摸不到了，因为护照都被没收了，海关电脑里也有限制出境的名单，跑不了了。还没发财的，只好乖乖地“装孙子”。但是，这两类人都还在等待机会，这机会可能是暗中指望虚无飘渺的政变，也可能是指望习近平害病。 这就是习近平统治的政治“基础”。面对这样庞大的一支贪腐之心永远蠢蠢欲动的干部队伍，习近平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政治高压。然而，老毛“万岁”不了，习近平同样不能“万岁”，这就是这支干部队伍的“指望”。习近平能救得了共产党？说到底，都是被马克思给骗了。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忽悠，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夺取政权，可不是为了世世代代当无产阶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想当有产阶级，但除了掏空共产党政权之外，他们并没有快速积累财富的途径。这其中体现的历史规律，习近平是理解不了了；共产党最后的领导人里，就算有人能理解，也不敢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