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署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星期五(1月10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位去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王守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主因。 从建筑承包商到流亡者：王守峰的故事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首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二十年了，是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 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个个都是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他的民主思想和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和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来密切，且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 2023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 去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最后逼得他必须拿出长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一因对生活苦的工人良心过不去，二因若他不及时垫付，恐遭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引来牢狱之灾。 王守峰还说，即便他已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想尽办法打算抓捕他，所幸一位受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也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 王守峰说：“去年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国保让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来不及考虑，就立即逃亡了。” 匆忙中，王守峰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 王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就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王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处于前途茫茫的窘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把在中国经商的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 中国大逃亡：数据揭示规模 像王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非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 “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2024年间，总计逾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去年的总出逃人数至少17万6239人，将创史上新高，恐不仅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69%，更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翻了14倍之多。 “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2022年一年，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同比2021年略微下降1.8%，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而这些中国人逃往何处呢？ “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仅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75%，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韩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度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身分。 “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恐显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 跨境镇压与中共高压统治 哈思说：“这(波大逃亡)也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 哈思还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的统治。” 另一位因人身安全考量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企业家于去年12月4日逃至泰国。然而，由于泰国与中国签署了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国。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 他通过安全的即时通讯APP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中国梦，我用24年时间梦醒时，我被家破人亡。” 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了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也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的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上访，但当局要么在北京火车站截访，要么派流氓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 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老家的屋顶上随意加盖了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借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这让他感叹道，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星期五(1月10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位去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王守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主因。 从建筑承包商到流亡者：王守峰的故事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首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二十年了，是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 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个个都是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他的民主思想和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和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来密切，且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 2023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 去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最后逼得他必须拿出长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一因对生活苦的工人良心过不去，二因若他不及时垫付，恐遭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引来牢狱之灾。 王守峰还说，即便他已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想尽办法打算抓捕他，所幸一位受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也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 王守峰说：“去年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国保让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来不及考虑，就立即逃亡了。” 匆忙中，王守峰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 王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就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王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处于前途茫茫的窘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把在中国经商的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 中国大逃亡：数据揭示规模 像王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非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 “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2024年间，总计逾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去年的总出逃人数至少17万6239人，将创史上新高，恐不仅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69%，更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翻了14倍之多。 “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2022年一年，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同比2021年略微下降1.8%，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而这些中国人逃往何处呢？ “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仅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75%，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韩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度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身分。 “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恐显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 跨境镇压与中共高压统治 哈思说：“这(波大逃亡)也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 哈思还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的统治。” 另一位因人身安全考量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企业家于去年12月4日逃至泰国。然而，由于泰国与中国签署了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国。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 他通过安全的即时通讯APP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中国梦，我用24年时间梦醒时，我被家破人亡。” 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了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也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的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上访，但当局要么在北京火车站截访，要么派流氓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 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老家的屋顶上随意加盖了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借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这让他感叹道，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