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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风

兰州大学只是躲过一劫

有人在微博上举报兰州大学历史课有老师“歪曲朝鲜战争”,在脱口秀演员引起的一波舆情中,真让人为这位老师捏一把汗。有些朋友认为,这位老师可能会倒霉了。 最后的结果让人稍微安心。兰州大学及时回应了,老师列举的那些“歪曲”本来就是作为错误认识进行展示的,后面还有义正严辞的批驳呢。 网络图片 这个声明出来,在网上想发动舆论战进行举报的网友不得不删帖。 网络图片 很多朋友为兰州大学点赞,至少这一次他们“捍卫了大学的尊严”。这种说法有点乐观了,我看兰州大学的回应,更多是感到悲哀。尤其是倒数第二段,学校承诺“将继续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切实提升教学水平,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这话给人的感觉是,老师的水平似乎真的有问题。即便是礼貌性表示要改进,仍然让人感到悲哀:在网上举报的人算老几?一个堂堂985大学,为何要向他们低头? 这给人的感觉是,兰州大学只是幸免于难,还好这次举报者搞的材料不完整,不然学校就真的错完了。实际上,学校应该搞清楚的是,这位举报者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很明显,它来自于课堂,那么,是不是有人故意剪裁?如果是学生故意剪裁、喂料,想因此而打击自己的老师,这个学生应该立马开除。 过去几年,大学里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有一部分是老师所讲的内容,是真的“有问题”,也有很多只是提供一种新知识、新观点,只是与学生的中学教材不一致,在被人举报后,大概率都是老师受到严厉处罚。 这造成一种后果:老师(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严格按照教材讲,不多讲一句。这是自保,也是一种“报复”,既然你们这么爱举报,那就老老实实按教材来吧。 我常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当年硕士毕业没到媒体,而是继续读个博士去高校,应该早就被开除了(比现在还惨)。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厌恶教材,讨厌和看不起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如果我自己当老师,肯定也想讲一些冲击学生脑容量的内容。 我理解的高等教育,就是不断制造这种冲击,引发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如果只是讲教材,就会陷入一种知识的递减之中,一代不如一代。作为老师,这毫无疑问是没有尊严的事。 我敬佩那些现在仍然很敢讲的老师,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他们仍然在探索而不是重复,并且把探索精神传递给那些交了学费真想读书的孩子,让那些学费没有白花。 这并不是指责那些战战兢兢照本宣科的老师。这些老师已经退化,只把教育看成是挣一份工资的普通工作,把学生当成产品。他们不再付出感情,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伤害。在举报的阴影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出现颠倒,是学生主宰着老师的命运。 这些老师可悲可怜,但是却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读到博士进一个高校并不容易,如果被开除了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谁能忍心指责他们? 有些朋友说,可恨的也不是举报者,而是“举报有用”。在一个大学,掌握这种裁决权的当然是领导。如果学校能够更好地保护老师,举报就会减少。但是,学校也可以为自己辩解,因为学校也处在一种更大的文化和结构中——他们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就是气氛,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但是实际上,看待这样的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老师们应该更诚实(如果不是更勇敢的话),把真知识尽量讲出来;学校应该爱护自己的老师,而真想学习的同学,也必须爱护课堂,对那些举报者说不。 昨天和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位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说:我对自己的认知,最起码应该是“精英”,不能再低了。这样的坦白让我感动。承认自己是精英,不是自夸,而是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痛苦。如果自认是蝼蚁,就可以由着自己坏下去——反正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不是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歌曲《朝阳群众》走红中文网络 引发网友讨论

由中国音乐人张瀚元创作的歌曲《朝阳群众》,近日在中文网络上突然走红,引发了网友的各种讨论。也有在北京市朝阳区生活过的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了他们近年来在北京见到的“朝阳群众”现象。 “看看今日的头条,又有坏人被举报。不正之风黄赌毒,一个都逃不掉。”一首名为《朝阳群众》的歌曲,以这样的句子作为开头。自10月21日起,这首歌突然在中文网络上“火”了起来。在同一天,北京市朝阳区警方的微博账号“平安北京朝阳”发布情况通报,表示中国钢琴家李云迪被作为“嫖娼违法人员”拘留,而警方对这件事展开调查的原因,就是“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嫖娼”。  “朝阳群众”是北京市警方在朝阳区民众中的线人群体的代称。2016年初,中国音乐人张瀚元创作了《朝阳群众》这首歌。在2018年朝阳警方举办的“致敬‘朝阳群众’新春慰问演出”中,这首歌曲曾被以歌舞的形式公开表演。目前,网络上正在流传的,就是这次演出中对这首歌进行歌舞表演的视频。  “是谁那么地给力,消息准确又可靠。原来是朝阳群众,凡事都知道。”这是《朝阳群众》这首歌的第二段。“朝阳群众”在近年来向警方提供了大量线索,用于维持治安和维稳。除李云迪外,曾有不少中国名人在“朝阳群众”的举报下,因涉嫌吸毒、嫖娼被警方逮捕。  “朝阳群众好,思想觉悟高,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他们的暗哨。是跳舞的大妈,或门口的安保,十面埋伏前后包抄,苍蝇都跑不了。”这是《朝阳群众》这首歌的第三段。现居美国西部的西奥多(Theodore)是北京人,曾有在北京朝阳区长年生活的经历。他告诉记者,他在朝阳区观察到的情况,和这段歌词比较相符:“街头巷尾经常会有那些戴袖标的大妈走来走去。在关键时刻,比如说两会或者说共产党十九大,街头巷尾经常会有大妈坐在那边,旁边支一个凉伞。也有那种穿着像保安的黑衣男子,手里拿一个‘首都巡逻志愿者’这种旗号。” “朝阳群众好,办法计策妙,全国都该学习这种高尚的情操。不管青春年少,或年事已变老,团结一起奉献社会,幸福乐逍遥。”这是《朝阳群众》这首歌的最后一段。西奥多表示,与“朝阳群众”类似的人士不只存在于朝阳区,他在北京城区的其它区也见过类似的人士:“在2015、2016年之后就变得比较多。之前的话,街头没有那么多执行官方政策的这种所谓的志愿者。”  目前,在微博上,大量网友用语气词“哈哈哈”表示这首歌很好笑,也有人说“为什么不设置差评按钮”。在油管(YouTube)上,负面评价更多,多位网友认为这首歌“恶心”,有人则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红卫兵或朝鲜。 西奥多告诉记者,这些线人的存在并不能使他在北京时感到安全。他用他亲眼目击过的一件事作为例子说:“之前在东城区皇城根胡同,见到穿着黑衣服的人、也没有穿制服,把来京上访的一些群众直接抓到街旁边的大巴车上去了。路人也是惊愕地目睹这一幕发生,没有什么胆量上去阻止或者是询问的。”  曾在朝阳区居住了十年的张思明则告诉记者,朝阳区是北京娱乐消费产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她认为,朝阳区多次出现名人因涉嫌吸毒、嫖娼被捕,与这一点有关:“朝阳这边有大悦城、三里屯这几个重要的娱乐场所。我觉得,朝阳这边娱乐设施比较多一些,高端的比较多一些,所以会导致类似吸毒、聚众的情况多一些。”

四川大学军训相互举报,年轻人卷疯了

00后普遍是独生子女,又在应试教育的熏陶下长大,这使得他们成为最为原子化,最善于互害的一代。 今天在知乎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四川大学2021年的军训出现了大量举报现象。男生举报女生,一连举报二连,第一批举报第二批。 举报的是什么事呢?基本就是女生训练少了,男生不服要求加大女性训练量,一连集合晚了,二连不服,要求提前集合时间。三连起晚了,二连就争相打小报告。  举报来举报去,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差,还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因为举报越多,军训要求越严,大家受苦越多,互相举报完全就是囚徒困境,没有人从中得利。  回答中的80后答主表示,在自己那个年代,同学们往往合起伙来欺瞒老师,一同抵制权力,最终大家的待遇都改善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现在的孩子不但不团结起来抵御权力的侵害,增加共同的福祉,反而争相向权力献媚,试图表现自己是个好孩子,以破坏同学关系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表扬。  这种互害甚至不需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而更多呈现出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过的嫉妒心理,我赢不了谁也别想活,可谓是自私到了极点。  无止境的内卷和互害,是这代年轻人的标签,他们仿佛陷入了霍布斯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人都想借助公权力消灭掉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自己获得上位的机会。  知乎截图   知乎截图   知乎截图 四川大学的举报事件早已不是孤例,钱理群曾评价北京大学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是内卷高手,一个北大学生回忆,经常会有同学在班级群中要求增加考试的难度,原因竟然是只有难度大了才有区分度,才能将那些劣等生淘汰掉。如果考试太简单,自己的优势如何显现?他们拼了命的想要将同僚刷下去。  去年北交大自杀的吴磊,也在遗书中写到自己的死亡对于室友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们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内卷的对象。短短的几句话就让人汗颜,曾经让人羡慕的同窗关系竟然成了赤裸裸的敌人。  吴磊还算轻的,最严重的莫过于毒杀室友,总之内卷在加剧,年轻人的举报越来越猖狂。  以前以为只有在网络上才有:“你说了反动言论,我要举报你!”,没想到如今举报已经到了线下。以前举报只是针对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这把火终于烧到了每个人头上。  我们不禁要问当代年轻人怎么了?其实发霉的种子早已埋下,只是我们长期忽略了他的存在,我们总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在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如此坚信00后上来,国家就好了的幻想,殊不知现有的制度已经埋下了祸根。 95后、00后在什么样的环境上长大?  一是独生子女,他们普遍是独生子、独生女,他们缺乏兄弟姐妹,他们的社交能力贫弱,不懂得合作、分享,更不懂得责任为何物,独生子女加上原子化的城市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加孤僻,相对于前几代人,他们更难具有同理心。公主病、王子病更加明显。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二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一场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有把你挤掉我才有登上独木桥的机会。在衡水中学,老师无数次会说你只要多一分,就会刷掉一操场的人,你没有北京孩子的特权,你就要加倍的努力,甚至不择手段。张锡峰的演讲是衡水中学的缩影,他没有教会孩子道德,只有赤裸裸的竞争。   虽然大部分中学比不了衡水中学,但方针是一样的,应试教育就是如此,非我即敌。这样的教育模式下长大学生会将同伴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对他来说,竞争对手死的越多越好,他们死的越多,自己就越有可能上985/211。  应试教育严重熏陶的一代,很难指望他们有多少同理心,80后上学时,应试教育还不完善,等95后、00后上学时,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巅峰,因此毁伤了一代人的心理。 三是国内近期的极左浪潮。无限的吹捧苏联、极左思潮,无限的强调公权力,左的思潮迅速扩散,很多年轻人受到影响,认为举报是一次效忠的机会,而且举报还被冠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从而显得至高无上。  比如学生举报老师,都是以卖国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大口号作为理由,通过扣帽子压服老师,如今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再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学生。但是举报的理由仍然是自私的,比如电子科大举报老师的学生,他的真实原因是老师要给他期末挂科,因此他就通过举报的方式进行报复。  举报的背后,都是个人的利益,他们希望借助利维坦,公权力消灭掉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他们的关系呈现出极致的原子化,完全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完全达到了商鞅以弱去强的目的。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非常可悲。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还能说什么呢?你再传递些理性的声音又有什么用?但我还是想对同龄人乃至后辈说,人终究是社会动物,没有人能完全脱离他人来生存,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只会被社会孤立,最终自食其果。  你举报别人,迟早别人会举报到你头上,最终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修明经略,原文已被删除)

可怕的是“好人”也开始举报了

网上流传,四川大学2021年军训同学们之间相互举报,男生举报女生,“一连”举报“二连”,被称为“举报的内卷”。我认为这事未必是真的,因为2021级新生还没有开学。如果有军训,或许是去年新生因为疫情耽误而补上的?  大家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它发生的概率相当大,校园里、课堂上发生的举报事件越来越多,没人再认为“举报”是罕见的。  如果是真的,这仍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现在大学生的军训,其实没那么严肃,尤其是已经入学一段时间之后再“补”的军训,更多是一种“娱乐”性质。“二连”举报“一连”,不过是导致“一连”多训练一会儿,更多是一种游戏性质。  但是,这种游戏的价值其实正在这里,它是大学生活的某种“演习”,潜移默化中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原则才是重要的。过往的军训,通常强调吃苦、团结和纪律性,也强调同学们之间的合作,可以增强同学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现在他们半真半假地认识到,举报是有用的。  这样完全没有嘲讽那些同学的意思(假定它是真的),因为高校发生的事,也不过是社会风气的投射。现在的大学里虽然都是年轻人,却并没有“开风气之先”的可能,他们甚至更保守,你随便在任何一个大学里走一圈都会有这样的印象。  朋友们在转发这样的新闻时,都很是愁苦和担心,其实在我们身边,即便是“好人”,也开始慢慢习惯举报了。  比如,如果你在做一个公号,发现有人抄袭你的文章,就可以随手举报它,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这样举报一下并不麻烦,你心中还会有一种正义感。  有时“举报”确实是正义的。前段时间成都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自媒体作者混淆视听,写了一篇文章流传甚广,很多朋友看了很气愤,也无可奈何。有一位朋友是行动派,坚持不懈举报了一段时间,最终微信把那篇文章给删除了。  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经常有人乱停车,有邻居在群里发了一个截图,宣称他已经进行举报,大家(包括我)纷纷点赞。这位邻居颇为得意,又晒出了他的一些“举报记录”,原来,他有随手举报车辆违规的习惯,他还感叹,要是能有奖励就好了。  这种“好人”的举报,总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安的地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危害性,让人不安的是举报这种手段本身。  在一个法治社会,不应该有“举报”这样的制度设计。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公平公开地解决,而法律未能管辖的领域,各种意见只能进行竞争,慢慢形成文明的气氛。  “举报”的要害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模糊而含混的地带,一个暗箱和专断的领域。进行举报的人,往往藏在暗处(有时还有保护举报人的设计),被举报的人,不知道“敌人”来自哪里,而仲裁者则可以随心所欲进行裁决——因为一切都不是公开的,也就没有办法再进行监督。  举报这种行为当然一直都有,但是这几年也有进化,它已经制度化和正面化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各种举报的渠道,有些领域会公开举报电话和信箱,而在网上,举报就更加便捷,甚至有“一键举报”的设计。  它也在逐渐正面化,在过去,举报多少被视为一种不光明的行为,我小时候在河南老家,人们称呼那些举报者的行为为“咬”——这不是一个好词。而现在,很多举报甚至有奖励(比如在校园里),这对年轻人真是一种鼓励。  前段时间郑州一个中学有学生自杀,直接的冲突点就是老师发现她在课堂上玩手机,而这“作案线索”,就是安排的学生提供的。在这个场景中,每个学生都有被举报的可能,都是“不安全”的,而老师则是唯一的受益者。同学们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举报,还是调查和辩解,其实都在强化老师的权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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