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1934年，鲁迅在《新语林》杂志发表文章《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结尾是这么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了几声——原来鲁迅也曾如此竭力证明过自己不是“境外势力”…… 为什么呢？ 首先可见鲁迅当年面对过的谩骂也绝不会少。那时候倒是没有网络评论这种东西，鲁迅面临的“喷子”主要来自文化界名人。 在那个年代，文化界秉持“天朝上国”思想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甚至还有辜鸿铭这样、虽然精通西方文化却依然坚持妇女裹小脚、男人留辫子的奇葩学者，就可以想见鲁迅必定要承受相当多的文化界骂名。 当然，来自读者的谩骂肯定也不在少数。虽然那时候没有即时可见的评论，但读者来信却是正常的事情。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名作家每天收到几封信是常态。估计鲁迅也收了不少挨骂的读者信，否则也不会这么积极主动“自辩”。 让鲁迅这种铁打一般的人无奈自证不是“境外势力”，那一定是骂名已经到了影响他名誉甚至生活的地步。 那咱们就看看这篇小文鲁迅到底写了啥，一定要自证一下才敢“发帖”。 开头，鲁迅先吐槽了下别人给他的“催生”冷脸：因为长期没有生孩子，鲁迅也曾被别人另眼相看。房东太太甚至有时嫌弃他，不让自家的孩子过来玩。 然后，鲁迅讲了生孩子后发现中日两国孩子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尽管鲁迅觉得这种刻板印象不妥，但他还是分析了一下中日孩子性格区别原因究竟为何。 他的结论大致是：中国家长严厉的打压教育，习惯于压制孩子的天性、对孩子批评和否定，长久下来孩子便容易倾向于内敛和“驯良”。 说到这里，他甚至讲：考虑到保护孩子的天性，他倒宁可自己儿子骂自己、反叛自己。 然后鲁迅总结道：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这段还是关于孩子教育，但他立刻笔锋一转，来到了社会议题： 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这段是什么意思？ 联想到现在，大抵就是：外国人礼貌文明？那不过是虚伪，看咱们性格多真实；外国人做事讲原则？那不过是死脑筋、死性——傻老外；外国人总喝冰水？你看，他们就是野蛮吧，都没进化到喝开水；他们还有什么“皿煮”？那更是笑料。 其实鲁迅的意思并不是啥都效仿西方便好，而是说有些该改进的地方，总得改进，而不是因为洋人是那样，便以仇视的态度作为不改进的理由。 所以鲁迅说：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这段又如何理解？ 我看春秋战国史，人的性格跟现在咱们中国人这种内敛压抑的状态很不一样，而是天真、率性、自然、奔放。那时的人说爱就爱、说恨就恨，直爽而不绕弯，也很少在权贵面前当奴才，大臣甚至平民跟国君杠上几句也是常见的事情。 但是秦以后，中国人的天性就一步步被中央集权压制，到了明清抵达巅峰。以至于外国人在清朝刚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惊讶于那种面对权力的极度奴性。 到了这里，鲁迅终于敢提出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方面的主张：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模仿”绝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模仿”的。”会模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这段发到现在的网上，恐怕会被网友们喷死：你说学习美国我还要考虑考虑，你竟然敢说学习日本？ 于是，鲁迅写出了开头我引用的那一段：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终于，鲁迅自证不是“境外势力”了。可见一些“爱国者”们的思路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你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方面，那你便是卖国贼。但如果你说中国一切都是最好、一切都最文明，不需要再学习，甚至还要西方来学习我们，那你便是爱国。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可能为了少挨骂，他当时署名是“孺牛”。 时间过去了刚好90年，鲁迅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当作何感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为因应中共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台湾2019年通过《反渗透法》，但近期在野政党呼吁对此松绑修法。民进党质疑这是国民党与中共企图联手弱化台湾的国安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近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度会面后，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随即在一场“马习二会与两岸关系”论坛中提议修改《反渗透法》，去除两岸交流沟通的“阻碍”，国民党也跟著呼应修法主张。 4月22日，民进党召开“国民党接连赴中，剑指反渗透法伤害国安”记者会，发言人吴峥指，马英九访中后就由萧旭岑抛出修改《反渗透法》议题，时机与态度相对敏感，“是不是在中国也和中方进行什么样的交谈、达成何种共识？所以返台后推动《反渗透法》修法？” 台湾今年1月举行总统与国会大选，吴峥指出，可以看到选举期间有许多介选状况，就是《反渗透法》要规范的对象，包含中资介入、招待赴中旅游以及假民调与假信息等，都是在影响台湾民主的运作。他认为，如果《反渗透法》被松绑或削弱，将侵蚀和危害台湾的民主机制。 对于萧旭岑指控《反渗透法》在台湾造成寒蝉效应，民进党立委沈伯洋认为，中国有关国安问题的规定多如牛毛，民众到中国被失踪、被调查的事件不计其数，那才叫寒蝉效应。 沈伯洋指出，中共试图蚕食鲸吞台湾的法律框架，先修《反渗透法》，接下来可能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因此之前才会有将陆配入籍从六年缩短为四年的想法，就是要逐步弱化台湾对中国入侵的防范与守护。 台湾的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表示，就现行的台湾法律规定，不管马英九现在或未来访中，会触碰到《反渗透法》的界线范围相对有限：“如果只是为了单纯与习近平之间的互动，而因此要修《反渗透法》，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王智盛提到，今年2月底，国民党团一上任就抛出所谓陆配四年入籍条款；马英九从中国返台，就提出《反渗透法》修法；紧接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崐萁也将率团访中，是否会提出其他修法要求值得观察：“至少从目前发展的趋势看来，这种摧毁国安法制的做法得利最大的是北京，而为人作嫁的是国民党。我们不晓得是遥相呼应还是被北京下指导棋，但是这种走回头路的做法，跟全世界的趋势刚好正是背道而驰。” 除了台湾，西方民主国家近年均相继推动防止境外势力影响选举的相关立法。例如，美国颁布了《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澳大利亚也推出《间谍与国外干预法》等。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立委提案总统大选采行不在籍投票，引发朝野交锋。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提醒，民众人在境外，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进行远距投票时，其投票意志是否会受到干扰。 综合中央社报导，立法院国民党团3月11日提案推动总统大选采行不在籍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指，此举形同为北京介选开后门；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楷反驳说，民进党团造谣抹黑、不断泼脏水。 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进勇当天在立法会备询前受访表示，民主国家选举近年受到严重的境外势力介选，希望任何选制改革都能维护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选制的变动须审慎考虑。 李进勇指出，在立法步骤上，希望从“对事”的公投先开始，实施方式从已有经验的“移转投票”启动，以便将实施经验回馈给选举的不在籍投票，作为研议的参考。 “移转投票”是指许可选举人登记不同投票所或是选举区投票；投票过程与亲自投票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投票权人可在户籍地的指定投票所以外的投票所投票，至于是否只能在其他投票所中择一，或是其他投票所任选，不同国家规定不同。 李进勇说，选举重要的是，维护投票人在自由意志下行使投票权，投票的秘密也要受到严密保护，各种不同方式的不在籍投票都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李进勇表示，中选会主管公民投票法，“全国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已送到立法院，希望能在这届的立法院任期内尽速完成立法，这是非常重要、也是稳健的第1步。 对于不在籍投票采“通讯投票”是否担心中共介选，李进勇说，任何不在籍投票方式的研拟，都要防止境外势力影响民主选举。 对于不在籍投票，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日在立法院备询前受访指出，国外对于不在籍投票有很多做法，各国在推动相关规划过程中，也有安全顾虑；以国安局的角度，会提醒相关通讯投票有无资讯安全疑虑，且民众在境外，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时，如要远距投票，投票意志是否会受到干扰。 至于不在籍投票地区是否排除中国，蔡明彦表示，尊重相关部会，将会一起讨论，有需要的话，会提供国安局的意见。
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表示，美国和台湾近几次选举都深受假信息伤害，民主国家应坚定一起对抗假信息，捍卫民主并维护国家安全。 孙晓雅：对抗假讯息操弄选举 美台须更坚定站在一起 综合媒体报导，台湾民主基金会10月17日举办“印太地区对抗资讯操弄工作坊”，孙晓雅致词指出，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对自由的尊重、为公民社会创造有利环境，美国对此高度赞赏。台湾展现透明治理的作为，为人民建立一个安全、有韧性和繁荣的社会。 距台湾总统大选不到3个月，孙晓雅示警，外国恐藉假讯息操弄选举，美台需更坚定站在一起，对抗假讯息不只是捍卫民主，也是捍卫国家安全。 她指出，美国、台湾等民主社会处在假讯息散播的最前线，境外势力正透过网路、AI与社群媒体分化民众，尤其是民主选举过程遭受虚假讯息威胁，“损坏了人民对民主程序的信念”，当公众不信任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民主的健康就危在旦夕。“对抗虚假信息，对于保护民主和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游锡堃：境外势力企图影响台湾选举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身分致词示警，台湾是亚洲重要的民主国家，人民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但威权体制国家却利用台湾自由开放的特点，进行资讯渗透。“境外势力在台湾内部密集散播不实讯息，破坏社会秩序，滋事干扰政局，企图影响台湾民主选举结果。” 游锡堃引用瑞典哥德堡大学主导的V-Dem研究报告指，台湾连续几年来都是接收境外假讯息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台湾没有坐以待毙，除有多个事实查核单位以及工具，检视谣言真伪外，还有许多国家积极投注心力在资讯战及假信息等议题的研究，使台湾免于遭受假信息的操弄。 中国利用微信打造利己的中文生态系统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David Shullman）在会中发表主题演说，他也提醒，中共以假信息干扰、分裂台湾，正如日前炮制台湾总统蔡英文针对中国入侵制定逃跑计划的假新闻。他认为，随著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逼近，中共针对台湾的信息战会变得更加复杂。 他说，中共一直利用信息操纵，确保政权的控制和生存，他们理解到意识形态控制是其政权存续的关键，前苏联垮台殷鉴不远。 美国国务院9月底发布报告指，中国投入大量资源，在全球散布虚假信息。 舒尔曼说，“中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所谓的信息清洗手段，试图掩盖官方媒体宣传机器的痕迹，甚至收买或培养外国媒体、精英或有影响力的人士重新包装为其宣传。” 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将影响力用在华人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境外许多华语社区普遍使用的微信，创造一个全球中文生态系统，以确保中文读者获得支持中国的政策和观点的叙述。
齐齐哈尔的悲剧发生之后，人们买来菊花放到校门口祭奠，于是花越堆越多……这一幕何其眼熟，前年郑州大暴雨之后，人们也在地铁口摆下了花束。 只是没过多久，这献花的行为，成了居心不良，成了境外势力，成了故意带节奏，于是花束被挡板圈了起来。 极目新闻报导说，愿天堂没有洪水，月台摆满鲜花。 是送行，亦是祭奠。是悲哀，亦是同为人类的共情。 那么这次呢？学校门口摆满鲜花，“境外势力”会不会再次如期而至？ 我想，会的。他们存不存在我不确定，但每一起悲剧之后，只要有人缅怀，他们就一定会出现。 “看这些花束多整齐划一，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了搞点什么，看来背后的组织又花了不少钱……” 我仿佛看到一条猥琐的狗在摇尾乞怜，如若不是，那便只能是低智到了极点。 国旗要是知道这样的人用它来当做头像，恐怕都会觉得晦气。 他根本不明白，哀悼只是人间共情。而追责更不是什么“境外势力”，追责的家属源自内心的悲痛和愤怒，追责的群众是为了降低下一次灾难发生的概率。 只有真正的愚者，和卑劣的坏人，才会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唆使冷静，劝阻谈论，偃旗息鼓，俨然一副美好盛世的模样。 你用形式主义伪装外皮，可谁来承受下一次的伤害？ 他说，他想问问这些花束有多少是学校的家长们、学生们自己买的。 他甚至无法想像，路人也会为此而买一束花，并非一定要是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或者其他家属。 一名网友表示，自己也想给学校遇难的孩子们买一束花，正常来说，菊花三四块钱一朵就可以了，买一束三四十块钱。但打开网购的软体，商家把一束花的价格卖到了90，100多。 有些钱，不是这种赚法。当然，我承认赚钱很重要，可人多少要有一点底线和信仰。否则便像阿奎那说的那样，如果理性中不存在一丝一毫底线与信仰，那么这理性就是空洞的；可如果信仰中没有理性，那么这信仰就是盲目的。 正常的价格卖花，因这起悲剧而稍微多赚到一些，很合理，因为信仰中也要理性，人应当高尚，但需要吃饭。 趁机提价，则属于理性中完全失去了底线。动物世界里是这样的，它们能够互相蚕食，而我们这是人类的世界。 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无底线的商家，亦不如那些动辄“境外势力”的家伙们可恶。最起码商家不曾用拙劣的谎言，去粉饰其他东西，最起码商家卑劣的涨价，并不会促使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可后者的行为，却会。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这起事故发生的3天前，当地市刚刚发布安全生产“20万人大培训”百日行动效果显著的通报…… 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呢？它只不过披上了一身漂亮的外皮而已。看到花束就喊境外势力的人，就像刀郎所说的“未曾开言先转腚”，不过是一种另类的怯懦与勾结罢了。 如果每次悲剧发生之后，都任由有些人把“境外势力”拉出来溜两圈，恫吓和呼吁人们知晓“大义”而熄风停浪，那么这对下一次悲剧出现，百害而无一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在基层，95%以上的矛盾都是经济问题。前几年经济形势还行，蛋糕还可以继续做大，把基层矛盾能掩盖掉一部分。这两年经济形势不断下行，基层矛盾就愈发凸显了。 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在作祟。 自从加入WTO后，我们就不应该把“境外势力”当作社会矛盾和基层纠纷的回收站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就像人和人之间做生意一样，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难免会和对方发生接触和交往，交往得多了，难免会对彼此的性格、行为方式有一些认识和评价。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当然不否认境外势力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把人打成境外势力。 这种方式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将一个人定义为彻头彻尾的坏蛋。 因为你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其心必异，所以你说的都是错的，做什么都是错的。 它本质上是一种质疑动机和诛心，此时你们讨论的事情不再重要，对方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动机清白，而我们知道自证清白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你就可以不战而胜了。 所以在我看来，一般网络讨论事情进展到把对方打为境外势力或是汉奸，一般也就意味着不再想讲道理了。 归根结底还是那段话： 当事实对你有利的时候就强调事实，当规则对你有利的时候就强调规则，当两者都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跳起来骂对方是汉奸。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舆论场上的真实生态。 前两天，周口鹿邑县那几个袭击警车的小年轻，都属于河南农村地区那种没工作、没学历、也没啥人脉和资源的农村站街仔，其共同特点是：法律意识淡薄，追求短期满足感，性格易冲动，内心躁动而又无处发泄，行为举止以博取同伴关注为荣。这些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 至于说到燃放烟花爆竹，你要知道，不能说喜欢放鞭炮的都是穷人，但绝大多数有钱人几乎都不会玩儿这玩意儿，越是有钱人越注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每到节假日，在自己的私人游艇上度假、在自家的别墅里开派对、在私人球场里打高尔夫的富豪们，肯定不会痴迷于放鞭炮这种低级且有危险性的娱乐活动。 烟花爆竹几乎是春节期间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能负担得起的唯一的娱乐活动，这些低收入群体，长年在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里摸爬滚打，能彰显自己存在感，让别人夸一句“牛逼”的机会太少了，因此他们特别容易痴迷于烟花爆竹这种低级的娱乐方式，哪怕明知道这东西对自己、对他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基层的低收入群体之所以喜欢燃放烟花爆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鞭炮、烟花是为数不多既便宜又能体现自己存在感的商品。 上世纪90年代，七八岁的我生活在县城老家，那时候还没出台禁止燃放鞭炮的政策。每到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放炮，有的甚至比着看谁家的鞭炮更响亮、更有气势，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他家很拽，很不好惹。 烟花爆竹是传统文化不假，但在农村文化解体的当今中国社会，早已变质为相互攀比、相互倾轧，以及加剧基层民众精神内耗的一种庸俗化的载体。 回首这几年，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对于中国而言；2020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对于世界而言。 无论是疫情对全球的影响，还是严重下滑的经济，亦或是美股熔断，石油价格暴跌，说2020是2008年的放大版绝不为过。 我们从几年以前就一直在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影响的可能是某种局部区域，普通人察觉不到。 直到今年，疫情加速了变局的到来，才让我们普通民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2020是转折点，也是某个节点正式开启的元年，或是经济，或是地缘政治，或是全球主要两种对决力量的此消彼长，这种转折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它的存在。 2008年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国则在全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各行各业也大都是蒸蒸日上；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世界更是一片衰颓。 2020年之前，大家都在比谁更强，比谁经济发展得更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深受影响，加上民粹主义的升温，大家忽然进入到一个比烂的局面：我虽然不好，但是你比我更差，那么我仍然比你强。 说2022年是转折点（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中国），一点都不为过。这个转折点可能会持续很久，两三年、三五年都有可能。 今后的世界大概率是一个比烂的世界，中国肯定也会在变局之中遇到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经济下滑、民生兜底、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国外的制裁、误解和纠纷等等。 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底层群众会过得更为艰难。 2020年夏天，炒得火热的地摊经济，一方面是对国家经济的提振，更重要的是要保住底层民生，让最底层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不至于饿肚子（为了这一条底线，政策上几乎能开的绿灯都开了）。 国家在应对可能来临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没有像美国那样搞大水漫灌（他们可以转嫁危机，中国不能），那样富人照样富有，普通老百姓的钱却被稀释了。 也没有降低利率，中国人一直有存钱的习惯，利率降低同样会对普通老百姓有影响（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 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增加就业机会，保住底层民生，虽然也不会过得太好，但至少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底层的民生得到保障，我们的社会才能维持稳定。 就在今天，贵州省遵义市最大城投公司宣布156亿银行贷款展期20年偿付。 说实话，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债务是不可能还上的，因为大城市虹吸效应，三四线的人口和产业都会往大城市不断集中，将来发展潜力几乎是0，如果现在削减预算去还债，那更是变成了负。 在中国地方政府是不能破产的，城投公司虽然可以破产，但破产对地方财政的冲击也实在是太大了。那现在就只能不停的拖，让商业银行来承担风险。 不过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些大行又大而不能倒，实际上最终就是央行承担。 银行给开发商授信也好，政府卖地给城投公司也好，各种救市政策、救土地财政、救开发商的种种举措和政策，最终就必须指向一个终点——老百姓买房。 只有老百姓全面买房，这个链条才能转动起来，开发商才能活下去，土地财政才能继续维持，城投模式才能继续玩下去。 开发商能否活下去的根本逻辑是收到多少销售回款，而不是拿到多少银行的贷款。 这两年，救开发商的专项政策和资金层出不穷，而给老百姓的实惠的政策太少了， 除了放开限购限贷，刺激民众继续买房之外，真正的惠民举措还是太少了。 一方面是淹没在《南方周末》等媒体新年献词里的宏大叙事，一方面是基层经济困难下的矛盾多发、频发。 生产过剩了，分配也出问题了，蛋糕也做不大了，就连作为最大生产力的劳动人口都不愿生孩子了。 这要是发生在古代社会，接下来能做的，可能就是打砸抢了。 我们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但更需要对苦难保持平视。 还是胡适那句话说得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山阴张侯）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以后，各种奇葩言论频频出现。比如，有一位武汉的教授就说了，这只怪美国渗透的太厉害了，女拳泛滥。 还有著名的反美大V一本正经的告诫女生：“就算他要微信，你可以先给他”。 视频截图 虽然与美国可以不共戴天，反美可以不死不休。但是，生活中真遇到坏人，两腿先发软裤子先湿了一地，赶紧认怂，保命要紧。 还有人在网上发了一通这样的感慨：“我敢号召大家去有和美国战斗的勇气……我没有和黑恶势力做斗争的勇气……” 微博截图 网友的这通感慨让我想起了电影《私人定制》中葛优演的一个桥断： 旁白问葛优：如果你有一百万，你愿意捐出去做慈善吗？ 葛优：愿意。 旁白：如果你有一千万，你愿意捐吗？ 葛优：我愿意。 旁白：如果你有一个亿呢？ 葛优：十个亿我都捐。 旁白：如果你有一辆汽车，你愿意捐吗？ 葛优：我不愿意。 旁白：十亿你都捐了，为什么不舍得捐一部汽车呢？ 葛优：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 葛优表演的这个片断，也演出了“不敢见义勇为但敢打美国”的如意算盘： 美国远在千里之外，怎么斗争都伤不着分毫。但是，见义勇为，和黑恶势力做斗争，那是真有可能挨揍，真有可能受伤啊。 也有人把“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古语搬了出来：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会把勇气留着打日本美国”。 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后，这种把“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讲的热血沸腾的文章，我看到好几篇了。 但是，“见义勇为”是“私斗”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最早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里的“私斗”并不是单指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打架斗殴，而是“邑斗”，即村与村之前，族与族之间为争夺水源、田亩划分等而互相械斗。 这种“私斗”造成了乡民之间互相仇恨，还连累好几代人之间的来往，并且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动荡。 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管束民间武力，严惩私斗，同时配合军功法，重奖为国作战者。 于是，秦国百姓个个勇于为国作战，希望建立辉煌战功，军队战力大大提升，成为各诸侯国眼中的虎狼之师。 但见义勇为在秦法中，并不是“私斗”，而恰恰正是商鞅崇尚的“公战”，是一种法定义务。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 这段话说的很是明确，有人在大道上抢劫行凶，距离在百步以内的行人都必须出手相助，否则就要罚二甲。 秦代一甲为1344钱，二甲则是2688钱。二甲相当于当时三百多石小米。一次被罚，就相当于普通秦人家中两百亩地一年的总收成。这个处罚相当重了。 如果说在商鞅以前，见危不救还只是作为一种不道德观念加以谴责，那变革后的秦法就已经将见义勇为从一种道德评价上升到一种法律义务。 秦法鼓励见义勇为，既是为了打击犯罪，稳定社会，也是为了培养民众的血性，为组建征战天下的虎狼之师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一个不敢见义勇为的人，敢为国家舍生取义？这样的话，至少商鞅是不太相信的。 秦以后，历朝法律均沿袭了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如唐朝法律规定，邻居如果有强盗闯入以及被强盗所伤，知道此事却不伸手援助，“杖一百”。 宋朝的刑部律法条例上明确规定了：见危不救杖责一百； 明朝的《大明律例》同样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者，杖八十。” 所以，这种把“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搬出来，把“不敢见义勇为但敢反美国”讲的慷慨激昂，无论是变革秦法的商鞅，还是写《商君列传》的司马迁，都不会同意。 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要不要见义勇为”从来就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虽然不能人人都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智深，但也从来不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英雄。 一些人，在网上一说打日本打美国，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个个头顶主角光环，仿佛有金刚护体刀枪不入。而现实生活中，看到有恶人在欺凌弱小时，吓的瑟瑟发抖，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让我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最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最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最动情的。” 这些人是聪明人，表演反美，既没有任何风险，还可以掩饰自己的怯懦。一些大V更可以通过这类表演，收割流量，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聪明人”尽管在反美表现的太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但一旦遇到身边有人违法乱纪时便装聋作哑。不仅如此，甚至当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发生时，都不敢吭声。 这些“聪明人”经常做的事情是，期望别人出头，自己躲在后面毫无风险的“搭便车”。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你拼力为他出头，他转身一脚踹你进深坑。你冒着风险帮他转发呼吁，他问题一解决便骂你是居心不良，抹黑他家乡的负能量。 这样的例子，这几年，从敲锣女到蛋糕男，从武汉到唐山，屡见不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周二上午曝出“杭州马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已被捕，一下网上疑云四起，有人问“是不是那一片云？”有的干脆怀疑杭州马某就是杭州马云，一时阿里巴巴股市股价剧烈震荡，一度暴跌超过9%。 甚至到了信誉度并不被认为很高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出面辟谣的地步，据他所知，“杭州市国家安全局抓的是马某某，不是马某”，那么马某某又是谁呢？网友讥讽，总不是马化腾，更不会是马斯克吧？ 有网友道出网络爆棚的缘故：关键是这个马某是杭州的，而且普通的马某为何要全网推送？所以一大早，网友都在找“杭州马某”，谁才能配得上如此的惊天动地？ 无端怪马云，大约这位阿里巴巴创始人自从2020年10月在上海批评监管机构触怒北京、深陷监管风暴、蚂蚁金服上市泡汤以来偶尔现身，出路不明。 加之中南海发动反资本、反垄断运动，导致阿里巴巴在内的一批网络巨头及新科技企业遭重罚。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也被迫于去年5月改名。 也有分析指是民间有种仇富心理所致，如果马云被抓了，幸灾乐祸之人自然是不缺乏的，谁让他曾经那么张狂呢。 马云由一位英语老师投身创建阿里巴巴帝国，一度成为最励志的形象，甚至仰慕者或者溜须者称其为“马云爸爸”，55岁欲“急流勇退”，但仍然因其“富可敌国”，欲办教育，遭政权警惕。 杭州马某的事无端闹得这么大，有网民称：“根子还是在顶上，上面对阿里不友好，下面的人自然肆无忌惮。” 新闻人石扉客则以为：关于杭州马案，截止目前为止，我查验到的准确消息发布过程如下，并三点感想：1、办案机关要提升透明度，神秘主义害死人。 2、新闻单位要改革，通稿制度害死人。 3、祝福阿里巴巴和马老师以及吾国所有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们！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学者黄日涵3日在微博贴出一张据指马云5月1日“在湖畔创业中心种树”的照片，一切尚好的意思，黄日涵还在旁边写了一句话：“写新闻的人要负责，一字之差，股票蒸发了几十亿”。 也有人认为这场“虚惊”，反映了中国社会弥漫的某种不安全感和什么事都可能突然发生的恐慌心理，推特上有一些这样的评论。 民运人士王丹认为，杭州公安逮捕马某，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不可能是马云，但相关假消息到处流传。消息是假，反映的是中国民间资本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是真。 秦鹏以为，这就叫惊弓之鸟，一句马某，让阿里巴巴闪崩，几百亿美元瞬间蒸发。就这样还发展经济？ 五岳散人分析，马某某引发的阿里巴巴股票山崩 ：其实大家都有“马云被抓”的心理预期，这个大致算个预演。 邓聿文评论，其实此马某某根本不可能是马某。一来是马某不会去从事所谓的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的活动，二来马某自称为偶像后早就被安全部门盯上了，如有这类活动早就被抓，还等今天。 也有人说：杭州马某事件，说明是个中国人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最后又回到最前面，那这个杭州马某某到底犯什么事啦？官方称，此人涉嫌“煽颠”，还勾结了境外反华敌对势力。“马某”事件疑云四起后，官媒稍晚公布更多细节，称“马某某”85年出生，“成立非法组织鼓动学生……”如此，看样子应是一位大学教师。 《法制日报》官网的报道指“马某某”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把境外活跃敌对分子视为“人生导师”，逐渐形成“反政府思想”，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以华治华的工具”，“成立非法组织”、着手制定反宣纲领，甚至筹备成立“大陆临时国会”，“制定政治纲领”。 看起来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有志从政的人物？杭州马某疑云似乎撇清了，但这个马某某的罪名也虚无的很。有分析指出，从官方文字看，马某某也不过说说写写，顶多网上发表一些意见，有了些听众和读者，或许也有些鼓动力，跟外面的网友或“人生导师”有了联系，便被指为勾结敌对势力，这其实也是当局一直以来因言治罪的路数，不过在习近平时代严重加码罢了。
上海封城逾月导致次生和人道灾难频发，市民连日在自家阳台敲锅抗议，周四晚更自发组织“敲锅音乐会”形成有规模的抗议活动，但随即被当局扣上“境外势力”帽子，警方抓捕数名参与者以“杀一儆佰”。有上海公民说，将亲属送往海外的中共高层才是“海外势力”，长期封城令“人们的精神正在随饥饿而死亡”；有学生表示，事件令他们从此觉醒。 上海封城期间次生灾难和人道灾难频发，昔日中国大陆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竟至物资短缺，民众不堪忍受饥饿和尊严受辱，有人甚至以死抗争。当局缺乏科学根据的严苛防疫政策令民怨沸腾，并催生抗议行动。 自上周末起，不断有上海居民以在阳台“敲锅”方式表达不满，该行动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更多的上海市民加入其中。 周四（28日）日间，多幅“砸锅求物资”创意文宣在上海各社区群组上广传，更有市民设计“敲锅音乐会”海报。当晚，一场特殊的“砸锅音乐会”如期举行，长时间被严密监管监控的民众从被禁足的居所中敲锅以示抗议，还有民众在一幢居民大楼外打出“我们要物资”的投影。 上海多个社区启用高音广播，重复播放警示居民不要参与“境外势力鼓动的流动敲锅音乐会”的内容。 不愿具名的上海公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敲锅抗议”后，政府为阻止行动的蔓延，在向部分抗议者所在小区提供物资以进行安抚的同时，还祭出常规维稳套路，抓捕敲锅行动者。 这位市民提供的视频显示，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白卫兵”将一名敲锅者强行带走。 自由亚洲电台拨打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派出所指挥中心电话，警察拒绝就此做出解释，只称在“依法处理”。 警察说：这个后续会有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的呀！嗯哼，其它事情我不跟你解释的。 化名“南境守护者”的一名大学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海这场封城灾难令他和很多人从此觉醒。此次他与十几个同学在“敲锅行动”中设计了多款海报。 “南境守护者”说： 我和很多同学参与设计了海报。我们没有听到境外的声音，听到的只是上海人民泣血的呼喊。我们都曾经是岁月静好的年轻人，认为上海是一座有经济活力的城市，承载著我们的未来。可是上海封城后，一切都变成只有魔幻电影中才有的场景：整个城市饥饿的人群，人们的精神正在随饥饿而死亡……“大白”管理城市，背后是隐形的操控之手。我们就这样死去吗？我们卑微到仅仅是用锅，这个具有生存符号意义的物品来敲打出声音，代表我们生而为人最后的一点尊严，这过份吗？ 他说，当局甩锅给“境外势力”的老套做法已经失灵。 “南境守护者”说：听到社区高音喇叭不停重复警惕境外势力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可笑，境外势力让我们饿肚子吗？让很多人跳楼吗？让快递小哥不能得到救治惨死街头吗？在信息时代，这套愚人的东西不管用了，也吓不倒我们这代年轻人了。我们已在彻骨的饥饿中觉醒。我们会继续“敲锅音乐会”的。 据上海市民发出的截图显示，上海社区居委会及当地民警发布公告：“据网安通报，境外势力在鼓励中国居民敲锅抗议，目前已有部分小区已敲锅。这项活动是境外人员撺掇指使的阴谋，望大家明辩是非，通过正常的途径反应合理诉求，不要给境外势力机会”。 立即有居民在群中回复：“政府可以给我们发物资，以实际行动挫败境外势力的阴谋”。 上海市民L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愤怒地表示，请当局睁眼看清，这是饥饿中的上海市民自发的声音。 L先生说：我们上海市民封锁在家里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很多人生病得不到救治，吃不饱饭，很多人被关著抑郁自杀。 我们上海市民只能自救，所以我们是没有组织的，我们完完全全是自发的，我们用这种声音向居委会、向街道表示我们的不满，我们饿、我们要吃饱饭，我们要救济，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政治目的。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市民、恐惧当中的市民，饥饿当中的市民。 对于当局将民众自发抗议行动定性为受“境外敌对势力”唆使，L先生反指，国内某些高层领导人搜刮民脂民膏，再把亲属送到海外，他形容这些官员才是敌对势力。 L先生说：说我们是受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我们反对的恰恰是某一股敌对势力，这股敌对势力他们的家属控制著我们的人大、政协，包括还有很多官员。这些官员、这些人大代表、这些政协委员在国内坐享其成，但是他们的亲属都在海外挥霍、吃喝不愁，而且把我们上海市民的生命、健康权都给剥夺走了，我们要把他们剥夺我们的东西给夺回来。 上周六（2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多位网友转发了名为“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的一则通知，呼吁上海人民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再由未经民选产生的政府胡作非为，建大家每天晚间18时30分，集体在自家阳台上敲锅。这应该是中共官方所称的“境外势力指使”的出处。 官方的甩锅和恫吓并未能阻止渐渐觉醒的上海人，很多人表示一日不解封，敲锅不停止。料本周末还将有更大的自发抗议活动。而至今上海依然未见任何解封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