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关“东升西降”的判断沉寂一段时间后，官媒又开始“正大光明”地为这一说法鼓劲打气。‘光明日报’2月25号发表“唱衰中国，难阻东升西降大势”文章，驳斥外界怀疑“东升西降”。 一段时间北京官方很少公开提“东升西降”，有分析猜测中国经济疲弱之时，中共当局可能意识到“东升西降”的判断可能有益无害。非也，光明日报的这篇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撰写的文章重新为“东升西降”辩解、造势。 文章称，以美元计算，2023年中国的GDP与2022年大体持平甚至略有下降，而2023年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则连续两年上升，中国占全球GDP比重相对下降。但是，“有外媒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发展前景黯淡，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演变趋势已经停止”，这样的分析“并不全面，既缺乏历史眼光，也缺乏前瞻性。” 该文认为，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主要是受美国价格水平上涨和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较大等短期因素的影响。另外，虽然美国占比回升，但由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并没有改变发达经济体占比下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上升的趋势。 文章称，综合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已开发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短暂上升后将回调”，而以中国为首的开发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短暂下降后将回升”，因此，“东升西降”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大趋势。 该文似将“东升西降”限于经济发展层面，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更强调“东方文明”和“制度优势”。“东升西降”提出于2021年年初，这个时间点很诡异，当时正是爆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泛滥时期，中国在采取严酷的封锁围堵举措后，宣布抗疫取得重大胜利，而欧美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在这一背景下“东升西降”出笼，习近平判断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已经崛起，将取代美国为主体的西方文明。 但是，在西方国家发现新冠变异病毒毒性大减，纷纷采取开放性防疫，基本取消最初的隔离措施后，习近平却执迷于“坚决清零不动摇”，并将其视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重大成果，制度优势。不顾经济和社会代价，四处清零、封锁，最典型的是将中国经济大都上海全面封锁，使这座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罕见地严重下跌。 三年清零结束，去年北京期待的经济振兴并未出现，中国经济出现了萧条，且前景黯淡，中国经济出问题的原因除了三年破坏性清零封锁，也有早就出现的结构性因素，更有习近平执政期间抛弃“韬光养晦”，欲与西方尤其与美国“分庭抗礼”，结果，封闭性、安全至上的政策除了给本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外，战狼作风，扩张意愿也引起西方国家严重警惕，出现了与中国“脱钩”的趋向，比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也愈来愈孤立，种种加重了经济的衰退。 光明日报的文章还认为，美国经济今年出现减速的概率很大，甚至不排除某个阶段出现单季度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官媒的结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将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东升西降”类似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文革结束后，许多中国人意识到再按照毛的路线走下去，自己的国家就快要被世界开除“球籍”了，侈谈什么“东风压倒西风”! 几十年后，“东升西降”在官媒眼中成了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华盛顿 — 中国正借助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机会发起新一波“魅力攻势”。中国总理李强星期二（1月16日）在该年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是值得信任的重诺守信国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不会改变。他还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选择中国市场是机遇而不是风险。但分析人士质疑李强引用的中国经济增速数据被夸大。他们表示，要恢复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政府需要的是实际行动，以及采取以市场和法治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李强展“魅力攻势”：国际支持多边主义，国内继续开放 李强率领了一个有140人参加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此次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中国代表团内有多达十位与中国经济事务有关的部长级官员。李强也是自2017年以来，出席该年会别最高的中国领导人，反映出北京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2017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 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Anna Ashton)认为，北京高调参加达沃斯论坛与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更加高调的角色是一致的，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结束之后。 她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对此次会议的关注凸显了：1）中国政府对塑造全球经济关系和发展努力的持续兴趣；2）中国政府对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视。 李强发表的特别演讲分国际和中国国内两个部分。在国际部分，他强调中国政府支持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他说，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绿色发展合作，破除贸易壁垒，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在中国国内部分，李强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动力。他说，中国经济的反弹是在没有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且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中产阶级消费者人群预计在十年内翻一番，达到约8亿人。 他还说，中国是重信守诺的国家，“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李强也承诺，“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选择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 欧亚集团的阿什顿表示，介绍中国国内经济的部分显然更为重要。她说，强调选择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发出希望提振国内经济更强劲增长信息的迫切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强在达沃斯的演讲总体上是积极的，希望努力消除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负面看法。 “他将中国描绘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他说中国的经济状况良好，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会履行其在任何贸易协议方面的承诺。他没有说要搞对抗，没有直接批评美国、欧盟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传达了要各国开展合作的信息。”他说。 西方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 在演讲中，李强还不寻常地提前一天透露，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计约为 5.2%，高于政府年初设定的大约增长5%的目标。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稍晚，星期三（1月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也支撑了李强的说法。 但包括哈夫鲍尔在内的很多美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总量在2023年增长了5.2%左右的说法存疑。他们普遍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存疑，更有可能的（经济增长率）是4%或4.5%，而不是5.2%，”哈夫鲍尔说，“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数据来进行外部评估。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股市表现非常糟糕，这不仅反映了外部投资者的消极想法，也反映了中国投资者的消极想法。当然，还有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去年12月29日公布的一份对中国经济的回顾和展望报告说，房地产行业仍在萎缩、消费者支出有限、贸易顺差下降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遭受重创等现实情况意味着 2023 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约为 1.5%。报告还说，展望未来，随着房地产业触底反弹，中国可能会在 2024 年出现周期性复苏，经济增速可能达到 3.0-3.5%，尽管结构性放缓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趋势。在李强透露中国经济2023年增长了5.2%后，荣鼎集团在自己的X平台上把这份报告又贴了一遍。 另外，在达沃斯年会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说，中国正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的挑战。短期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仍需“整治”，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也很高。从长期来看，她指出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信心的丧失”。 格奥尔基耶娃说：“归根结底，中国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以继续开放经济，平衡增长模式，使之更倾向于国内消费，这意味着要给人们带来更多信心，这样（他们）就不会储蓄，而是会更多地消费”。她说，“所有这一切都将帮助中国应对我们预测的情况。如果不进行改革，增长率将大幅下降至4%以下”。 去年，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出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未看到过的严重困难。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人口老龄化、青年人失业飙升、需求持续低迷、企业大批倒闭、通缩来势迅猛等。曾经驱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全部熄火。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1月16日在该中心举办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根据中国已故前总理李克强提出的“克强指数”，中国经济在2024年可能只是温吞的。 “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走向，你应该关注工业用电量、银行贷款和铁路货运。2023年，工业用电量终于上升了，铁路货运也有所增长，但银行贷款仍然非常低，没人从银行贷款。因此，这意味着中国在2024年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温和的发展，除非领导层真的能说服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它不仅仅是开门营业，而且是将持续保持开放，并真正调整他们的政策朝着促进增长的方向。”他说。 无具体措施，商界疑虑恐难消除 目前还不清楚西方国家的商界如何看待李强星期二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一些贸易团体表示，鉴于中国去年开始实施的更广泛的《反间谍法》、对咨询公司和尽职调查公司的突袭以及限制外企高管离境等，西方企业对李强有关中国开放商机的表态持怀疑态度。 据路透社报道，李强在演讲后的午餐会上说，“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全球商界的合理关切。他在午餐会上会见了包括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Bill Winters)和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内的商界和金融界领袖。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和Gzero Media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1月15日在Gzero网站说，中国人这次来就是要跟与一群认为中国不太适合投资，更希望进入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直接交谈的。“中国人认识到他们需要忍受并让他们（外国投资者）的生活更轻松。”他说。 中国日本商会1月15日公布了去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调查面向中国国内的8000家日本企业，最终收到1713份有效问卷。当被问及2023年在中国的投资额时，25%的公司表示，与2022年相比，他们的投资额有所减少，而23%的公司表示不投资，合计为48%，占总数近5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去年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华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这份调查的对象是35位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驻华外企的首席执行官，结果显示，他们对中国的信心指数从六个月前的72下降到下半年的54。该机构还发现，40%的受访CEO预计资本投资将减少，几乎同样多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裁员，而去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仅为9%。 长期以来，西方跨国企业一直对中国监管收紧和国有企业获得更有利的竞争环境表示担忧。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23年第三季度录得了自 1998 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外商直接投资季度赤字。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为负118亿美元，显示资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亿美元，表明撤资和业务缩减规模高于新增投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李强的演讲并未列举出具体措施来真正吸引西方企业，这可能无法减轻他们的忧虑。 “我认为商界，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会有一种‘拿给我看’的情绪，他们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规定和限制，这些规定和限制阻碍了他们开展业务的能力，营商环境的确不是那么友好。因此，这次演讲中没有任何我称之为具体措施的东西能真正吸引商界，所以他们会更加怀疑。”他说。 就在李强在瑞士达沃斯向世界喊话，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真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并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继续强调党的领导。他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发展与西方金融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也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说，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商业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可预测性。李强讲话的意义将在后续行动中得到最好的评估，”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说，“中国自身的行动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李强所描述的动荡的地缘政治气氛。不同的优先事项、利益和信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有效合作解决这些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强调“上半年国民经济恢复向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但往细里分析，尤其看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表面的增长掩盖着深层的困境，法新社以“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现欺骗性反弹”标题。不少人认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形势严峻。 从官方数据看，第二季度国内经济环比仅仅增长0.8%，不到第一季度环比增速2.2%的一半。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反映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疲软、民营部门投资低迷、出口形势逆转。 第二季度经济增幅从第一季度的4.5%增至6.3%，但低于此前美国、法国、英国的三家媒体机构—彭博社、法新社以及路透社的预测，三家机构对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为7.1%、7.1%、7.3%。 而且这一经济同比增幅提升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比较基数偏低。2022年，中国政府采取极其严酷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处封城封省，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GDP仅增0.4%，今年第二季以去年同期GDP为基数计算，数据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扭曲。 即便对这一增幅数据也有人质疑，因为投资、出口都在下降，消费谨慎，GDP居然还能增长6.3%，这一数据从何而来？ 以往带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是出口，今年上半年出口高达16634亿美元，但同比去年同期的17323亿美元，降幅为4.0%。6月份出口达2631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297亿美元相比，跌幅高达20.2%。 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降幅10.4%，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比去年同期更是下降了16.0%。 因此，可以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几无增长，更严重的是青年失业率继续攀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5月份的20.8%升至6月份的21.3%，这意味着，中国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失业，创下2018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中国在去年末终结动态清零政策后在一些行业期待的复苏仍未显现，第二季度以来，这一复苏已趋于乏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市场曾寄望于中国消费者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同时希望长期下行的房地产业出现转机，从而在出口需求减弱的情况下提振经济，“周一的数据暗示这种希望是错付了。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仅增长0.2%，这表明家庭对消费持谨慎态度。有经济学家称，家庭的谨慎反映了对就业和更广泛经济的焦虑，以及疫情带来的仍未痊愈的伤痕，比如收入和工作岗位减少。”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辛二林（Erin Xin）告诉法新社记者：“第二季度，由于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拖累了出口，房地产行业疲软，国内需求普遍不足，使复苏的势头失去了动力”。 法新社分析说，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数据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容易受到质疑，但考虑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这些数据始终受到密切关注。 美国中国问题专业公司“透视中国”(SinoInsider)的分析师警告说，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经济进一步严重恶化的迹象”。他还指出，长期以来一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房地产业仍然深陷危机，威胁着开发商的生存。因此，“透视中国”认为，我们应该“对官方数据持怀疑态度”。 华尔街日报援引穆迪分析经济学家Harry Murphy Cruise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复苏正从糟糕局面走向更糟糕的局面；对中国来说，2023年愈发像是乏善可陈的一年。
中国官方唱好五月经济数据表现好于预期，但失业率、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房地产数据等反映民生生活的经济指数，都继续下滑。评论人士认为，疫情后中国有钱人多考虑移民，加上经济增长减慢，房地产相关指数作为中国经济指数的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6月15日）公布最新的经济指标数据，5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比4月时有所回升，但失业率、消费和房地产等数据表现，显示中国仍然未走出疫情的影响。 5月份单是失业率，已创两个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再升0.2个百分点，升至6.9%，创自2018年有纪录以来新高，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也升至18.4%，也是纪录上的新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承认，疫情冲击经济的不利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即将投入劳动市场，政府会特别注意16至24岁年轻人的就业情况。 付凌晖：”疫情的冲击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从总的失业率来看，还处于较高水平，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同时，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对此也需要高度重视。5月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另外，中国5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仍跌6.7%，连续3个月下跌。1至5月份的数据，也同比下降1.5%。房地产数据表现也不好，5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下跌4%，跌幅比头4个月的2.7%有所扩大，是2020年3月以来最差。 评论：疫情后中国有钱人多考虑移民 房价指数作为中国经济指标时代结束 时事评论员方原表示，以5月的经济数据分析，只能说是止跌的水平，距离恢复正常还有很远的路。 对于中国头5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及新开工面积等数字，同比降幅都有扩大。方原表示，疫情后中国的就业情况变差，普通市民难以购买房子，相对有经济能力的人，都在考虑移民，相信透过房地产指数，评估中国经济表现的时代应该结束。 方原：”在收入降低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更奢侈的消费，令其权重会降低，加上疫情的打击，很多人在考虑未来该不该买房子，或者说，一部分有投资能力的人，对未来信心不足，考虑移民等等，令房地产对当下中国经济的指标和引领意义，已不是太大，因为房地产已是太过遥远的东西，可能更现实是车和其他的商品，可能会取代房地产作为指标。” 方原表示，失业率、消费和房地产数据表现差，都反映社会对未来和前景缺乏信心，认为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应该要尽快停止过度的疫情防控，重建社会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各项指数才有望慢慢回复正常水平。
本文为日本《Liberty》杂志记者竹内光风 （Kofu Take）采访何清涟内容： 竹内光风：中国政府宣传“克服了新冠，经济正在恢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何清涟：此时此刻，中国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疫情非常严重，疫苗接种率超过66%的广州已经封锁荔湾、南沙等数个城区，并在全省抽调医务人员赶赴广州支援，其他省份如东北等地也发生疫情，可见并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变异病毒，根据目前美国方面暴露的政医勾结利用疫情干预本国政治的资讯，日本也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贵国媒体从业者最喜欢也最相信的《纽约时报》之类左媒由于政治立场，不会登载这类消息。但与政界及民主党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媒体近日却密集披露，美国奥巴马时期资助的中国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场》（Vanity Fair）这家杂志专设团队从事深度调查，屡爆独家新闻。据其6月3日报导，经连月调查，访问逾40人，又审视几百页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会议纪录和电邮等，发现科学界有连串利益冲突嫌疑，部分涉及华府巨额资助的争议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实际上就是让病毒变异）以了解其特性。 《国家脉动》6月3日报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1年举办活动，关注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双重用途研究（DURC），武汉病毒所副所长在会议的电话发言中反复强调，他的实验室和中共当局，对双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义的监管。他解释说，“中国没有监管，对一些双重用途研究的鉴定没有监管，对研究的分类和资讯的分类也没有监管。”这里必须注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双重用途研究，定义为“可能被直接误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具有广泛的潜在后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随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让美国公众伤心的是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被左派媒体誉为“美国老祖父”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在美国国内疫情通报上，他完全沦为民主党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断撒谎。 也就是说，病毒的变异，中美两国的技术现在都不敢保证会被控制住，在台湾、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证，这对经济会有影响。 竹内光风：有经济专家曾指出“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0%”，您对此如何评价？ 由于统计资料造假，研究中国的经济状态，不仅要研究经济增长率，还得注意三个与经济增长率配套的宏观经济指标：就业率、消费率、投资率，最主要看什么因素促动增长。2020年中国倒闭46万家企业，经济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很高，达18.3%，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几点：一、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环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与去年疫情爆发的一季度负增长6.8%的超低基数相比较；二、出口拉动效应明显。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疫情拉动的疫情所需物质以及应付疫情期间家居办公的相关生活用品。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产能则在疫情反复下受到限制，供给能力迟迟难以修复。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况不能长久。 竹内光风：中国在统计资料上是造假的惯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达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涟：这事单讲中国可能无助于认识全球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国央行早就成了超级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爱借钱的是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单就每个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如果以占GDP的比重计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国的债务如何呢？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9.8%，接近10%。据IMF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占该国GDP的比率为266％，是美国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7万亿元，约为2.43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占比为GDP的41%，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的债务风险我没研究。但中国的债务风险其实高于美国。美元是世界硬通贷，有纸黄金之称，因此，美国债务主要通过印钞，带来的通胀风险，其实是全世界承担，各国都得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债务风险全得在国内自我消化，包括通胀。 竹内光风：针对那些相信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今后也会持续增长的企业经营者，您会用“这是一个幻想”来反驳吗，或者您会如何反驳？ 何清涟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经营者仍然会认为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会持续增长。一种是从来未去过中国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湾都遇到过，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种是去过中国，认为自己在中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功夫在经商之外，美国金融界、风投界一堆这种人，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奥巴马离任后创办的西政谘询公司，主页上就介绍该公司的长处是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投资者搭桥。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也因此擅长与各国政客、商人建立利益关系并牵引之。一旦成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通过陈说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做这种无用功。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投资顾问，不负责提供谘询。 竹内光风：先生以前曾指出：“为了中国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样进行地方分权”，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请教个中缘由吗？ 何清涟答：我谈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权。即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外交、铸币等权力，各地行政首长由地方分级选举，按各地情况实行地方立法、新闻自由，政治自治。中国地域广阔，民风、习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汉族，在思想观念上差异甚大，有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之差异。蓝色沿海比较开放，现代经济部门多集中于这些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接受西方世界的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红色内地则比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还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北京这个中央政权与法国、美国不同，高度集权，无视这些地方的差异，而且经常削高就低，让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会比现在快得多。落后地区也会不得不开始考虑经济自立，因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贫、财政转移支付，专门吃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户。那种吃大户、不思上进、平均主义的落后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些地区发展。 竹内光风：在中国，问题是中产阶级没有增加，差距在扩大。 你认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会增加，差距会缩小，未来经济会成熟吗？ 何清涟：如果您指的“经济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胡温统治的黄金十年，江泽民时期加入了WTO，朱镕基对国企采取抓大放小，培养了一批在国计民生行业（能源、电讯、粮食）有垄断能力的国有资本寡头，为胡温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各国就业机会都在减少，而中国却因外资涌入而大量增加，中国的第一代亿元级富豪与中产阶级人数高峰（占总人口比为23%左右）就是产生于那时。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国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扭转，但5万亿救市，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最后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好推出“一带一路”计画以输出过剩产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富人、中产阶级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拥有再多的财富，政府也可以让你失去。中国国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表达带政治性的意见也受到各种压力，一旦被网管发现，片警会上门威胁。中国富豪当然也没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受到严重打击，从王健林、肖建华等与中国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再到目前的马云，以及从不搞政商勾结的民间企业家孙大午，不管哪个类别，只要当局乐意，不是陷狱，就是被迫出售资产给国企低调收敛。 随著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逐渐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严重萎缩，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比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必会促使中国民主化，应该被抛弃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