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有關「東升西降」的判斷沉寂一段時間後，官媒又開始「正大光明」地為這一說法鼓勁打氣。『光明日報』2月25號發表「唱衰中國，難阻東升西降大勢」文章，駁斥外界懷疑「東升西降」。 一段時間北京官方很少公開提「東升西降」，有分析猜測中國經濟疲弱之時，中共當局可能意識到「東升西降」的判斷可能有益無害。非也，光明日報的這篇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撰寫的文章重新為「東升西降」辯解、造勢。 文章稱，以美元計算，2023年中國的GDP與2022年大體持平甚至略有下降，而2023年美國GDP佔全球比重則連續兩年上升，中國佔全球GDP比重相對下降。但是，「有外媒以此為依據，認為中國發展前景黯淡，世界經濟格局『東升西降』的演變趨勢已經停止」，這樣的分析「並不全面，既缺乏歷史眼光，也缺乏前瞻性。」 該文認為，美國佔世界經濟比重上升，主要是受美國價格水平上漲和美元匯率升值幅度較大等短期因素的影響。另外，雖然美國佔比回升，但由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增長放慢甚至出現負增長，因此並沒有改變發達經濟體佔比下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佔比上升的趨勢。 文章稱，綜合來看，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佔全球經濟比重「短暫上升後將回調」，而以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家佔世界經濟比重「短暫下降後將回升」，因此，「東升西降」仍然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大趨勢。 該文似將「東升西降」限於經濟發展層面，習近平的「東升西降」更強調「東方文明」和「制度優勢」。「東升西降」提出於2021年年初，這個時間點很詭異，當時正是爆發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泛濫時期，中國在採取嚴酷的封鎖圍堵舉措後，宣布抗疫取得重大勝利，而歐美國家正處於「水深火熱」。在這一背景下「東升西降」出籠，習近平判斷代表東方文明的中國已經崛起，將取代美國為主體的西方文明。 但是，在西方國家發現新冠變異病毒毒性大減，紛紛採取開放性防疫，基本取消最初的隔離措施後，習近平卻執迷於「堅決清零不動搖」，並將其視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的重大成果，制度優勢。不顧經濟和社會代價，四處清零、封鎖，最典型的是將中國經濟大都上海全面封鎖，使這座最具經濟活力的城市當年的經濟增長罕見地嚴重下跌。 三年清零結束，去年北京期待的經濟振興並未出現，中國經濟出現了蕭條，且前景黯淡，中國經濟出問題的原因除了三年破壞性清零封鎖，也有早就出現的結構性因素，更有習近平執政期間拋棄「韜光養晦」，欲與西方尤其與美國「分庭抗禮」，結果，封閉性、安全至上的政策除了給本國經濟帶來嚴重破壞外，戰狼作風，擴張意願也引起西方國家嚴重警惕，出現了與中國「脫鉤」的趨向，比起「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也愈來愈孤立，種種加重了經濟的衰退。 光明日報的文章還認為，美國經濟今年出現減速的概率很大，甚至不排除某個階段出現單季度負增長。而中國經濟「將保持較快增長態勢」。 官媒的結論：「中國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中國將以自身高質量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東升西降」類似毛澤東提出的「東風壓倒西風」，文革結束後，許多中國人意識到再按照毛的路線走下去，自己的國家就快要被世界開除「球籍」了，侈談什麼「東風壓倒西風」! 幾十年後，「東升西降」在官媒眼中成了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華盛頓 — 中國正藉助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機會發起新一波「魅力攻勢」。中國總理李強星期二（1月16日）在該年會上致辭時表示，中國是值得信任的重諾守信國家，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大勢不會改變。他還承諾，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選擇中國市場是機遇而不是風險。但分析人士質疑李強引用的中國經濟增速數據被誇大。他們表示，要恢復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中國政府需要的是實際行動，以及採取以市場和法治為基礎的結構性改革措施。 李強展「魅力攻勢」：國際支持多邊主義，國內繼續開放 李強率領了一個有140人參加的龐大的政府代表團出席此次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中國代表團內有多達十位與中國經濟事務有關的部長級官員。李強也是自2017年以來，出席該年會別最高的中國領導人，反映出北京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2017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出席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發表了主旨演講。 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Anna Ashton)認為，北京高調參加達沃斯論壇與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更加高調的角色是一致的，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結束之後。 她在一封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中國對此次會議的關注凸顯了：1）中國政府對塑造全球經濟關係和發展努力的持續興趣；2）中國政府對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關係的重視。 李強發表的特別演講分國際和中國國內兩個部分。在國際部分，他強調中國政府支持多邊主義以及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他說，要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和綠色發展合作，破除貿易壁壘，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 在中國國內部分，李強強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將繼續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動力。他說，中國經濟的反彈是在沒有採取「大規模刺激措施」的情況下實現的，而且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中產階級消費者人群預計在十年內翻一番，達到約8億人。 他還說，中國是重信守諾的國家，「始終以最大的誠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實實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證明中國是最值得信任的！」李強也承諾，「不管世界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選擇中國市場不是風險，而是機遇。」 歐亞集團的阿什頓表示，介紹中國國內經濟的部分顯然更為重要。她說，強調選擇中國市場「不是風險而是機遇」充分體現出中國政府發出希望提振國內經濟更強勁增長信息的迫切性。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克萊德·哈夫鮑爾(Gary Clyde Hufbauer)對美國之音表示，李強在達沃斯的演講總體上是積極的，希望努力消除外界對中國經濟的負面看法。 「他將中國描繪為多邊主義的捍衛者，他說中國的經濟狀況良好，我們應該相信中國會履行其在任何貿易協議方面的承諾。他沒有說要搞對抗，沒有直接批評美國、歐盟或其他任何國家。他傳達了要各國開展合作的信息。」他說。 西方質疑中國經濟增長數據 在演講中，李強還不尋常地提前一天透露，中國2023年的經濟增長預計約為 5.2%，高於政府年初設定的大約增長5%的目標。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稍晚，星期三（1月1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的數據也支撐了李強的說法。 但包括哈夫鮑爾在內的很多美國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總量在2023年增長了5.2%左右的說法存疑。他們普遍認為，這個數字被誇大了。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這個數字的真實性存疑，更有可能的（經濟增長率）是4%或4.5%，而不是5.2%，」哈夫鮑爾說，「問題是，我們沒有很好的數據來進行外部評估。我們所知道的是，中國股市表現非常糟糕，這不僅反映了外部投資者的消極想法，也反映了中國投資者的消極想法。當然，還有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去年12月29日公布的一份對中國經濟的回顧和展望報告說，房地產行業仍在萎縮、消費者支出有限、貿易順差下降以及地方政府財政遭受重創等現實情況意味著 2023 年，中國的實際增長率約為 1.5%。報告還說，展望未來，隨著房地產業觸底反彈，中國可能會在 2024 年出現周期性復甦，經濟增速可能達到 3.0-3.5%，儘管結構性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年的主要趨勢。在李強透露中國經濟2023年增長了5.2%後，榮鼎集團在自己的X平台上把這份報告又貼了一遍。 另外，在達沃斯年會前一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採訪時說，中國正面臨著短期和長期的挑戰。短期來看，中國的房地產業仍需「整治」，同時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也很高。從長期來看，她指出了人口結構的變化和「信心的喪失」。 格奧爾基耶娃說：「歸根結底，中國需要的是結構性改革，以繼續開放經濟，平衡增長模式，使之更傾向於國內消費，這意味著要給人們帶來更多信心，這樣（他們）就不會儲蓄，而是會更多地消費」。她說，「所有這一切都將幫助中國應對我們預測的情況。如果不進行改革，增長率將大幅下降至4%以下」。 去年，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各種問題集中爆發，出現了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從未看到過的嚴重困難。地方債務危機、房地產泡沫破裂、人口老齡化、青年人失業飆升、需求持續低迷、企業大批倒閉、通縮來勢迅猛等。曾經驅動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全部熄火。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顧問及中國商務和經濟董事項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1月16日在該中心舉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上表示，根據中國已故前總理李克強提出的「克強指數」，中國經濟在2024年可能只是溫吞的。 「要真正了解中國經濟的走向，你應該關注工業用電量、銀行貸款和鐵路貨運。2023年，工業用電量終於上升了，鐵路貨運也有所增長，但銀行貸款仍然非常低，沒人從銀行貸款。因此，這意味著中國在2024年可能會經歷一個相當溫和的發展，除非領導層真的能說服私營企業和外國企業，它不僅僅是開門營業，而且是將持續保持開放，並真正調整他們的政策朝著促進增長的方向。」他說。 無具體措施，商界疑慮恐難消除 目前還不清楚西方國家的商界如何看待李強星期二在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一些貿易團體表示，鑒於中國去年開始實施的更廣泛的《反間諜法》、對諮詢公司和盡職調查公司的突襲以及限制外企高管離境等，西方企業對李強有關中國開放商機的表態持懷疑態度。 據路透社報道，李強在演講後的午餐會上說，「我們將採取積極措施，解決全球商界的合理關切。他在午餐會上會見了包括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美國銀行首席執行官布萊恩·莫伊尼漢(Brian Moynihan)、渣打銀行首席執行官比爾·溫特斯(Bill Winters)和黑石集團首席執行官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內的商界和金融界領袖。 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和Gzero Media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1月15日在Gzero網站說，中國人這次來就是要跟與一群認為中國不太適合投資，更希望進入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的外國直接投資者直接交談的。「中國人認識到他們需要忍受並讓他們（外國投資者）的生活更輕鬆。」他說。 中國日本商會1月15日公布了去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對會員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調查面向中國國內的8000家日本企業，最終收到1713份有效問卷。當被問及2023年在中國的投資額時，25%的公司表示，與2022年相比，他們的投資額有所減少，而23%的公司表示不投資，合計為48%，佔總數近50%。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去年11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華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對中國的信心正在減弱。這份調查的對象是35位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駐華外企的首席執行官，結果顯示，他們對中國的信心指數從六個月前的72下降到下半年的54。該機構還發現，40%的受訪CEO預計資本投資將減少，幾乎同樣多的首席執行官預計在未來六個月內裁員，而去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僅為9%。 長期以來，西方跨國企業一直對中國監管收緊和國有企業獲得更有利的競爭環境表示擔憂。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的數據，中國在2023年第三季度錄得了自 1998 年有記錄以來的首次外商直接投資季度赤字。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資負債為負118億美元，顯示資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億美元，表明撤資和業務縮減規模高於新增投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說，李強的演講並未列舉出具體措施來真正吸引西方企業，這可能無法減輕他們的憂慮。 「我認為商界，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的公司，會有一種『拿給我看』的情緒，他們可以列舉出各種各樣的規定和限制，這些規定和限制阻礙了他們開展業務的能力，營商環境的確不是那麼友好。因此，這次演講中沒有任何我稱之為具體措施的東西能真正吸引商界，所以他們會更加懷疑。」他說。 就在李強在瑞士達沃斯向世界喊話，中國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真心」歡迎各國企業繼續投資中國，並將盡最大努力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之際，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繼續強調黨的領導。他1月16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上發表講話，強調中國要發展與西方金融模式不同的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也就是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他說，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實現金融監管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商業的蓬勃發展依賴於可預測性。李強講話的意義將在後續行動中得到最好的評估，」歐亞集團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說，「中國自身的行動已經並將繼續影響李強所描述的動蕩的地緣政治氣氛。不同的優先事項、利益和信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有效合作解決這些問題，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一公布上半年經濟數據，強調「上半年國民經濟恢復向好」，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5%。但往細里分析，尤其看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表面的增長掩蓋著深層的困境，法新社以「中國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出現欺騙性反彈」標題。不少人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形勢嚴峻。 從官方數據看，第二季度國內經濟環比僅僅增長0.8%，不到第一季度環比增速2.2%的一半。專家認為這一結果反映的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疲軟、民營部門投資低迷、出口形勢逆轉。 第二季度經濟增幅從第一季度的4.5%增至6.3%，但低於此前美國、法國、英國的三家媒體機構—彭博社、法新社以及路透社的預測，三家機構對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的預測分別為7.1%、7.1%、7.3%。 而且這一經濟同比增幅提升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比較基數偏低。2022年，中國政府採取極其嚴酷的動態清零政策，到處封城封省，對經濟發展造成重創，GDP僅增0.4%，今年第二季以去年同期GDP為基數計算，數據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扭曲。 即便對這一增幅數據也有人質疑，因為投資、出口都在下降，消費謹慎，GDP居然還能增長6.3%，這一數據從何而來？ 以往帶動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是出口，今年上半年出口高達16634億美元，但同比去年同期的17323億美元，降幅為4.0%。6月份出口達2631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的3297億美元相比，跌幅高達20.2%。 投資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降幅10.4%，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比去年同期更是下降了16.0%。 因此，可以說第二季度中國經濟環比幾無增長，更嚴重的是青年失業率繼續攀升。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從5月份的20.8%升至6月份的21.3%，這意味著，中國這一年齡段的青年人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失業，創下2018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 中國在去年末終結動態清零政策後在一些行業期待的復甦仍未顯現，第二季度以來，這一復甦已趨於乏力。 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市場曾寄望於中國消費者能夠推動經濟持續復甦，同時希望長期下行的房地產業出現轉機，從而在出口需求減弱的情況下提振經濟，「周一的數據暗示這種希望是錯付了。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環比僅增長0.2%，這表明家庭對消費持謹慎態度。有經濟學家稱，家庭的謹慎反映了對就業和更廣泛經濟的焦慮，以及疫情帶來的仍未痊癒的傷痕，比如收入和工作崗位減少。」 滙豐銀行經濟學家辛二林（Erin Xin）告訴法新社記者：「第二季度，由於全球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下降，拖累了出口，房地產行業疲軟，國內需求普遍不足，使復甦的勢頭失去了動力」。 法新社分析說，中國的官方經濟增長數據具有明顯的政治性，容易受到質疑，但考慮到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規模，這些數據始終受到密切關注。 美國中國問題專業公司「透視中國」(SinoInsider)的分析師警告說，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我們可能會看到中國經濟進一步嚴重惡化的跡象」。他還指出，長期以來一直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房地產業仍然深陷危機，威脅著開發商的生存。因此，「透視中國」認為，我們應該「對官方數據持懷疑態度」。 華爾街日報援引穆迪分析經濟學家Harry Murphy Cruise給客戶的一份報告中說，中國經濟復甦正從糟糕局面走向更糟糕的局面；對中國來說，2023年愈發像是乏善可陳的一年。
中國官方唱好五月經濟數據表現好於預期，但失業率、消費品零售總額和房地產數據等反映民生生活的經濟指數，都繼續下滑。評論人士認為，疫情後中國有錢人多考慮移民，加上經濟增長減慢，房地產相關指數作為中國經濟指數的時代已經結束。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三（6月15日）公布最新的經濟指標數據，5月工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比4月時有所回升，但失業率、消費和房地產等數據表現，顯示中國仍然未走出疫情的影響。 5月份單是失業率，已創兩個新高，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再升0.2個百分點，升至6.9%，創自2018年有紀錄以來新高，16至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也升至18.4%，也是紀錄上的新高。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承認，疫情衝擊經濟的不利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上千萬的大學畢業生即將投入勞動市場，政府會特別注意16至24歲年輕人的就業情況。 付凌暉：”疫情的衝擊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從總的失業率來看，還處於較高水平，5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9%。同時，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對此也需要高度重視。5月份16-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18.4%，比上月上升了0.2個百分點。隨著畢業季的到來，大學畢業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可能會進一步加重就業壓力。” 另外，中國5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仍跌6.7%，連續3個月下跌。1至5月份的數據，也同比下降1.5%。房地產數據表現也不好，5月的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下跌4%，跌幅比頭4個月的2.7%有所擴大，是2020年3月以來最差。 評論：疫情後中國有錢人多考慮移民 房價指數作為中國經濟指標時代結束 時事評論員方原表示，以5月的經濟數據分析，只能說是止跌的水平，距離恢復正常還有很遠的路。 對於中國頭5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銷售及新開工面積等數字，同比降幅都有擴大。方原表示，疫情後中國的就業情況變差，普通市民難以購買房子，相對有經濟能力的人，都在考慮移民，相信透過房地產指數，評估中國經濟表現的時代應該結束。 方原：”在收入降低的情況下，房地產成為更奢侈的消費，令其權重會降低，加上疫情的打擊，很多人在考慮未來該不該買房子，或者說，一部分有投資能力的人，對未來信心不足，考慮移民等等，令房地產對當下中國經濟的指標和引領意義，已不是太大，因為房地產已是太過遙遠的東西，可能更現實是車和其他的商品，可能會取代房地產作為指標。” 方原表示，失業率、消費和房地產數據表現差，都反映社會對未來和前景缺乏信心，認為中國政府當務之急，應該要儘快停止過度的疫情防控，重建社會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各項指數才有望慢慢回復正常水平。
本文為日本《Liberty》雜誌記者竹內光風 （Kofu Take）採訪何清漣內容： 竹內光風：中國政府宣傳「克服了新冠，經濟正在恢復」，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何清漣：此時此刻，中國的廣東省尤其是廣州疫情非常嚴重，疫苗接種率超過66%的廣州已經封鎖荔灣、南沙等數個城區，並在全省抽調醫務人員趕赴廣州支援，其他省份如東北等地也發生疫情，可見並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變異病毒，根據目前美國方面暴露的政醫勾結利用疫情干預本國政治的資訊，日本也需要做好應對準備。貴國媒體從業者最喜歡也最相信的《紐約時報》之類左媒由於政治立場，不會登載這類消息。但與政界及民主黨關係不那麼緊密的媒體近日卻密集披露，美國奧巴馬時期資助的中國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場》（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巨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實際上就是讓病毒變異）以了解其特性。 《國家脈動》6月3日報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2011年舉辦活動，關注可能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雙重用途研究（DURC），武漢病毒所副所長在會議的電話發言中反覆強調，他的實驗室和中共當局，對雙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義的監管。他解釋說，「中國沒有監管，對一些雙重用途研究的鑒定沒有監管，對研究的分類和資訊的分類也沒有監管。」這裡必須注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將雙重用途研究，定義為「可能被直接誤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具有廣泛的潛在後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隨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讓美國公眾傷心的是美國抗疫專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這位被左派媒體譽為「美國老祖父」的形象被徹底顛覆：在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國的主要參與者；在美國國內疫情通報上，他完全淪為民主黨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斷撒謊。 也就是說，病毒的變異，中美兩國的技術現在都不敢保證會被控制住，在台灣、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證，這對經濟會有影響。 竹內光風：有經濟專家曾指出「中國的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接近0%」，您對此如何評價？ 由於統計資料造假，研究中國的經濟狀態，不僅要研究經濟增長率，還得注意三個與經濟增長率配套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業率、消費率、投資率，最主要看什麼因素促動增長。2020年中國倒閉46萬家企業，經濟增長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很高，達18.3%，但仔細分析後會發現幾點：一、第一季度的增長率是環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與去年疫情爆發的一季度負增長6.8%的超低基數相比較；二、出口拉動效應明顯。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是疫情拉動的疫情所需物質以及應付疫情期間家居辦公的相關生活用品。歐美等發達地區的產能則在疫情反覆下受到限制，供給能力遲遲難以修復。疫情控制差異導致中國的供給能力要遠高於國外，出口產生了明顯的替代效應。這種情況不能長久。 竹內光風：中國在統計資料上是造假的慣犯，中國的債務問題是否達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漣：這事單講中國可能無助於認識全球債務風險。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一份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債務規模飆升至創紀錄的275萬億美元，全球央行債務佔全球GDP之比也從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國央行早就成了超級凱恩斯主義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愛借錢的是美國，新增債務約為發達國家總額的一半。單就每個國家來說，美國無疑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但如果以佔GDP的比重計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國的債務如何呢？目前美國的債務已經超過27萬億美元，佔全球債務總額的9.8%，接近10%。據IMF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比率為266％，是美國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國政府債務總額約為17萬億元，約為2.43萬億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佔比為GDP的41%，低於美國和日本。 日本的債務風險我沒研究。但中國的債務風險其實高於美國。美元是世界硬通貸，有紙黃金之稱，因此，美國債務主要通過印鈔，帶來的通脹風險，其實是全世界承擔，各國都得承受美元貶值帶來的輸入型通脹。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剛開始，無論是作為儲備貨幣還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在世界範圍內接受度遠低於美國，因此，中國債務風險全得在國內自我消化，包括通脹。 竹內光風：針對那些相信中國經濟魅力無窮，今後也會持續增長的企業經營者，您會用「這是一個幻想」來反駁嗎，或者您會如何反駁？ 何清漣答：世界上只有兩種企業經營者仍然會認為中國經濟魅力無窮，會持續增長。一種是從來未去過中國的，持有這種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灣都遇到過，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種是去過中國，認為自己在中國有良好的政商關係，功夫在經商之外，美國金融界、風投界一堆這種人，包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他在奧巴馬離任後創辦的西政諮詢公司，主頁上就介紹該公司的長處是與中國政府有良好的關係，可以幫助投資者搭橋。 相比其他國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處，也因此擅長與各國政客、商人建立利益關係並牽引之。一旦成了這種關係，不可能通過陳說事實改變他們的想法，我不做這種無用功。更何況，我又不是他們的投資顧問，不負責提供諮詢。 竹內光風：先生以前曾指出：「為了中國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樣進行地方分權」，您為什麼這麼說，可以請教個中緣由嗎？ 何清漣答：我談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權。即中央政府掌握軍事、外交、鑄幣等權力，各地行政首長由地方分級選舉，按各地情況實行地方立法、新聞自由，政治自治。中國地域廣闊，民風、習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漢族，在思想觀念上差異甚大，有藍色沿海與紅色內地之差異。藍色沿海比較開放，現代經濟部門多集中於這些地方，那裡的人們能夠接受西方世界的現代觀念與生活方式；紅色內地則比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還對毛澤東念念不忘。北京這個中央政權與法國、美國不同，高度集權，無視這些地方的差異，而且經常削高就低，讓先進地區遷就落後地區，很不利於社會發展。 如果實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廣州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會比現在快得多。落後地區也會不得不開始考慮經濟自立，因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貧、財政轉移支付，專門吃經濟發達地區的大戶。那種吃大戶、不思上進、平均主義的落後生活方式也會改變，從長遠來看，有利於這些地區發展。 竹內光風：在中國，問題是中產階級沒有增加，差距在擴大。 你認為富裕的中產階級人數會增加，差距會縮小，未來經濟會成熟嗎？ 何清漣：如果您指的「經濟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經濟結構，我覺得不可能。中國經濟最好的時期是胡溫統治的黃金十年，江澤民時期加入了WTO，朱鎔基對國企採取抓大放小，培養了一批在國計民生行業（能源、電訊、糧食）有壟斷能力的國有資本寡頭，為胡溫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十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世界各國就業機會都在減少，而中國卻因外資湧入而大量增加，中國的第一代億元級富豪與中產階級人數高峰（佔總人口比為23%左右）就是產生於那時。毫不誇張地說，那時候中國人是歷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國經濟結構有嚴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產為龍頭的產業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曾有一次機會扭轉，但5萬億救市，導致產業結構更加扭曲，最後形成嚴重產能過剩，只好推出「一帶一路」計畫以輸出過剩產能。 中國的問題，不在於富人、中產階級人數多少的問題，因為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擁有再多的財富，政府也可以讓你失去。中國國民沒有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無論是哪個階層，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甚至連表達帶政治性的意見也受到各種壓力，一旦被網管發現，片警會上門威脅。中國富豪當然也沒有保護自己私有財產的權利。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富豪受到嚴重打擊，從王健林、肖建華等與中國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鄧小平外孫女婿吳小暉，再到目前的馬雲，以及從不搞政商勾結的民間企業家孫大午，不管哪個類別，只要當局樂意，不是陷獄，就是被迫出售資產給國企低調收斂。 隨著中國投資環境惡化，外資逐漸撤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嚴重萎縮，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論假設，比如經濟發展、中產階級人數增加必會促使中國民主化，應該被拋棄了。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