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近日提出具有爱国色彩的“人民经济”后，引发舆论热议。在本台最新一期《亚洲很想聊》节目中，专家们也针对所谓”习近平经济学”的内容和走向，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即便习近平不时仍宣称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在《亚洲很想聊》节目中，政治评论人士任松林分析认为，在中国，计划经济仍是主流，国企垄断一直在做，只不过过去悄悄地做，现在做得更大一些。 任松林说：“中共从来没有把一些垄断企业放开，中国从来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放开了一些当时不能做或者做不了的、或者不重要的。中国的交通、电力从来就是国营的，中国其实现在的主流还是计划经济，从来不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经营，是按照国家战略来经营的。” 民企拼出成绩 政府国企收割韭菜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提到，九零年代约三分之二GDP为国有企业贡献，三分之一为民间企业贡献；习近平第二任明显加强国企地位，国企对GDP贡献度提高到四成左右。和正常国家赔钱事业交由国家经营不同的是，在中国，最赚钱、最值钱的行业被国企垄断，与民争利。但国企只贡献约百分之十五到十六的就业机会，而私营企业占六成GDP，但提供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业机会。 谢田指出，习近平任内把国企做大、打压私企，并吞很多民营企业。如高科技、互联网产业，中共做不了，让马云、民间企业家做起来后开始割韭菜：“蚂蚁金服或金融服务产品政府慢慢收起来，以后可能会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涉及大数据为理由，所有互联网企业都收归国有。一旦运作稳定，国企官僚可以接过来继续运转，不用第一代创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就是政府收割的时候。” 谢田分析，习近平的思维更像毛泽东，把私人企业成长视作威胁。如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给农村农民开放免费医院非常成功，作为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和千百万富翁，事业愈大愈触犯地方政府和高层的利益；加上他跟北京知识分子、异议分子结合，这是中共不能接受且非常害怕的。 谢田说：“秀才造反不怕，但秀才造反如果有财阀的支持就蛮可怕的。中共就可以把他逮捕入狱、资产全部充公。这是习近平批准、同意、暗示去做的。很多民营企业、互联网、大数据，开创金融领域、网上支付，甚至侵袭到中共自己垄断性银行企业，那它是不能容忍的，就开始收编、充公。回到老路上去，愈来愈像毛。” 习近平是斯大林信徒 国企垄断试图成世界第一 旅美政论人士任松林解读：“习近平不只是毛的崇拜者，还是斯大林的崇拜者，他现在做的事是想垄断。” 任松林举例，2018、2019年习近平把所谓的“南船”“北船”，也就是中船工业和中船重工合并，叫“中国船舶”，合并后变成世界第一大造船企业，超过韩国现代重工。他为何要做成世界第一大，像宝钢武钢的合并也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公司，原因是他想垄断。 任松林说：“习近平不只想垄断中国，还想垄断世界。报价一下跳出了韩国人，很低不赚钱。中国船舶合了以后，营利利率、营收百分比反而下降，但习要这么做可以在世界上有定价权。他现在一个公司就占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点二、去年交付两千二百六十艘船，为何要这样做？他知道,合起来解决不了问题、效率更低，他要抢合同、要垄断。” 谢田指出，中国国企并没有带来真正竞争，而是成为寡头，联合操控市场。国际市场油价下跌时，中石油和中油并没有互相竞争调降价格，反而联合垄断维持价格。中共搞“一带一路”希望走向国际，并未获得真正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随着劳力成本增加、人口下降，中国劳动力、人口红利优势失势，产业链也在转移。 专家：中共牢控国企是为“保党” 国家补贴破坏市场竞争规则 但谢田认为：“中共第一考量不是经济能不能、顺不顺利着陆或增长的问题，提出一些政策、策略，目的是保党、保住共产党位置。因此需要国企作为一个钱囊口袋和资金。” 谢田说，中国电力、石油、银行垄断，老百姓付高电费、享受最差的银行服务。这对老百姓不利，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只对中共权贵最方便、偷盗国库最方便。 谢田说：“中共部长、省长摇身一变为国企董事长，可从里面分红、安插高级管理人员。中共随时可取用金库，国企肯定不会放弃。效率低下，可用国家财政补贴，他们坚信用国家力量赚取、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共产党信条；在全世界攻城掠地，达不到垄断全世界能力，就以它所谓优势，破坏世界市场。” 任松林提到，中国在海外发展很大程度集中在矿产，尤其是收购特殊矿产，例如2022年，中国有色金属公司收购非洲津巴布韦的锂矿；2016年，收购刚果铜矿，这铜矿是世界最大。洛阳钼业向美国自由港公司收购刚果的钴矿，成世界第一大钴矿；2020年又向澳大利亚收购铜矿；出面收购的经常是“白手套”，资本额都不够，却去收购。 习提出一行业一家不要竞争 赚钱只国企有份 任松林提到，台湾在中国的最大企业、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做加工制造。这共产党不会收购，因为它做不来。但郭台铭的一些产业很难移出中国，正好给中国创造就业，这就是它的产业布局。它觉得，做不来就让你做，郭台铭如果想染指中国交通、电力、金融是不可能的，他若在北京开一个银行，马上就被关闭。 任松林说，习近平提出一行业一家不要竞争，借口使得更多企业、更多行业国有化。习近平上台十年重组九家央企，他要把这都集中起来，完全掌握在部委，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中组部任命的官员管理。任松林呼吁西方一定要认清形势，不要对中国做任何幻想，中国即便今天市场“放一放”，明天又会收紧。
北京冬奥举办期间，高光话题既不是各国的外交抵制，也不是穆斯林国家无一为新疆人权发声，而是外籍华人选手代表中国参赛。虽然华人归化他国后成为他国选手参加奥运，以及华人代表中国参赛都不是第一次，但2022北京冬奥的外籍军团人数远多于历次奥运，加之举办之时正逢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处于低谷，国内政治也非常紧张，因此以往见怪不怪的外籍华人代表中国参赛就成了舆论焦点。说千道万，外籍华人军团代表中国参赛，双方其实都有非常实际的“经济学考量”。 培养奥运选手的巨额金钱支出 先说北京的经济学考量。从北京的立场考量，吸引世界华人选手代表中国参赛是举国体制的一种非常实惠的补充，为中国节约了不少培养成本，背后的经济学考量堪称精致。 培养一位奥运选手要多少金钱投入？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各国媒体都曾登过。不管在哪国，发现有天资的种子选手只是培养一位奥运选手的漫长岁月的开头，此后不仅需要运动员本人坚持长年的艰苦训练，还有持续不断的金钱支出。这金钱支出，除中国是举国体制之外，随各国国情不同，金钱支出的来源很不相同。 那么要成为一名奥运选手，到底要花多少钱？那要看是什么项目。以上是从其他媒体引录的资料： 射击：每年约70至150万美元。 女子飞碟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名将吉姆·罗德（Kim Rhode）曾透露，在飞碟项目的训练中，飞碟和弹药的成本约每25发16美元。按照专业运动员每天进行500至1000轮训练计算，一个训练日就要耗费5000至7000美元；再加上枪的价格6000美元至30万美元。罗德使用的定制枪一般价格在2万美元至3万美元左右。 体操费用：每年1万8千美元。达到奥运级别的训练时间：5-8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均是从小开始培训，使用奥运会专业级数的体操场馆进行精英的栽培，每月花费大约200美元至500美元，再加上每月大约1000美元的教练费用。达到尖子水平后费用会进一步增加，再加上这之间频繁参赛旅行的费用。 游泳：每年10万美元。《纽约时报》曾计算过，获得12次奥运奖牌的游泳名将达拉·托雷斯每年大约要花费10万美元，其中包括各种训练费用及参赛费用。 帆船这种项目除了依赖自然条件之外，年投入需要50万美元以上。也因此，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强项在游泳、体操、田径、乒乓等，因为这些项目的场地可以营造，初始投入较低，普通城市家庭能够先自行培养训练。一旦斩露头角，各省体委会当作苗子培养，家庭就不需要再花巨额培养成本了。但冬奥的许多项目，比如滑冰类，中国大多数地方既无场地，有场地的地方因为经济水平较低很难成为普通家庭长期投入的目标。以冬奥会上最受瞩目的运动花样滑冰为例，在美国是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可以从事的最昂贵的爱好之一，参加奥运会需要数百小时的训练，以及支付相关费用。在这一项目中脱颖而出之后，就得考虑包括设备、差旅费以及一整套专业人士的聘用人员名单，以帮助孩子参加各种赛事、夺取名次以获得奥运选手资格。根据Money的数据，平均而言，成为（并保持）精英滑手的年度总成本在 35,000 美元到 50,000 美元之间。如果既没有家庭经济支持，也没有社区、企业、基金支持，这些选手很少有足够的奖金和代言资金来维持职业生涯。 也就是说，北京虽然是2022年冬奥的东道国，但本国运动员在冬奥的王牌项目上并无优势。不过，中国政府一直将海外华人当作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库。日本、美国都有借外国入籍体育名将夺取奥运金牌的先例，中国早在2020年就开始做舆论铺垫，以及争取海外华人选手参加冬奥的相应工作了。 2022北京早就宣传“璀璨华星”将加入冬奥 中国并不讳言外籍华人选手将代表中国参赛2022北京冬奥。国内官媒早就公告：“在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项目上，多位代表不同国家参赛的华裔选手带着过往不俗的‘成绩单’而来，在这方与自己血脉相连的赛场，这些来自远方的‘璀璨华星’将以勇气与毅力追求属于自己的新的突破”。这次参赛的外籍华人选手，除了谷爱凌与朱易两位女运动员之外，主要集中在冰球队。首度在冬奥亮相的中国男子冰球队，有多达19名外籍华人球员，来自加拿大的球员有11人，还有7人来自美国及1人来自俄罗斯，部分人并非华裔脸孔。此外，女子冰球本届冬奥亦招募了13名归化球员，多数有华人血统。而刚在冬奥分组赛首战为中国队打进唯一的一球的米勒，则是由加拿大转籍的白人。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能够吸纳外籍华人血统且专业成绩斐然的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赛，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仅节约了大量培养成本，夺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从这些外籍华人选手来说，让这些年轻人考虑中国的政治因素拒绝机会，似乎也不大可能。这些运动员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国的华人，不少就是公费选派的，他们出生于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对中共政权的专制黑暗并无切骨之痛，当然也不会教育子女仇恨这个政权。为了让子女成材，他们付出巨大努力。这次参加北京冬奥的一切费用，当然都会由中国负担，如果获奖，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是报酬丰厚。至于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风潮，估计参赛者事前并未考虑到，因为此前更多的是粉红军团对代表外国参赛的华人运动员“卖国”的骂声。 海外华人一直是中国的资源库 中国青年中的精英出国留学，在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前，在国内曾引起一番讨论。担忧人才流失的人认为，中国在基础与大学教育阶段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人才，结果将清华 、复旦、北大一些系科弄成了出国预备班，这些精英学子出国后一般都留在国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但另一方有长远眼光的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不让这些精英学子出国留学，其取得的成就有限，势必耽误他们成才。考虑到钱学森、华罗庚、杨振宁这代老海归对中国的巨大贡献，中国政府应该有信心放风筝，只要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爱国意识，这风筝飞得再高也不会跑掉。 后来的事实证明，后面这一考量让中国政府弯道超车有了人才基础。中国的“千人计划”标志中国进入知识产权的丰收季节，打兔子带搂草，还吸引了不少美国专业精英，比如哈佛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等。如今的海外华人奥运军团，也算是中国海外统战的收获之一，而且因为这些选手主要依赖家庭投资培养。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威尔·凯恩（WillCain）在2月2日的节目中，批评“谷爱凌忘恩负义，背叛了这个不仅养育了她，还把她变成了世界级滑雪者的美国“，主要理由也是“只有美国才能提供训练和设施”，各国政府连干预的立场都没有。至于网上各种骂声，也许会让其中一些人受伤。但如果以谷爱凌参加本次冬奥为例，中国因她斩获了三枚金牌，而她本人的代言品牌在增加，代言费的价格暴涨，海外某华人网上已经做出评论：“谷爱凌热潮扑面而来，这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个人奋斗史，更是一场体育与商业共同期待的押宝双赢”。这些骂声与巨大的成功及收获相比，当事人如何衡量已经非常清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经济学有条原理：当一家生产商严重依赖某一单一客户时，该客户对于商品往往具有较大的议价权。这道理用中国俗语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国近年痛下杀手制裁澳大利亚，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澳洲铁矿石、煤炭的第一与第二买家，既然你国的产品对我国的市场依赖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们最后投不投降。没想到的是，因为新疆维族问题，居然会有H&M等企业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亚的做法，拒买新疆棉花；接着又有耐克等加入，一时间好不热闹。 印太局势紧张、缅甸动乱后面的中国身影、再加上新疆问题，终于弄得现年9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忧天下大势，公开表达希望：美国与西方盟友需要与中国就全球新秩序达成谅解，否则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 中国的底气来自何处？ 这个全球新秩序其实就是一条：中国要有与美国相等，甚至更大的话事权。中国的自信来自两点：一、全球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西方的太阳正在落山。两点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阿拉斯加会谈，杨洁篪们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两点。 回到世界市场上来，任何市场都有涨有落，有时是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有时成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所谓经济制裁，说穿了，就是国际社会当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场供给、资源供应等居于优势的国家，利用自身最大的买家或者卖家优势，迫使那些在这三者当中对自己有依赖的国家服从自己。西方国家当年在“六四”之后对中国短暂的制裁，后来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都是这一类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之时，中国确实是世界各国产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买家。然后中国极其敏锐地发现，这种经济依赖可以转化成政治要挟的工具，于是开始玩起制裁来了。用来第一个小试牛刀的就是韩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甚至发展到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该国发展统战力量，用民主摧毁民主。整个过程我在《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中写过，此处不赘。 这种将他国对自己的经济依赖玩成政治要挟的把戏，中国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当中曾想故伎重施，因各国太过反感而不得不放弃。 但是，国际经济还有个比较优势理论，谈的是各国经济与产业发展，本就是优势互补。中国独独忘记自己的优势有如沙堡，一是外汇储备90%左右来自于与美国的外贸，二是也有中国充当卖家的时候，比如这次背后新疆棉花问题。 BCI：中国遇到的“大店东” 新疆棉花——中国遭遇的是最大客户的买方制裁，与澳大利亚遇到中方拒买性质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产量约在2500万吨左右。其中，印度产量占26.1%，中国为24.4%，美国为13.2%。对中国来说，棉花是个千亿元级别的重要产业。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生产国，除了自身生产的棉纺终端成品出口外，还有很多是棉纺中间品出口到第三方国家。一句话，棉花在中国是个千亿美元的大产业。 那么，这个H&M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它的抵制能让北京暴怒？这点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后，还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们背后的主导者实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缩写，全称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中国是其最大客户，专为中国客户设置中文网页。简言之，BCI是供应链联盟，掌握定价权。BCI拥有五个类别的会员，分别是：1、零售品牌会员，也就是采购商，比如H&M，耐克等；2、供应商制造商，以棉商、纱线厂为主；3、种植者组织；4、其他类别，主要为供应链提供技术的公司；5、社会团体，主要为与棉花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 BCI的供应量约占全球的30%左右，它组织的采购量和供应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着棉花的标准和定价权。面对这样一个掌握供应链主导权、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大店东，一向以大买家身份话事的中国，算是遭遇对手了。 中国的问题不止是棉花，据奥纬咨询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有4000亿元人民币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服装市场蒸发，大多数中国服装品牌面临经营风险。 在此情况下，这几家BCI成员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中国新疆的棉花，等于抓住中国的弱点痛殴。有BCI在背后，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还会延烧一阵。最新消息是：意大利名牌班尼顿和OVS捍卫人权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发官方声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态。 中国与BCI性质不同，责任风险大不一样 中国是个国家，本国经济好坏直接影响到税收、就业。新疆棉花被抵制，对政府财政、社会安定影响甚大。BCI只是个垄断棉花行业供应链、定价权、产品标准的NGO，每年收取会员费用，供方、需求方的赢亏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新疆棉花卖不出去，BCI自会寻找替代产品，会费仍然照收。这种主体地位不同带来的不同责任后果，注定中国政府一开头就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后的世界，无论是美国的911，还是后来各种形势的反恐，以及应付移民无疆界的大篷车，没有一个政府应付裕如，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军事威胁都不适用。更何况，BCI还掌握着道德王牌：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政策。 商战如战，运筹帷幄也难万全 即使政府对政府之间的经济制裁，比如中国对付澳大利亚想以世界上最大铁矿石买家身份夺走定价权，占全球需求量的65%，中国因此认为，可以凭借澳大利亚对中国订单的依赖获得较大的议价权。但在铁矿石的问题上，中国漏算了一点：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三分之二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铁矿企业在中国减少购买后不得不减产；但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巴西却无法成为供给替代方，结果由于矿石供应短缺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飞涨。2020年12月11日，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价格上涨近10％，中国买家直呼澳大利亚不讲武德。在此形势下，中国现在对澳大利亚的拒绝购买已经悄悄放弃了好几项，包括煤炭在内。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各国经济、政治方面的争斗折冲，各国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会轻易让步。面临中国咄咄逼人的进击姿态，西方国家一直采取谅解姿态，结局就是目前这种状态。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先生的“互相谅解”可能并非解决之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