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濫之際 澳前首席科學家開創「真人認證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近日提出具有愛國色彩的「人民經濟」後，引發輿論熱議。在本台最新一期《亞洲很想聊》節目中，專家們也針對所謂」習近平經濟學」的內容和走向，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即便習近平不時仍宣稱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在《亞洲很想聊》節目中，政治評論人士任松林分析認為，在中國，計劃經濟仍是主流，國企壟斷一直在做，只不過過去悄悄地做，現在做得更大一些。 任松林說：「中共從來沒有把一些壟斷企業放開，中國從來沒有完全的市場經濟，只不過是放開了一些當時不能做或者做不了的、或者不重要的。中國的交通、電力從來就是國營的，中國其實現在的主流還是計劃經濟，從來不是市場經濟。國有企業的經營，是按照國家戰略來經營的。」 民企拼出成績 政府國企收割韭菜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市場學教授謝田提到，九零年代約三分之二GDP為國有企業貢獻，三分之一為民間企業貢獻；習近平第二任明顯加強國企地位，國企對GDP貢獻度提高到四成左右。和正常國家賠錢事業交由國家經營不同的是，在中國，最賺錢、最值錢的行業被國企壟斷，與民爭利。但國企只貢獻約百分之十五到十六的就業機會，而私營企業佔六成GDP，但提供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業機會。 謝田指出，習近平任內把國企做大、打壓私企，并吞很多民營企業。如高科技、互聯網產業，中共做不了，讓馬雲、民間企業家做起來後開始割韭菜：「螞蟻金服或金融服務產品政府慢慢收起來，以後可能會用國家利益、國家機密涉及大數據為理由，所有互聯網企業都收歸國有。一旦運作穩定，國企官僚可以接過來繼續運轉，不用第一代創業家、企業家的創新，就是政府收割的時候。」 謝田分析，習近平的思維更像毛澤東，把私人企業成長視作威脅。如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給農村農民開放免費醫院非常成功，作為白手起家的農民企業家和千百萬富翁，事業愈大愈觸犯地方政府和高層的利益；加上他跟北京知識分子、異議分子結合，這是中共不能接受且非常害怕的。 謝田說：「秀才造反不怕，但秀才造反如果有財閥的支持就蠻可怕的。中共就可以把他逮捕入獄、資產全部充公。這是習近平批准、同意、暗示去做的。很多民營企業、互聯網、大數據，開創金融領域、網上支付，甚至侵襲到中共自己壟斷性銀行企業，那它是不能容忍的，就開始收編、充公。回到老路上去，愈來愈像毛。」 習近平是斯大林信徒 國企壟斷試圖成世界第一 旅美政論人士任松林解讀：「習近平不只是毛的崇拜者，還是斯大林的崇拜者，他現在做的事是想壟斷。」 任松林舉例，2018、2019年習近平把所謂的「南船」「北船」，也就是中船工業和中船重工合併，叫「中國船舶」，合併後變成世界第一大造船企業，超過韓國現代重工。他為何要做成世界第一大，像寶鋼武鋼的合併也成為世界第一大鋼鐵公司，原因是他想壟斷。 任松林說：「習近平不只想壟斷中國，還想壟斷世界。報價一下跳出了韓國人，很低不賺錢。中國船舶合了以後，營利利率、營收百分比反而下降，但習要這麼做可以在世界上有定價權。他現在一個公司就佔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點二、去年交付兩千二百六十艘船，為何要這樣做？他知道,合起來解決不了問題、效率更低，他要搶合同、要壟斷。」 謝田指出，中國國企並沒有帶來真正競爭，而是成為寡頭，聯合操控市場。國際市場油價下跌時，中石油和中油並沒有互相競爭調降價格，反而聯合壟斷維持價格。中共搞「一帶一路」希望走向國際，並未獲得真正競爭優勢和技術優勢，隨著勞力成本增加、人口下降，中國勞動力、人口紅利優勢失勢，產業鏈也在轉移。 專家：中共牢控國企是為「保黨」 國家補貼破壞市場競爭規則 但謝田認為：「中共第一考量不是經濟能不能、順不順利著陸或增長的問題，提出一些政策、策略，目的是保黨、保住共產黨位置。因此需要國企作為一個錢囊口袋和資金。」 謝田說，中國電力、石油、銀行壟斷，老百姓付高電費、享受最差的銀行服務。這對老百姓不利，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利，只對中共權貴最方便、偷盜國庫最方便。 謝田說：「中共部長、省長搖身一變為國企董事長，可從裡面分紅、安插高級管理人員。中共隨時可取用金庫，國企肯定不會放棄。效率低下，可用國家財政補貼，他們堅信用國家力量賺取、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共產黨信條；在全世界攻城掠地，達不到壟斷全世界能力，就以它所謂優勢，破壞世界市場。」 任松林提到，中國在海外發展很大程度集中在礦產，尤其是收購特殊礦產，例如2022年，中國有色金屬公司收購非洲辛巴威的鋰礦；2016年，收購剛果銅礦，這銅礦是世界最大。洛陽鉬業向美國自由港公司收購剛果的鈷礦，成世界第一大鈷礦；2020年又向澳大利亞收購銅礦；出面收購的經常是「白手套」，資本額都不夠，卻去收購。 習提出一行業一家不要競爭 賺錢只國企有份 任松林提到，台灣在中國的最大企業、郭台銘的鴻海集團，做加工製造。這共產黨不會收購，因為它做不來。但郭台銘的一些產業很難移出中國，正好給中國創造就業，這就是它的產業布局。它覺得，做不來就讓你做，郭台銘如果想染指中國交通、電力、金融是不可能的，他若在北京開一個銀行，馬上就被關閉。 任松林說，習近平提出一行業一家不要競爭，借口使得更多企業、更多行業國有化。習近平上台十年重組九家央企，他要把這都集中起來，完全掌握在部委，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中組部任命的官員管理。任松林呼籲西方一定要認清形勢，不要對中國做任何幻想，中國即便今天市場「放一放」，明天又會收緊。
北京冬奧舉辦期間，高光話題既不是各國的外交抵制，也不是穆斯林國家無一為新疆人權發聲，而是外籍華人選手代表中國參賽。雖然華人歸化他國後成為他國選手參加奧運，以及華人代表中國參賽都不是第一次，但2022北京冬奧的外籍軍團人數遠多於歷次奧運，加之舉辦之時正逢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處於低谷，國內政治也非常緊張，因此以往見怪不怪的外籍華人代表中國參賽就成了輿論焦點。說千道萬，外籍華人軍團代表中國參賽，雙方其實都有非常實際的「經濟學考量」。 培養奧運選手的巨額金錢支出 先說北京的經濟學考量。從北京的立場考量，吸引世界華人選手代表中國參賽是舉國體制的一種非常實惠的補充，為中國節約了不少培養成本，背後的經濟學考量堪稱精緻。 培養一位奧運選手要多少金錢投入？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各國媒體都曾登過。不管在哪國，發現有天資的種子選手只是培養一位奧運選手的漫長歲月的開頭，此後不僅需要運動員本人堅持長年的艱苦訓練，還有持續不斷的金錢支出。這金錢支出，除中國是舉國體制之外，隨各國國情不同，金錢支出的來源很不相同。 那麼要成為一名奧運選手，到底要花多少錢？那要看是什麼項目。以上是從其他媒體引錄的資料： 射擊：每年約70至150萬美元。 女子飛碟項目世界紀錄保持者、美國名將吉姆·羅德（Kim Rhode）曾透露，在飛碟項目的訓練中，飛碟和彈藥的成本約每25發16美元。按照專業運動員每天進行500至1000輪訓練計算，一個訓練日就要耗費5000至7000美元；再加上槍的價格6000美元至30萬美元。羅德使用的定製槍一般價格在2萬美元至3萬美元左右。 體操費用：每年1萬8千美元。達到奧運級別的訓練時間：5-8年。大多數體操運動員均是從小開始培訓，使用奧運會專業級數的體操場館進行精英的栽培，每月花費大約200美元至500美元，再加上每月大約1000美元的教練費用。達到尖子水平後費用會進一步增加，再加上這之間頻繁參賽旅行的費用。 游泳：每年10萬美元。《紐約時報》曾計算過，獲得12次奧運獎牌的游泳名將達拉·托雷斯每年大約要花費10萬美元，其中包括各種訓練費用及參賽費用。 帆船這種項目除了依賴自然條件之外，年投入需要50萬美元以上。也因此，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的強項在游泳、體操、田徑、乒乓等，因為這些項目的場地可以營造，初始投入較低，普通城市家庭能夠先自行培養訓練。一旦斬露頭角，各省體委會當作苗子培養，家庭就不需要再花巨額培養成本了。但冬奧的許多項目，比如滑冰類，中國大多數地方既無場地，有場地的地方因為經濟水平較低很難成為普通家庭長期投入的目標。以冬奧會上最受矚目的運動花樣滑冰為例，在美國是中上層家庭的孩子可以從事的最昂貴的愛好之一，參加奧運會需要數百小時的訓練，以及支付相關費用。在這一項目中脫穎而出之後，就得考慮包括設備、差旅費以及一整套專業人士的聘用人員名單，以幫助孩子參加各種賽事、奪取名次以獲得奧運選手資格。根據Money的數據，平均而言，成為（並保持）精英滑手的年度總成本在 35,000 美元到 50,000 美元之間。如果既沒有家庭經濟支持，也沒有社區、企業、基金支持，這些選手很少有足夠的獎金和代言資金來維持職業生涯。 也就是說，北京雖然是2022年冬奧的東道國，但本國運動員在冬奧的王牌項目上並無優勢。不過，中國政府一直將海外華人當作中國最重要的資源庫。日本、美國都有借外國入籍體育名將奪取奧運金牌的先例，中國早在2020年就開始做輿論鋪墊，以及爭取海外華人選手參加冬奧的相應工作了。 2022北京早就宣傳「璀璨華星」將加入冬奧 中國並不諱言外籍華人選手將代表中國參賽2022北京冬奧。國內官媒早就公告：「在花樣滑冰、短道速滑等項目上，多位代表不同國家參賽的華裔選手帶著過往不俗的『成績單』而來，在這方與自己血脈相連的賽場，這些來自遠方的『璀璨華星』將以勇氣與毅力追求屬於自己的新的突破」。這次參賽的外籍華人選手，除了谷愛凌與朱易兩位女運動員之外，主要集中在冰球隊。首度在冬奧亮相的中國男子冰球隊，有多達19名外籍華人球員，來自加拿大的球員有11人，還有7人來自美國及1人來自俄羅斯，部分人並非華裔臉孔。此外，女子冰球本屆冬奧亦招募了13名歸化球員，多數有華人血統。而剛在冬奧分組賽首戰為中國隊打進唯一的一球的米勒，則是由加拿大轉籍的白人。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考慮，能夠吸納外籍華人血統且專業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代表中國隊參賽，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僅節約了大量培養成本，奪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從這些外籍華人選手來說，讓這些年輕人考慮中國的政治因素拒絕機會，似乎也不大可能。這些運動員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後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國的華人，不少就是公費選派的，他們出生於文革後期及改革初期，對中共政權的專制黑暗並無切骨之痛，當然也不會教育子女仇恨這個政權。為了讓子女成材，他們付出巨大努力。這次參加北京冬奧的一切費用，當然都會由中國負擔，如果獲獎，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是報酬豐厚。至於會引起這麼大的輿論風潮，估計參賽者事前並未考慮到，因為此前更多的是粉紅軍團對代表外國參賽的華人運動員「賣國」的罵聲。 海外華人一直是中國的資源庫 中國青年中的精英出國留學，在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之前，在國內曾引起一番討論。擔憂人才流失的人認為，中國在基礎與大學教育階段花了那麼多錢培養人才，結果將清華 、復旦、北大一些系科弄成了出國預備班，這些精英學子出國後一般都留在國外，是中國的巨大損失。但另一方有長遠眼光的人認為，中國的教育水平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不讓這些精英學子出國留學，其取得的成就有限，勢必耽誤他們成才。考慮到錢學森、華羅庚、楊振寧這代老海歸對中國的巨大貢獻，中國政府應該有信心放風箏，只要注意培養青年一代的愛國意識，這風箏飛得再高也不會跑掉。 後來的事實證明，後面這一考量讓中國政府彎道超車有了人才基礎。中國的「千人計劃」標誌中國進入知識產權的豐收季節，打兔子帶摟草，還吸引了不少美國專業精英，比如哈佛教授查爾斯·利伯（Charles Lieber）等。如今的海外華人奧運軍團，也算是中國海外統戰的收穫之一，而且因為這些選手主要依賴家庭投資培養。美國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威爾·凱恩（WillCain）在2月2日的節目中，批評「谷愛凌忘恩負義，背叛了這個不僅養育了她，還把她變成了世界級滑雪者的美國「，主要理由也是「只有美國才能提供訓練和設施」，各國政府連干預的立場都沒有。至於網上各種罵聲，也許會讓其中一些人受傷。但如果以谷愛凌參加本次冬奧為例，中國因她斬獲了三枚金牌，而她本人的代言品牌在增加，代言費的價格暴漲，海外某華人網上已經做出評論：「谷愛凌熱潮撲面而來，這不僅是一個運動員的個人奮鬥史，更是一場體育與商業共同期待的押寶雙贏」。這些罵聲與巨大的成功及收穫相比，當事人如何衡量已經非常清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經濟學有條原理：當一家生產商嚴重依賴某一單一客戶時，該客戶對於商品往往具有較大的議價權。這道理用中國俗語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國近年痛下殺手制裁澳大利亞，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是澳洲鐵礦石、煤炭的第一與第二買家，既然你國的產品對我國的市場依賴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們最後投不投降。沒想到的是，因為新疆維族問題，居然會有H&M等企業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亞的做法，拒買新疆棉花；接著又有耐克等加入，一時間好不熱鬧。 印太局勢緊張、緬甸動亂後面的中國身影、再加上新疆問題，終於弄得現年97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憂天下大勢，公開表達希望：美國與西方盟友需要與中國就全球新秩序達成諒解，否則將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危險。 中國的底氣來自何處？ 這個全球新秩序其實就是一條：中國要有與美國相等，甚至更大的話事權。中國的自信來自兩點：一、全球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二、西方的太陽正在落山。兩點都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阿拉斯加會談，楊潔篪們的自信就來自於這兩點。 回到世界市場上來，任何市場都有漲有落，有時是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有時成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所謂經濟制裁，說穿了，就是國際社會當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場供給、資源供應等居於優勢的國家，利用自身最大的買家或者賣家優勢，迫使那些在這三者當中對自己有依賴的國家服從自己。西方國家當年在「六四」之後對中國短暫的制裁，後來對緬甸軍政府的制裁，都是這一類型。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之時，中國確實是世界各國產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買家。然後中國極其敏銳地發現，這種經濟依賴可以轉化成政治要挾的工具，於是開始玩起制裁來了。用來第一個小試牛刀的就是韓國，接下來是澳大利亞，甚至發展到利用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在該國發展統戰力量，用民主摧毀民主。整個過程我在《各國經濟依賴中國，終成北京政治要挾的工具》中寫過，此處不贅。 這種將他國對自己的經濟依賴玩成政治要挾的把戲，中國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當中曾想故伎重施，因各國太過反感而不得不放棄。 但是，國際經濟還有個比較優勢理論，談的是各國經濟與產業發展，本就是優勢互補。中國獨獨忘記自己的優勢有如沙堡，一是外匯儲備90%左右來自於與美國的外貿，二是也有中國充當賣家的時候，比如這次背後新疆棉花問題。 BCI：中國遇到的「大店東」 新疆棉花——中國遭遇的是最大客戶的買方制裁，與澳大利亞遇到中方拒買性質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產量約在2500萬噸左右。其中，印度產量佔26.1%，中國為24.4%，美國為13.2%。對中國來說，棉花是個千億元級別的重要產業。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紡織生產國，除了自身生產的棉紡終端成品出口外，還有很多是棉紡中間品出口到第三方國家。一句話，棉花在中國是個千億美元的大產業。 那麼，這個H&M又是何方神聖，為什麼它的抵制能讓北京暴怒？這點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後，還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們背後的主導者實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縮寫，全稱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中國是其最大客戶，專為中國客戶設置中文網頁。簡言之，BCI是供應鏈聯盟，掌握定價權。BCI擁有五個類別的會員，分別是：1、零售品牌會員，也就是採購商，比如H&M，耐克等；2、供應商製造商，以棉商、紗線廠為主；3、種植者組織；4、其他類別，主要為供應鏈提供技術的公司；5、社會團體，主要為與棉花相關的非營利性組織。 BCI的供應量約佔全球的30%左右，它組織的採購量和供應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著棉花的標準和定價權。面對這樣一個掌握供應鏈主導權、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大店東，一向以大買家身份話事的中國，算是遭遇對手了。 中國的問題不止是棉花，據奧緯諮詢不久前發布的報告稱，2020年有4000億元人民幣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服裝市場蒸發，大多數中國服裝品牌面臨經營風險。 在此情況下，這幾家BCI成員以強迫勞動為名抵制中國新疆的棉花，等於抓住中國的弱點痛毆。有BCI在背後，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還會延燒一陣。最新消息是：義大利名牌班尼頓和OVS捍衛人權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發官方聲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態。 中國與BCI性質不同，責任風險大不一樣 中國是個國家，本國經濟好壞直接影響到稅收、就業。新疆棉花被抵制，對政府財政、社會安定影響甚大。BCI只是個壟斷棉花行業供應鏈、定價權、產品標準的NGO，每年收取會員費用，供方、需求方的贏虧與其沒有直接關係。中國新疆棉花賣不出去，BCI自會尋找替代產品，會費仍然照收。這種主體地位不同帶來的不同責任後果，註定中國政府一開頭就處於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後的世界，無論是美國的911，還是後來各種形勢的反恐，以及應付移民無疆界的大篷車，沒有一個政府應付裕如，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軍事威脅都不適用。更何況，BCI還掌握著道德王牌：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政策。 商戰如戰，運籌帷幄也難萬全 即使政府對政府之間的經濟制裁，比如中國對付澳大利亞想以世界上最大鐵礦石買家身份奪走定價權，佔全球需求量的65%，中國因此認為，可以憑藉澳大利亞對中國訂單的依賴獲得較大的議價權。但在鐵礦石的問題上，中國漏算了一點：中國進口的鐵礦石有三分之二來自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鐵礦企業在中國減少購買後不得不減產；但世界第二大鐵礦石生產國巴西卻無法成為供給替代方，結果由於礦石供應短缺導致澳大利亞鐵礦石價格飛漲。2020年12月11日，中國大連商品交易所的鐵礦石期貨價格上漲近10％，中國買家直呼澳大利亞不講武德。在此形勢下，中國現在對澳大利亞的拒絕購買已經悄悄放棄了好幾項，包括煤炭在內。 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各國經濟、政治方面的爭鬥折衝，各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會輕易讓步。面臨中國咄咄逼人的進擊姿態，西方國家一直採取諒解姿態，結局就是目前這種狀態。在此情況下，基辛格先生的「互相諒解」可能並非解決之道。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