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新疆棉：人权行动的经济学驱动

经济学有条原理：当一家生产商严重依赖某一单一客户时，该客户对于商品往往具有较大的议价权。这道理用中国俗语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国近年痛下杀手制裁澳大利亚，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澳洲铁矿石、煤炭的第一与第二买家，既然你国的产品对我国的市场依赖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们最后投不投降。没想到的是，因为新疆维族问题，居然会有H&M等企业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亚的做法，拒买新疆棉花；接着又有耐克等加入，一时间好不热闹。 

印太局势紧张、缅甸动乱后面的中国身影、再加上新疆问题，终于弄得现年9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忧天下大势，公开表达希望：美国与西方盟友需要与中国就全球新秩序达成谅解，否则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 

中国的底气来自何处？ 

这个全球新秩序其实就是一条：中国要有与美国相等，甚至更大的话事权。中国的自信来自两点：一、全球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西方的太阳正在落山。两点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阿拉斯加会谈，杨洁篪们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两点。 

回到世界市场上来，任何市场都有涨有落，有时是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有时成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所谓经济制裁，说穿了，就是国际社会当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场供给、资源供应等居于优势的国家，利用自身最大的买家或者卖家优势，迫使那些在这三者当中对自己有依赖的国家服从自己。西方国家当年在“六四”之后对中国短暂的制裁，后来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都是这一类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之时，中国确实是世界各国产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买家。然后中国极其敏锐地发现，这种经济依赖可以转化成政治要挟的工具，于是开始玩起制裁来了。用来第一个小试牛刀的就是韩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甚至发展到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该国发展统战力量，用民主摧毁民主。整个过程我在《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中写过，此处不赘。 

这种将他国对自己的经济依赖玩成政治要挟的把戏，中国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当中曾想故伎重施，因各国太过反感而不得不放弃。 

但是，国际经济还有个比较优势理论，谈的是各国经济与产业发展，本就是优势互补。中国独独忘记自己的优势有如沙堡，一是外汇储备90%左右来自于与美国的外贸，二是也有中国充当卖家的时候，比如这次背后新疆棉花问题。 

BCI：中国遇到的“大店东” 

新疆棉花——中国遭遇的是最大客户的买方制裁，与澳大利亚遇到中方拒买性质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产量约在2500万吨左右。其中，印度产量占26.1%，中国为24.4%，美国为13.2%。对中国来说，棉花是个千亿元级别的重要产业。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生产国，除了自身生产的棉纺终端成品出口外，还有很多是棉纺中间品出口到第三方国家。一句话，棉花在中国是个千亿美元的大产业。 

那么，这个H&M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它的抵制能让北京暴怒？这点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后，还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们背后的主导者实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缩写，全称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中国是其最大客户，专为中国客户设置中文网页。简言之，BCI是供应链联盟，掌握定价权。BCI拥有五个类别的会员，分别是：1、零售品牌会员，也就是采购商，比如H&M，耐克等；2、供应商制造商，以棉商、纱线厂为主；3、种植者组织；4、其他类别，主要为供应链提供技术的公司；5、社会团体，主要为与棉花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 

BCI的供应量约占全球的30%左右，它组织的采购量和供应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着棉花的标准和定价权。面对这样一个掌握供应链主导权、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大店东，一向以大买家身份话事的中国，算是遭遇对手了。 

中国的问题不止是棉花，据奥纬咨询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有4000亿元人民币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服装市场蒸发，大多数中国服装品牌面临经营风险。 

在此情况下，这几家BCI成员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中国新疆的棉花，等于抓住中国的弱点痛殴。有BCI在背后，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还会延烧一阵。最新消息是：意大利名牌班尼顿和OVS捍卫人权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发官方声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态。 

中国与BCI性质不同，责任风险大不一样 

中国是个国家，本国经济好坏直接影响到税收、就业。新疆棉花被抵制，对政府财政、社会安定影响甚大。BCI只是个垄断棉花行业供应链、定价权、产品标准的NGO，每年收取会员费用，供方、需求方的赢亏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新疆棉花卖不出去，BCI自会寻找替代产品，会费仍然照收。这种主体地位不同带来的不同责任后果，注定中国政府一开头就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后的世界，无论是美国的911，还是后来各种形势的反恐，以及应付移民无疆界的大篷车，没有一个政府应付裕如，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军事威胁都不适用。更何况，BCI还掌握着道德王牌：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政策。 

商战如战，运筹帷幄也难万全 

即使政府对政府之间的经济制裁，比如中国对付澳大利亚想以世界上最大铁矿石买家身份夺走定价权，占全球需求量的65%，中国因此认为，可以凭借澳大利亚对中国订单的依赖获得较大的议价权。但在铁矿石的问题上，中国漏算了一点：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三分之二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铁矿企业在中国减少购买后不得不减产；但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巴西却无法成为供给替代方，结果由于矿石供应短缺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飞涨。2020年12月11日，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价格上涨近10％，中国买家直呼澳大利亚不讲武德。在此形势下，中国现在对澳大利亚的拒绝购买已经悄悄放弃了好几项，包括煤炭在内。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各国经济、政治方面的争斗折冲，各国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会轻易让步。面临中国咄咄逼人的进击姿态，西方国家一直采取谅解姿态，结局就是目前这种状态。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先生的“互相谅解”可能并非解决之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