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3年的中国政治与经济局势可谓跌宕起伏，虽然摆脱了”动态清零”的折腾，但国内经济成长并未反弹，民生和就业步入艰难；在政治层面上，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任期，其极权地位持续强化，而公众的人权状况则更为恶化。回首过去、展望来年，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将会是什么呢？本台记者凯迪邀请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本台特约评论员王丹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就此进行讨论。 中国透视：年终回顾：2023年的中国政治末路 中国透视：年终回顾：2023年中国的外交博弈 中国透视：年终回顾–2023年中国社会心理的嬗变 记者：王丹和许成钢教授，你们好。非常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一起回顾2023年并且展望2024年。首先，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过去一年，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中国政府从2022年底，宣布结束严厉的疫情封控措施。但这种“鲁莽放开”随即导致大量民众，尤其是老年人的染疫死亡。但习近平在今年二月依然宣称，中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三月份，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启三连任。但就在他巩固“一尊”地位的同时，他一手提拔的外长秦刚七月份突然“失踪”，一个月后又被神秘免职。此后不久，中国的火箭军领导层被大规模整肃，高级将领被撤换，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消失两个月后也被免职。十月底，六十八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引发舆论震惊和揣测，多地民众举行了自发悼念活动。 接下来，我想先请王丹分析一下中国国内过去一年的政治局势。您觉得，习近平的“一尊”地位是更加稳固了呢，还是更加受到挑战了呢？ 2023是习近平迈向个人独裁专制的标志性一年 王丹：我想2023年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应该是个标志性的、或者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习近平等于正式把中国原来的极权专制制度改成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而且把整个国家从各个方面向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这都集中体现在2023年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是标志性很强的。这一年以后，我认为中国会朝着军国法西斯主义的方向继续跟进，包括个人崇拜，包括这种个人独裁的进一步加强。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虽然习近平在不断地巩固他个人的独裁权力，但他对于权力的掌控显然不如他自己以为的那样顺利。他在整个党内的人事布局方面，包括我们也看到各种诡异的政治现象，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包括像李尚福、秦刚到现在都还没有露面，可以看得到中共内部的这个高层权力斗争其实还在持续进行。 我也注意到，在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再一次强调，希望全党和政治局的思想要能够跟他统一。这也反过来证明，还是存在党内，包括政治局内部，跟他非常不统一的这种状况。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会反过来刺激习近平，会进一步地加强这种独裁和对全党的控制。这会使得明年的中共高层政治发展更加血雨腥风，会有更多的政治动荡和权力斗争。 记者：那么，许成钢教授，您有什么补充吗？ 许成钢：中国的这个基本制度在改革之前是一个共产极权主义制度，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 这个制度有所放松, 所以一度朝着威权式的制度有所变化。在这个最近的十年里面，它又返回了极权主义制度，这是整个的一个基本趋势。2023年是在这个趋势之中，仍然在朝着返回极权主义制度的路上。 中共危机感日益严重 对内控制与镇压持续加剧 记者：谈到中国的政治形势，这和人权状况也是密切相关的。今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中国的人权现状也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接下来，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23年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人权事件。 首先，中国当局今年初在“白纸运动”之后，就针对参与抗议活动的青年人以秋后算账的方式展开镇压。今年以来，当局也加强了对于人权捍卫者的打压迫害，很多人被判以重刑。比如针对“厦门聚会案”，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对著名法律学者许志永以及人权律师丁家喜分别重判十四年和十二年。 此外，异见博主“编程随想”（真名阮晓寰）被当局秘密关押、重判七年；台湾出版人李延贺（笔名富察）回大陆被抓；拆墙运动（BanGFW）发起人乔鑫鑫（本名杨泽伟）在老挝疑遭中国警方跨境抓捕；原定来美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律师过境老挝时也被逮捕，遣返回中国；《港区国安法》下，香港政府各悬赏百万重金，先后通缉了十三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和异议人士。最近，黎智英案又开审，他恐面临终身监禁。 同时，中国当局全面且持续强化针对言论的控制。中国公安部举行了为期百天的网络谣言专项整治；新版《反间谍法》七月开始实施，所谓间谍活动的定义被扩大，国安部还鼓励全民反间谍。 请问王丹，您怎样看待中国过去一年的人权状况？有哪些突出且令人担忧的趋势？ 王丹：从2023年来看，包括展望到2024年，你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中共，包括习近平的这种危机感还是越来越严重。其中，习近平不断地、反复地讲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我觉得，中共统治的巩固历来是以经济增长作为基础的，而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中国经济总体回升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这种紧张和危机感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在这种紧张和危机感之下，它势必会加紧对国内政策的控制。所以中国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些矛盾和问题恐怕都会采取比较暴力的方式，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这样一种大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是会延续到2024年，可能情况甚至会更加严重。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况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加严重。 2023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幅几何？ 记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2023年重大的经济和民生事件。 首先，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月份发布数据，证实中国人口总数在时隔六十年首次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各地政府也频频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都效果不彰。二月，中国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推进所谓“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但随后在武汉等地引发民众抗议示威，即“白发运动”。 此外，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在过去一年持续加剧，多家企业爆雷，金融系统风险持续加大。其中，恒大集团许家印父子都已被抓，碧桂园也已深陷债务危机，中植集团爆雷等等。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导致6月份青年调查失业率创下21.3%的新高。但是官方随后宣布，自8月起不再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与此同时，新版《反间谍法》的实施也引发社会寒蝉效应。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数据和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外资大举撤离，中国股市也随之跌跌不休。穆迪近期下调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引发业界震荡。 不过，中国官方仍预报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至6%。但一些专家则预计，中国2023年GDP增长可能为0至2.5%。 请问许成钢教授，您怎样看待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状况？您觉得经济实际增速如何？ 许成钢：从来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就是有问题的。早在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刊物上，曾经发表过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立测算。大体上，在新冠之前1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你只要把官方数字减2%就对了。但是到了新冠时期，最突出的是2021年和2022年，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尤其是2022年，根据各方面来的微观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是负的，而且是大幅度的负值。但是官方的数据是正的3%、4%这样的数字。这个所谓2023年的增长是要以2022年为基础的，那么当2022年出了大的问题的时候，整个对2023年的判断就都有了问题。现在看2023年，实际上，西方的各个机构都开始独立地测算了。 根据微观数据，就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数据来看，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是0. 这和整个房地产行业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一致的，也和大规模的失业是一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股市现在非常非常不好，整个的情况是负的。所以，所有各个方面来的信息都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是出现了巨大的、严重的问题了。 经济增长失速与当局围剿民营企业密切相关 记者：您觉得是因为疫情封控导致了中国经济现在这种状况，还是之前就已经不好了，而疫情是让它雪上加霜呢？ 许成钢：我们见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一部分是“清零”政策造成的，但是不全是。如果单纯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造成的，那么疫情之后就应该有巨大的反弹。之所以有疫情之后没有见到这个反弹，就是因为它把民营企业打击了。疫情前夕，加上疫情期间，都有非常严重的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尤其是对技术领域的民营企业的打击。 原本我们在讲它有个大趋势，就是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这个下降背后最大的那个原因就是“国进民退”。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并不是过去说的“国进民退”，而是突然大规模地去“围剿”民营企业。那么这一下子就把企业家的信心大幅度打击了之后，民企的投资没有了，然后需求没有了，内需非常低是和民企受了打击直接连在一起的。 习近平自陷独裁者陷阱 经济下滑将致群体性事件增加 记者：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政治、人权、经济及民生状况，我想请您们两位再谈谈对于中国来年的展望。首先请问王丹，在中国政治和人权领域，您是怎样看的？政治上，当局会不会继续向左转？所谓“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会不会更多？ 王丹：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已经把自己陷入一种被称为“独裁者的陷阱”。换句话说，他现在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个人身上，这势必会造成他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会多疑，会通过不断的清洗可能的对手，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2024年，只要他还是独裁者，我想这种“独裁者陷阱”他会越陷越深。这会导致党内的斗争会比2023年可能来得更严重，就是他不断地清洗党内的这些领导，其实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制造敌人，让中国的政治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随着经济的无法复苏，甚至是进一步的下滑，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跟民生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包括工人的维权运动等等，我认为应该是比前几年有可能会有一个复苏的可能性。这可能也会使整个社会的局势不是那么稳定。 中国经济走势更象前苏联80年代状况 记者：许成钢教授， 对于中国2024年的经济状况，您又有什么样的预期呢？是不是还是按照您所讲的，这个大趋势继续往下走呢？ 许成钢：对，不排除它明年的情况比今年略有好转，因为疫情期间这个打击非常严重，但是中国经济一个大的趋势就是经济增长逐渐下降。这是由制度的原因所决定的。所有的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情况非常象苏联进入80年代的情况。苏联其实也曾经有过快速经济增长，但是进入到80年代以后就变成经济增长非常低了。那么，中国原本还可以拖一阵子，但是这次的疫情和疫情期间发生的对民企的围剿，一下子加快了这个速度。苏联历史上还没有（经济）这么快速度一下子就下来了，我估计（中国经济明年）会返回来一点，但大趋势就更象是苏联80年代的状况。 中国经济危机风险大幅上升 失业潮或将全面冲击社会 记者：展望2024年，你们觉得哪些将是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因素？是美中关系？还是经济问题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王丹：它不一定是影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因素就是现在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因为16到24岁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现在恐怕已经不只是像官方宣布的20%，应该是实际上已经来到了40%几，是不是甚至会超过50%？这部分人受过一定高等教育，也比较习惯于上网。我觉得，他们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还是相当大的。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又是1100多万，上千万人的年轻失业群体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集体情绪？这些集体情绪会不会激发出一些社会冲突的火花？这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观察的事情。但我还是强调，它应该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记者：那么许教授您怎么看呢？ 许成钢：中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的危险性在增加。刚才非常快地提到了房地产问题，这个问题还在恶化过程中。这个东西处理不当，会触发金融危机。如果它触发了金融危机，这个可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它是连锁反应的。实际在西方的经济学界，有些人已经把现在的中国说成是经济危机了，已经有人这样用了，而且这样用语来讲中国的不少了。 穆迪最近刚刚重新调了中国主权债的等级，大家如果明白这件事的话，会要很担心的。实际上，就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前夕, 穆迪重新给了那个评级，然后从那儿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穆迪给中国主权评级大幅度往下调，它是收集来了中国大量数据，要向全世界的投资者报告，就是中国经济要出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面对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幅度上升。这个风险一直就在上升的过程中，但现在的情况是上升的更高了。而这个一旦来了，失业就会有一个突发性的变化，大规模的解雇就会全面冲击社会。 记者：非常感谢两位的分析。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外界等待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举行，但是10月没有开，11月依然没有开，12月肯定也不会开。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得挪时间。 三中全会开与不开，当然取决习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习近几年对开会有点随心所欲，没有规律可言。该开的会不开，该在某个时间举行的会在另一时间举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把时间拉长点，会发现，习对各类会议的召开还是大体遵循他定的规矩。比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习基本守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习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财经委会议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这些会议一样，有规定一年中要召开多少次，但从过去10年看，每年的会议次数出入不大，只是会议的具体时间看似很随机性。人们之所以觉得习不按规开会，可能与此有关。 三中全会为一带一路、拜习会让路？ 事实上，在中共几代领导人中，习比他的前任更重视规则、纪律，凡事都要讲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由他定的。但这是不是说，他只用这些规矩去约束别人，自己却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现出他遵守规矩的样子，不能让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不守规。但习确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规矩束缚了手脚，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机动和灵活性。好比搭一个框架，习的活动不会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内怎么做，就随他的时间和心情而定。换言之，他会按规定一年或一月当中开几次会，但具体什么时候开，由他来决定。 这样看来，习也许认为今年2月已经举行了二中全会，没有违反党规，因此，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开三中全会。在10月，中国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又访美举行拜习会，并出席APEC领导人高峰会，前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彰显大国威仪；后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双边会谈，要彰显领袖地位，都是习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过三中全会，所以为了它们，全会就得让路。 这似乎可以解释三中全会为什么今年开不了。然而，无论时间太紧，还是已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只是问题的一面。2013年2月，也举行过十八届二中全会，可在当年11月，还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同样是习，如果以全会开过为由就不开三中全会，说服力不强。另外，10月和11月虽然时间紧，但假如习坚持要开三中全会，并非挤不出时间。故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习不愿开三中全会。 经济形势不佳，三中全会开不了？ 这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形势，具体说，是今年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尽管当局今年真的很拼经济，对民企外资、消费出口等，出台了许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后劲乏力，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经济改革问题出台一个政治决议，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样，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重新宣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之对三中全会有所期待，跟这个有关。 简单温习一下中共全会的规则。每届党代会后，5年里一般要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前两次讨论的是党和国家的人事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最后一次讨论的是下次党代会的时间和相关事项，这三次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中间几次则重点讨论当年或者一段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经济、党建、法律等具体问题。而历届三中全会，主题基本圈定在经济，并且和改革有关。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今年的中国社会形势有点类似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只是人们比那时更悲观。2013年习上台刚一年，很多人对未来感觉迷茫，此前社会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在会前更忧虑在习当政下，改革将死。官方虽透露三中全会要做出一个经济改革决定，但对决议会出台什么样的改革，人们并无信心。然而，在决议公布后，笼罩社会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开始振作起来，觉得改革第二春又回来了。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没持续多久，随着习的集权一步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和部署的改革后来并未得到落实，也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但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一个幻觉破灭后又生出另一幻觉。 三中全会必触及放权让利？习做不到 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拯救经济。这种声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来。对经济界的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在习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个任务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增加了市场对今次三中全会的想象，希望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再推出一份重磅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 然而，习很可能不这么考虑。不是他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没法推进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要推进它，就须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样式。早期改革所以会起到那么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从政府的角度说，无非是做到了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手上。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要重启改革，必须打破这个逆向过程，再次放权让利。很显然，习做不到这一点，谁愿意让煮熟的鸭子飞走？尽管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可对习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他的认识是，他现在这一套冠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能让中国强大。 故而，当下的经济局面最多能迫使习放松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开放上做点文章，用官方的话说，做到制度和规则的对外开放。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虽然表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求上海和长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借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启改革的政治含义。而这层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经做了。从年初到现在，当局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经够多的了，该松绑的都已松绑，该废除的也已废除，力度10年来最大，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必然触及制度层面，涉及权力，就如前面讲的，需要放权让利。但习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即便三中全会作出经济改革决定，也不过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实际的政策和做法不会超出已经出台的。这样一来，反而会因改革力度没有突破而让市场失望，让人们的信心更加下坠。 可见，这次三中全会，对习就是个鸡肋，开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会提高市场期待，然而实际可能无法满足这种期待；不开，又生出谣言，让市场失望。权衡来权衡去，习最终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不开为好，把三中全会挪到明年举行。理由也现成，二月开过一次全会；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开日期。到明年，会有新的焦点出来，就不一定要把全会的主题在定在经济，从而避开市场期待的重启改革问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1】。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2】。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 ，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3】。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5】，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6】。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7】。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