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選民中首次棄工黨轉向一國黨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3年的中國政治與經濟局勢可謂跌宕起伏，雖然擺脫了”動態清零”的折騰，但國內經濟成長並未反彈，民生和就業步入艱難；在政治層面上，習近平正式開啟第三任期，其極權地位持續強化，而公眾的人權狀況則更為惡化。回首過去、展望來年，影響中國社會的最主要因素將會是什麼呢？本台記者凱迪邀請美國非政府組織”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本台特約評論員王丹和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教授，就此進行討論。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的中國政治末路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中國的外交博弈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中國社會心理的嬗變 記者：王丹和許成鋼教授，你們好。非常歡迎兩位參加我們的節目, 一起回顧2023年並且展望2024年。首先，讓我們簡單回溯一下過去一年，中國國內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中國政府從2022年底，宣布結束嚴厲的疫情封控措施。但這種「魯莽放開」隨即導致大量民眾，尤其是老年人的染疫死亡。但習近平在今年二月依然宣稱，中國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三月份，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正式開啟三連任。但就在他鞏固「一尊」地位的同時，他一手提拔的外長秦剛七月份突然「失蹤」，一個月後又被神秘免職。此後不久，中國的火箭軍領導層被大規模整肅，高級將領被撤換，國防部長李尚福在消失兩個月後也被免職。十月底，六十八歲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引發輿論震驚和揣測，多地民眾舉行了自發悼念活動。 接下來，我想先請王丹分析一下中國國內過去一年的政治局勢。您覺得，習近平的「一尊」地位是更加穩固了呢，還是更加受到挑戰了呢？ 2023是習近平邁向個人獨裁專制的標誌性一年 王丹：我想2023年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上，應該是個標誌性的、或者里程碑式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習近平等於正式把中國原來的極權專制制度改成個人獨裁的專制制度，而且把整個國家從各個方面向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發展，這都集中體現在2023年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中。所以我覺得，這一年是標誌性很強的。這一年以後，我認為中國會朝著軍國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繼續跟進，包括個人崇拜，包括這種個人獨裁的進一步加強。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雖然習近平在不斷地鞏固他個人的獨裁權力，但他對於權力的掌控顯然不如他自己以為的那樣順利。他在整個黨內的人事布局方面，包括我們也看到各種詭異的政治現象，都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包括像李尚福、秦剛到現在都還沒有露面，可以看得到中共內部的這個高層權力鬥爭其實還在持續進行。 我也注意到，在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特別再一次強調，希望全黨和政治局的思想要能夠跟他統一。這也反過來證明，還是存在黨內，包括政治局內部，跟他非常不統一的這種狀況。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會反過來刺激習近平，會進一步地加強這種獨裁和對全黨的控制。這會使得明年的中共高層政治發展更加血雨腥風，會有更多的政治動蕩和權力鬥爭。 記者：那麼，許成鋼教授，您有什麼補充嗎？ 許成鋼：中國的這個基本制度在改革之前是一個共產極權主義制度，那麼在改革的過程中, 這個制度有所放鬆, 所以一度朝著威權式的制度有所變化。在這個最近的十年裡面，它又返回了極權主義制度，這是整個的一個基本趨勢。2023年是在這個趨勢之中，仍然在朝著返回極權主義制度的路上。 中共危機感日益嚴重 對內控制與鎮壓持續加劇 記者：談到中國的政治形勢，這和人權狀況也是密切相關的。今年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5周年，中國的人權現狀也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接下來，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2023年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人權事件。 首先，中國當局今年初在「白紙運動」之後，就針對參與抗議活動的青年人以秋後算賬的方式展開鎮壓。今年以來，當局也加強了對於人權捍衛者的打壓迫害，很多人被判以重刑。比如針對「廈門聚會案」，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對著名法律學者許志永以及人權律師丁家喜分別重判十四年和十二年。 此外，異見博主「編程隨想」（真名阮曉寰）被當局秘密關押、重判七年；台灣出版人李延賀（筆名富察）回大陸被抓；拆牆運動（BanGFW）發起人喬鑫鑫（本名楊澤偉）在寮國疑遭中國警方跨境抓捕；原定來美與家人團聚的盧思位律師過境寮國時也被逮捕，遣返回中國；《港區國安法》下，香港政府各懸賞百萬重金，先後通緝了十三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和異議人士。最近，黎智英案又開審，他恐面臨終身監禁。 同時，中國當局全面且持續強化針對言論的控制。中國公安部舉行了為期百天的網路謠言專項整治；新版《反間諜法》七月開始實施，所謂間諜活動的定義被擴大，國安部還鼓勵全民反間諜。 請問王丹，您怎樣看待中國過去一年的人權狀況？有哪些突出且令人擔憂的趨勢？ 王丹：從2023年來看，包括展望到2024年，你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中共，包括習近平的這種危機感還是越來越嚴重。其中，習近平不斷地、反覆地講國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 我覺得，中共統治的鞏固歷來是以經濟增長作為基礎的，而目前我們看不到任何中國經濟總體回升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這種緊張和危機感是可以預測的。那麼在這種緊張和危機感之下，它勢必會加緊對國內政策的控制。所以中國成了一個警察國家，一些矛盾和問題恐怕都會採取比較暴力的方式，用國家機器來鎮壓。這樣一種大的發展趨勢，我覺得是會延續到2024年，可能情況甚至會更加嚴重。因為中國的經濟情況可能也會比以前更加嚴重。 2023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幅幾何？ 記者：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看2023年重大的經濟和民生事件。 首先，中國國家統計局一月份發布數據，證實中國人口總數在時隔六十年首次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加劇。各地政府也頻頻出台鼓勵生育政策，但都效果不彰。二月，中國國家醫保局發布通知，推進所謂「醫保個人賬戶改革」，但隨後在武漢等地引發民眾抗議示威，即「白髮運動」。 此外，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在過去一年持續加劇，多家企業爆雷，金融系統風險持續加大。其中，恆大集團許家印父子都已被抓，碧桂園也已深陷債務危機，中植集團爆雷等等。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導致6月份青年調查失業率創下21.3%的新高。但是官方隨後宣布，自8月起不再發布青年失業率數據。與此同時，新版《反間諜法》的實施也引發社會寒蟬效應。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數據和地緣政治因素，導致外資大舉撤離，中國股市也隨之跌跌不休。穆迪近期下調了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引發業界震蕩。 不過，中國官方仍預報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5%至6%。但一些專家則預計，中國2023年GDP增長可能為0至2.5%。 請問許成鋼教授，您怎樣看待中國過去一年的經濟狀況？您覺得經濟實際增速如何？ 許成鋼：從來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就是有問題的。早在2016年，布魯金斯學會的刊物上，曾經發表過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獨立測算。大體上，在新冠之前10多年的時間裡，每年你只要把官方數字減2%就對了。但是到了新冠時期，最突出的是2021年和2022年，就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尤其是2022年，根據各方面來的微觀數據，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在2022年的經濟增長是負的，而且是大幅度的負值。但是官方的數據是正的3%、4%這樣的數字。這個所謂2023年的增長是要以2022年為基礎的，那麼當2022年出了大的問題的時候，整個對2023年的判斷就都有了問題。現在看2023年，實際上，西方的各個機構都開始獨立地測算了。 根據微觀數據，就是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數據來看，中國2023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上是0. 這和整個房地產行業出現的嚴重問題是一致的，也和大規模的失業是一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股市現在非常非常不好，整個的情況是負的。所以，所有各個方面來的信息都告訴人們，中國經濟是出現了巨大的、嚴重的問題了。 經濟增長失速與當局圍剿民營企業密切相關 記者：您覺得是因為疫情封控導致了中國經濟現在這種狀況，還是之前就已經不好了，而疫情是讓它雪上加霜呢？ 許成鋼：我們見到的非常嚴重的問題，一部分是「清零」政策造成的，但是不全是。如果單純是因為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造成的，那麼疫情之後就應該有巨大的反彈。之所以有疫情之後沒有見到這個反彈，就是因為它把民營企業打擊了。疫情前夕，加上疫情期間，都有非常嚴重的對民營企業的打擊，尤其是對技術領域的民營企業的打擊。 原本我們在講它有個大趨勢，就是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降，這個下降背後最大的那個原因就是「國進民退」。但是我剛才講的這個現象並不是過去說的「國進民退」，而是突然大規模地去「圍剿」民營企業。那麼這一下子就把企業家的信心大幅度打擊了之後，民企的投資沒有了，然後需求沒有了，內需非常低是和民企受了打擊直接連在一起的。 習近平自陷獨裁者陷阱 經濟下滑將致群體性事件增加 記者：回顧了過去一年的政治、人權、經濟及民生狀況，我想請您們兩位再談談對於中國來年的展望。首先請問王丹，在中國政治和人權領域，您是怎樣看的？政治上，當局會不會繼續向左轉？所謂「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會不會更多？ 王丹：我覺得，習近平現在已經把自己陷入一種被稱為「獨裁者的陷阱」。換句話說，他現在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他個人身上，這勢必會造成他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會多疑，會通過不斷的清洗可能的對手，來樹立自己的權威。所以2024年，只要他還是獨裁者，我想這種「獨裁者陷阱」他會越陷越深。這會導致黨內的鬥爭會比2023年可能來得更嚴重，就是他不斷地清洗黨內的這些領導，其實也在不斷地給自己製造敵人，讓中國的政治更加充滿了不確定性。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隨著經濟的無法復甦，甚至是進一步的下滑，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尤其是跟民生有關的群體性事件，包括工人的維權運動等等，我認為應該是比前幾年有可能會有一個復甦的可能性。這可能也會使整個社會的局勢不是那麼穩定。 中國經濟走勢更象前蘇聯80年代狀況 記者：許成鋼教授， 對於中國2024年的經濟狀況，您又有什麼樣的預期呢？是不是還是按照您所講的，這個大趨勢繼續往下走呢？ 許成鋼：對，不排除它明年的情況比今年略有好轉，因為疫情期間這個打擊非常嚴重，但是中國經濟一個大的趨勢就是經濟增長逐漸下降。這是由制度的原因所決定的。所有的這些都使得中國的情況非常象蘇聯進入80年代的情況。蘇聯其實也曾經有過快速經濟增長，但是進入到80年代以後就變成經濟增長非常低了。那麼，中國原本還可以拖一陣子，但是這次的疫情和疫情期間發生的對民企的圍剿，一下子加快了這個速度。蘇聯歷史上還沒有（經濟）這麼快速度一下子就下來了，我估計（中國經濟明年）會返回來一點，但大趨勢就更象是蘇聯80年代的狀況。 中國經濟危機風險大幅上升 失業潮或將全面衝擊社會 記者：展望2024年，你們覺得哪些將是影響中國社會的最重要因素？是美中關係？還是經濟問題導致的社會不穩定？ 王丹：它不一定是影響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因素就是現在青年失業率的問題。因為16到24歲年輕人的這個失業率，現在恐怕已經不只是像官方宣布的20%，應該是實際上已經來到了40%幾，是不是甚至會超過50%？這部分人受過一定高等教育，也比較習慣於上網。我覺得，他們的社會能量和政治能量還是相當大的。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又是1100多萬，上千萬人的年輕失業群體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集體情緒？這些集體情緒會不會激發出一些社會衝突的火花？這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觀察的事情。但我還是強調，它應該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只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 記者：那麼許教授您怎麼看呢？ 許成鋼：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的危險性在增加。剛才非常快地提到了房地產問題，這個問題還在惡化過程中。這個東西處理不當，會觸發金融危機。如果它觸發了金融危機，這個可以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金融危機來了以後，它是連鎖反應的。實際在西方的經濟學界，有些人已經把現在的中國說成是經濟危機了，已經有人這樣用了，而且這樣用語來講中國的不少了。 穆迪最近剛剛重新調了中國主權債的等級，大家如果明白這件事的話，會要很擔心的。實際上，就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夕, 穆迪重新給了那個評級，然後從那兒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穆迪給中國主權評級大幅度往下調，它是收集來了中國大量數據，要向全世界的投資者報告，就是中國經濟要出問題。 總而言之，中國面對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的風險大幅度上升。這個風險一直就在上升的過程中，但現在的情況是上升的更高了。而這個一旦來了，失業就會有一個突發性的變化，大規模的解僱就會全面衝擊社會。 記者：非常感謝兩位的分析。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是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該開的會不開，該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有。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比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周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按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定的。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去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和靈活性。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按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然而，無論時間太緊，還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形勢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形勢，具體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每屆黨代會後，5年里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像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然而，在決議公布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沒法推進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迴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這是一個逆向過程，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一套冠以「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借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含義。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從年初到現在，當局出台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鬆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但習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改革力度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問題。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就當前經濟形勢以及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問題，我提出十個問題，與經濟學界、廣大社友共探討。 一問：當前經濟核心問題是總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資需求不足，還是消費需求不足？ 總需求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是，中國宏觀經濟學家以及宏觀政策高度重視投資需求，而容易忽視消費需求。歷史上，幾乎每一輪總需求不足，都是通過刺激投資來處理的。 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的經典解釋是，以政府「投資誘導」促進私人投資需求復甦，帶動家庭收入及消費增長，最終燙平經濟周期【1】。若國家自由市場中，競爭性政府的債務和貨幣受剛性約束，逆周期調節政策可以作為私人用品納入經濟學的一般解釋。 但是，當下軟約束時代，公共債務與投資過度擴張，推動名義價格上漲，難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實收入，反易造成通脹、債務風險和資源浪費。弗里德曼用真實價格、盧卡斯用理性預期理論揭穿了這層面紗。 實際上，總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資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費需求不足，更準確說是普通家庭購買力不足。投資擴張最終依靠消費來化解，不管是外需還是內需。當出口下降、內需疲弱，大規模擴張投資的結果是產能過剩、價格下跌、經濟下行、債務高企。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消費還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因此，當下解決總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關鍵不在繼續刺激投資，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費需求。 二問：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到底是在擴張，還是在收縮？ 今年一季度社融開門紅、信貸創紀錄，宏觀經濟政策表面上是擴張的，但在市場上的實際效果卻是收縮的。從兩個指標來判斷： 指標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輸通脹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脹率下降幅度更小，相當於真實利率上升、貨幣收縮。 今年，中期借貸利率沒有下降，LPR也沒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個百分點左右，真實利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漲，相當於加息1-2個百分點；真實融資成本反而增加，真實償債負擔、房貸壓力反而增加。可見，今年的貨幣政策表面上是擴張的或結構性是擴張的，但是在市場中實際效果是收縮的。 通常，通脹稀釋債務，實際償債下降，而通縮推高償債負擔和融資成本。一般，美聯儲抗通脹，聯邦基金利率要跑贏通脹率；抗通縮，則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國貨幣史》中論證了大蕭條蔓延的原因：不是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而是美聯儲實施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加速收縮貨幣供給【2】。 美聯儲過度緊縮政策「額外」地加劇了流動性緊張，加速價格下跌，增加償債負擔，惡化債務風險，導致正在艱難出清的市場陷入歐文·費雪的「債務-通縮螺旋」。 指標二，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跑輸GDP ，即廣義財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說明財政在收縮。 去年，GDP同比增長3%，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6.1%，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下降2.5%，廣義財政支出增速還是跑贏了GDP增速，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特點。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6.8%，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下降15%，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只有0.6%，遠低於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專項債發行規模約1.9萬億，發行進度50%，低於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債凈融資額轉負，進入收縮區間。 以上兩個指標說明今年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表面上在擴張，但在市場上的實際效果卻是收縮。核心問題是，決策者對當下的經濟復甦界定為順周期還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繼續擴張投資，還是調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當前低通脹、高利率反推真實利率和債務負擔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艱難出清的市場陷入「債務-通縮螺旋」。 三問：今年宏觀經濟政策擴張受約束，到底過度舉債問題，還是難以納入經濟學一般性原理解釋的問題？ 今年社融開門紅，投資卻弱開局。前4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弱於往年同期，同時投資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 當前，政府投資受多重約束：一是地方政府債務；二是房地產泡沫風險和債務風險；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購買力不足；四是上游產能過剩；五是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約束之下，財政和貨幣擴張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流動性陷阱，大量貨幣在銀行里空轉；二是公共支出乘數效應下降，不少債務融資借舊還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當資產負債表衰退，貨幣政策失效，財政需發力【3】。當前，LM曲線斜率趨平、右移惰化，但債務投資為主的財政擴張受約束，宏觀經濟政策擴張力度明顯下降。 宏觀經濟政策受多重約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過度舉債務問題、經濟結構問題，還是難以獲得經濟學基本原理支撐的問題？ 四問：當前這輪價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場出清所致，還是下游家庭消費需求和購買力不足？ 這輪從上游到下游的價格下跌正衝擊而來，導致整條產業鏈利潤下降，抑制了投資信心恢復。企業忙著清庫存、出售虧本業務、甩賣劣質資產、修復資產負債表，減少貸款、投資和僱傭，進入「白忙」模式。這是今年投資疲弱、就業不振的原因之一。 這輪價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場出清與下游普通家庭消費不足構成雙重「夾擊」。前者是投資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後者是家庭購買力不足積累的長期因素。 每一輪刺激政策退潮後，經濟便進入價格下跌周期。當前這輪價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並未增加家庭的真實購買力，而價格扭曲引致企業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去年四季度開始，外需出口回落，國內需求又無法消化產能，企業主動降庫存、價格出清。 這輪價格下行周期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家庭購買力長期不足積累的消費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脹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實購買力。核心通脹率近一年沒有超過1%，5月份只有0.6%，說明家庭購買力不足。 今年消費復甦呈口紅效應和分化效應：需求彈性弱的日常消費、低價消費反彈，需求彈性強的可選消費、大類消費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業沒有明顯改善，日常消費和旅遊消費搶佔了家庭購買力，汽車、手機、家電等大類消費更難。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購買力，才能徹底走出價格下行周期。 五問：長期低通脹格局與廣義貨幣快速增長是否構成矛盾，對國民經濟是好是壞？ 廣義貨幣近十年增加170萬億，近三年增加80萬億，貨幣投放持續加速，但GDP逐步減速，CPI維持低位波動，核心通脹率呈疲軟態勢。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動，核心通脹率近三年未超過1.5%，與PPI、GDP走勢相關性明顯走弱。 這種長期穩定卻未充分反饋經濟周期的價格，對國民經濟與消費福利是好是壞？ 弗里德曼在其論文《貨幣數量論—重新表述》中重新論述貨幣數量論，此後他大量分析美國金融歷史數據後得出結論：長期來看，貨幣供應量決定了物價水平。其對通脹的通俗解釋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過，美國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國2012年-2023年，大規模貨幣擴張與長期低通脹格局共存，貨幣主義遭受挑戰。其實，只需將貨幣供應量調整為貨幣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釋。 涓滴效應和反向涓滴效應失靈，到底是科斯定理、經濟學的失敗，還是現實經濟的失靈？ 貨幣供應量擴張與長期低通脹格局的背離，說明經濟結構性日趨固化。大量貨幣在流入金融、房地產、基建等結構性市場，資產價格通脹或資源浪費，而下游消費市場、家庭部門成為貨幣匱乏部門，長期緊縮。這就是結構性通脹（通縮），投資部門通脹，消費部門緊縮。 所以，長期貨幣擴張下的低通脹格局，經濟結構趨於固化，價格機制趨於鈍化，而價格不張則易弱化對供需的調節，無法警示與調節風險。只有打破貨幣、財政、產業體制及其政策構築的貨幣「藩籬」，才能充分釋放價格活力與貨幣力量。 六問：只有救房地產才能救經濟嗎？ 房地產周期似乎決定著經濟周期。拯救房地產意味著拯救家庭資產、地方債務和私人投資，降低銀行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宏觀經濟過度衰退。 但是，房地產泡沫和債務風險巨大，刺激性政策只會押後然後快速放大風險。如此，房地產陷入救與不救的「兩難」境地。 有人試圖找新產業、新市場，如新能源、新製造、新基建，替代房地產來托舉與拉動國民經濟。 其實，房地產市場陷入「兩難」，本已說明問題。試圖將資源集中在一個產業以帶動經濟狂奔、資產膨脹，此產業思維乃計劃思維。若找到第二個替代產業，狂奔幾年後定然也是債務高企、進退失據。 實際上，最大的市場是消費市場。若家庭可支配收入佔比提升至80%，以14億人之購買力，足以拉動大量產業快速增長，消費福利和經濟規模均大增。國民經濟便從房地產是解脫出來，進入內生動力的正反饋、正循環。 換一個思路，從計劃經濟到自發秩序，一切闊然開朗。 七問：這輪人民幣匯率下跌對降息操作的影響有多大，是增加風險還是釋放風險？ 今年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內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擴大推動資本流動。那麼，這輪人民幣貶值是否對市場期盼的降息操作產生影響？ 今年以來，通脹率下跌2個百分點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貸利率並未下降，市場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脹率，這意味著市場真實利率上升、償債成本上升。價格下行周期疊加真實利率上升，債務-通縮螺旋機制或得以強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應對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動，是否有降息拖累匯率的擔憂？如今，是擔心人民幣貶值，還是升值？ 東亞模式的歷史經驗顯示，在國家轉型早期，國內資本匱乏，資產價格低迷，政府選擇壓低匯率價格以吸引投資、刺激出口。當國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廠」，國內資本日漸富餘，甚至央行外匯占款和商業銀行信貸軟約束引致資本過剩，資產價格膨脹，並在特定的匯率機制中累積成「堰塞湖」。而原本低匯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資本外流與泄洪的風險因子。當匯率被動快速下跌時，降息降準的外部空間被壓縮。於是，特定機制下的匯率陷入「兩難」。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棄保匯率或將匯率風險置於債務風險之後，堅持寬鬆到底和財政赤字貨幣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觀經濟陷入「債務-通縮螺旋」、金融市場出現「戴維斯雙殺」。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漲和石油危機的雙核衝擊，日元匯率崩潰式下跌；今年，在經歷山窮水復後，似有柳暗花明之勢，持續貨幣「輸血」最終得以提振通脹，日股開啟牛市。 然而，中國今日之金融條件，與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危機三輪暴力去槓桿、極限擠泡沫後，日本央行在資產價格超低周期中開啟量化寬鬆和負利率之「魔盒」。同時，日本在90年代末實現了匯率自由化。此後，日元匯率作為一種有效的國際價格機制，持續地調節國際收支，不斷地釋放寬鬆政策累積的資產價格風險。 當前，中國處於資產價格與債務之巔峰，非自由匯率並未有效地警示與釋放風險，若放棄保匯率而大規模降息，以保債務、保資產與保增長，後果可能是股債匯樓「四殺」。 那麼，匯率約束到底是好是壞？是增加風險還是釋放風險？ 蒙代爾在其論文《固定與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與穩定政策》中闡釋了開放條件下貨幣與財政之策【5】，後被克魯格曼概括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誤人不淺。從價格理論來看，「三選其二」為偽命題，浮動匯率機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釋放和調節資產累積風險，同時約束貨幣和財政過度擴張。 所以，匯率「兩難」格局，如地方債、房地產，既增加了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風險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問：A股長期過度「穩定」，到底是股票市場本身的問題、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市場的問題，還是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問題？ 與美國股市明顯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體現結構性。那麼，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還是一直走「獨立行情」？ 其實，當經濟基本面進入景氣周期時，A股對這一信息並未充分反饋，周期性波動不大，但結構性頗為明顯；當經濟基本面進入非景氣周期時，A股相對有效地反饋這一信息，但仍存明顯的結構性。 其中的原因在於，最近十多年的名義經濟增長，部分源自宏觀政策層面從貨幣-財政-產業政策的資金傳導，進而形成結構性漲勢，股市最終呈現結構性的反饋。可見，A股還是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只是其反饋的重點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結構性上。 除了經濟基本面，A股的前景對金融市場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價完全由市場做主，投資者「用腳投票」。全面註冊制改革旨在將選擇權、定價權下放到市場，而這次改革的難點在於如何實現交易所的市場化。 當前金融市場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投資銀行、直接融資較弱。這種金融市場是否有利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升經濟效率？ 作為一種重要的直接投融資市場，股票市場一邊為中產家庭提供理財渠道，另一邊為企業尤其是技術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渠道。股票市場、投資銀行以及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難題，與當前的金融市場結構是否有關係？能否在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實現更加充分的金融競爭？ 九問：強投資、強出口經濟模式為何沒有轉化為「強消費」，該經濟模式還能否延續？ 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模式，一條成功的經驗是，以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吸引外資和技術，發展出口製造業，通過出口創匯獲得更多資本，國內資本逐步從匱乏到富餘，家庭收入提高、消費福利提升，最終構築形成經濟的內生動力與內外一體化。 薩繆爾森在其《國際貿易和要素價格均衡》等多篇論文中，基於赫克歇爾、俄林的研究進一步論證了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薩繆爾森認為，只要存在產品價格的差異，兩國就會繼續開展貿易，但最終的結果將是兩國產品價格、生產要素價格相等【6】。 林毅夫藉此理論推測，只要持續對外貿易，國內資本逐漸富餘，中國勞動力價格與美國趨於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國。 改革開放前二十年，中國資本匱乏價格高，勞動力豐富廉價，美國則相反，資本富餘廉價、工資高，要素價格差驅動兩國貿易，美國對華投資，中國對美出口。結構性的要素均等化確實在兩國之間發生。隨著外資與外匯大量進來，國內資本快速富餘，與美國資本價格趨於均等化；同時，國內勞動力價格有所提高，與美國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 然而，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的速度，遠低於資本均等化的速度。換言之，資本快速增長為何沒能推動家庭收入快速增長？ 該理論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礎上，相當於假設交易費用為零。交易費用越低時，出口創匯帶來的財富增量，轉為勞動者工資、家庭收入和消費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貿易騰飛的時代，這個趨勢頗為明顯。 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斷了這一趨勢。此後三輪擴張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競爭性資源型經濟體和下游銀行、電力、電信等基礎服務經濟體，愈加強化了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市場的結構性。 如此，強出口換取豐富的資本以及貨幣擴張創造的名義貨幣，大量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更少流入家庭部門和消費領域。當家庭收入增長速度跑輸資本擴張的速度，「強投資、強出口」無法轉化為「強收入、強消費」，經濟內生動力和家庭消費福利不足。 數據顯示，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國超過80%，成功轉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觀經濟依然是強投資、強出口與弱消費的結構。投資佔GDP的比重超40%，遠高於國際普遍水平的20-30%；消費佔比只有50%多，低於國際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調整經濟結構，從強投資轉向強消費，將強出口換取的富餘資本、無效投資節省的大量資本轉移到家庭部門和消費領域，是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問：走出當前宏觀經濟困境的有效辦法，是繼續實施以投資刺激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時候考慮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 基於「強投資、弱消費」的經濟結構性，以及擴張性政策強化的杠杠率與弱化的內生性，建議啟動國民收入計劃，實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費福利的微觀經濟政策，替代過去以投資刺激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 國民收入計劃包括：一是通過國企利潤、增發國債、節省基建投資三種方式，直接給普通家庭無差異發放現金，考慮每年1萬億，連續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貸利率；三是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給中小企業減稅，給低收入家庭提供稅收補貼；四是大力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農村家庭的養老金額度。 國民收入計劃，旨在短期內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緩解當前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而解決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必須上升到制度改革層面。 當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貨幣、財政和產業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發國債、是否拯救房地產，而忽視財政、貨幣以及經濟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計算》中，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將人們對公共政策失效的關注點，從政策層面上升到公共選擇的過程、邏輯以及與之形成的制度【7】。換言之，與政策調整相比，更需要關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論從邏輯上，還是從歷史上，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改革開放。 例如，地方債務風險，是債務擴張性政策的結果，還是跟地方債務軟約束和銀行信貸軟約束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收縮和過度的債務抑制政策，是抑制風險，還是可能誘發風險？ 地方債、房地產和匯率的「兩難」，說明政策空間更加狹小，亟需通過改革來突破。比政策調整更重要的、比「以時間換空間」更有效的是，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利率、匯率、土地、商業銀行以及國有企業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從間接稅轉向直接稅的稅收收入改革，從基建投資轉向家庭福利的財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問」，拋磚引玉，旨在共同探討如何解決實際問題，以增進國民經濟、家庭收入及消費福利。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