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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澳洲中小学排名出炉!这三地学区强势!

澳大利亚第二大州维州的教育资源丰富。近日,澳媒公布了维州最佳50所小学名单,其中20多所公立学校跻身前50名。

为什么留守儿童的孩子,还是留守儿童?

“愿天下不再有骨肉分离之痛。” 就在昨天,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这起群情激愤的社会恶性暴力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 该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还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但小巴更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给这起事件找到一个答案。 几经摸索后,一则关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预警的新闻,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许多地方的户籍适龄儿童数都高于公办小学、初中的学位数。 而另外一则关于乡镇幼儿园蔓延到小学、初中的关停潮数据,却更加引人注意。 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出现关闭潮,2021—2023年间,全国小学分别减少了约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国初中从升到降,分别增66所、减400所、减200所。 而中小学的关闭潮主要出现在乡镇,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这两个相互背离的数据,反映了教育资源在城市、乡村里的供应极度不平衡。 这背后,有乡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种种因素在一起,却让另外一个群体饱受了磨难。 “留守儿童”。 网络图片 没错,这是这次邯郸事件里受害者所属的群体,也是一个诞生已有30年的名词。 1994年《瞭望》杂志首次提出后,它便伴随着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后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种种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无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这些年留守儿童总数已经减少,但依然还有较大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中包含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516万城镇留守儿童。 另外还有7109万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加起来合计达到1.38亿,占中国2.98亿儿童人口的46.4%。 如今,这一代人早已长大,但却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胡森告诉小巴:“我家里有10个堂表兄弟姐妹,8个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下一代——12个孩子里,6个都是留守儿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学,农村没学上 “我做电商运营助理,我老婆在工厂上班,我俩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只能赚12万—14万。”何云的学历是大专,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总共六口人。 何云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一起生活。 他父亲在老家做石匠,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母亲无工作在家带小孩,还有个没工作的妹妹,相当于三个人要养六个人。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两人一个月合计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万,到年底会给家里一次性寄1万元左右。”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把孩子带到深圳上学,便宜的私立小学平均也要一年一万多;租房如果再多个房间,又要增加一年一万的开销;再加上平时还要照看孩子,夫妻俩必然有一个需要暂时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斩来算,一年下来,根本存不到钱。 所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让他成为“留二代”。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让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学校呢? 对何云来说,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主要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两为主”方针——“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为保护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会遇到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包含三种类型:入学准入门槛、学位限制、升学限制。 入学准入门槛一般有两种形式,证件制或积分制。 证件制要求父母必须办齐相关证件后,孩子才有资格入学。比如北京的“五证”门槛——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户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而积分制,则会把父母的背景资历按分数计,只有父母达到一定分数,孩子才有资格入学。 比如苏州在2015年底颁行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会衡量父母的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房产情况、表彰奖励、社会贡献等35项指标,并依项计分。 这种计分标准并不利好底层劳动者。学历项里,大专及以上才有分数,大专(高职)是30分,博士研究生为400分,与前者相差13倍;在房产项,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产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数越多,分数还会越高。 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说,无论是证件制还是积分制,大多都难以达到门槛。 即便勉强达到入学准入门槛,还需要面对第二关——学位限制。 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学校学位都需要优先满足学区内户籍儿童,只有在有空余学位时才接收流动儿童。 而在多个城市都发布了学位预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便满足了入学门槛的要求,因为学位不足,很多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入学后,很多流动儿童也会由于家住偏远,而放弃入学就读。 顺利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后,他们还要努力克服第三关——升学限制。 网络图片 在存在“高考移民”风险的省市里,会要求孩子的连贯学籍和更高的父母资历。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证明孩子有连续三年初中学籍,自己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才能升学。升学后,自己孩子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呢? 父母就只能让孩子上当地更贵的私立学校,或者进入当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而后者,随着一线城市人口调控力度的增加,多年来也在陆续关停。 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2、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网络图片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3、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邯郸这起涉及留守儿童的恶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网关注,平时很难有人会关注留守儿童平时生活里的真实想法。 “现在这代留守儿童比我们那代更糟糕,我们那时候还会想着靠努力改变命运,他们现在很多就想着放弃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难受,他从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儿童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远比他们那代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生活无望的状态。他们的身心发展变得更加消极。 而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如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没有父母管,他们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爱玩手机,然后也不爱运动,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离现实差距过大,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就躺平了。”胡森说出了他的观察。 他的说法不无根据。根据《青少年蓝皮书(2019)》,互联网成为留守儿童寄托情感的主要平台,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迷恋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与交往。 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触网的年龄也远比想象的要早,上网的频率也非常高。据《青少年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岁以下的比例高达91.8%,45.7%的留守儿童每天都会上网。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的家庭是三角形结构,三个角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个结构最稳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结构就会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是被爷爷奶奶这样的祖辈抚养,要么是被亲戚或父母朋友这样的上代抚养,但都无法弥补缺少父母照料而带来的家庭功能缺失。 网络图片 因此,他们转而投身网络,来寻求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沉迷于网络,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能力。 “我感觉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比我们那代更严重,因为从小就在网上接触到了太多娱乐信息,又没有人纠正。”如胡森所观察到的,这直接带来了三个问题:学习能力的下降,运动习惯的减少,以及心理问题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过调研,在农村青少年里,有近一半的留守儿童都有专属手机,他们用来刷短视频和玩游戏,并且调研中6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 而根据论文数据,城市儿童会更多利用手机来获取新知识。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在体育锻炼上,城市儿童所用时长也显著高于乡镇农村儿童。 最重要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一项针对四千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城市留守儿童确实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内向、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约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发展理论,在0—3岁的安全感建立期、3—6岁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学阶段的上进心与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隐形伤害越大。 这种种问题慢慢也导致,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变得更高,辍学率也在上升。而学校教育中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也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更多的犯罪行为。 而邯郸事件,或许就是这种个例最极端的展现。 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无法挤进的城市,还是逐渐凋敝的乡村;无论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还是无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儿童这个词和这个群体,都不应该成为常态。 希望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了几代人的灰暗童年,能从此成为历史,不再反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澳洲最富裕地区不在悉尼墨尔本,而是个鲜为人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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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可以积分入学,她爸献得头晕眼花

  网络图片 外地孩子想在当地上学得靠积分? 前段时间,浙江金华武义县一则有关积分入学的通知引发关注。根据网上截图显示,外地户籍孩子想在当地上小学,得按照积分制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而积分的获取,除了居住年限越久积分越高外,还可以通过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捐款等方式增加积分。其中,献血每100ml得2分,最高可通过献血得30分;向慈善机构捐满1000元得2分,上限可得20分。 据媒体报道,该情况属实。武义县教育局称,献血只是其中一种积分办法,家长还可以通过见义勇为、办理营业执照等方式增加积分。武义县行政服务中心回应媒体称,积分高的家长可以优先选择到理想的学校,即使没有积分也不影响子女上学,只是无法优先选到理想的学校。 实际上,全国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新市民积分制度,也大都包括了“积分制入学”等规定,如杭州、中山、广州、东莞、苏州、成都、厦门、上海,等等。积分制入学为非户籍人口,也就是流动人口子女提供了入读公办学校的机会,是不用买房、落户也能上学的另一种途径。但在许多普通务工人员眼里,积分入学并非易事。 有网友称,“积分入学,终究是一场豪赌”。在超大城市及新一线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庞大,要想成功入读公办学校,他们需要跨过道道门槛。大多数积分制入学城市,是结合可供学位数量和积分值高低排名确定入学资格,并不是申请就一定能成功。 “上学难”仍是随迁子女面临的一个现状。“如果说我当时就差了几分,我知道做志愿者或是献血能加分的话,我可能也会去做。”在上海的异乡人郭晓棠看来,相较于其他加分项,“献血”的成本低、难度低,是更为快速的加分选择。 1、献血换分 “小孩上个学真难。”李梅说。连续好几个月,她都在为女儿的入学积分发愁。 2014年,李梅和丈夫从安徽老家来到常州武进区务工。他们在常州开了家卖胶的小店,偶尔做些手作,一晃就是7年。 去年年底,女儿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李梅才从老乡那听说,外地小孩在当地上学得靠积分。此前,对于什么是“积分入学”,她并不了解。 按照李梅所在的常州市武进区流动人口子女积分入学管理实施细则,非户籍生要想在当地入读公办学校,根据填报志愿及申请人的积分排名,从高到低竞争公立学校入学名额。每年的积分入学名额有数量限制,入学成功率取决于志愿和积分值高低,如果分数低,则可能面临“落榜”风险。 具体多少分才能成功入学,李梅并不知道,只觉得在当地无房产、无户口、无熟人,又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们并没有竞争力。她害怕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分数,而被挡在学校的围墙之外。 得知无偿献血可以加分后,他们没有犹豫。李梅贫血,那3分是丈夫换来的。那次,丈夫献了400ml,回家后头晕眼花。3分并不多,但只要有加分的机会,他们都想抓住。 大多数情况下,积分由基础分、加分项和减分项三部分构成。献血只是加分项之一。以李梅所在的武进区为例,加分项还包括投资纳税、志愿服务、奖项表彰等,最高可通过献血和机采血小板得50分。 对李梅来说,他们得知上学需要积分的时候,距离报名时间只剩下几个月。因此,献血成了他们更为快速的加分选择。 李梅并不是想让女儿上什么名校。在填报志愿申请时,他们参考往年的录取公示,尽可能避开高分学校。她说,只希望女儿能在自己身边,“有学上就行,也没指望上多好的学校。”直到收到女儿的入学录取结果,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 在以分值高低排序录取的规定中,有的时候,分值相差一分,排名会差数十名。积分的分数越高,“入围”理想学校的几率就越大。所以,能加分的方式,蔡骏都尽可能去办理。 “想着能加分就赶紧去献了(血)。”蔡骏告诉南风窗,在他所在地,献血300ml能加2分,每次献血需间隔半年,他通过献血一共获得了4分。 网络图片 想着能加分,蔡骏献了两次血 2007年,蔡骏从老家广西来到广东。起初,繁华都市只是他打拼事业的中转站,他未曾想过之后会定居于此。直到2017年,蔡骏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想法随之改变。 相较于老家,这座城市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蔡骏希望尽己所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关注当地的积分政策。 他了解到,在当地,积分的使用场景不仅限于上学,还可以用来落户。要想孩子在当地上学,可以通过积分入学和入户入学两种方式。 积分入学,一次申请只能解决小学或初中的单个入学问题,不能一次性解决入学问题,也不保证成功率。若积分入学不成功,不影响非户籍生自愿入读当地民办学校。但入读民办学校意味着更昂贵的学费,这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而只要成功落户,子女就可以获得公办学校的入学资格。 “如果读不了公办,民办费用又太高,回乡下的话,又要和孩子分居两地,但我不想小孩做留守儿童。”蔡骏意识到,想让孩子留在大城市上一所理想的公办学校,就得卷积分。 为了更稳当地胜出,蔡骏渴望拿到户口。他找了机构代办证书加分、献血,甚至背上了房贷。 2、一份面向家长的考卷 去年,蔡骏买了房。 每月5000元的房贷对他来说“算是不小的压力”。但房贷换来的20分,能为积分答卷添上漂亮一笔。此外,他还花钱找机构办理了两个专利证书,又献了血,“就是为了能加上分,哪怕多一分也是多一点希望,都是为了孩子最后能上学”。 在这场积分的高低排序里,考验的是家长们的实际条件和个人素质。 他们要么得靠稳定的居住、就业,以及学历能力取胜;要么支付更多的金钱,找相关机构进行更多培训,拿更多的证书、花时间做志愿服务、献血等等,以各种方式加分。 安徽马鞍山人郭晓棠在上海工作了十余年。在这儿,她和高中的老同学重逢,并组建了新的家庭。怀孕后,她开始留意上海的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 在现有的积分制入学规定中,居住证通常是决定随迁子女是否可入读公办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些特大城市,会在居住证基础上加其他条件,要求居住年限、社保年限等。例如在上海,要想孩子入读公办学校,得在上海工作、居住,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并在当地交满6个月社保。若没有居住证,则无法正常入学或无法取得学籍。 郭晓棠很早就办理了居住证。对于没有上海户籍、没有房产的她而言,120分是道槛。只要居住证积分达到120分,非沪籍孩子就能获得公办小学的入学资格。若未达到120分,只能统筹安排极少数公办学校和少部分资源相对较弱的民办学校。 在现行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中,申请人年龄小于43周岁(含43岁)可积年龄指标最高分值30分,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积90分。如此一来,就有120分。 网络图片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指标  / 图源:上海发布 实际上,在这样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里,要想获得更高的积分,更要求父母是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相较于“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90分,只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而没获得学位的人,只积60分,比前者减少了30分。而像郭晓棠这样取得大专(高职)学历的人,积50分。 务工父母的年龄同样成为影响分数高低的一环:持证人年龄在56—60周岁,积5分,年龄每减少1岁,积分增加2分。这意味着,43岁将会成为积分的分水岭,44岁减1分,45岁减2分,往后每增长一岁减2分。 郭晓棠计算过自己的分数。如果不做其他努力,按照常规进行下去,直到女儿上学那年,她的积分仍然达不到标准。她得靠专业技术职称、缴纳职工社保或提升学历等方式,填补学历差距带来的分数缺口。 “假设我要在上海待很久,将来我年纪越来越大,年龄分会越来越少。把学位证书考出来,不管将来有什么样的变数,哪怕不工作了,(依靠)社保之类,也是能到120分的。”在当时不急着用积分的郭晓棠看来,提升学历并拿到学位证书,是最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积分方案——费用低,一劳永逸。 但这样的方案实施起来谈不上容易。1991年出生的郭晓棠说,那“是被学习支配的恐惧”。 网络图片 郭晓棠专升本后上课  / 受访者供图 作为“十年不碰书的文科生”,她报考了工商管理类专业,“要考的是英语、数学和政治,数学已经基本上全忘光了”。忐忑不安贯穿了她整个备考和就读阶段。备考阶段,她害怕升学失败。成考专升本后,她又担心无法顺利毕业而错失学位。 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时针就已指向8点。她得打开英语培训班的课程回放,补上白天因上班落下的课程,等到课程结束就已经晚上10点。之后,她还要再背会单词或进行其他内容的学习,“就是没有任何的休闲娱乐,都要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 网络图片 郭晓棠为了考英语报的线上班  / 受访者供图 当事情堆在一起的时候,她恨不得把时间掰成几瓣用。实在来不及跟课时,开车上下班的那一个小时也会被用来听课,“连听音乐的快乐都靠边了”。最终,郭晓棠以录取分数线两倍的分数顺利入学,也顺利取得了学位证书。 回看自己那三年的学习经历,她偶尔会和丈夫开玩笑说,“要是早知道,根本不会生小孩,两个人的话,快乐得起飞”。 3、隐形成本 有好几次,看着备考资料上密密麻麻的字,郑潇潇都想放弃。“下班回到家吃完饭都9点多了,就想躺着玩手机不想看书。”但一想到,积分不够指向的后果是孩子得回农村,她只能咬牙坚持。 早在几年前,华南某市务工的郑潇潇就在为积分做准备。她也曾为了让孩子更顺利入读公办学校而想过在当地入户。 网络图片 下班后,郑潇潇仍不能休息,得为积分做考证做准备  / 受访者供图 在当时,具有高级职称可以职称入户,不需要考虑学历。为此,她拿到了中级茶艺师执业资格证书。但后来,政策变化,茶艺师证不再能用来入户,她的茶艺师证就此作罢,没再进一步提升。 郑潇潇还参加过计算机软考。如果能顺利获得一个中级职称,再加6个月社保,也可以入户。她共报考了两次,第二次还花35000元报名了“软考”培训班,但都没能通过。入户无望,郑潇潇决定尝试积分入学。 无论是入户,还是入学,居住证都是她面临的第一道门槛。看似简单的居住证,在一些地区也可能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绊脚石。居住证需要获取租房合同办理。一方面,一些群租的人不一定能有租房合同,而另一方面,有的人像郑潇潇这样租住商办公寓,“办的居住证不能用于积分入学”。后来,她是借了朋友的合同去办理的居住证。 对郑潇潇而言,为了让孩子积分入学读上公办学校,得付出不菲的隐形成本。 首先,要想熟知各类加分项,获得更高的分值,就得付出一定成本。不同城市的积分管理细则不同,甚至一些城市内每个区的积分入学申请时间和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学位也不一样。 到不同的地方,家长们得适应不同的政策,确认好相应条件和所需材料,这是属于外地人口的“艰难”。因此,不少对于加分细则一头雾水的人会找机构进行指导加分。 同时,积分入学分为幼升小和小升初,幼升小成功通过积分入学的筛选后,小升初还得再次参加积分入学。而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不一,谁也不知道今年的分数线如何变化,更不知道手上的分数能否过线。因而,家长们只希望分数越高越好。 之前,郑潇潇也听说可以找机构帮忙办理专利证书,能加十来二十分,“但是费钱”。为了省下一笔费用,郑潇潇没有咨询机构。在她看来,按照往年的分数线,现有的196分,她能毫无压力入围家对面的那所学校。 但今年,意料之外的激烈竞争,让她与近在咫尺的学校失之交臂,更跌出了第一志愿填报的三所学校,孩子被分配到了距离家30公里外的学校。 在自我摸索中,她不知道在当地献血可以加分,在上传资料申请时,更是遗漏了一个高级技术证书。 “捶心肝都弥补不了的。”郑潇潇说,忘传的高级技术证书有10分。若补上那10分,她能勉强挤上距离家附近6公里的学校。 回想起那段经历,郑潇潇仍不断叹息,“主要是我们是处于社会比较底层的”。她看到身边的领导,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挤破脑袋”,而是直接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我们根本上不起”。 在她看来,“积分入学(去的)本来就是人家挑剩的学校”,只可惜她仍没能挤进去。后来,她“托关系”把孩子塞进了家对面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读上公办学校,她前前后后花了近10万。 不止一个人感受到积分入学的激烈。去年,虽然买了房、增加了积分,但蔡骏走“积分入户”还是没能成功,差了20多分。今年申请积分入学时,他就发现,可填报的学校“比去年少了好几间”,包括他最理想的那所学校也没有积分入学名额。“没有好的学校选,只能就近原则,选接送方便的小学。”蔡骏说。 先前为入户准备的材料让他拥有了不错的分数。结果公示,孩子被第一志愿填报的学校录取了,是一所距家1.5公里的公办小学,“最终能上到公办也可以了”。 今年,蔡骏继续申请了积分入户,并成功入围。接下来,小孩子上初中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他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重走积分入学的路。 郭晓棠的女儿也顺利进了距离他们家不到1公里的学校。关于未来,她还没有细致规划,只是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座工作了十余年的城市。对她而言,在上海买房是一种“奢望”,他们没有能力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现在,郭晓棠一家三口和妹妹合租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50多平米,一个月房租5000元,他们承担3000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老家的房贷,每月近4000元。但女儿在慢慢长大,很快她会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上海的房租将会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另一块巨石。 但他们还不能离开,为了工作,也为了孩子的教育,“就先在上海,等到哪一年被淘汰了,我们就回去”。 郭晓棠看过一些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就算教育上有办法解决,情感上也不行”。但凡有机会选择,她都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所以有些事对别人来说没必要,对我们来说很难,我们也还是要去做。”她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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