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願天下不再有骨肉分離之痛。」 就在昨天，邯鄲初中生被害案，這起群情激憤的社會惡性暴力事件終於有了新進展。 該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追究刑事責任。 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還有一系列引發爭議的法律問題，但小巴更想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給這起事件找到一個答案。 幾經摸索後，一則關於城市公立學校學位預警的新聞，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從去年到今年以來，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杭州、南京等多個城市都陸續發布了學位預警，許多地方的戶籍適齡兒童數都高於公辦小學、初中的學位數。 而另外一則關於鄉鎮幼兒園蔓延到小學、初中的關停潮數據，卻更加引人注意。 根據教育部數據，全國的小學、初中都出現關閉潮，2021—2023年間，全國小學分別減少了約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國初中從升到降，分別增66所、減400所、減200所。 而中小學的關閉潮主要出現在鄉鎮，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這兩個相互背離的數據，反映了教育資源在城市、鄉村裡的供應極度不平衡。 這背後，有鄉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點並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種種因素在一起，卻讓另外一個群體飽受了磨難。 「留守兒童」。 網路圖片 沒錯，這是這次邯鄲事件里受害者所屬的群體，也是一個誕生已有30年的名詞。 1994年《瞭望》雜誌首次提出後，它便伴隨著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後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種種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這些年留守兒童總數已經減少，但依然還有較大基數。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全國共有6693萬留守兒童，其中包含4177萬農村留守兒童和2516萬城鎮留守兒童。 另外還有7109萬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加起來合計達到1.38億，佔中國2.98億兒童人口的46.4%。 如今，這一代人早已長大，但卻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的孩子，成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胡森告訴小巴：「我家裡有10個堂表兄弟姐妹，8個都是留守兒童。他們的下一代——12個孩子里，6個都是留守兒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學，農村沒學上 「我做電商運營助理，我老婆在工廠上班，我倆一年到頭加起來，也只能賺12萬—14萬。」何雲的學歷是大專，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總共六口人。 何雲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代留守兒童，但是他真的感覺到力不從心。 因為他竭盡全力，也無法把孩子帶到城市裡一起生活。 他父親在老家做石匠，一個月四五千的工資，母親無工作在家帶小孩，還有個沒工作的妹妹，相當於三個人要養六個人。 「我們夫妻倆每個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穩定的情況下，兩人一個月合計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萬，到年底會給家裡一次性寄1萬元左右。」他給我們算了一筆賬。 如果要把孩子帶到深圳上學，便宜的私立小學平均也要一年一萬多；租房如果再多個房間，又要增加一年一萬的開銷；再加上平時還要照看孩子，夫妻倆必然有一個需要暫時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斬來算，一年下來，根本存不到錢。 所以他們最終只能選擇把孩子放在老家，讓他成為「留二代」。 有人可能會疑惑，為什麼不讓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學校呢？ 對何雲來說，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主要依賴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兩為主」方針——「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為保護有限的城市教育資源，流動兒童進入城市當地公立教育體系，會遇到各種限制。 這種限制包含三種類型：入學准入門檻、學位限制、升學限制。 入學准入門檻一般有兩種形式，證件制或積分制。 證件制要求父母必須辦齊相關證件後，孩子才有資格入學。比如北京的「五證」門檻——就業證明、居住證明、戶口簿、居住證和戶籍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而積分制，則會把父母的背景資歷按分數計，只有父母達到一定分數，孩子才有資格入學。 比如蘇州在2015年底頒行的《蘇州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積分入學實施細則（試行）》，會衡量父母的學歷水平、技能水平、房產情況、表彰獎勵、社會貢獻等35項指標，並依項計分。 這種計分標準並不利好底層勞動者。學歷項里，大專及以上才有分數，大專（高職）是30分，博士研究生為400分，與前者相差13倍；在房產項，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產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數越多，分數還會越高。 對於以初中文化程度佔一半的流動人口來說，無論是證件制還是積分制，大多都難以達到門檻。 即便勉強達到入學准入門檻，還需要面對第二關——學位限制。 絕大多數一二線城市裡，學校學位都需要優先滿足學區內戶籍兒童，只有在有空餘學位時才接收流動兒童。 而在多個城市都發布了學位預警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即便滿足了入學門檻的要求，因為學位不足，很多父母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入學。 入學後，很多流動兒童也會由於家住偏遠，而放棄入學就讀。 順利進入公立義務教育體系後，他們還要努力克服第三關——升學限制。 網路圖片 在存在「高考移民」風險的省市裡，會要求孩子的連貫學籍和更高的父母資歷。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證明孩子有連續三年初中學籍，自己有合法穩定就業，並且連續繳納社保滿三年，才能升學。升學後，自己孩子也只能報考中等職業學校，無法進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進入公立教育體系呢？ 父母就只能讓孩子上當地更貴的私立學校，或者進入當地民辦打工子弟學校。 而後者，隨著一線城市人口調控力度的增加，多年來也在陸續關停。 所以何雲孩子的處境其實是絕大多數流動兒童的現狀。如今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流動兒童都無法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鄉鎮老家的孩子們，也會面臨無學可上的困擾。 「我們這個鎮有16個村，之前每個村下面都會下設一個小學，現在6個小學都被撤銷了，下半年還會再撤一半，到時候就只剩下五個小學了。」吳老師告訴小巴。他是江西一個村小的老師，如今已經年近60歲。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級到五年級，六年級的學生會提前升入鎮初中。而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個班平均只有7——8名學生，也就是整個小學只有不到50名學生，和七八個教語數英的主科老師。 2、被錯配的資源和空間 「公共服務空間錯配是產生留守兒童問題主因。」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表示。 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有66.2%，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卻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後者指戶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 如今這兩者中間相差19%，意味著有大量的外來常住非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到城鎮化的現代公共服務。 陸銘教授說道：「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擔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財政支出。而對公共服務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戶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來配置，就導致了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成為了地方的財政負擔。」 區縣一級的地方政府財政，承擔了接納流動兒童入學的主要責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動兒童入學，都會增加一份經濟負擔。 以2022年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支出，小學、初中分別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則分別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國平均水平，也分別達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當然中央財政也會對各省份予以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但這個保障水平並不高。 按照2015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中西部小學是每人600元，東部則是每人650元，屬於杯水車薪。 除了經濟負擔，學校的公共教育服務短缺也是個重要問題。 「在政策上應大量建設學校，加強學校的供應。」陸銘教授認為，「邊際增量的財政投入要傾斜到學校建設上。」 而在資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層面對於教育相關的財政轉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隨人口流動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過去將很多資源配置在外來人口的戶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要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有意願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在去年，戶口遷移政策已經全面放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取消，300萬人以上城市的落戶條件有序放寬。 東部地區除極少數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區除個別省會（首府）城市外，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至少在未來，留守兒童的父母在解決孩子入學門檻這一塊，會變得更加容易一些。 網路圖片 「我打算未來攢點錢在縣城買個小房子，讓我爸媽和孩子從村裡搬到縣裡，這樣即便我們不能帶他去深圳，他也能在縣裡享受到不錯的教育。」何雲也說出了自己解決孩子未來教育問題的辦法。 3、另一批「互聯網原住民」 從宏觀上討論的留守兒童群體，落在具體微觀里，卻是沉默的大多數。 如果不是一個月前，邯鄲這起涉及留守兒童的惡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網關注，平時很難有人會關注留守兒童平時生活里的真實想法。 「現在這代留守兒童比我們那代更糟糕，我們那時候還會想著靠努力改變命運，他們現在很多就想著放棄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難受，他從小也是一名留守兒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兒童里，越來越多的孩子，在遠比他們那代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生活無望的狀態。他們的身心發展變得更加消極。 而據《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如今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沒有父母管，他們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愛玩手機，然後也不愛運動，手機上看到的東西又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離現實差距過大，努力也改變不了命運，就躺平了。」胡森說出了他的觀察。 他的說法不無根據。根據《青少年藍皮書（2019）》，互聯網成為留守兒童寄託情感的主要平台，他們比非留守兒童更迷戀網路虛擬空間中的交流與交往。 他們不僅愛上網，而且觸網的年齡也遠比想像的要早，上網的頻率也非常高。據《青少年藍皮書》的問卷調查顯示，農村留守兒童首次觸網年齡在10歲以下的比例高達91.8%，45.7%的留守兒童每天都會上網。 原因也很簡單，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過，中國的家庭是三角形結構，三個角分別是父親、母親和孩子。這個結構最穩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結構就會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兒童要麼是被爺爺奶奶這樣的祖輩撫養，要麼是被親戚或父母朋友這樣的上代撫養，但都無法彌補缺少父母照料而帶來的家庭功能缺失。 網路圖片 因此，他們轉而投身網路，來尋求關注和認可。但由於沉迷於網路，他們也逐漸喪失了對現實的關注能力。 「我感覺現在的留守兒童問題會比我們那代更嚴重，因為從小就在網上接觸到了太多娛樂信息，又沒有人糾正。」如胡森所觀察到的，這直接帶來了三個問題：學習能力的下降，運動習慣的減少，以及心理問題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過調研，在農村青少年裡，有近一半的留守兒童都有專屬手機，他們用來刷短視頻和玩遊戲，並且調研中67%的家長認為，自己孩子出現了手機沉迷的趨勢。 而根據論文數據，城市兒童會更多利用手機來獲取新知識。據《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在體育鍛煉上，城市兒童所用時長也顯著高於鄉鎮農村兒童。 最重要的影響是隨之而來的心理問題。 一項針對四千名兒童的調查顯示，和非留守兒童相比，城市留守兒童確實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內向、膽怯，不善與人交往，約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發展理論，在0—3歲的安全感建立期、3—6歲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學階段的上進心與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隱形傷害越大。 這種種問題慢慢也導致，留守兒童的問題行為發生率變得更高，輟學率也在上升。而學校教育中斷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更複雜，也會進一步導致留守兒童更多的犯罪行為。 而邯鄲事件，或許就是這種個例最極端的展現。 但不管如何，無論是無法擠進的城市，還是逐漸凋敝的鄉村；無論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還是無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兒童這個詞和這個群體，都不應該成為常態。 希望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裡，伴隨了幾代人的灰暗童年，能從此成為歷史，不再反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網路圖片 外地孩子想在當地上學得靠積分？ 前段時間，浙江金華武義縣一則有關積分入學的通知引發關注。根據網上截圖顯示，外地戶籍孩子想在當地上小學，得按照積分制從高到低擇優錄取。而積分的獲取，除了居住年限越久積分越高外，還可以通過無償獻血、志願者服務、捐款等方式增加積分。其中，獻血每100ml得2分，最高可通過獻血得30分；向慈善機構捐滿1000元得2分，上限可得20分。 據媒體報道，該情況屬實。武義縣教育局稱，獻血只是其中一種積分辦法，家長還可以通過見義勇為、辦理營業執照等方式增加積分。武義縣行政服務中心回應媒體稱，積分高的家長可以優先選擇到理想的學校，即使沒有積分也不影響子女上學，只是無法優先選到理想的學校。 實際上，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類似的新市民積分制度，也大都包括了「積分制入學」等規定，如杭州、中山、廣州、東莞、蘇州、成都、廈門、上海，等等。積分制入學為非戶籍人口，也就是流動人口子女提供了入讀公辦學校的機會，是不用買房、落戶也能上學的另一種途徑。但在許多普通務工人員眼裡，積分入學並非易事。 有網友稱，「積分入學，終究是一場豪賭」。在超大城市及新一線城市，流動人口規模龐大，要想成功入讀公辦學校，他們需要跨過道道門檻。大多數積分制入學城市，是結合可供學位數量和積分值高低排名確定入學資格，並不是申請就一定能成功。 「上學難」仍是隨遷子女面臨的一個現狀。「如果說我當時就差了幾分，我知道做志願者或是獻血能加分的話，我可能也會去做。」在上海的異鄉人郭曉棠看來，相較於其他加分項，「獻血」的成本低、難度低，是更為快速的加分選擇。 1、獻血換分 「小孩上個學真難。」李梅說。連續好幾個月，她都在為女兒的入學積分發愁。 2014年，李梅和丈夫從安徽老家來到常州武進區務工。他們在常州開了家賣膠的小店，偶爾做些手作，一晃就是7年。 去年年底，女兒到了要上小學的年紀，李梅才從老鄉那聽說，外地小孩在當地上學得靠積分。此前，對於什麼是「積分入學」，她並不了解。 按照李梅所在的常州市武進區流動人口子女積分入學管理實施細則，非戶籍生要想在當地入讀公辦學校，根據填報志願及申請人的積分排名，從高到低競爭公立學校入學名額。每年的積分入學名額有數量限制，入學成功率取決於志願和積分值高低，如果分數低，則可能面臨「落榜」風險。 具體多少分才能成功入學，李梅並不知道，只覺得在當地無房產、無戶口、無熟人，又只有初中學歷的他們並沒有競爭力。她害怕孩子會因為自己的分數，而被擋在學校的圍牆之外。 得知無償獻血可以加分後，他們沒有猶豫。李梅貧血，那3分是丈夫換來的。那次，丈夫獻了400ml，回家後頭暈眼花。3分並不多，但只要有加分的機會，他們都想抓住。 大多數情況下，積分由基礎分、加分項和減分項三部分構成。獻血只是加分項之一。以李梅所在的武進區為例，加分項還包括投資納稅、志願服務、獎項表彰等，最高可通過獻血和機采血小板得50分。 對李梅來說，他們得知上學需要積分的時候，距離報名時間只剩下幾個月。因此，獻血成了他們更為快速的加分選擇。 李梅並不是想讓女兒上什麼名校。在填報志願申請時，他們參考往年的錄取公示，儘可能避開高分學校。她說，只希望女兒能在自己身邊，「有學上就行，也沒指望上多好的學校。」直到收到女兒的入學錄取結果，她懸著的心才終於落下。 在以分值高低排序錄取的規定中，有的時候，分值相差一分，排名會差數十名。積分的分數越高，「入圍」理想學校的幾率就越大。所以，能加分的方式，蔡駿都儘可能去辦理。 「想著能加分就趕緊去獻了（血）。」蔡駿告訴南風窗，在他所在地，獻血300ml能加2分，每次獻血需間隔半年，他通過獻血一共獲得了4分。 網路圖片 想著能加分，蔡駿獻了兩次血 2007年，蔡駿從老家廣西來到廣東。起初，繁華都市只是他打拚事業的中轉站，他未曾想過之後會定居於此。直到2017年，蔡駿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孩子，他的想法隨之改變。 相較於老家，這座城市能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蔡駿希望盡己所能，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那個時候，他開始關注當地的積分政策。 他了解到，在當地，積分的使用場景不僅限於上學，還可以用來落戶。要想孩子在當地上學，可以通過積分入學和入戶入學兩種方式。 積分入學，一次申請只能解決小學或初中的單個入學問題，不能一次性解決入學問題，也不保證成功率。若積分入學不成功，不影響非戶籍生自願入讀當地民辦學校。但入讀民辦學校意味著更昂貴的學費，這也加重了家長的負擔。而只要成功落戶，子女就可以獲得公辦學校的入學資格。 「如果讀不了公辦，民辦費用又太高，回鄉下的話，又要和孩子分居兩地，但我不想小孩做留守兒童。」蔡駿意識到，想讓孩子留在大城市上一所理想的公辦學校，就得卷積分。 為了更穩當地勝出，蔡駿渴望拿到戶口。他找了機構代辦證書加分、獻血，甚至背上了房貸。 2、一份面向家長的考卷 去年，蔡駿買了房。 每月5000元的房貸對他來說「算是不小的壓力」。但房貸換來的20分，能為積分答卷添上漂亮一筆。此外，他還花錢找機構辦理了兩個專利證書，又獻了血，「就是為了能加上分，哪怕多一分也是多一點希望，都是為了孩子最後能上學」。 在這場積分的高低排序里，考驗的是家長們的實際條件和個人素質。 他們要麼得靠穩定的居住、就業，以及學歷能力取勝；要麼支付更多的金錢，找相關機構進行更多培訓，拿更多的證書、花時間做志願服務、獻血等等，以各種方式加分。 安徽馬鞍山人郭曉棠在上海工作了十餘年。在這兒，她和高中的老同學重逢，並組建了新的家庭。懷孕後，她開始留意上海的居住證積分指標體系。 在現有的積分制入學規定中，居住證通常是決定隨遷子女是否可入讀公辦學校的重要條件之一。一些特大城市，會在居住證基礎上加其他條件，要求居住年限、社保年限等。例如在上海，要想孩子入讀公辦學校，得在上海工作、居住，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並在當地交滿6個月社保。若沒有居住證，則無法正常入學或無法取得學籍。 郭曉棠很早就辦理了居住證。對於沒有上海戶籍、沒有房產的她而言，120分是道檻。只要居住證積分達到120分，非滬籍孩子就能獲得公辦小學的入學資格。若未達到120分，只能統籌安排極少數公辦學校和少部分資源相對較弱的民辦學校。 在現行的《上海市居住證》積分指標體系中，申請人年齡小於43周歲（含43歲）可積年齡指標最高分值30分，取得大學本科學歷和學士學位，積90分。如此一來，就有120分。 網路圖片 《上海市居住證》積分指標體系中的基礎指標 / 圖源：上海發布 實際上，在這樣的流動人口積分管理計分標準里，要想獲得更高的積分，更要求父母是高技能、高學歷的人才。相較於「大學本科學歷+學士學位」的90分，只取得大學本科學歷而沒獲得學位的人，只積60分，比前者減少了30分。而像郭曉棠這樣取得大專（高職）學歷的人，積50分。 務工父母的年齡同樣成為影響分數高低的一環：持證人年齡在56—60周歲，積5分，年齡每減少1歲，積分增加2分。這意味著，43歲將會成為積分的分水嶺，44歲減1分，45歲減2分，往後每增長一歲減2分。 郭曉棠計算過自己的分數。如果不做其他努力，按照常規進行下去，直到女兒上學那年，她的積分仍然達不到標準。她得靠專業技術職稱、繳納職工社保或提升學歷等方式，填補學歷差距帶來的分數缺口。 「假設我要在上海待很久，將來我年紀越來越大，年齡分會越來越少。把學位證書考出來，不管將來有什麼樣的變數，哪怕不工作了，（依靠）社保之類，也是能到120分的。」在當時不急著用積分的郭曉棠看來，提升學歷並拿到學位證書，是最適合自己的高性價比積分方案——費用低，一勞永逸。 但這樣的方案實施起來談不上容易。1991年出生的郭曉棠說，那「是被學習支配的恐懼」。 網路圖片 郭曉棠專升本後上課 / 受訪者供圖 作為「十年不碰書的文科生」，她報考了工商管理類專業，「要考的是英語、數學和政治，數學已經基本上全忘光了」。忐忑不安貫穿了她整個備考和就讀階段。備考階段，她害怕升學失敗。成考專升本後，她又擔心無法順利畢業而錯失學位。 每天，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後，時針就已指向8點。她得打開英語培訓班的課程回放，補上白天因上班落下的課程，等到課程結束就已經晚上10點。之後，她還要再背會單詞或進行其他內容的學習，「就是沒有任何的休閑娛樂，都要到十一二點才能睡覺」。 網路圖片 郭曉棠為了考英語報的線上班 / 受訪者供圖 當事情堆在一起的時候，她恨不得把時間掰成幾瓣用。實在來不及跟課時，開車上下班的那一個小時也會被用來聽課，「連聽音樂的快樂都靠邊了」。最終，郭曉棠以錄取分數線兩倍的分數順利入學，也順利取得了學位證書。 回看自己那三年的學習經歷，她偶爾會和丈夫開玩笑說，「要是早知道，根本不會生小孩，兩個人的話，快樂得起飛」。 3、隱形成本 有好幾次，看著備考資料上密密麻麻的字，鄭瀟瀟都想放棄。「下班回到家吃完飯都9點多了，就想躺著玩手機不想看書。」但一想到，積分不夠指向的後果是孩子得回農村，她只能咬牙堅持。 早在幾年前，華南某市務工的鄭瀟瀟就在為積分做準備。她也曾為了讓孩子更順利入讀公辦學校而想過在當地入戶。 網路圖片 下班後，鄭瀟瀟仍不能休息，得為積分做考證做準備 / 受訪者供圖 在當時，具有高級職稱可以職稱入戶，不需要考慮學歷。為此，她拿到了中級茶藝師執業資格證書。但後來，政策變化，茶藝師證不再能用來入戶，她的茶藝師證就此作罷，沒再進一步提升。 鄭瀟瀟還參加過計算機軟考。如果能順利獲得一個中級職稱，再加6個月社保，也可以入戶。她共報考了兩次，第二次還花35000元報名了「軟考」培訓班，但都沒能通過。入戶無望，鄭瀟瀟決定嘗試積分入學。 無論是入戶，還是入學，居住證都是她面臨的第一道門檻。看似簡單的居住證，在一些地區也可能成為外來務工人員的絆腳石。居住證需要獲取租房合同辦理。一方面，一些群租的人不一定能有租房合同，而另一方面，有的人像鄭瀟瀟這樣租住商辦公寓，「辦的居住證不能用於積分入學」。後來，她是借了朋友的合同去辦理的居住證。 對鄭瀟瀟而言，為了讓孩子積分入學讀上公辦學校，得付出不菲的隱形成本。 首先，要想熟知各類加分項，獲得更高的分值，就得付出一定成本。不同城市的積分管理細則不同，甚至一些城市內每個區的積分入學申請時間和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學位也不一樣。 到不同的地方，家長們得適應不同的政策，確認好相應條件和所需材料，這是屬於外地人口的「艱難」。因此，不少對於加分細則一頭霧水的人會找機構進行指導加分。 同時，積分入學分為幼升小和小升初，幼升小成功通過積分入學的篩選後，小升初還得再次參加積分入學。而每年的錄取分數線不一，誰也不知道今年的分數線如何變化，更不知道手上的分數能否過線。因而，家長們只希望分數越高越好。 之前，鄭瀟瀟也聽說可以找機構幫忙辦理專利證書，能加十來二十分，「但是費錢」。為了省下一筆費用，鄭瀟瀟沒有諮詢機構。在她看來，按照往年的分數線，現有的196分，她能毫無壓力入圍家對面的那所學校。 但今年，意料之外的激烈競爭，讓她與近在咫尺的學校失之交臂，更跌出了第一志願填報的三所學校，孩子被分配到了距離家30公里外的學校。 在自我摸索中，她不知道在當地獻血可以加分，在上傳資料申請時，更是遺漏了一個高級技術證書。 「捶心肝都彌補不了的。」鄭瀟瀟說，忘傳的高級技術證書有10分。若補上那10分，她能勉強擠上距離家附近6公里的學校。 回想起那段經歷，鄭瀟瀟仍不斷嘆息，「主要是我們是處於社會比較底層的」。她看到身邊的領導，他們並不需要這樣「擠破腦袋」，而是直接將孩子送去私立學校，「我們根本上不起」。 在她看來，「積分入學（去的）本來就是人家挑剩的學校」，只可惜她仍沒能擠進去。後來，她「托關係」把孩子塞進了家對面的學校。為了讓孩子讀上公辦學校，她前前後後花了近10萬。 不止一個人感受到積分入學的激烈。去年，雖然買了房、增加了積分，但蔡駿走「積分入戶」還是沒能成功，差了20多分。今年申請積分入學時，他就發現，可填報的學校「比去年少了好幾間」，包括他最理想的那所學校也沒有積分入學名額。「沒有好的學校選，只能就近原則，選接送方便的小學。」蔡駿說。 先前為入戶準備的材料讓他擁有了不錯的分數。結果公示，孩子被第一志願填報的學校錄取了，是一所距家1.5公里的公辦小學，「最終能上到公辦也可以了」。 今年，蔡駿繼續申請了積分入戶，並成功入圍。接下來，小孩子上初中的問題算是得到了解決。他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樣重走積分入學的路。 郭曉棠的女兒也順利進了距離他們家不到1公里的學校。關於未來，她還沒有細緻規劃，只是知道，自己並不屬於這座工作了十餘年的城市。對她而言，在上海買房是一種「奢望」，他們沒有能力支撐自己在這個地方安居樂業。 現在，郭曉棠一家三口和妹妹合租住在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房子50多平米，一個月房租5000元，他們承擔3000元。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老家的房貸，每月近4000元。但女兒在慢慢長大，很快她會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在上海的房租將會成為壓在他們身上的另一塊巨石。 但他們還不能離開，為了工作，也為了孩子的教育，「就先在上海，等到哪一年被淘汰了，我們就回去」。 郭曉棠看過一些孩子留在老家上學，「就算教育上有辦法解決，情感上也不行」。但凡有機會選擇，她都不願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所以有些事對別人來說沒必要，對我們來說很難，我們也還是要去做。」她說。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