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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副主席基奥(Mick Keogh)表示,误导性的银行卡附加费收取行为已被列为2025—2026财年的监管重点,要求商家确保收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收取超过实际刷卡成本的金额,并在交易前明确告知消费者。基奥强调,若刷卡成本为1%,附加费不得高于此,否则属违法行为。 银行卡附加费是指在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的消费中附加的小额费用,通常在0.5%到1.5%之间。之所以存在附加费,是因为商家使用这些方式接受付款并不是免费的。商家接受电子交易需要支付手续费。且因为成本不同,费用也有所不同。 目前澳洲人每年因使用银行卡付款而支付的附加费高达近10亿澳元。ACCC已启动教育行动,协助中小企业合规,商家需根据合同核算成本,合理定价, 并警告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客户流失。 澳储银正就“零售支付规范——商户刷卡成本与附加费”进行最终审查。 联邦政府拟于2026年1月1日起在全澳取消借记卡刷卡附加费,具体将依据审查结果推进。
“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物。”继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罕见地与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等一众中国科企巨头们举行座谈,高调表达了对民营经济和科技行业的明确支持后,2月24日中国媒体报道,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中新增了这一规定,希望从法律上给予民营企业进一步的支持。 自去年秋季以来,北京密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和信号。这究竟是包括中国科技巨头在内的民营企业的春天,还是权力的一次回摆而已? 本文将为您揭示习近平科技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的施政规律,并带你回顾在中国科技企业在此轮“握手言和”之前的那场长达四年、震动全球市场的监管风暴。四年前,中国政府的一纸公告就让这些企业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业务版图被强行缩减,甚至被迫退出海外资本市场。 从整顿到支持,中国科技政策为何急剧回摆? 2020年11月,马云曾经创办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融资规模预计高达370亿美元,为当时全球最高纪录。然而,就在上市前几日,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蚂蚁集团IPO,这被广泛视为北京整顿科技企业的第一枪。随后,政府掀起了一场历时近三年的监管风暴。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政策像一个钟摆,在严厉监管与温和扶持之间剧烈摇摆。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对彭博社表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逆风的背景下,北京正在重新定位民营企业,将其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他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监管收紧即将结束,但马云的回归“标志着监管调整正式画上句号”。 目前,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在政府刺激措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被寄予厚望,成为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力量。彭博社报道称,DeepSeek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突破,直接引发了中国境内外股市1.3万亿美元的上涨,而这一切是在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 习近平选择此刻与科技企业家会面,被认为是希望抓住这一势头,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自中国房地产业深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对习近平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这次座谈会不仅仅是向国内企业传递信号,也被外界解读为向华尔街及国际市场释放稳定政策预期的信号。 “习近平正在向特朗普释放信号:你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但我在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领军团队,”美商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陈澍(George Chen)对彭博社表示。他指出,上个月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硅谷科技界大佬纷纷到场,而习近平的这次高调会晤,看上去像是北京作出的一个对等回应。 不同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座谈会时,刻意将科技企业家以背影呈现,而媒体摄像机的焦点则牢牢锁定在习近平身上,似乎是反映中国政府依然牢牢掌控着民营经济的话语权。 习近平对科技民企的讯息 尽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既支持公有制经济,也支持私营经济)和“三个没有变”,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给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但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支持仍然有明确的前提:科技企业必须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必须“胸怀报国志”,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商业领域的领导权,呼吁民营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2020年以来的科技监管风暴 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抨击了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他称监管系统扼杀了创新,称银行业依旧是“当铺思想”。他发言的当天离他旗下蚂蚁集团“史上最大IPO”不到几天时间,此上市案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匿名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投资人的消息报道称,正是这次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导致上市计划夭折。 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监管风暴序幕拉开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通告暂停蚂蚁集团上市,该集团原计划于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此之前,中国监管机构约谈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集团高管,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蚂蚁控股股东马云。 2020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包括腾讯、美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在内的27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被要求纠正垄断、不公平竞争和假冒伪劣问题。 2020年12月2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其他购物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做法涉嫌垄断行为而立案调查。 2021年:中国“反垄断”元年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其“二选一”做法被认定为垄断行为,收到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罚单,占其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据《南华早报》报道,市场监管总局随后召集包括阿里、腾讯和美团在内的34家科技公司,要求它们从阿里巴巴案中汲取教训。 2021年5月:猿辅导、作业帮因虚假宣传被罚250万元人民币。 2021年6月:美团因外卖员待遇问题遭反垄断调查。 2021年7月:市场监管部门开始追溯调查科技企业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并购交易,并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开出罚单。阿里、腾讯和滴滴等22家公司被处以每笔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天后,被网信办以“数据安全违规”为由下架。随后,看准网、满帮集团等公司亦遭调查。 2021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数据安全法》,强化对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 2021年7月:中国网信办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接受安全审查。 2021年7月:中国工信部责令25家企业整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2021年7月:国务院发布“双减”政策,教育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禁止营利性校外补习,导致新东方、好未来等企业股价暴跌。 2021年8月:受“双减”政策影响,美国语言学习应用Duolingo在中国下架。 2021年8月:限制未成年人每周仅能玩三小时网络游戏。《经济参考报》批评网络游戏为“精神鸦片”,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证券时报》建议取消游戏行业的税收优惠。 2021年8月:中国证监会计划禁止数据密集型科技企业赴美上市。 2021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整顿在线保险行业。 2021年10月: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亿元人民币。 2021年12月:监管风暴逐步降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数字经济,监管口径有所放松。 2022年: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首次承认大型科技公司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其发展。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科技企业高管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和上市,提振市场信心。 2022年7月:网信办对滴滴处以80亿元人民币罚款,结束对滴滴长达一年多的数据安全调查。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次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3年: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1月:滴滴宣布获得网信办批准,恢复新用户注册。蚂蚁集团等14家平台公司宣布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基本完成业务整改”。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叫停两年半后,收到71亿元人民币的罚单,被行业专家视为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召集腾讯、阿里、美团等企业座谈,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整顿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超乎预期的冲击。张湖月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科技企业受到的最大惩罚往往不是罚款,而是市场情绪的崩溃。例如,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仅在官网发布了一条短短的公告,称正在调查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结果阿里巴巴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1000亿美元,比最终罚款的282亿元要严重得多。
我们无法预言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偶然。而且,这种偶然往往会改变世界。 砸了几万亿、倾尽资源想要扭转“卡脖子”的情况,但几年以来,国企没有搞出DeepSeek这样的怪兽,反而是一个“玩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弄出来了。 讲了一万遍的道理,就是没有人听: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于不要总是监管,而是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企业们去“瞎捣鼓”。 但总是在迷信“指挥棒”,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当然也有作用,但仅限于发展初期摆脱贫困、追赶别国的科技这类事情。想要真正搞出点“硬货”,就必须得放手让私营企业去搞。 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来是悲观的:进入2025年,当央行和财政部的大放水边际效应递减,当各项经济数据继续冰冷,我们以为,经济还是会继续趴在那儿。 没有人知道解方在哪里。世上再伟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个小公司弄出来的算法,直接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科技产业的评估。 尽管我并不觉得DeepSeek能改变所谓国运,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带来的剧烈“鲇鱼效应”。 网络图片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强劲反弹并非炒作DeepSeek这个单一产品,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底重估。 DeepSeek作为单一的大语言模型,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一个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们所看到的改变,并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国制造业这个“水池”中游动起来的样子。 中国制造业的确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齐全的产业链、庞大的集群效应。但在DeepSeek之前,它们都只是“一汪死水”,因为它们无法导向未来——万物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所连接的那个高端制造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软件和算法去连接制造业产品,中国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厂”;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厂”才有了自己变成“万物互联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义,也戳破了之前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谎言——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传来好消息,但不是马云的现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财报。在财报当中,投资者们注重的并非它的传统业务利润,而是云计算业务,在未来的想象力。 这个云计算业务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来三倍利润空间可能会变成三十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概股还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头地暴涨。 从未来三年之后回望现在,阿里巴巴当下的股价可能就是当年英伟达起飞之前的那个黄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国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涨的内在逻辑。 但问题也潜藏在其中。因为,这仅仅是科技股的大涨,而不是整个股市的大涨,更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彻底好转。 现在距离真正的经济复苏,还差得太远。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复苏亚开行惠誉调升今年预测_大公网 所以全球投资者看好的并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仅仅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那么,中国科技产业能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因为必须要匹配对应的“软实力”。 历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动发展的国家很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没有相应的“软实力”,科技革命也没用。 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的经济史作为一个例证。西班牙一直都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完整地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加泰罗尼亚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 然并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两三百年,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者们只干一件事: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腐朽堕落,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网络图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这么辛苦,然而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就开始浪费作为初代全球霸主的国运——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僵化,始终未能在思想意识上引领全世界。 英国为何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只是器物,关键还是在于英国人的逻辑、理性、法治、权力监督。 在亚当斯密说出“人生而自由”的时候,英国已经领先西班牙了。 在英国走向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时候,西班牙还沉浸在传统天主教、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国实现宪政和权力监督已经两百多年的时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摆脱弗朗哥独裁。 于是,高下立判。 要说发展条件,西班牙哪样比英国弱了?地理大发现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国的大量领土都是原来西班牙的领地。 但西班牙受制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断拥有着硬件上优越条件的同时,却在“软件”上持续发展滞后,不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欧洲落后的国家。 网络图片 所幸从1980年代以后,西班牙整个国家又开始充满活力,经历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了2000年代终于成为欧洲中流的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社会观念和健康的政治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每年,西班牙国王都会在新年讲话中这么说: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与社会共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持久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 因为放在宏观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必须要给予社会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让产业革命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那种“一边管得很严很死、一边还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当年占尽天时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繁华。 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它拥有一个ChatGPT,而是因为它拥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福特、IBM、苹果、OpenAI…… 相反,苏联虽然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较劲了二十年,甚至还在发射卫星方面赢了美国,但僵化的经济体制很快就让它败下阵来。 DeepSeek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启示,那就是,创新必然来源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非统一的指挥;要想让创新持久地发挥出推动经济的作用,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健康化,不断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产生共振,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中国当前对于证券业的监管,造成包含IPO在内的业务执行困难,连带影响整体营收。据统计,今年前3季整体净收入约人民币217亿元,年减38%。约8成业者的净收入较去年同期衰退。 据第一财经报导,主要的券商、投行第3季的财报大致都已经发布,证券业整体业绩整体呈现颓势,龙头券商也难逃下滑命运,今年前3季,中信建投的净收入年减幅超过6成,海通证券、中信证券该年减幅分别在5成、4成左右。 报导引述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有可比数据的43家上市券商总,业务净收入总计约人民币217亿元,年减38%。约8成的上市券商、投行的业务净收入较去年同期衰退。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3季,仅9家上市券商、投行的净收入呈现正成长,多为中小型券商。 数据显示,相较于今年上半年,第3季在政策松绑的情形下,虽然业绩较去年同期的水准仍有差距,但比起前两季的“寒冬”,已明显回暖。 据统计,43家上市券商中,约6成的第3季净收入较第2季增加,约20家券商收入增幅在2成以上,其中更有5家的增幅超过100%。 报导另提到,今年下半年开始三大交易所重启受理IPO,打破了上半年沪深两市IPO“零受理”的情况,此举对于券商投行的业绩也有帮助,约有6成券商的相关业务收入明显成长,其中更有两家大涨200%。 所谓IPO是指“首次公开发行”或“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的缩写,IPO是指公司第一次从私人公司,变成上市公司,上市(或上柜)公司,大多数股份也依然在少数人手中,但有一部份的公司股票在公开市场上可以被一般投资人买到。
传8月以来中国至少有3位来自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被当局留置。中共正对国内8,700名投资银行家加大监管力度,包括要求上交护照,且所有出行计划必须申请许可,辞职也必须获得批准。 彭博9月12日引述消息指,中共正加大对投资银行家的监管力度,让整个行业感到阵阵寒意。8月以来,至少有3位来自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被当局留置,其中一位外逃的前海通证券投银业务主管约两周前在境外被捕,被遣返回国。 近来,海通证券和其他国资券商在遵从中共监管机构私下给出的指引下,要求许多投资银行家上交护照,不论公务或私人行程,均须事先申请许可。有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审查首次公开招股(IPO)和其它融资活动,银行家可能随时被传唤问话。 知情人称,券商已收紧对海外行程的批准,并向员工表示辞职也必须获批。一位知情人士称,获准出差的员工须与一位同事同行,且不在预先批准的行程将受到限制。 报导指,国企高管与中共党委干部须上交护照,一直为人所知,但像海通证券与其他券商如此要求较低级别员工也必须上交护照的情况并不多见。 对于有投资银行家遭到留置,监管部门发起调查,报导说,这让人忧心中国1.7万亿美元的券商行业与国内资本市场活动的未来。此前,国有金融机构已将高级别员工的年薪上限定为290万元人民币,而中金公司近期也将境内银行家的基本工资削减多达25%。 截至9月初,中国147家证券公司共有8,700馀名投资银行家,其中许多人从事包括IPO与后续发行在内的资本市场活动。
食用油的运送,和煤制油、塑化剂、废机油等工业废水的运送,本该是绝对泾渭分明的两条运送路线,没想到一直以来却被极为天才地合二为一,如果不是新京报的报道,还不知道这一“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会被隐瞒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行为,究竟持续多久、覆盖多广、已造成的大众健康损害多深,目前依旧没有得到回答。唯一感觉到的,是从喉咙深处泛上来的那股刺鼻恶臭,回忆中无数吃进肚子的美食,此刻都被蒙上漆黑的问号。 而在浏览相关新闻评论时,能注意到一个相当显眼的现象——不少人在庆幸自己一直以来都吃什么样的油,所以躲过一劫,以及另一群人四处询问现在应该吃什么样的油,才能躲过一劫。 以上行为,尽管模糊了行业监管、污染作恶的重点,但当然不值得任何谴责。只是很有趣。这样一种“躲过”心理,几乎在一切负面新闻下都能看见。 还好我没有餐馆吃饭,所以我躲过了地沟油,还好我没有乱接电话,所以我躲过了电信诈骗,还好我没有穿错衣服,所以我躲过了骚扰暴打,还好我没有贪心投资,所以我躲过了金融暴雷…… 这些心态,从不指向现象的荒谬,而是指向极为饱满的“求生智慧”。但,为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躲过”?有没有可能,总有一天我们“躲不过”? 有没有可能,这种“躲过”心理,就是我们要一直学习怎么“躲过”的原因? 这样一种本能的合理又诡异的心理机制,深深扎根于你我的文化共识——默认环境的糟糕,不觉得能改变也不打算去改变,只专心从中钻研出“聪明人”的求生之道,等到“蠢人”遭遇不幸时,便叉腰庆幸,觉得自己多明智,多成熟,多远见。 司机们,谁也不想当改变行业惯性,得罪管理者的蠢人,所以机智又聪明地,运完煤油运食用油,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最多自家做饭改用猪油,觉得信人不如信猪。 记者们,谁也不想当揭露恶心真相,顶压力发稿的蠢人,所以老道又懂事地,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于是大家和和气气,鸟语花香,最多午夜梦回当初新闻理想,叹一口浊气。 大家都想做“聪明人”,都想躲过那刺鼻流泪的真相,都想躲过被人骂笨蛋的境遇,都想躲过“枪打出头鸟”的命运,但最后呢?我们就这样互相制造出彼此的不知情,在文化无意识的交换行为里,假装一切无恙。 这一次,油罐车混用混载,我们知道了,我们面对了,我们没有太多人去做笑话蠢货的“聪明人”。 是因为食用油所涵盖潜在食用者的巨大面积。 是因为油罐车的易于监督。 是因为新京报。 但下一次呢? 我们终将在集体的躲避中,遇见彼此带来的避无可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