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送汉森玩具推土机：“你给了我们国家希望”
2026 年 6 月 23 日
日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X发文表示，黄历新年前他多次收到来自中国的爆料，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关系密切的贾庆林及其家族正被调查。不过，目前他对这个爆料的真假还持保留态度。 蔡慎坤以往有关中共高官的爆料，有不少在后来得到证实，比如海关总署署长俞建华自杀，以及共军军委苗华落马，他都提前获悉。但对于贾庆林被查的消息，他表示仍在了解中。原因是，贾家与习的关系密切，贾是曾经的福建王，习的恩师，习甚至认为贾是自己在地方仕途升任的关键人物。 习在福建时，从副厅级升任为正厅级，甚至后来升到副部级，进入福建常委，与当时主政福建的贾庆林不无关系。习曾公开表示，除王兆国外，另一个对他仕途有恩者就是贾庆林。因此，虽然贾家富可敌国，习近平不会轻易查他。 蔡慎坤分析，一般来说，中南海退休高官再腐败，习都不太会去动那些提拔过他的人。习过去十多年的打虎证明，他对高层的反腐主要是针对不同派系，特别是政治上不可靠、对习不忠诚甚至构成威胁的群体，像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甚至他在二十大将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架出会场，都是因为习派不喜欢团派。但对于曾庆红家族、江泽民家族等，习近平却一根毫毛未动。习对红二代以及支持他上位的人，几乎都网开一面，默认了他们在位时掠夺的财产。 不过，蔡慎坤也说，有两种情况可能使习动贾庆林。一是习忘恩负义，迫于元老们和现政敌的压力；二是贾庆林妄议中央，与反习派勾兑，影响了习的政权安危。 公开资料显示，贾庆林于1985年调任福建，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90年升任省长，1993年成为省委书记，直至1996年离开福建，前后在福建主政长达11年。 贾庆林主政福建的11年，帮助习近平完成了从副地市级到省委专职副书记的跳跃，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反习派查贾庆林家族？ 究竟是谁对贾庆林展开调查？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贾庆林是习近平的恩人，因此不存在习近平调查他的可能性。如果是中纪委调查，考虑到中纪委目前由习近平亲信李希掌控，调查贾庆林的可能性只能是习近平的对立面。习近平的对立面包括其他政治老人、红二代太子党，或是以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为代表的军方实权派。 陈破空表示，如果贾庆林真的被调查，这将是中共政治内部混乱的表现，也是中共政坛的一场地震。毕竟，贾庆林曾是政治局常委级别，中共迄今唯一被罢免的常委是周永康。 是否会有第二个政治局常委被拉下马？陈破空认为，如果真的对贾庆林或其家族采取行动，唯一的可能性是反习派的操作，这意味著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他认为，这可能是四中全会前各方权力斗争的其中一幕。 贾庆林腐败传闻已久 有关贾庆林卷入腐败案，多年前即有各种传闻，甚至有媒体报导他一度被坐牢。最早的传闻是，贾涉入赖昌星的远华案。 当时该案爆发后，台媒中央通讯社报导，赖昌星表示贾庆林在福建省任一把手时，收过他送的礼物。不过，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到北京辖区考察时，公开表达支持贾庆林。同时，贾妻林幼芳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否认贾与这个走私案有关，称不认识赖，也否认其与贾庆林离婚的传闻。 不过，媒体认为林幼芳在公开撒谎，因为赖昌星的远华集团大量从事或合法或非法的进出口业务，不可能与福建省主管外贸的机构没有来往，而当年林幼芳正是福建省外贸局党委书记。 对于林幼芳的言论，赖昌星表示无奈，“她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曾帮她与一个姓庄的合作伙伴担保一个生意，包括厦门的一块地，当时林幼芳还很感谢我。” 2002年，贾庆林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英国广播公司报导贾庆林的简历时，称他的妻子涉及一宗贪腐传闻，但贾庆林当时受到江泽民保护。分析人士认为，贾庆林是江泽民的利益代言人。 2014年4月，港媒《苹果日报》报导，一名从彭博社被迫离职的新闻编辑爆料，贾庆林绝非廉洁之辈，称贾庆林家族持有中国商人王健林的万达集团股份。 另有多方消息称，贾家有很多白手套，包括著名房地产大咖、世纪金源老板黄如论等。
当年的习近平在被公布出来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幕后原因居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等人“挽救”的结果。临时决定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缩小，才令习近平和比他得票数高两票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一同“当选“。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在刚刚公布出来的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一，习近平感觉倍受侮辱，在与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期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说起来，当年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参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经对他颇有青睐。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专程前往探视了退位后一直在深圳和珠海两地休养的习仲勋，习近平被要求从福州飞往深圳陪同父亲接受总书记探望。 这次陪同父亲面见总书记的六个月后，中组部通知福建省委，决定调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赵学敏接替习近平的福州市委书记职务，任命习近平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专职）。自此，时年四十二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正省部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并因此而被安排进入了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中央建议名单”。 一般来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对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额都是中央委员两名，具体人选当然是在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央候补委员一至两人，具体人选首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其次是从年龄角度有培养前途的在任副省级干部。而当时出现在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里，福建一个省就占了三名，除了习近平，还有已经在十四大上担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以及美岭企业（美岭集团）董事长，村支书苏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邓小平刚刚在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介绍过当年邓小平尸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顾委委员、常委便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犹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华事件无疑是当年整个中国经贸领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样，在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为正部级单位。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那幺依此类推，邓小平的长女喜欢书画，中共政权是否就应该设立一个正部级的书画管理机构，陈云的妻子是“中国营养学机构的创始人”，那幺中国营养学管理和研究机构是否也应该是一个正部级单位？ 当时的江泽民显然是想用提升邓朴方的政治待遇来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当时的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敢为，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当时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 而在逐个整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令他江泽民忍无忍的邓家众子女的同时，江泽民也要对邓家子女进行政治分化，特别是对共产党政权还多少有几份感情的邓朴方是江泽民当时的重点拉拢对象，具体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邓朴方当选中央委员。但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十五召开时，邓小平已经去世，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各自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在大会提供给党代表的所谓建议名单上，都会对所有建议人选进行详细的介绍．而对邓朴方的介绍材料中，当然不会提他当年主办康华公司，开创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经历，但却对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正部级单位特别强调，自然引起了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给各代表团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央建议名单一共是二百人，说明是要从中差额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交给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等额）落选的七人包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汝信，时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王雪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以及邓朴方。 他们当中的汝信因为年龄偏大，所以没有被放进中央候补委员预选人名单，而进入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邓朴方、袁伟民、王雪冰、刘延东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依然得数甚低。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说法，意思是虽然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差额选举，但具体差额下去几个，则是在各代表团预选结果的选票统计出来之后，再临时由“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差额到谁”。 而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认为也应该“挽救”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自然都会随声附和，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选人名单基础上差额掉得票比习近平还少的三个倒霉蛋。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 在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于是否是因为受到邓朴方的政治牵连，笔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尽然。 我们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从一九八七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开始的，当时产生的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萧秧，十五届是习近平，十六届是江泽民保镖出身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十七届是江泽民大秘出身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十八届是李鹏儿子李小鹏。都是被党代表们不待见的人物。 再具体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从得票数倒数第六至倒数第一，依序为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袁伟民、邓朴方 习近平。 “太子党”占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党代表们至少有一部分对以邓朴方为代表，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绪是肯定的。 这其中的袁伟民需要特别介绍两句。此人本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员预选中未能过关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此前的中国女排刚刚输了球。不过，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补委员的五年之后，他还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中已经介绍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福建一省就进去了三个，与得票数最少的习近平形成显然对比的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的得票数排在前五，而苏新添虽然因为被党代表们联想起当年的陈永贵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选票，但其得票数也还是比习近平高出不少。那么这比较之后，是否能够证明当时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团中，也有不少人是把习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过呢，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马云的“丧权失蚁“也许还意味着贾庆林等家族在蚂蚁集团里的股权利益被顺势合法化。当年曾经对习近平上位护驾有功的福建“老领导”们哪个都不会成为习近平打虎反腐的标靶。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曾经在“团派”中获得的重要支持者》中介绍了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当年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转任浙江省长，继而又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曾在回忆自己在福建政坛的“成长经历”时先后提到过王兆国、贾庆林和贺国强三位“老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而在他习近平之前先后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日后陆续成为中央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者，除了习近平的上述三位“老领导”，更早的就是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的曾经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和首届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张鼎丞，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以及曾经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韩先楚。此三人日后都官至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中的张鼎丞更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结束了自己福建省党政一把手的五年任期后就升为副国级，成为中共政权的首任最高检察长。 如此说来，到曾经在福建省有过三年时间的省长任职经历的习近平为止，中共建政之后的历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里，已经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从习近平往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伴随着习近平的高升，又陆续出了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 当初接替习近平福建省长职务，日后又在此基础上晋升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从二零零三年三月开始，连任十二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开始接替当时转任河南的卢展工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孙春兰，在福建省任职三年后，从二零一二年十月开始，连任中共十八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至今还继续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接替孙春兰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尤权，二零一七年十月进入十九届中央书记处，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二零二零年底从四川省长位置上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尹力，只有不足两年省委书记任资历即升任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而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大概率会成为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年尤权从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位置上被空降福建省委书记时，为他送行的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部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一位当时在场现已退休在美国陪伴子女的前国务院办公厅干部回忆，欢送会上一位时任国务院办公厅局长当面向尤权献媚说：福建委和省府是孕育中央领导的地方，相信尤权秘书长福建省委任满一届便能够回任国务院，在党的十九大上进政治局。 现如今，接替尹力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周祖冀生于一九六五年，是目前整个中共政坛里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几乎可以肯定是习近平重点培养的下届党国领导人选之一。 总的算下来，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历任党、政一把手中，已经陆续出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共十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除了爬到了权力顶峰的习近平，还有两个日后又从副国级爬升至了正国级，他们就是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回顾当年，在讨论谁最适合成为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的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贾庆林是当届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王兆国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贺国强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他们三人当时都为习近平的出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完了王兆国。这里再说贾庆林。话题正好可以从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马云“丧权失蚁“说起。”蚁“是指马云一手创立的蚂蚁集团。 今年一月七日，，马云创立的蚂蚁集团宣布，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马云在内的十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这将导致马云所持投票表决权从53.46%大幅降低为6.208%，马云也将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这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两年前，也就是二零二一年二月由华尔街日报最先揭露出来的贾庆林及江泽民家族与蚂蚁集团的秘密关系。大致内容是说二零零零年年底中共当局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其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以及中共党魁江泽民孙子江志成也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之一。 报道中说，在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中，以博裕资本最瞩目，该公司由“中共太子党”之一、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办，与马云交情非浅。 另一名蚂蚁秘密投资者是与“江派”有密切关系的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李伯潭通过其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资、西藏鸿德世纪投资、福清麟生三号投资、上海众付，最后成为了蚂蚁的隐藏股东……。 如上外界报道内容被有“国师”之称的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李稻葵在公开演讲中证实。去年六月，《联合早报》发表报道说，李稻葵透过视讯出席了大华私人银行投资论坛，谈及蚂蚁集团等中国互联网监管问题，透露蚂蚁IPO之所以被叫停，是因为上市前夕，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及亲属被发现涉入其中，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真的吓到最高层领导。不过，现在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归零”，高层的担忧也打消了。 那么此前的马云无疑是深知江泽民和贾庆林在习近平那里的份量，而他利用蚂蚁金服笼络江泽民和贾庆林家族成员的目的，也就是李稻葵所说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无非是从希望政府放松监管的角度，以顺利实现他们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现如今，外界舆论把关注焦点只留在了马云一人身上，却忘记了如此“整改”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江泽民家族和贾庆林家族。其实，这似乎意味着顺势承认了江泽民和贾庆林等红色家族在蚂蚁集团的股权利益的合理、合法化。 其实，贾庆林“家族腐败”的传闻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开始，他的“反腐打虎”运动至今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早在七、八年前，还是王歧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即有一篇标题为《 “巨虎”贾庆林列入习近平打贪名单》的港媒报道，曾被广为转载。 再往前追溯，大概是二零一四年七月前后，当时有无数家海外中文媒体都援引了中国享房网总裁程凌虚在微博发布的一则有鼻子有眼的消息，说是习近平当局于七月四日凌晨动用三十八军的五百多人，秘密逮捕贾庆林，并将其异地关押在呼和浩特的一所监狱……。 这则“新闻”当时被海外中文媒体竞相转载之后，中共官媒即借宣传习近平如何一如继往，无比重视“扶贫”工作的题目，回顾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专访时透露的内容：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当时的中共官媒如此刻意渲染，明显是在对外“辟谣”，用宣传习近平为贾庆林张目，但却没有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习近平与贾庆林的上下级关系早已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了。当时两人是前后脚从内地调进福建。贾庆林被调进福建的背景是，他本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任职于当年的国务院一机部办公厅期间，就被时任一机部副部长项南看中，五十年代长期担任团省委负责人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项南对贾庆林“文革“前担任过数年时间八机部团委负责人的经历很感兴趣，将他从一机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技术员直接提拔成该部的产品管理局负责人，使当时才三十一岁的贾庆林成为该部最年轻的司局级领导人。 一九八五年年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乔石向项南征求对两个福建干部的意见，一个是当时项南的副手，拟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另一个是拟在同一个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刚刚才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常委的陈明义。问到项南对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的整体建设想法时，项南提出需要多几个外派干部进福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乔石问到有没有具体人选时，项南推举了时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贾庆林。 于是，就在习近平抵达福建的一个多月后，贾庆林被中组部一纸调令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又兼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这就是习近平回忆的贾庆林推举他出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背景。到宁德前的习近平是副地市级，被贾庆林安排为宁德地委书记等于是官升一级。 贾庆林在福建任职时间是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一直与习近平私交甚厚，还曾借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深圳和珠海“参观学习”时，率领全团成员专程到府上拜见习仲勋。此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看望习仲勋时对他说的那句“你培养了好儿女”，就是听了贾庆林对习近平的褒奖之后，向习仲勋说的。 正如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习近平从一九九零年就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但就是因为陈光毅的原因，身为省会城市一把手的习近平居然一直未被安排为省委常委，政治级别仍然停留在正厅局级将近三年时间。直到这个陈光毅的省委书记职务被江泽民安排的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才步入了快车道。 贾庆林在位福建省期间，习近平中共政坛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三步，，一是从副地市级升任正地市级，二是进入福建省的省委常委会，官至副省级；三是进一步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也就是省委第三把手，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都是当时的贾庆林力推的结果。 网上的一篇标题为《习近平上位的护官符》的文章这样写道：习由于在东南沿海大省和上海任职，被江派视为圈内人，被曾庆红推荐入常。习近平的另一个资源是他在十六届政治局中的人脉。贾庆林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习近平在福建时的省长王兆国时任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另一位福建省长贺国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习近平在浙江的曾经上司张德江也在政治局……。他们有与习近平及习父辈的双层关系，自然乐于拥习上位，积极附和曾庆红的动议。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贺国强等拥习上位，也是一种利益交换，换得自己的利益长久维持，全身而退，子孙富康。果然习登基后反贪，只打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异己，但对有拥立之功的几个最大贪官们都丝毫无损。 如上内容大致准确，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当年“被曾庆红推荐入常”的时间，应该是在从浙江调任上海之前，调他去上海的目的明显就是给他习近平入常并成为党总书记备胎搭建政治跳板。 回顾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那天，习近平在福建的“老领导”之一，时任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引领着习近平走上了上海市党政干部大会的主席台。 贺国强在代表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夸赞近平政治上强，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并特别强调安排习近平入主上海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当年的一句“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被指是泄露了习近平已经是内定“储君”的秘密。而如今的中共败象及中国惨状，就是贺国强口中的习近平的“宏观决策能力”及“组织领导和驾驭能力”的真实体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几日，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面积虽然不断扩大，但周一（5月2日）发现封控区之外再次出现数十例新的感染病例给上海“清零”希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北京疫情控制在持续收紧，昔日热闹的五一长假显得萧条肃杀。 中国最新的疫情数据显示，周一全国本土新增病例846例，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727例）。本土新增无症状病例6895例，上海占有6606例。最令上海当局不安的是在封控区之外，又发现了58例确诊感染病例，让人们看到了地方当局宣称的“社会面清零”的抗疫成效的说法存在着纰漏。 上海的野蛮封控激怒了2500万上海居民。为了缓和社会情绪，上海当局把上海各区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控区，并对不同区实施严厉程度不同的管理。 封控区大致还保持过去封城时的严格管控，“足不出户、服务上门”，防止人员外出流动。管控区和防范区的管理则有所放松，居民可以到小区院子里活动，或者到指定商店购买日用品。官方称之为“人不出小区，错峰取物”，和“有序开放，有限流动”。 路透社的报道说，上海当局对封控区以外发现的这58例新病例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但上海居民对此却非常关注。 报道引用微博的一条评论说，“他们早些时候不是宣布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吗？” 上海民众近日在社媒体上热传中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谐音“假清零”）的名字，以此来讥讽上海当局正在进行的所谓“清零”的文字游戏。 但也有一些人从新的数据上看到一点希望。官方称，周日新增死亡人数为32例，比前一天的38例减少了6例。本土感染数字也较前一日有所减少。一些微博用户表示，希望5月份疫情出现好转。 路透社的报道说，感染病例虽然有所减少，但人们在周一看到上海居民区设立的路障却有所增加。政府表示，被列入优先复产的企业的工人所居住的宿舍楼只要连续七天没有发现新的感染病例就可以申请回厂上班的许可。 武汉封城使得中国在2020年夏季就实现了对疫情的基本控制，这大大增强了习近平对封城的信心。此后任何城市，无论大小，只要发生疫情，都必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实行封城。 但传染性更加强烈的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使上海封城遭遇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严厉，甚至野蛮的封控措施不但没有遏制住病毒的扩散，反而引起市民们的强烈愤怒。为了尽快缓解舆论的压力，上海当局只好在中央的配合下把数以百万计的疫区居民疏散至其它省区进行特殊管理。这才换来了上海部分区的“社会清零”。 民众的反抗似乎对中共高层有所触动。近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委会议不仅提出要控制住疫情，同时也强调要稳住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政治局立场的变化显然是对习近平的“一封到底”的抗疫政策的修正。 据法新社报道，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往年在这个时候，人们都利用五一长假外出旅游。但今年，首都北京却没有几个人还有那样的心情和能力。 周日，北京的交通停顿，餐馆冷清，昔日节日的喧闹被疫情肃杀的气氛所取代。 北京在此轮疫情中共发现了300多个感染病例。北京当局周六宣布从周日至5月4日，全市餐饮业关闭，以阻断感染渠道。餐馆的生意只剩下外卖一项。 一名姓安的餐馆雇员对法新社说，这肯定要影响到餐馆的生意。“我们的外卖收入盈利也会减少，销量会更低。” 天坛是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往年这里游人摩肩擦踵，熙熙攘攘。但这个周日，那里显得非常萧条，稀稀拉拉的人们都带着口罩，各自进行自拍，相互毫无妨碍。 即便是商业中心王府井也看不到几个人。一个餐馆招待对法新社说，“正常时期，我们一天营业额可以达到一万元，但现在只有一千到两千元。”
